西泠印社理事宋濤先生的書法篆刻作品，從總體上可概括為粗俗、幼稚。西泠印社美術(shù)館收藏這樣的作品，就意味著對粗俗和幼稚的高度認可。
面對宋濤粗俗、幼稚的拙劣之作，在西泠印社美術(shù)館“官宣”的語境中，竟然虛假吹捧為，“線條纏綿如古藤繞樹，水墨菁華如蛟龍出水，奇則倜儻，看似無法勝有法”。憑此一點，不難印證當下西泠印社的“胡來”，“坦然”而隨性，不需要一絲絲兒顧及臉面的掩飾了。
確切評價，若按照我們對西泠印社既有專業(yè)水準常識的認知，宋濤連成為西泠印社普通社員的資格都不具備，那么，他又是通過何種“渠道”榮任為西泠印社理事的呢？這個問題其實不難解答，凡圈內(nèi)人，人人皆心知肚明也。要做到“心知肚明”，才能混跡于這“天下第一名社”，這還能稱之為“天下第一名社”嗎？
說白了，當代的“西泠印社中人”，不過是借著西泠先賢留下的這份兒基業(yè)大吃“老本”。我不敢說，當代的“西泠印社中人”全是“不肖子孫”，但西泠先賢曾有的精神，的確沒有在當代“西泠印社中人”的手中發(fā)揚光大。我想追問一句話，當代每一位“西泠印社中人”，可曾為此生出過一許愧疚之意呢？！
西泠印社的“胡來”
作 者：長安居
西泠印社的肇始，就是一個文人（印人）的雅集，幾位志同道合的印友，擁有共同的理想，又意氣相投，遂各自“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乃造就了這“天下第一名社”。西泠印社在其最初，僅一松散的民間印學研究社團而已，基于沒有繁冗“行正化”的干擾，她的規(guī)模雖然不大，但專業(yè)影響力巨大，天下印人莫不以“入社”為榮。
今天的西泠印社較之舊時擴大、增容了十倍恐都不止，她有與“企業(yè)”相像的部分，西泠印社下屬開設(shè)有各色經(jīng)營、盈利的機構(gòu)；也有與“機～關(guān)”相像的部分，而今參與西泠印社日常管理的主事者，多是具有相應(yīng)“行～正”級別的“國～家～干部”，西泠印社舉辦學術(shù)活動拍照留影時，他們通常高坐C位，篆刻家們則老老實實分列兩側(cè)或站立其后；還有一種相像，就不便直言了，就此打住打住……。
不可否認，西泠印社的專業(yè)影響力不是越來越大，而是日益衰微，先放下未入社的那多實力派印人不說，他們對當下西泠印社的輕視，每每溢于言表，不加掩飾；即令入社已久的資深社員，也多有不看好印社之發(fā)展前景者。而在我的眼中，當下的西泠印社更近于一個流傳百年的文化“標本”，其本來的精魂早已滅失，今天只保留了一個物質(zhì)的“軀殼”，西湖還是西湖，孤山還是孤山，鶴廬還是鶴廬，然而其間卻物是人非，精神不在。
在近十年來，西泠印社對外宣傳的口號，號為“學術(shù)立社”，其“學術(shù)立社”的內(nèi)容似又主要包含了兩方面，一是“重振金石學”，二是“’大印學’觀念的思想構(gòu)造”。
在“大印學”研究的統(tǒng)攝下，馬衡先生竟成為“中國金石學開山”。這種說法，恐怕只能見于西泠印社的范圍。這已非治學態(tài)度是否嚴謹?shù)膯栴}了，而是對基本學術(shù)常識的罔顧。馬衡先生非為“中國金石學開山”，而是中國金石學之“殿軍”或“最后”，把“殿軍”說成“開山”，還不搞笑嗎？
先說前者，“金石”研究盛于宋，中衰于元、明，復興于清，清代乾嘉年間的史學家王鳴盛等，是正式提出“金石之學”名稱的學人，王鳴盛認為古代的金石銘文資料，既可補充史書記載之缺，又可糾正歷史記載之訛，正是“史有所漏，賴碑得見”。近世以降，隨著西方學術(shù)的傳入，傳統(tǒng)金石學研究逐漸走向分化，研究文字的部分歸入語言文字學，研究器物的部分歸入考古學，由是傳統(tǒng)金石學被完全肢解。請問西泠印社諸大賢，一門被“肢解”的學問，依靠以篆刻創(chuàng)作家人群為主體構(gòu)成的西泠印社，就能“重振”之嗎？可見“重振金石學”的提法，猶如癡人說夢，在稍解常識者的眼里，此真一荒唐之極的笑話。
