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公元779～831年)唐詩人，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陽)人。早年家貧，舉貞元九年明經科、十九年書判拔萃科，曾任監(jiān)察御史，因得罪守舊官僚遭到貶斥，后轉而依附宦官，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最后以暴疾卒于武昌軍節(jié)度使任所。和白居易友善，常相唱和，世稱“元白”，早期的文學觀點也相近。其《樂府古題序》一文闡明自己的文學主張，為新樂府運動倡導者之一。有些詩篇用樂府形式，對當時的社會矛盾有所揭露；但在反映現實的深度和語言的通俗流暢上，都不及白居易，后期所作，則多寫身邊瑣事。又頗有艷詩，對詩歌創(chuàng)作產生不良影響。李肇《國史補》述及當時詩壇的情況說：“元和后，……學淫靡于元稹?！遍L詩《連昌宮詞》較著名，又作有傳奇《鶯鶯傳》，為后來《西廂記》故事所取材。有《元氏長慶集》。
由此看來，元稹在人們的心目中的總體印象是：先是得罪守舊官僚遭貶，繼而變節(jié)投降依附于宦官而榮升至宰相；與白居易友好，但文學不及白居易且多有艷詩，對后來的詩歌創(chuàng)作也產生了不良影響。
其實，沿習此說何止《辭?！?，千余年來羅織元稹之“罪狀”，大致有六。
1．《新唐書》載：“(元稹)信道不堅，乃喪所守。附宦貴得宰相，居位才三月罷。晚彌沮喪，加廉節(jié)不飾云”。
2．唐代文學家李肇著《唐國史補》云：“元和以后……學淫靡于元稹”。
3．《董解元西廂記·前言》說：“元稹所寫的《鶯鶯傳》(一名《會真記》)是元稹以張生自寓，述其親歷之境的一篇文過飾非為封建制度和封建禮法說教，思想反動的作品。"
4．《薛濤傳·元薛因緣》日：“元稹最慕虛榮，愛情不專，自私自利。綜其一生行跡，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為可惡也?！?span lang="EN-US">
5．《達縣文史資料》第三輯，揚奉祿撰《正月初九為懷念元稹登高一說質疑》述：“元稹在通州三年多的司馬任內，有沒有政績?志書上沒有記載。在這些日子里，元稹所作的詩不少，而對政事則無只字提及。”
6．《川東學刊》總第2l期陳正平《通州司馬元稹》寫道：“元稹只做了“無言責、無事憂、無功無罪的四年閑官，他在通州扮演的只是一名居閑位享薄祿的詩人角色，他不可能有所作為，不可能做出政績?！?span lang="EN-US">
凡此種種，已足以使元稹英才無名，氣節(jié)掃地。然觀史海，瀏覽群書，多有不茍同者。故有必要陳述，以還元稹大詩人之清白，試為元稹正名。
忠心耿耿的元稹是反腐敗的勇士
《辭?！份d：“元稹因得罪守舊官僚遭到貶斥?！钡米?，作何解釋?乃獲罪、冒犯之意，然而，僅僅用一個“得罪”來為元稹定性，誠恐有失偏頗。元稹敢于直諫，性格鋒銳，素有敢做敢為之氣魄，雖舉諫一次升一次而遭宦官誣陷一次又遭貶謫一次，屢升屢貶，這豈止一個“得罪”了得。試看元稹的幾次彈劾，是否僅僅是“得罪”了守舊官僚？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憲宗李純嗣位。元稹拜左拾遺，因洞察朝廷內部官僚集團的腐敗惡習，于是“事有萬萬急于此者，敢冒昧殊死而言之”，上獻《教本書》以陳請皇帝要注意挑選教授皇太子的老師，穩(wěn)慎地擇用朝中的將相，遠離沉滯僻老之儒，任用博學弘深明達之人。實際上，就是要廢黜當時左右在皇室之內的腐敗宦官，結果被圍繞在憲宗周圍的親信、宦官所仇恨，被貶為河南縣尉。
元稹敢冒昧殊死而言，是為了朝廷后繼有人的千秋大業(yè)，說元稹僅僅是“得罪”守舊官僚，未免太冤枉元稹了。
再看元和四年，元稹授監(jiān)察御史，出使東川，因彈劾已故劍南東川節(jié)度使嚴礪私加稅收飽私囊事及涂山甫等八十八家冤案事，又遭嚴礪生前朋黨讒誣，一個為維護國家法紀，反貪倡廉，為民請命，申張正義的元稹，又因此而被調離到東臺，這難道說也僅僅是“得罪’’守舊官僚嗎?
又看元稹上任后，又接連上奏浙西觀察使韓皋用仗棒打死湖州安吉縣令孫懈事；徐州節(jié)度使王紹在郵驛站內停放死人事；河南尹房式為不法事；內園私設監(jiān)禁，關人一年多而官府不知事；河南尹誣告枉殺諸生尹大階事；飛龍使誘亡奴為養(yǎng)子事；田季安盜取洛陽衣冠女事；汴州沒收死賈錢千萬等十多件事。更引起貪官污吏們的仇恨。元稹也因此上奏有功，得以召回長安，將待升遷。然而，當元稹在回長安的路上，住宿于華陽縣敷水驛站時，宦官劉士元和剛被元稹查處了停棺木在郵驛內并強行索要馬匹、糧草的仇士良兩人后到，卻仗勢高官，蠻橫無理地將元稹趕出正廳，并打傷元稹。事后，還惡人先告狀。其結果又是元稹被貶到江陵府做士曹參軍。五年后，眼見元稹平叛淮西有功，卻被元稹舉報而受到處罰的也是仇士良的直接上司，時為禁軍中尉要職的吐突承璀召回長安，改貶偏僻的通州。意欲置元稹于死地而后快。這真是一個冤枉，立功遭貶，公理何在?
