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慧平律師
運輸毒品罪案件是刑事律師在辦理毒品犯罪案件過程中經(jīng)常遇到的刑事案件，屬于常見的毒品犯罪之一。運輸毒品罪案的量刑與制造、販賣、走私毒品罪案的量刑相差無幾。運輸毒品罪案，一般而言，具有較大的辯護空間。如何對運輸毒品罪案進行有效辯護，是一名優(yōu)秀的刑事律師所必須深入思考的問題。
本文即是筆者本人辦理運輸毒品罪案過程中所形成辯護經(jīng)驗的積累。
一般而言，運輸毒品罪案均是當事人被偵查機關抓獲之后才聘請刑事律師為其進行辯護。刑事律師接觸此類運輸毒品犯罪案件之時，該案或處于偵查階段，或處于審查起訴階段，或處于審判階段，或處于二審階段，鑒于案件所處的階段不同，刑事律師所做的有效辯護之側(cè)重點當然亦有所不同。本文即是立足于一審階段的有效辯護而言，此時，刑事律師應審查的是：被控運輸毒品罪案的當事人身份情況，其是否屬于經(jīng)濟困難的家庭，為牟取一點點的經(jīng)濟利益鋌而走險？其在抓獲時的是否得到了不同尋常的運輸報酬？其與販賣毒品的雇主系何關系？被控運輸何種毒品？運輸所采取的方式？如何被抓？被抓現(xiàn)場，偵查機關對涉案毒品的搜查、扣押、封存、稱量、鑒定程序是否合法？被查獲的毒品數(shù)量是否已超過判處死刑的上限？所謂的雇主是否被抓？如果有直接證據(jù)證明被控運輸毒品的行為人系被蒙蔽，是否可以繼續(xù)進行司法推斷，推斷行為人明知是毒品仍然予以運輸？非法證據(jù)排除程序是否有必要申請啟動？該案的訊問同步錄音錄像資料，檢察院是否在庭前全部移交了法院？刑事律師是否全部查閱了同步錄音錄像資料？經(jīng)審查，訊問同步錄音錄像資料是否存在偵查人員的侮辱人格、威脅、恐嚇、引誘等方式進行訊問？如果存在，刑事律師如何處置？運輸毒品罪案是否有無罪辯護的空間？這些構(gòu)成有效辯護的事實情節(jié)均需要刑事律師在會見當事人并在詳細閱卷的基礎上才能得出比較符合客觀事實的結(jié)論。刑事律師不能單靠當事人家屬的一面之詞便得出該案的辯護思路和方案，這應當是刑事律師所具有的最基本的一種職業(yè)態(tài)度。我們的一些刑事律師在第一次接觸當事人家屬之時便草草下結(jié)論，或拍胸脯，包無罪；或定論無力回天，筆者本人認為，這些行為均是刑事律師所不可取的職業(yè)態(tài)度與行為，其違反了人類認識社會事物的基本思維規(guī)律。
從我24年來的刑事律師執(zhí)業(yè)經(jīng)驗來看，一名優(yōu)秀的刑事律師即是對所承辦案件高度認真負責的律師，敢于與善于為當事人進行有效辯護的律師，其實，有效辯護真的并沒有任何捷徑可走。
第一、刑事律師對于接受委托的運輸毒品罪案應具有無罪思維，在無罪思維之下去審查全部案卷材料。
刑事律師不同于公訴人、法官，其職業(yè)特點也是與公訴人、法官最基本的區(qū)別便是質(zhì)疑精神。要敢于對公訴方所提出的一切指控行為人之行為構(gòu)成運輸毒品罪案的控方證據(jù)進行有理有據(jù)有節(jié)的質(zhì)疑，不能因為法官、公訴人的無理反對而罷休，也不能因此舉可能得罪法官與公訴人而引起反感有所退縮。刑事律師要敢于在法庭上說真話。需要你拯救的是身陷囹圄的當事人，他（她）極有可能是受冤屈的無辜者啊！刑事律師感到內(nèi)疚的往往是辜負了當事人祈求的目光，并非是公訴人與法官可能誤解的眼神。兩者相較，當事人的身陷囹圄更值得刑事律師去積極進行辯護。刑事律師積極辯護的行為反而證明刑事律師抓住了控方所謂運輸毒品罪案之證據(jù)不足應存疑的要害！刑事律師要對公訴人控訴當事人成立運輸毒品罪的所有證據(jù)均提出自己的質(zhì)疑，尤其是遇到3000克以上的運輸毒品的案件，3000克運輸毒品的案件一般均會被司法機關判處死緩或無期徒刑，對于刑事律師而言，當事人判處死緩或無期的此類刑事案件均系重大刑事案件。