再說后者，何為“大印學”？顧名思義，既然有“大印學”，勢必有與之對應(yīng)的“小印學”，那問題就來了，“大印學”與“小印學”的區(qū)別何在？其實，印學就是印學，何來“大、小”之別，“大印學”花哨概念的提出，只在“噱頭”方面顯得“高大上”一些罷了，而其實質(zhì)則流露出當下西泠印社學風的浮夸和漂浮。
駱芃芃以這筆慘不忍睹的“江湖字跡”，躋身于“西泠百家”，西泠先賢在天之靈見此，將情何以堪。
“大印學”研究背景下誕生的文化“殘品”?！耙颉睉?yīng)作“隨”。
西泠印社“大印學”的倡導者，曾指“西泠百家題刻淄硯銘文”的活動，為“大印學”構(gòu)成體系內(nèi)的一個重要學術(shù)項目。此活動的全部作品發(fā)表于西泠印社的官方微信公眾號平臺，讀者諸君可移步欣賞。不帶一點兒偏見來評價，威名赫赫的“西泠百家”，即“大印學”的實踐者們，其藝術(shù)水平是極度平庸、低下的。茲略舉兩例可證之也，如西泠印社印社理事駱芃芃的作品，其篆書書寫技法根本沒有入門，她的篆書字跡是典型的江湖野道，難道江湖野道也是“大印學”構(gòu)成的一部分嗎？還如，西泠印社社員王敏建的篆書既屬低俗，而其又將“知者隨事而制”的“隨”誤寫為“因”，這種“文化殘品”，除了貽笑大方，還能帶來什么呢？以此足見，“大印學”之謂，實與“重振金石學”同樣荒唐可笑。
綜上所述，或能明晰，西泠印社喊出的“學術(shù)立社”之口號，正可用“華而不實、大而無當”來形容，表面功夫做得很足，內(nèi)在學理卻空乏無力，這無疑是能一眼看穿的。
讓我來評價的話，今天的西泠印社非為“學術(shù)立社”，而是以“口號”立社，西泠印社除了用“重振金石學”和“大印學”等漂亮、空洞的“口號”，在內(nèi)用為自嗨、在外用為唬人外，實實在在的印學研究、篆刻創(chuàng)作成果并沒有推出多少，西泠印社從衰微走向更衰微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矣。
近從西泠印社官方媒體介紹知，“西泠印社自創(chuàng)社伊始，即對各類文物遺存博采兼收，以資考古。歷經(jīng)百余年，社藏集腋成裘，其中社員自愿捐贈、社團定向購藏以及社會有識之士的無償捐獻，是印社藏品的三大主要來源……為此，自2019年6月起特辟 ’愛社如家”’專欄，定期展示海內(nèi)外同道通過各類活動、展覽向印社捐贈的作品和藏品，以志高誼，并申景仰”。
放下宋濤書法的惡俗不說，他筆下的“屈指行程二萬”，已成“屈指行程程萬”了，這種帶有硬傷的作品還能“收藏”嗎？
西泠印社社員向西泠印社捐贈作品或藏品等，第一要義首在“夠格”，特別是健在西泠印社社員以個人創(chuàng)作的書畫印作品作為捐贈對象，以示其“愛社如家”之心時，西泠印社官方對捐贈作品尤要嚴格把關(guān)，決不能“逢捐必藏”。蓋時下之西泠印社社員群體中，不學無術(shù)，名實不符者多見，對于這類人群的這類作品，若不加把關(guān)、鑒別，盡皆入藏，所起到的作用，將不是“愛社”，而是“毀社”。不客氣地講，自2020年起，多位西泠印社社員以個人創(chuàng)作作品，進行的幾次大規(guī)模捐贈，其捐贈作品均難當“夠格”二字。因而，西泠印社、西泠印社美術(shù)館等日后對社員以個人創(chuàng)作作品捐贈者，務(wù)必要采取嚴肅、審慎的態(tài)度了，否則必然是自毀招牌、自我降格?。?br>