元和十五年，元稹調入翰林院，任中書舍人，承旨學士。次年初，穆宗常常召元稹進宮，談論“西北邊事”的國家大事，這又引來了宦官們的嫉妒，深怕元稹由此而得升宰相。于是大造元稹的謠言，說元稹要謀反。又因元稹曾奉命查辦了裴度的兒子裴撰考進士時，收買主考官，考試做弊而落榜。因此，裴度懷恨在心，于是借朝廷派他去討伐王廷湊叛軍之際，要挾穆宗皇帝，貶謫元稹。便串通其余涉及考試做弊的宦官們無中生有三次誣告元稹要謀反朝廷。穆宗初登帝，考慮正是用兵之際，又為了照顧宦官們的面子，違心地罷免了元稹的官，降為工部侍郎。歷史在這里開了一個玩笑。為朝廷獻計納策、堅持正義、維護法紀的元稹受到貶謫?？荚囎霰椎呐岫戎邮艿狡评n進士的封賞。遲遲按兵不動，貽誤戰(zhàn)機而屢屢誣告的裴度及考試做弊所涉及的宦官和挑撥離間的奸臣們卻逍遙法外。
長慶二年(公元822年)，穆宗查證無謀反之事，給元稹平了反，并升元稹為宰相。為了報答皇上的恩賜，元稹準備采納于方的“反間計”去解因叛軍王廷湊攻打深州牛元翼之圍?？墒?，裴度又在他人的挑撥下，上告朝廷，說元稹勾結叛軍要刺殺他。穆宗派人查證，結果是沒有此事。于是，穆宗一氣之下，將裴度和元稹一起都罷了官，這又是一個冤假錯案。
元稹罷官被貶同州，既而又貶越州為刺史，一去便是八年。在同州、越州期間，元稹體察民情，減輕百姓稅賦，興修水利，為人民做了許多好事，大和三年(公元829年)文宗李昂繼位，才又把元稹召回京城，升任尚書左丞，主管整治官吏的事務。元稹為了維護法紀，振興朝綱，一連罷免了七個不辦公事，只謀私利的員外郎一級的官員。這又遭到奸人們在朝廷中的親信們的陷害，誣告說元稹意欲謀取相位，在越州時大搞貪污云云。因而蒙騙了剛繼位的文宗皇帝，結果仍然是元稹被貶為武昌軍節(jié)度使，把元稹趕出了朝廷，最后死在武昌任上，以致于元稹一生也沒有機會來辯白自己的冤屈了。
上述諸事，已足以證明元稹為國家、為人民始終堅持正義，維護法紀，冒死直諫，在所不辭。這難道僅僅是“得罪"二字所能解釋的嗎?這難道是守舊派與革新派的斗爭嗎?非也，元稹是為社稷大業(yè)忠心耿耿的賢士，是為民請命的清官，是反腐倡廉的勇士。這在今天，仍然是值得我們學習和仿效的。
元稹并非依附宦官得宰相
史學界長期以來，認為元稹先是得罪宦官遭貶，繼而變節(jié)依附宦官而榮升，是始于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后。也就是元稹被貶通州為司馬四年，又移虢州為長史旋被憲宗召回長安，授膳部員外郎后。然而，千余年來，談及元稹多是人云亦云，對元稹頗有微詞。事實究竟如何呢?讓我們不妨來讀一下《舊唐書·元稹傳》：“十四年，(元稹)自虢州長史征還，為膳部員外郎。宰相令孤楚，一代文宗，雅知稹之辭學。謂稹曰：‘嘗覽足下制作，所恨不多，遲知久矣。請出其所有，以豁予懷?！∫颢I其文?！贝宋乃?，有否元稹依附宦官之事?我以為應是一代文宗的宰相十分欣賞元稹的詩文，更看中了元稹的文才，而不是元稹去巴結令孤楚。
再讀：“荊南監(jiān)軍崔潭峻甚禮接稹，不以掾史遇之，常征其詩什諷誦之。長慶初，潭峻歸朝，出稹《連昌宮詞》等百余篇奏御，穆宗大悅，問稹安在，對曰：‘今為南宮散郎。，即日轉祠部郎中，知制誥?！贝尢毒?，就是史學界說的朝廷宦官。然而崔潭峻不把元稹作為被流放的貶官看，而是以禮相待，也是看中了元稹的文才，時常搜求元稹的詩詞歌賦誦吟。這里也不存在元稹巴結宦官的問題，更無“投降變節(jié)’’可言。何謂投降變節(jié)?乃先攻擊其人而后投靠其人，以致改變原來之節(jié)操，改變原有的品行。元稹是否如此呢?讓我們來看一下崔潭峻與元稹之關系。
早在元和九年(公元814年)秋，元稹時貶江陵為士曹參軍，嚴綬是山南東道節(jié)度使、淮蔡招討使。而崔潭峻是山南東道節(jié)度使，都是元稹的直接上級。他們在一起奉皇上的命令，招討淮西吳元濟叛軍，是一個派別的。而元和十五年，元稹為膳部員外郎時，受到崔潭峻的優(yōu)待，他們仍然是一個派別。也沒有先反對崔潭峻，而后又去投靠巴結崔潭峻之事。正如元稹在《同州刺史謝上表》中所言：“始自為學，至于升朝，無朋友為臣吹噓，無親戚為臣援庇，莫非苦己，實不因人，獨立性成，遂無交結?！币虼?，可以說，元稹從來就沒有阿諛奉承的惡行。