運輸毒品罪案不同于一般的刑事案件。經(jīng)筆者本人對各級人民法院官網(wǎng)上所公布的偵查機關對運輸毒品罪案之偵破經(jīng)過的研究，偵查機關對于幾乎所有的運輸毒品罪案，往往均是放長線釣大魚，耳目、線人、舉報、設套、手機監(jiān)聽、信號伴隨等偵查手段已廣泛被運用。偵查機關在掌握了運輸毒品罪案之嫌疑人具體的毒品交易地點和時間后，適當時機收網(wǎng)。例如，筆者曾辦理的被告人宋某斌被控販賣運輸毒品60余千克的刑事案件，在被告人宋某斌歸案后，從公安機關發(fā)布的新聞資料即可見一斑，偵查機關早已掌握其動態(tài)，只不過當事人尚蒙在鼓里，一無所知。在被告人王東東被控運輸毒品罪一案中也存在這種情況，偵查機關已經(jīng)在2016年3月即對本案進行立案，但在2016年9月才收網(wǎng)破案。
由于我們現(xiàn)在所處的是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目前的運輸毒品犯罪案件幾乎全部利用互聯(lián)網(wǎng)實施相關的毒品犯罪，如微信、QQ、支付寶、電子郵箱等互聯(lián)網(wǎng)信息工具，因此，刑事律師必須對互聯(lián)網(wǎng)信息工具有深入的了解，更應當對互聯(lián)網(wǎng)電子證據(jù)的收集審查判斷有所掌握，才能對偵查機關所收集的證據(jù)進行有效的質(zhì)證。
毒品犯罪案件一般均是被偵查人員事先布局，由之人贓俱獲。在所有的偵查措施中，技術偵查手段在毒品犯罪案件的偵破中使用最為頻繁，因此，刑事律師在審查全部的案件資料時，應當嚴格審查該案件的破獲是否存在誘惑偵查的情況存在。
第二、刑事律師應當嚴格審查起訴書，遇到多人多起的運輸販賣毒品案件之時，公訴人可能由于失誤，對指控的運輸毒品的數(shù)量計算錯誤。
如筆者本人所辦理的由四川省綿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被告人王東東等人被控運輸毒品罪一案，公訴人便將該案運輸毒品的數(shù)量計算錯誤，多計算了18克毒品，本人在庭前會議以上予以指出后，公訴人隨后做出了更正說明。刑事律師不能想當然的認為，公訴機關的起訴書必然正確而不加審查。
第三、刑事律師應當多次會見當事人，詳細了解其被控的運輸毒品罪案的事實。
刑事律師既然接受委托就應當做到忠人之事，就應將案情吃透。經(jīng)過刑事律師多次會見當事人，才能更為徹底了解案情。只有與當事人進行徹底溝通才能形成科學的辯護思路，把握決定案件定性之細微事實情節(jié)，時刻把握進行有效辯護的脈搏。單憑簡單的一次會見，刑事律師根本不能了解當事人內(nèi)心深處的真實想法，無法與當事人進行有效溝通，也就不能做到有效辯護，只能是形式辯護了。
第四、刑事律師應當嚴格審查公訴機關給法庭交來的同步錄音錄像資料，不應當怕麻煩，浪費時間。
刑事律師在不觀看本方當事人在偵查機關所做的有罪供述與無罪辯解的同步錄音錄像，也不觀看同案當事人的同步錄音錄像資料的情況下，單單對書面的《訊問筆錄》進行審查是無法對案件作出有效辯護的。大量被糾正的刑事冤假錯案證明，偵查機關在訊問當事人之時，并非如實記錄，對被告人的無罪辯解往往有言不錄。最令人感到氣憤的是，偵查人員往往對當事人的供述是無言有錄，無言有錄可是涉嫌濫用職權的犯罪啊！如果你是一名認真負責的刑事律師，通過觀看偵查機關制作的訊問同步錄音錄像資料，往往會有驚人的收獲。
