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哲學使人想起一些問題。首先的—也許不是最困難的—任務就是理解康德在哲學中的“哥白尼式革命”的本質—我爭辯說是人為自然立法，而不是相反。當時的文獻表明，那些起初試圖把握其意義的努力很不成功。哈曼（Hamann）稱康德為普魯士的休謨，而加爾維則把他的學說與貝克萊式的唯心主義等同起來；有些人察覺到了其中用來破壞宗教的歷史基礎并證明自然主義的微妙手法，還有些人則懷疑他的理論是對正在衰落的信仰哲學的新的支持。為了讓人們更清晰地認識其主題，康德寫下了《未來形而上學導論》（1783年），舒爾茨（Johannes Schultz）出版了他的《解說》（1784年），萊因霍爾德則出版了他的《康德哲學書信集》（1786年~1787年），胡夫蘭德（Hufeland）和舒茨（Schütz）創(chuàng)辦了《耶拿文學評論通報》，作為批判運動的宣傳工具。耶拿成了這一新學派的根據地，通過在那里教學的希勒、萊因霍爾德、費希特、謝林和黑格爾的努力，哲學在德國成為最受尊重的學科之一。
康德的后繼者所面臨的其他一些任務包括：認識論的發(fā)展，它的原則的統(tǒng)一，以及對于來自二元對立的問題的解決，比如有理性的世界與現(xiàn)象界、自由與機械論、形式與物質、知識與信仰、實踐理性與理論理性；還有去除物自體概念所帶來的不一致的問題。另外一項需要從事的工作是在康德奠定的批判基礎之上構建宇宙體系；這成為著名的后繼者和偉大的革新者的主要工作，比如費希特、謝林和黑格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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