其實元稹得到提拔的關鍵，還是穆宗皇帝。穆宗看了崔潭峻呈上元稹的《連昌宮詞》等百余篇詩詞后，發(fā)現和了解了元稹是個人才，于是破格提拔，不避非議，大膽啟用人才。為何如是說呢?因為提拔元稹為制誥后，朝廷內的人“以書命不由相府，甚鄙之?！币簿褪钦f，在當時提拔知制誥者應是從相府中選舉，而元稹從一個南宮散郎一下提為制誥，當然要受到鄙視，不明真像者倒真以為元稹是靠依附巴結宦官而連升數級的。殊不知，當元稹替皇帝寫的誥封一出，卻“迥然與古為侔，遂傳于代，由是極承恩顧?！边@不但使朝中原來鄙視元稹的人心服口服，轉變了看法，而且更加得到皇上的器重和賞識。器重元稹在《連昌宮詞》中“年年耕種宮前道，今年不遣子孫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謨休用兵”的遠見卓識，賞識元稹的“《長慶宮辭》數十百篇，京師競相傳唱”的文學才能。試問，象元稹那樣有才能的狀元郎(進士第一名)朝廷都不用，那又要用什么人呢?
然而，為何元稹在朝廷內屢屢受挫?為何元稹時常受到誹謗和中傷呢?這里應該再看一下裴度與崔潭峻、元稹的個中原因，是大有裨益的。
著名的元白研究家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中載：“潭峻為元和逆黨，即弒憲宗之黨。而憲宗于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被弒，穆宗嗣位。次年，方改元長慶。當憲宗之世，主持用兵者，宰相中有李吉甫、武元衡、裴度諸人?；鹿僦杏型峦怀需?。然宦官亦有朋黨，與士大夫相似。其弒憲宗立穆宗及殺吐突承璀之諸宦官，世號為“元和逆黨’。崔潭峻者，此逆黨中之一人?！边@就是說，重用元稹的崔潭峻，是推翻憲宗的逆黨(姑且這么說)，這批逆黨受到新登位的穆宗重用。而裴度是忠于憲宗的舊臣。因此，與崔潭峻等人是有著根本的分岐和敵視。而崔潭峻等人也是殺吐突承璀之諸宦官的。究竟誰是宦官呢?陳寅恪先生在《元白詩箋證稿》中說：“此事始末，非本文所能詳盡?！逼鋵崱掇o海》載：“裴度晚年以宦官專權?！碑斎?，陳先生也就因此而“非本文所能詳盡”了。事情雖然錯綜復雜，然而，我們還是能夠理出一條清晰的線來，即元稹檢舉了吐突承璀勞役百姓，罰處了吐突承璀朋黨如劉士元、仇士良之流的貪贓枉法，奉旨查辦了宰相裴度等的子弟、兄弟親戚考進士做弊之事，揭穿了裴度欲報私仇兩度數次誣告元稹之事。贊成崔潭峻反對憲宗聽信吐突承璀等之流的讒言，擁護新登基而重用他的穆宗。這實際上是維不維護國家法紀，堅不堅持正義的大事。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如果依此觀點去看待問題，分析問題，那么，元稹為何常遭貶謫，常被誣陷，常被誹謗，則不言自明了。
明了元稹遭受的冤假錯案，讓我們再考訂元稹“信道不堅，乃傷所守附宦官貴得宰相”之出處，此說在后晉人劉駒監(jiān)修的《舊唐書·元稹傳》中并未出現，而是出自宋代宋祁編的《新唐書·元稹傳》(歐陽修編五代史)?！缎绿茣吩诤?，而《舊唐書》在前。我以為，《舊唐書》更接近于元稹那個時代，更能準確地評價元稹之德行。而《新唐書》的編修者明顯地受后來謠言的左右，以至于使元稹蒙冤至今。
只要我們認真地去讀一下元稹當時對諸事件寫給皇帝澄述的文章，便會一目了然。那的的確確是一連串的冤假錯案。元稹雖然數次擔任輔君匡國的要職，擔負濟世為民的重擔，但是，卻非常短暫。其中最長的任職是一年的監(jiān)察御史，最短的是尚書左丞，在位不到一個月，五次要職總共僅兩年零三個月。而前后遭貶、流放則達20年之久。元稹啊，真是一個飽受苦難，歷盡滄桑之人。他在那么多的惡意中傷環(huán)境中，不畏權貴，不避風險，敢于直諫以保社稷，的確是難能可貴的。他一心以大業(yè)為重，卻每每是遭受不白之冤。如果元稹真要是“信道不堅”，“投降變節(jié)”的話，也不至于落得個一貶再貶的下場。元稹真是太傻。當了翰林院承旨學士，就不該去查辦什么“考進士做弊案”，人家皇帝叫白居易去查辦，白居易都知道厲害而不去查，你元稹卻要去查，使得宰相裴度的兒子、主考官李宗閔的女婿、楊汝士的弟弟等十一人落榜。