偵查機關在訊問運輸毒品罪案的當事人之時，并不是如我們想象中的依法文明辦案。偵查人員為了拿下當事人的有罪供述，經(jīng)常會采取人格侮辱、謾罵、欺騙，引誘、威脅等違法手段向當事人逼取有罪供述。如果刑事律師不觀看訊問的同步錄音錄像，無論如何不會了解當事人在偵查機關接受訊問之時所承擔的巨大心理壓力。
刑事訴訟法第50條明文規(guī)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jù)，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比欢?，在司法實踐中，偵查人員為了逼取當事人的認罪供述，所采取的訊問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刑事律師應當嚴格審查己方當事人被控運輸毒品罪案的有罪供述的同步錄音錄像資料，也必須審查被控實施共同犯罪的其他同案被告人的同步錄音錄像資料。只有嚴格審查偵查機關訊問當事人所形成的同步錄音錄像資料并申請法庭當庭播放，才能使法官、公訴人看到，偵查機關是如何對當事人進行違法訊問的，才能真正的將違法的訊問真相揭露在法庭。當刑事律師在會見當事人之時了解到偵查人員為了逼取當事人的有罪供述，曾對當事人進行過人格侮辱、謾罵、欺騙，引誘、威脅等違法手段進行訊問，刑事律師就應當審查閱看全部的同步錄音錄像資料，包括自己當事人以及與自己當事人相關聯(lián)的其他同案被告人的同步錄音錄像資料。
如果身為可能被判處無期、死緩、死刑的運輸或販賣毒品案件的當事人的辯護律師，不曾去庭前審查同步錄音錄像資料，也不申請法庭播放相關的錄音錄像資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認為是形式辯護了。
2018年1月1日生效的一審庭審規(guī)程明確規(guī)定，被告人的庭前供述與當庭供述出現(xiàn)實質(zhì)性差異的，刑事律師應當嚴格審查為何會出現(xiàn)實質(zhì)性差異？如果出現(xiàn)當事人在法庭上當庭翻供的情況下，刑事律師更應當審查偵查機關對當事人進行訊問的同步錄音錄像，如果書面的訊問筆錄與同步錄音錄像不一致的，以同步錄音錄像為準。筆者在辦理被告人王東東被控運輸毒品罪案的過程中，當事人王東東向本人陳述，其在偵查機關被訊問時，曾經(jīng)被偵查人員謾罵、侮辱、威脅等等手段逼取有罪供述，并存在一定的不實指控，故，筆者本人申請法庭當庭播放偵查機關對被告人王東東的同步錄音錄像，結(jié)果出人意料，證實了被告人王東東的陳述是屬實的，并非捏造事實誣陷偵查人員。
第五、刑事律師要對公訴機關指控運輸毒品罪案的當事人的“主觀明知”方面的證據(jù)進行全方位的比對印證，如同案犯的供述、所謂雇主的供述等，已審查判斷該證據(jù)是否達到確實充分且排除合理懷疑的刑事證據(jù)標準。
刑事律師在為被控運輸毒品罪案的當事人進行辯護之時，要正確理解刑法以及座談會紀要、立案標準中對被控運輸毒品罪的當事人的“主觀明知”的法律概念。
根據(jù)2012年最高檢、公安部頒布的關于刑事案件立案標準（三）的規(guī)定：本條規(guī)定的“運輸”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采用攜帶、寄遞、托運、利用他人或者使用交通工具等方法非法運送毒品的行為。走私、販賣、運輸毒品主觀故意中的“明知”，是指行為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所實施的是走私、販賣、運輸毒品行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結(jié)合行為人的供述和其他證據(jù)綜合審查判斷，可以認定其“應當知道”，但有證據(jù)證明確屬被蒙騙的除外。
