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將至》里的‘暴雨’是否有所指涉？它影射的是‘核雨’嗎？”
“暴雨就是暴雨，不是原子彈。”
1966年5月17日，當鮑勃·迪倫帶著他的搖滾樂隊登臺時，臺下群情激憤，響起一片倒彩和噓聲。
這些以民謠為精神故鄉(xiāng)的樂迷，早已在心中建構(gòu)出“鮑勃·迪倫”這個形象理應(yīng)代表的語義，因此他們將迪倫向搖滾的轉(zhuǎn)身視為無法原諒的背叛。大眾在幾乎與瀆神性質(zhì)相近的時代浪潮中造起了新的神，又想將他掀倒在地。
“猶大！”人群中爆發(fā)出那聲音樂史上著名的怒吼。
整整五十年后，當瑞典文學院宣布將2016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鮑勃·迪倫時，有不滿的評論者尖酸地指出，媒體該考慮用這個詞做新聞標題——“猶大”。
完全可以理解一部分批評家乃至普通大眾的困惑。出現(xiàn)在大眾文化里的鮑勃·迪倫，是放浪不羈的民謠/搖滾歌手，是反主流的時代偶像，是萬眾矚目的民權(quán)英雄，是一個被定格的文化符號。當人們談?wù)撈瘐U勃·迪倫時，這話語本身已是一個隱喻。而鮑勃·迪倫又將這一切視為無物，用他一次又一次的戲謔與反叛，消解著一個又一個定義他與他作品的詞語。他不從屬于任何一個時代，也從不屬于任何一種定義，更難以直接從屬于文學。
保羅·德曼在《閱讀的寓言》中說：“對符號的解釋不是一個意義，而是另外一個符號：它是一種讀解，而不是一種譯碼。這種讀解接著不得不被解釋成另一個符號，等等以致無限。”半個世紀悄然而過，時代的浪潮早已歷經(jīng)多少次天翻地覆，但在迪倫本人的不屑與緘默中，對他的解讀因語境的變化而成為一次次新的解構(gòu)，如是往復(fù)，從未停止。
在2007年的音樂傳記電影《我不在那兒》中，曾以《天鵝絨金礦》致敬搖滾傳奇大衛(wèi)·鮑威的名導(dǎo)托德·海因斯，也對鮑勃·迪倫的創(chuàng)作與人生進行了一次全面拆解。六位外貌、個性、膚色甚至性別迥異的演員分別演繹了鮑勃·迪倫不同時期、亦即不同理念的自我。
▲ 克里斯蒂安·貝爾飾演的Jack Rollins/Father John，分別影射早期民謠歌手迪倫和后期轉(zhuǎn)向宗教音樂的迪倫
▲ 凱特·布蘭切特飾演的Jude Quinn，象征著60年代后期轉(zhuǎn)向搖滾的迪倫
▲ 希斯·萊杰飾演的Robbie Clark，是那個始終與媒體對抗、不斷解構(gòu)作為符號的自己的迪倫
▲ 理查·基爾飾演的Billy McCarty是一個典型的嬉皮士，象征著刻意自絕于公眾視線的迪倫
▲ 馬庫斯·弗蘭克林（圖右）飾演的Woody Guthrie意味著迪倫從美國傳統(tǒng)音樂中汲取的養(yǎng)分
▲ 本·威士肖飾演的阿爾圖爾·蘭波則是迪倫的靈感之源與詩性化身
事實上，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文學研究的文化轉(zhuǎn)向（cultural turn）日益成為學術(shù)界的主流。因此，當有些人不屑一顧地將鮑勃·迪倫的音樂與詩歌創(chuàng)作視為對文藝的淺薄涉獵時，更多學者則視他為層次豐富的理想研究對象——
Oh, where have youbeen, my blue-eyed son?
你到過哪里游歷，我藍眼睛的孩子？
Oh, where have you been, my darling youngone?
我親愛的孩子，你到過哪里游歷？
I've stumbled on the side of twelve mistymountains,
我曾在那十二座迷霧山旁踟躇
I've walked and I've crawled on six crookedhighways,
我曾沿著那十二條蜿蜒的高速公路慢行
I've stepped in the middle of seven sadforests,
我曾走進那七座傷心森林的深處
I've been out in front of a dozen deadoceans,
我曾面對那十二汪死海
I've been ten thousand miles in the mouth ofa graveyard,
我曾進入墓地中一萬里
And it's a hard, and it's a hard, it's ahard, and it's a hard,
暴雨、暴雨、暴雨、暴雨
And it's a hard rain's a-gonna fall.
暴雨將至
例如這首《暴雨將至》的歌詞。鮑勃·迪倫將意識流和意象派的表現(xiàn)手法融入美國傳統(tǒng)民歌創(chuàng)作，正如他的許多作品一樣，讓文本內(nèi)部極度豐富的層次掀起狂風巨浪，再融成一杯寡淡的白水。這就是抽絲剝繭后，文字與韻律本身的魅力。它帶來了想象和闡釋的空間，賦予了個體以成為評判者的權(quán)利，建立了一種文本的回歸，那是有血有肉的概念脫離它冰冷軀殼的回歸。
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這種解構(gòu)的完成幾乎是一個神話，一個立足于概念移植、情節(jié)移植，直至主體移植的神話。它超越了時代與文學體裁的界限，觸及著人類思維的無限。
在這個意義上，諾貝爾文學獎激起的討論無非是公眾對鮑勃·迪倫的另一次解構(gòu)，甚至這個獎本身也不過是歷史的一次解構(gòu)而已。當有人詰問它的合理性時，答案就在風中飄蕩著。
而風就是風，不是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