你說怎么不得罪一大片呢？當了宰相，就不該去為國家著想，用什么“反間計”去解“深州牛元翼之圍”，本是裴度奉命去討伐而遲遲按兵不動的個中原由，你元稹為何不知這是裴度要挾皇上的本錢。你元稹去平定了叛軍，那又把裴度的威風置于何處?被貶同州、越州當刺史了，你元稹就該“閉門思過”了，怎么又去為老百姓著想，修什么水利，搞什么稅賦改革？富豪們要多繳稅，怎么會高興呢？怎么又不造你的謠呢？以致落得個“瀆貨”貪污的壞名聲。當了檢校禮部尚書、尚書左丞，你元稹又要為什么國家著想，搞什么整治吏部，振興朝廷法紀，去罷免那些朝中不辦公事，只謀私利的官員，這當然要被宦官、奸臣們說你想謀取相位。以至于被再次趕出朝廷并死于武昌軍節(jié)度使任上，終生也沒有機會來為自己辯解，而含冤九泉。
然而，時間是最能考驗人的，真理始終是真理，無論受到多少挫折，無論有幾多的沉冤，歷史，將作出公證的評價，元稹，你的形象將永遠是高大的。
艷詩不是洪水猛獸
元稹的文學成就，在諸多的評論家手筆中，已得到肯定，此不必贅言。然而，由于礙于元稹所謂的人品、巧宦、變節(jié)等諸因素而不敢正確評定。甚至把元稹在文學上獨樹一幟的追求華麗詞藻和永恒的愛情詩篇，也歸罪于“淫靡”、“艷詩”，說對后來的詩歌創(chuàng)作產生不良影響云云。
淫靡的艷詩到底是什么詩呢?李肇之《唐國史補》載：“元和以后，為文筆，則學奇詭于韓愈，學苦澀于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于張籍。詩章則學嬌激于孟郊，學淺切于白居易，學淫靡于元稹?！崩钫嘏c元稹是同時代的人，他所說的淫靡并非我們今天的解釋的“淫靡”。淫靡，在唐時指的是描寫愛情和嬉娛之類的詩。是追求華美詞藻的一種
表現方法。正如蘇東坡評論元白詩時所說：“元輕白俗”那樣，有人把“元輕’’做了望文生意的錯誤理解，輕，應是指浪漫色彩，清新流轉之意?！掇o?！分械慕忉專愠霈F了這種錯誤，以至于說：“對后來的文學產生不良影響?！?span lang="EN-US">
讓我們再來看一下《唐國史補》中所載：“貞元之時，朝廷政治方面，則以藩鎮(zhèn)暫能維持均勢，德宗方以文治粉飾其茍安之局，民間社會方面，則久經亂離，略得一喘息之會，故亦趨于嬉娛游樂。因此，上下相應，成為一種崇尚文詞、矜詡風流之風氣?！庇纱丝芍?，當時社會出現了相對穩(wěn)定，因此崇尚文詞風流、嬉娛游樂之風氣。元稹正是這潮流的先鋒派，他所描寫的愛情和吟詠風物的詩篇，也正是那個時代的產物?？v觀歷史，凡社會動蕩不安，則多出諷刺、針砭時政之作。社會安定，則多出歌舞升平、愛情詩篇。因此，我們不能脫離那個時代，用自己所處時代的眼光去評定，元稹開一代愛情詩篇之新風，不但不會給后來的文學創(chuàng)作造成不良影響，反而是沖破了我國文學中千百年來因顧忌禮法，不敢多言男女之間的愛情關系的禁錮，這是對中國文學的一大貢獻，也是對世界文學的一大貢獻。偉大的文學家魯迅先生在評價元稹的《會真記》時說：“元稹是傳奇作家中之兩大的一個，可與李公佐并稱，對后世文學影響之大，實不容忽視?！敝脑籽芯考谊愐∠壬舱f：“其艷詩則多為其少日之情人所謂崔鶯鶯者而作，微之以絕代之才華，抒寫男女生死離別悲歡之情感。其哀艷纏綿，不僅在唐人詩中不可多見，而影響及于后來之文學者尤巨。如《鶯鶯傳》者，其后竟演變流傳成為戲曲中之大國巨制?！边@就是后來根據元稹的《會真記》故事改編的《董西廂記》和《王西廂記》，并被《紅樓夢》所借鑒，以至于我國后來的小說，凡言及男女愛情，生死離合與社會之關系者，均躍不出元稹之《會真記》的范圍。試看中外愛情巨著名篇，哪一個不是先相愛而后離散?難怪陳寅恪先生評價元稹說：“微之能言個性適宜之旨，亦美術化妝之能手，言情小說之名家，‘元才子’之稱，足以當之無愧也?！庇终f：“是以在當時一般人心目中，元和一代文章正宗，應推元白，而非韓(愈)、柳(宗元)?！?span lang="EN-US">
綜上所述，元稹描寫愛情之艷詩，并不是所謂的“淫靡”，也不是什么“洪水猛獸”，要不然，哪有那么多的人去競相仿效，大張旗鼓地“學淫靡于元稹”呢?