宋濤的篆刻作品水準一如初學，西泠印社美術(shù)館的館藏對象，是專門面向初學者的作品嗎？
9月19日，由西泠印社集團主辦，西泠印社美術(shù)館承辦的“西泠清芬———西泠印社理事宋濤捐贈作品展”在西泠印社美術(shù)館又拉開了帷幕。身為西泠印社理事的宋濤先生，本次向西泠印社美術(shù)館共捐贈了372.5平方尺的個人書法作品及10方個人篆刻作品。我很難想象，惡俗之氛繚繞若此的書法篆刻作品，能被西泠印社美術(shù)館收藏且以大型展覽的形式對外廣泛推介，這種行為最后所達到的目的，究竟是“愛社”呢？還是“毀社”呢？平心而論，宋濤先生的愛社之心可嘉，但其作品實在不堪入目，這在客觀上使得西泠印社的學術(shù)聲譽嚴重受損，同時也使得西泠印社所主的“學術(shù)立社”之語蒙羞。
對宋濤先生其人，我沒有了解，可是，從“就事論事”的立場出發(fā)，我覺得把他的書法篆刻作品評之為惡俗應(yīng)毫不為過。著名文化批評家保羅·福爾賽對“惡俗”的定義為：“惡俗是指某種粗陋、毫無智慧、沒有才氣、空洞而令人生厭的東西。”旨哉斯言，拙見以為，宋濤的書法作品正合于“粗陋空洞”四字，他的字看似大筆縱橫，顯示了他“開張”的個性，實則根本沒有書法的筆法可言，其全部的書作，特別是行草書作品，關(guān)于書寫技法的動作尚沒有展開，其筆致已不受節(jié)制地流宕開去，以令敷演露骨，困頓偃蹇的隘小之意橫生，市井字的俗氣和江湖字的霸氣溢于紙上，觀之引人大反胃口。
以上兩件作品，是宋濤2020年元月捐獻于西泠印社者，書法是“江湖字”、篆刻是“地攤貨”，西泠印社能收藏這等“作品”，相當于是在自扇耳光了。
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在近三年之前，即2020年的1月16日，宋濤先生假中國印學博物館曾舉辦過一場題為“西泠情緣”的捐贈作品展。在不長的時間內(nèi)，宋濤兩度向西泠印社捐贈其個人的拙劣之作，其意義何在？難道他身上獨有一種“捐贈展覽之癖嗜”乎？不難想見，西泠印社的社藏保管一定有其相應(yīng)的經(jīng)濟成本，此全賴社中財物部門“真金白銀”儲備的支撐，從登記造冊，作品包裝，直到入庫寶藏，乃至這兩場“捐贈展”開幕式所有的花銷等，西泠印社方共付出多少人力、財力、物力？最要害的問題在于，宋濤的書法篆刻作品，沒有半點兒收藏價值，說得尖刻些，設(shè)若非要為他的作品尋找出“價值”，其“價值”也悉數(shù)體現(xiàn)在反向、消極、惡俗的一面，西泠印社美術(shù)館利用有限的公～共文化資源，不遺余力地為宋濤的“惡俗”之作張目，且奉為“天下第一名社”傳之千古的典藏對象，西泠印社的自毀招牌、自我降格之舉，儼然已達登峰造極之境。此真悲哀之極??！
西泠印社的衰微始于她變本加厲地任性“胡來”，可以這么說，今天的西泠印社，已毅然決然放棄了她必須持守的學術(shù)尊嚴和底線，西泠印社美術(shù)館能把宋濤的“惡俗”之作遴選為收藏對象，已經(jīng)讓社會公眾目瞪口呆、一片嘩然，而西泠印社美術(shù)館罔顧基本藝術(shù)事實，對宋濤“惡俗”之作的惡俗吹捧，則更加使我們感到憤怒。
宋濤最新捐贈于西泠印社美術(shù)館的隸書作品，此間頗多老年大學書法班學員作品的“風味”。