筆者本人認為，本條法律規(guī)定的本意，指的是在運輸毒品罪案中，如果由直接證據(jù)證明，被控運輸毒品罪案的行為人系被蒙蔽，則沒有必要進行司法推斷行為人的主觀明知。只有案件中沒有直接證據(jù)證明行為人主觀上被蒙蔽，才適用司法推斷的主觀明知。筆者認為，在司法實踐中，包括法官、公訴人均沒有正確理解本條所規(guī)定的主觀明知的法律規(guī)定。
筆者辦理的被告人王東東被控運輸毒品罪一案中就存在此種情況。一般而言，偵查機關在抓獲涉嫌運輸毒品犯罪案件的當事人之后，出于有罪推定的思維習慣，習慣于朝著推定行為人主觀上具有主觀明知的方向去取證，當案件中由直接證據(jù)證明行為人主觀上被蒙蔽，并不知道所運輸?shù)南刀酒分畷r就不應當認定為運輸毒品罪，但在司法實踐中，偵查人員卻出于立功、出于寧枉勿縱之考慮，朝著推定行為人主觀明知的方向取證。
刑事律師在審查本案同案犯的供述以及所謂雇主的供述之后，如果任何人在事前沒有告知行為人所運輸?shù)奈锲废刀酒?，此時即應認定被控運輸毒品罪的行為人主觀上并不明知，系被蒙蔽的情形。
第六、對被控運輸毒品罪之行為人的主觀明知的推斷確認應本著普通人的思維習慣和標準去進行，對于具有敏感認知力的當事人所作出的超出普通人的思維極限的意思表示模糊的行為，應當予以否定其具有主觀明知。
在被控運輸毒品罪的刑事案件中，經(jīng)常會出現(xiàn)司法推斷——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明知毒品仍進行運輸?shù)那闆r，尤其是單人單案的情況，如筆者本人曾辦理的由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的上訴人李某夏被控運輸3千克毒品罪的案件就屬于以上單人單案且司法推定行為人主觀明知的情況。被控運輸毒品罪的單人單案，司法推斷行為人是否具有主觀明知的情況最為常見。刑事律師在辦理此類案件之時，應提醒法庭以普通人的認知水平為司法認定的基礎，而不能以具有敏感認知的人的標準隨意拔高主觀明知的認定標準。
對于司法推定行為人主觀明知的情況，法律規(guī)定了十種情況。刑事律師應當嚴格按照該列舉規(guī)定結(jié)合己方當事人的行為特征對號入座，進行嚴格審查。
第七、刑事律師應當積極主動地向法庭提出申請，申請法庭啟動非法證據(jù)排除程序，申請偵查人員出庭、申請槍彈痕跡檢驗鑒定、申請鑒定人出庭、申請專家證人出庭甚至申請不稱職的公訴人回避。
對于存在偵查機關非法取證情節(jié)的運輸毒品的犯罪案件，刑事律師在辦理案件過程中應向法庭敢于提出非法證據(jù)排除申請、申請偵查人員出庭、申請法醫(yī)鑒定、申請槍彈痕跡檢驗鑒定、申請鑒定人出庭、申請專家證人出庭、甚至申請不稱職的公訴人回避，并做好充分的各項準備。如果刑事律師發(fā)現(xiàn)所承辦的運輸毒品罪案件具有以上可以申請的情況仍然拒絕向法庭提出以上相應申請，刑事律師則難以做到有效辯護。
總之，筆者本人認為，對運輸毒品罪案的當事人進行有效辯護即是認真負責而已，履行一名刑事律師的職責而已。以上所言，均是筆者本人辦理運輸毒品罪案的一些所思所想所為，今將其整理出來，以供大家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