鶯鶯、薛濤與元稹
談及元稹的人品，歷來均要用《會真記》中之崔鶯鶯的情變和薛濤的所謂風流韻事來詆毀。說元稹“最慕虛榮，愛情不專，自私自利。綜其一生行跡，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為可惡也?！笔聦嵐嫒绱藛?span lang="EN-US">?讓我們先來說一下《會真記》中的張生與崔鶯鶯。自宋代后，便有人提出，說小說中的主人公張生是作者元稹之自寓。甚至把張生在《會真記》文中的行蹤作為元稹的生平寫入他的年譜，以此為據，說元稹“輕薄”和“背信棄義”。到后來，更發(fā)展到用經過王實甫改編了的《西廂記》去貶低元稹，批判元稹。說“元稹所寫的《會真記》是一篇文過飾非為封建禮法說教，思想反動的作品。”事實究竟如何?我們不妨先來了解一下《會真記》的故事情節(jié)：年輕的張生因偶然之機會，救了被亂兵圍困在普救寺中的崔鶯鶯一家：張生為鶯鶯美色所動，便通過婢女紅娘，與鶯鶯私會于西廂及訂百年之約，遂兩人終成男女之歡達數月。后來，張生因要赴京應試，便離鶯鶯而去不返。時人議論此事，張生便以“尤物妖人”、“女禍亡國”之理由，與鶯鶯好說好散，故時人說張生知過能改。
元稹作《會真記》，是在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的秋天，也就是元稹考取吏部科第的頭一年，按照唐代科舉之習俗，參加考試的舉子們要把自己最滿意的作品作為“行卷”在考試前夕送給達官要人，名義上是討教，實際上是讓其文章為己揚名。造成良好之社會效應，為及第登科鋪平道路?！稌嬗洝繁闶且黄「鶕姶蠓驈埳膫?span lang="EN-US">
說寫出的“行卷”。因此，這篇“行卷”中的主人公張生不可能是元稹自寓。雖然元稹曾有過類似的初戀經歷(即元稹少時與管兒的相戀)，然而，眾所周知，作品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如果硬要將作品中的人物去套作者本人，那是十分幼稚和無知的。君不見元稹完成了《會真記》，其好友李紳便寫出了《鶯鶯歌》，以及當時文壇竟相仿效，蔣防寫出了《霍小玉傳》，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簡也寫出了《李娃傳》，如果都把作品的主人公說成是作者自己，那豈不是李紳也可為張生，蔣防可為李益，白行簡可為滎陽公子了。
再看《會真記》之中心思想，元稹在文中首先寫到：“張生者，性溫茂，非禮莫入，……未嘗近女色，……登徒子非好色者?！泵餮粤藦埳皇呛蒙?，因此才有為了赴京考試以求進取功名，與崔鶯鶯好說好散，其目的明顯是告誡世人，要沖出沉溺于男女愛戀之旋渦，拋卻個人之纏綿私情，以更大的報負去追求人生的更大價值。這可從諸多方面得到印證。首先，我們應該明白，唐時人們的思想觀念，仍然是承襲昔日之孔盂之道的“女人是禍水”之觀念。隨便翻開古今中外凡記載有上古災異方面的書，每遇天災人禍，洪水、天旱，均要說是女人所帶來的禍害。如《后漢書·五行志》：“和帝永元元年七月郡國九大水傷稼……是時竇太后攝政?！悠皆晡逶?，郡國三十七大水傷稼……是時鄧太后不立皇太子勝。六年河東池水變色，皆赤如血，是時鄧太后專政。”等等不勝枚舉。而西方也認為夏娃是第一個背信不聽上帝警告的人，受蛇之盅惑，偷吃禁果。于是，人類的罪惡便開始了。可見東西方在這個問題上是有共同點的。元稹當時也應該是這種理念的贊同者。因此，才要告誡人們“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并舉例說：“周之幽，據萬乘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政之，潰其眾，屠其身，至今為天下僇笑?！痹∫灾苤ρ笾苡耐醵箛鲋鋪碚f明“女人是禍水”。
其次是白居易等人當時也十分贊同元稹在《會真記》中所表示的主題。這可從后來白居易之《長恨歌》：“漢皇重色思傾國，……春宵芳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敝锌闯?，白居易也借楊貴妃迷惑玄宗之典來表示“女人是禍水”之意。因此，我以為《會真記》所要反映的并非是單純的男歡女愛和巧婚，也不是什么背信棄義，更不是后來經改編了的《西廂記》中所提倡的婦女沖破封建禁錮，爭取婚姻自由等等。我們看問題和分析問題，不能脫離作者所處的時代和環(huán)境，用今人的標準去套古人，這是唯心而主觀的。
明白了元稹寫張生與鶯鶯之來龍去脈，那么元稹與薛濤之事就更是迎刃而解了。
薛濤，生年不祥，死于公元843年。字洪度，唐女詩人，長安人，少時隨父入蜀。后為樂妓，能詩詠，饒詞辯。元稹與薛濤之風聞，歷來杜撰了許多風流韻事而為人所津津樂道。以至于每每言及元稹，均要認為元稹與薛濤之情愛同張生與崔鶯鶯相同。也是“先亂而終棄”，視元稹為背信棄義之徒，加罪元稹為“巧宦固不待言，巧婚尤為可惡也。豈其多情哉?實多詐而已矣。”
