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四大名著，眾人都以為是中華文化的經(jīng)典，既然是經(jīng)典，那么，就該供奉在祖宗的牌位旁，然后，萬眾山呼萬歲，沖著祖上積德掙來的經(jīng)典，悶倒腦殼低頭便拜。誰又能想到這些令人景仰的經(jīng)典竟然是市井文學，就跟似乎是在誨淫的《金瓶梅》或是《西廂記》，甚或與市井味濃厚的《拍案驚奇》如出一轍，也就是一堆茶館文學，街巷俗議甚或廁所文化之類，這不是有失經(jīng)典的體面、尊嚴與名譽，而使傳統(tǒng)文化顏面掃地了嗎？其實，四大名著就是跟上述這些膾炙人口的市井文學名著，徹頭徹尾的同屬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市井文學。它們同屬一類并未使四大名著失色，反倒使中國古典文學的脈絡(luò)更顯涇渭分明。
事實上，中國古典文學中的詩經(jīng)小雅，離騷，詞賦之類，雖堪稱廟堂文學之經(jīng)典，但這些并不普及的文學修為，不能涵蓋中國文化的所有星空。中國傳統(tǒng)文化并非板著面孔，等人上香祭拜的泥胎菩薩。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所以具有數(shù)千年的號召力與統(tǒng)馭能力，就在于它以廟堂的玄妙，規(guī)制了文化星辰，而又以沉甸甸的市井習性凝聚了人心。廟堂的精髓在市井的調(diào)侃中，被戲謔的展開成為千古絕唱，這就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一分為二的玄妙與生生不息的高昂。
事實上，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經(jīng)歷了許多重大的波折與頹廢樣式的發(fā)展之后，才成就了自己的莊嚴與壯闊。如果沒有西漢文學逐漸的趨于死寂，就沒有東漢三國時代江南文化繁榮在自由氣氛中的飄逸感；如果沒有三國魏晉時期的政治作為，最終被歷史宿命歸于無盡的失敗與慘烈的顛沛的話，那么，魏晉風度的文人世風的玄妙是不可想象的。倘若中國文化失去了魏晉巔峰，失去了魏晉文人的灌酒、翻弄藥渣、瘋瘋癲癲的無可名狀與不屑于入世之態(tài)的話，那么，一直延續(xù)至今的飄逸文人與高雅文風簡直就不可想象。經(jīng)魏晉改造的中國文人，都墜落成那樣一副德行了，這市井與廟堂也就相逢一笑泯恩仇了吧！中國文人在文化認同上從俗，而中國民眾在文化規(guī)范上從良，分別發(fā)生在魏晉與宋代，事實上，歷史已經(jīng)直白的說明了，華夏文化必然是在顛沛流離中，積玄妙的書香與流離的蹉跎于一身之后才能終成大器。中華文化被歷史給自然而然的分野為廟堂與市井兩部分，比其他任何事情都要來的更加順理成章！如此，市井文學就一點都不比廟堂文學矮上一頭，如果廟堂文學得以趾高氣昂的話，那么，市井文化同樣可以紅光滿面。
在中國暗灰色的歷史中，四大名著幾乎能號令天下人心，這就是朝堂之上的莊嚴法度與黑壓壓一大片顫巍巍的廟堂老朽，所始料不及的了。當億兆民眾端坐在老菜館里咀嚼著四大名著中的痛快段子，并把它們當作精神食糧用以混飯吃時，老少咸宜與朗朗上口的江湖書生情懷，終于被世人自覺自愿的交口傳誦。
我們的歷史是隔離的，民眾知曉的歷史是經(jīng)官方宣稱的，因而也是并不忠于歷史真相的。在自由的文學空氣彌漫以前，在市井里有幾人知曉，這四本小說竟然是黑乎乎的市井文學？而且，它們還與運行數(shù)千載的廟堂之上的高懸明鏡里的景象勢同水火難容？只是到了后世，書生秀才們才在世道人心散了架之后，才開始居心叵測的翻弄出市井文學中尚能拿得出手，抬得上桌面上來的四大名著，并宣揚起它們的文學價值起來了。
我們的時代幾乎徹底忘卻了廟堂文學，只是到了需要的時候才想起來它們的莊嚴形象尚能唬人，于是又趕緊翻箱倒柜的找出來，囫圇吞棗的引用上幾句，弄不好還要鬧出幾許笑話出來貽笑大方。但大多數(shù)時候，我們時代的文化人，竟然放下了文化人所特有的矜持與斯文，就蹲在現(xiàn)代書齋里，大談起紅學札記并不時發(fā)出在線裝書前所特有的無病呻吟?？磥恚F(xiàn)在的時代是文化人習俗，而非平頭民脫俗才是正理，其實，這也并沒什么不好。倘若歪屋陋巷深處的歪斜老茶館里的驚堂板與三國及隨口演義，江湖地攤上的水滸中的毛漢之列傳，賣打藥或兜售假藥的攤子上來回歡快的蹦跶，還有幼童與老嫗口中隨口胡夸的西游，都不能被納入到中華文化的經(jīng)典里，那么，這只能是我們民族文化的一種失敗，盡管這種胡夸大多是為了弄幾個糊口的飯錢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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