比如，在西泠印社美術(shù)館的“官宣”新聞通稿中有以下敘述：“本次展出宋濤數(shù)件書法與篆刻作品。在書體上，有行書、草書、篆書、隸書；在藝術(shù)特點上，蒼古中孕生機，深沉里出奇險，峻峭處見凝重，尤其是榜書作品結(jié)構(gòu)嚴謹，氣勢宏大……其篆刻作品下刀縱橫、舉重若輕，既得戰(zhàn)國之奇趣，又得漢印之氣象，刀法從容穩(wěn)健，疏密得當，方寸之間見天地，細微之處有乾坤。”西泠印社美術(shù)館以“官方”的名義，無原則無底線的肆意吹捧宋濤的“惡俗”之作，相當于是為他“惡俗”之作的廣泛流布，提供了一個極大的“合法性”空間，這勢必造成藝術(shù)水準如宋濤一般惡俗的西泠印社社員，日后大可“有樣學樣”，繼續(xù)肆無忌憚地胡亂創(chuàng)作和捐贈了，并假借“捐贈”、“愛社”的幌子，以滿足個人不能見光的“名欲”之貪。
行文至此，我不得不遺憾地說，西泠印社美術(shù)館以上對宋濤惡俗之書的“諛評”，既是對西泠印社學術(shù)聲譽、良知的羞辱，也是對社會公眾的欺騙和愚弄，西泠印社的墮落與輕薄，顯然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度”。以此能否證明，西泠印社自詡標榜的“學術(shù)立社”宗旨，是扯淡？還是說謊？這或許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西泠印社倡導的“學術(shù)立社”宗旨，從其提法本身來觀照，是值得稱許、肯定的，但“學術(shù)立社”的宗旨又首當建立于真誠的基礎(chǔ)之上?！吨杏埂防镉忻栽唬骸罢\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币越陙砦縻鲇∩缗e辦的社員作品捐贈活動為示例，在面對社員水平糟糕的捐贈時，多能窺得西泠印社中人（專指西泠印社日常社務(wù)的管理者）是一個缺乏基本“真誠”的群體所在。
“是”字的草率寫法，如不聯(lián)系上下文讀之，諒神仙也不識此字也。
換言之，當下西泠印社的“高～層”已失卻了對藝術(shù)求真的熱情，以及對拙劣之作質(zhì)疑的能力和敢于否定的勇氣。舊時西泠印社“凈土”之外的唯唯諾諾、閃爍其詞、言不及義、拜物拜權(quán)等病，正不斷地侵蝕著這家久負盛名的“百年老店”，“不真誠、不坦率”的“病”，有朝一日全面覆蓋于此，也決非不可能的事情呀。西泠印社美術(shù)館“官宣”對宋濤惡俗之作的傾情贊美，不啻為了某種不為人知的目的，而故意歪曲了基本的藝術(shù)事實，這在西泠印社來說，何嘗不是不顧學術(shù)尊嚴、良知的失職行為？！這分明向世人昭示出，西泠印社的任性“胡來”，已愈演愈烈，近于不可收拾的境地。
宋濤的篆刻創(chuàng)作水平與駱芃芃相當，均可歸為“江湖篆刻”的行列，當代藝術(shù)水平最差的江湖篆刻作品，能時時亮相于“天下第一名社”西泠印社，西泠印社社員們還有什么值得驕傲的呢？西泠印社也很“江湖”嘛?。ㄗⅲ捍藶樗螡钚戮栀涀髌分唬?/p>
迄于今日，我從未見過當代西泠印社社員對西泠印社的任何批評，這說明西泠印社不鼓勵，甚或是不允許社員對之批評。西泠印社如果不容社員質(zhì)疑和冒犯，西泠印社的“胡來”一定還會繼續(xù)。西泠印社社員不敢、不能批評西泠印社，又揭示出西泠印社是一張“皮”，西泠印社社員則是一撮又一撮的“小毛毛”，后者要依附前者，才會顯示出個人的價值。一位印人要依附于西泠印社才能體現(xiàn)出個人價值，是為篆刻藝術(shù)的悲劇，也是個人人生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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