其真實情況并非如此。元稹與薛濤是相互仰慕其才華，且有詩文往來唱和。薛濤不僅與元稹有來往，而是與眾多的達官貴人、文人墨客以文會友，如韋皋、武元衡、牛僧孺、令孤楚、裴度、白居易、劉禹錫、張籍、杜牧等。其原因一是薛濤為當時之名妓，能歌善辭，為一般人所不能接近，能接近者當以此為榮。二來諸詩人之創(chuàng)作作品還需要發(fā)表，向外宣傳。而當時向外宣傳之途徑，當首推歌妓們之傳唱。所以，元稹與薛濤之詩文交往是屬于很正常的事，然而，為何與薛濤所接觸之人可謂眾多，而偏偏津津樂道于元稹呢?這可從元稹當監(jiān)察御史時，查處了諸多的地方高級官員而惹怒了他們在朝廷中的親戚宦官們的事中去找到答案。據民國時張蓬舟撰《元薛因緣》之記載，言及元稹與薛濤相識之日是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即元稹在東川為監(jiān)察御史時。此說僅是張蓬舟所推測，他的依據是元稹在東川時寫有三十幾首詩，后交給白居易之弟白行簡編為《東川集》卻只有二十幾首，尚差十首，而所差十首，可能是涉及到元薛關系，因元稹妻尚在，故不敢陳露于人前，此臆測當屬可笑之列。而今人吳偉斌之《元稹全傳》中就此事考證說：元稹在東川奉命查案，東西兩川相隔好幾百里，怎能隨便離開東川而去西川與薛濤偷宿呢?況元稹時年31歲，而薛濤已50多歲了。并進一步考證，元稹三月初出京，三月底至東川，整個閏三月元稹皆在往返于滬州查案之路途，四月中旬從東川啟程，又在山南西道查案十余日，六月初已回京城，根本無時間去成都，更不要說與薛濤廝混好幾個月。由此可知，元稹與薛濤私會根本無此事。皆因查處了地方官而遭其誣陷和造謠中傷所致。
另據最早自晚唐人范攄所著《艷陽詞》及后來所有的記載：“安人元相國應制科之選，歷天祿畿尉，則聞西蜀樂籍有薛濤者，能篇詠，饒詞辯，及為監(jiān)察，求使劍門，以御史推鞫，難得見焉?！逼湮木f元薛相識是在元稹當監(jiān)察御史之前。且僅是相識而已，而在當監(jiān)察御史出使東川時，因在查案，沒有機會去見薛濤。而言及元稹與薛濤有戀愛關系是在長慶三年(公元823年)元稹為浙東觀察使時。然而，后唐人范攄在《云溪友議》中考證說：“元稹別濤已逾十載，方擬馳使往蜀取濤，時元稹為浙東觀察使，在長慶三年，而濤已五十四歲，取濤之說，殊難置信?！币虼?，我們可以說，昔人說元稹自私，玩弄薛濤，大概皆附會于元稹與鶯鶯之說，而其根源皆是元稹查辦了一大批地方高級官員而遭謠言中傷。正如元稹后來在告誡他侄兒的《誨侄等書》中寫到的“吾生長京城，朋從不少。而未嘗識倡優(yōu)之門，不曾于喧嘩縱觀。汝信之乎？”可見造謠的威力，竟連親戚都懷疑起來了。如果硬要說元稹與薛濤有何關系，也只能是相互仰慕其才華之詩友關系。退一萬步來說，最大限度也只能是薛濤之單相思，是一廂情愿之事，而不會是元稹之過錯。這可從《元薛因緣》中的“薛濤持才自負，中年未字，及遇稹，似屬意之。”得到證明。
總之，無論是鶯鶯也好，還是薛濤也好，都是被元稹查辦的貪官污吏們用來中傷元稹的謠言，而后來人不知其中原因，也人云亦云，廣言風流韻事以迎低級趣味。君不見元稹為謠言中傷事在《夢游春》中寫道：“努力去江陵，笑言誰與晤。……荷葉水上生，團團水中住。瀉水置葉中，君看不相污?！边@不就是對那些造謠中傷者的有力回答嗎。
元稹的文學成就不可低估
歷代詩評家在談論元稹文學藝術與思想時，均要與白居易相并論，并總是通過白居易來貶低元稹。我以為，此對元稹不公，可以說，倘若白居易在世，亦不會贊同，其理由是：
一、元稹與白居易是摯友，白居易長元稹八歲，情同手足，非一般“友善”可比，他倆同登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在十八人中，元稹考取第一，列三等(甲等)。白居易列四等(乙等)。這就說明，元稹是進士狀元，而白居易不但低一個等級，而且還位居第二。兩人相差過幾。
二、元稹與白居易同是“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杜f唐書·元稹傳》云：“稹聰警絕人，年少有才名，工為詩，善狀詠風態(tài)物色，當時言詩者稱元、白焉?！闭堊⒁猓瑸楹螘r人稱“元白”，而不是“白元”。照此推斷，白居易年歲較長，文學水平又比元稹高，為何反而排名在元稹之后呢?這不能不說是那些史學家貶低元稹留下的一個漏
洞。
三、“元和體”在《辭海》中注釋為：“指唐詩人元稹、白居易的詩風”?！杜f唐書·元稹傳》也載：“稹尤長于詩，與居易名相埒，天下傳諷，號元和體?！边@里談及“元和體”詩風時，雖然說元稹的文學名氣與白居易相等。然而，仍然是排在白居易之前。再看元稹在《上令孤相公詩啟》文中談及當時盛行“元和體”詩風時說：“往往戲排韻，別創(chuàng)新詞，名為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挑耳。江湖間為詩者，復相仿效，力或不足，則至于顛倒語言，重復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目為‘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于稹。”在這段文中，元稹雖是自謙道白，然而也不難看出，在當時的社會上，元稹的名氣比白居易大，愛好詩文的人，紛紛向元稹學習，考證元稹詩文的人，也認為元稹開“元和體”之先河。甚至，競連白居易的詩文也往往認為是元稹所作?？梢娫≡诋敃r之名氣。
四、在文學上，元稹與白居易比較，諷、喻、比、興手法相同。白居易所有的，應該說元稹也有，在此不必繁言，后人評論白居易詩文，認為在通俗、流暢上比元稹約勝一籌。其實，這種說法是值得商榷的。在當時之社會，是崇尚華美的詞藻和文字的推敲。正如當今正統(tǒng)文學與通俗小說相似，比之孰高孰低，則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從作品思想性的反映上，元稹與白居易相當，而從文學藝術和色彩上，元稹還要強于白居易，葉燮的《原詩》說：“元稹作意勝于白”，王運說：“元白歌行，全是彈詞，微之頗能開合，樂天不如也。”至于白居易在《編集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中的“每被老元偷格律”句，并不是說元稹受了白居易的影響，而是白居易說，元稹步他的詩而在立意、措辭方面有很大的改變。超過了原詩的思想性和藝術性。
五、元稹、白居易均有詩集名《長慶集》，此乃元稹所取名，而白居易的《白氏長慶集》之序，為元稹所撰。古往今來，能為其人作其序者，其水平大都當在其人之上也。況且，白居易的詩文集，也是由元稹所編，故也可從此處看出一些端倪。
總之，我以為，元稹的文學造詣，在當時的時代及社會影響，較之白居易強，而不在其下。至于后來白居易的名氣大增，那又是后來的事了。
元稹在通州政績卓著受人擁戴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元稹遭貶又移通州為司馬。四年任內，成績卓著，得到通州人民的擁戴。而多年以來，因受諸文誤導，競也不顧史實，視而不見，大貶元稹。說什么：“元稹在通州任內，居閑位，享薄祿，無政績可言”，實乃有失公允。
誠然，元稹從監(jiān)察御史一下貶至士曹參軍、司馬，移至通州城這個“居才二百室，而幅員六千里之地"的下州，當時詩人的心情是可理解的。在元稹的詩文中，也多少流露出一些消極情緒和懶理政務的行為。這對一個在仕途中不得意，失去了實施政治報負且受到冤屈的人來說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縱然是在受到不公的對待下，詩人元稹卻仍然以社稷為重，以人民的生計為重，做出了顯著的成績，得到通州人民的擁戴，現列于后：
一、元稹在通州期間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與白居易唱和頗多，存詩180余首，特別是詩中述及唐時通州之概況，如人口、地理環(huán)境、農業(yè)、城市、風俗、蟲災、水患、食貨、物產等等，為我們地方歷史之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并寫出了著名的《連昌宮詞》千古絕唱。
二、清嘉慶《達縣志》載：“通州，以元稹聞名，”提高了知名度，通州因此建“六相祠”選元稹入祀，頌揚元稹。
三、通州恓惶之地，“蟲蛇白晝攔官道”，樹蔭蔽日潮濕，“蚊蟆齒人肌膚”，野獸害人，“人如甑中居”，而通州人民只知用巫術對付。元稹因此教導百姓“大課芟銍”，鏟除荒草、雜樹，以利空氣流通，陽光透射，并告誡通州人民要對莊稼進行除草薅苗，加強田間后期管理，以利莊稼生長。通州人民明白了道理，“人人自利，若受鞭秩，旋六千里，功旬半畢?！边@使得人民身心得到健康，莊稼當年也有了好收成。迅速改變了“邑無吏，市無貨，百姓茹草木，刺史以下計粒而食”的艱難困苦生活。
四、元稹帶領百姓鏟除荒草雜樹，既使通州生氣復發(fā)，又豐收而完成國家稅賦，并用財政節(jié)余，擴大再生產，引進北方先進農作技術，發(fā)動州人“夾津而南，開山三十里，為來年農種張本”。
五、為了早日結束通州人民“架木為巢居，刀耕火種少用牛"的原始生活，元稹數次率領官員、百姓，親擬祝文《告畬三陽神文》、《告畬竹山神文》、《報三陽神文》等在華陽觀祭天求上蒼風調雨順、來年豐收，百姓安康。并在南外之青愛山即今日之翠屏山建戛云亭居宿，一是省渡河往返之時。二是親事農事，便于前線指揮(用現有的話來說，叫農業(yè)前線指揮部)，大力發(fā)展農業(yè)生產。
六、元稹在通州“熟視民病”，飽聞前任李實刺史為政的過失，在接替刺史職務僅七個月中，經過分析、思考，帶領通州人民興修水利，整治吏政，制定出臺優(yōu)惠政策，“簡用紀律，農勸事時，賞信罰必，市無欺奪，吏不侵軼?！贝蟠蟾淖兞送ㄖ莸纳y、落后面貌。
凡此種種，難道不是政績嗎?難道不該受到通州人民的擁戴嗎?如果說元稹沒有政績，為何在元稹來的第三年，便從位居第四的司馬一下升為代理知州呢?如果沒有政績，為何要建“六相祠”紀念、歌頌他呢?因此，可以肯定地說，元稹，在通州，是有政績的，是能夠在短時間內改變通州面貌的，是能夠受到通州人民擁戴的。
至于達州由來已久的“元九登高”，人民依依不舍為元稹送行，當然是有史可查，有據可依的。從時間上看，元稹何日離開通州，仍可考證。白居易《忠州刺史謝上表》載：“臣以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伏奉敕旨，授忠州刺史”，可知調令頒發(fā)之日。而白居易《三游洞序》載：“予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微之自通州司馬授虢州長史?！庇种∨c白居易是同時調任的。另考元稹《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序中注釋：“十三年，予以赦當還”，這個當還，并不是已經開始走，當時元稹不正是在“簡省書籍”編注詩文嗎?而正式走，當在十四年正月，因為三月十一日，元稹與白居易在今日的宜昌不期而遇，因此才有序后又加注說：“尋時于峽州面付樂天”。把詩稿交給了白居易。如果是十三年，就不會說尋時，這個尋時，就是沒隔多久的意思。況且，元稹在《告畬竹山神文》中寫到：“自十月季旬，周甲癸而功半就?！奔磸脑褪晔轮猎褪哪暾?。說明元稹元和十四年正月走之前還在為通州人民撰文祈福，率領通州官員們祭拜竹山神靈，盡最后的職責。屈指算來，從朝遷頒發(fā)調令日，到第二年正月初九，僅二十天。其中除去從長安傳遞調令、整理詩文、行裝、交接公務等，二十天并不算多，難怪陳寅恪先生在《元白詩箋證稿》中直接寫元稹走時是元和十四年。試想元稹之行，一家七口拖妻帶女，走走停停，況官家出行一站一驛換取官文票券。故從通州下渠江到渝州至涪州在其當刺史的老丈人家中停留數日，又到忠州與好友李景儉相聚數日，才又順江而下，穿巫峽，費時二月多，是合情合理的。無論如何也不會象章文儀先生文章中的另一種推測，是二月底或三月初走的說法，即騎馬走旱路到萬縣入長江之猜測所說的“縱使古道崎嶇難行，走走歇歇，也花不了十天日子?！备粫恰扒Ю锝暌蝗者€”了。
所以，即使不知道正月的哪一天，而附會(姑且這么說)元稹排行第九稱元九，而曰正月初九，這又有何妨呢?況且一九二三年，達城著名詩人李冰如先生就作有《元九登高題》：
元九逢元九，登高載酒來。相沿成美俗，共躋此春臺。
游盛知年富，飲稀覺歲災。醉人還少見，況說賦詩才。
數年后，在達城為川陜邊防軍督辦的劉存厚也寫了一首詩《正月九日游翠屏即事》：
“正月初九日，游春結隊行。翠屏臨絕頂，俯視大江橫。
戛云亭上望，士女出傾城。往來船如織，春水綠盈盈。
喧填簫鼓奏，沿岸踏歌聲。龍作霓裳舞，前導建旗旌。
相攜有春酒，蟠間席地平。成群各斟酌，杯盡壺更傾。
喧嘩動山谷，翔空鳥震驚。梅花開笑靨，野草嫩芽萌。
晴郊生氣象，鐘動晚霞明。野游洵足樂，由來有深情。
元稹昔守達，是日歸棹輕。邦人齊出送，俎餞登翠屏。
斯人有遺愛，祠堂垂典型。相去雖千古，佳游未可停。
年年逢此日，登高山更青?！?span lang="EN-US">
此詩較為詳盡地描述了達城由來已久的“正月初九登高節(jié)”，也明確指出了元月九日是元稹乘船離開通州的日子。因此，我們不要認為劉存厚是一個大軍閥就因噎廢食，在歷史考證上，在資料來源上，在口碑傳說上，民國時期也許要比現在容易查找得多。況且，在歷史記載上象老百姓扶老攜幼迎送元稹的事也不是沒有。
如元和四年，元稹在東川查處了地方高級官員們貪贓枉法、迫害百姓事而受到百姓擁戴。白居易在《河南元公墓志銘》中寫到：“(元稹)名動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后多以公姓字名其子?！边@就是說，老百姓為了感激元稹，連給自己的子女們取名都用元稹姓或名。另外，談及元稹貶同州為刺史時又寫道：“二年，改御使大夫浙東觀察使，將去同，同之者幼鰥獨泣戀，如別慈父母，遮道不可遏送?！边@里是說元稹在同州為人民做了許多好事，離開同州時，百姓父老如同別自己的父母一樣，傾城出來相送，不想元稹走，以至于把道路都堵塞了，可見百姓愛戴元稹之深情。在談及元稹在越州當刺史時又寫到：“公(元稹)至越，未下車，趨奏罷，自越抵京師，卸夫獲息肩者萬計，道路歌舞之。"這里又是說，元稹剛到越州，老百姓便紛紛跑去攔轎喊冤，十分信任元稹是主持公道的清官。元稹因此處罰罷免了為討好朝廷，長途運送海產品至京城而使肩夫運輸者們苦不堪言的貪官的官。而元稹離開越州回京時，數以萬計的肩夫運輸者又載歌舞載舞，夾道歡送元稹。因此，我們完全可以相信，通州人民為感激元稹而扶老攜幼于正月九日“邦人齊出送，俎餞登翠屏”依依不舍地送別元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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