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溫很兇殘，他對大唐的殺傷力至今聽起來都讓人不寒而栗。
唐朝的最后兩位皇帝、何太后、唐昭宗的兩位昭儀都死在了他的手上，但這些數(shù)字僅僅是“醒目”，還算不上“震撼”，真正值得我們關注的是他的“三大屠殺”。
其一，團滅宦官。天復三年，他一次性殺戮宦官七百余人。天祐元年，他再次殺害唐昭宗近侍二百多人。
其二，屠殺皇子。天祐二年，朱溫在九曲池設宴唐昭宗諸子，席間他將前太子李裕等九位皇子全部勒死，拋尸九曲池。
其三，殺戮重臣。天祐二年，朱溫將崔樞等三十多位朝中重臣殺害于白馬驛，并將他們全部拋尸黃河，釀成了震驚史冊的“白馬驛之禍”。
改朝換代絕不是強人的武力斗秀場，而是政治勢力的角逐場，誰背后的擁護勢力更強大，誰就能笑到最后。
比如，劉邦背后的新興士族階級戰(zhàn)勝了項羽的沒落貴族階級，劉秀的豪族們士族集團戰(zhàn)勝了農民義軍，李淵的關隴集團戰(zhàn)勝了關東士族集團。
事實上，皇帝并不喜歡這些勢力，取得天下后，皇帝無一例外地都會采取措施壓制他們。但在取得政權之前，皇帝必須以妥協(xié)的姿態(tài)拉攏他們，因為他們就是占據(jù)政治資源最頂端的那一群人。
所以偉人留下振聾發(fā)聵的斷言，農民起義不可能成功，因為他們沒有政治勢力的擁護。
宦官和士族集團是晚唐政治勢力的兩大支柱，宗室雖然凋零了，但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因此，朱溫此舉不是殺戮那么簡單，而是推倒了本可以依賴的強大勢力，他為何要這么做呢？
要弄清這個問題，首先要明確朱溫的身份。
朱溫雖然借由黃巢起義而發(fā)達，但本質上他不是農民，而是小士族階級，或者說叫做庶族階級。
黃巢起義給他創(chuàng)造了崛起的環(huán)境，但真正讓他融入歷史主流的卻是朝廷授予他的“宣武節(jié)度使”身份。
唐僖宗中和二年，在宦官楊復光的誘使下，朱溫背叛了黃巢，并與李克用聯(lián)手消滅了黃巢義軍。從此他從一名流寇成了大唐的藩鎮(zhèn)節(jié)度使，并利用與朝廷的復雜關系，不斷將自己做大。
可以說，沒有這次身份的轉變，朱溫充其量就是第二個黃巢，失敗是早晚的事。
宦官是歷史上最獨特的群體，作為政治勢力，它只在極少數(shù)的時間段存在，不具備連續(xù)性，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宦官集團從來就沒有獨立性，它就是皇權刻意培養(yǎng)的打手。
后人總是用道德的眼光看待“宦官亂政”，這實在過于膚淺了。皇帝們從小浸淫于政治圈，簡單的利害關系怎么看不懂？他們正是看中了宦官對皇權的先天依賴性，才敢將他們培養(yǎng)成一股勢力。
雖然在局部階段，宦官與皇帝之間也會有矛盾，但總體來說，宦官與皇權的伴生關系是主流。
從中唐開始，皇帝利用宦官操控、打壓藩鎮(zhèn)的戲碼就沒斷過。后來宦官直接掌控禁軍，乃至帝國的軍政大權，這就將他們與藩鎮(zhèn)推向了水火難容的兩極。
事實上，除了朱溫，所有的藩鎮(zhèn)最痛恨的就是宦官，最害怕的也是宦官集團。比如那位將朱溫“引入正途”的楊復光，他其實是再造大唐的功臣，威信相當高，權利也相當大，他在世時，李克用、朱溫、李茂貞這些軍閥們乖順得像只貓。
對一個野心家來說，朱溫要想升級，就必須打掉皇權的拐杖宦官。
從這一點上講，唐昭宗犯了致命性的錯誤，他光看到了與宦官集團的矛盾，卻忽視了與皇權集團的本質利益一致性。正是他與楊復恭（楊復光之弟）的自相殘殺，導致宦官集團的覆滅同時，也將自己暴露在了藩鎮(zhèn)的刀口下。
朱溫對宦官集團的屠殺，徹底讓唐昭宗成了無依無靠的囚徒，從這一刻起，大唐事實上就已經(jīng)腦死亡了。
自唐玄宗對宗室子弟采取嚴格的管制政策以來，王爺們迅速墮落為“圈養(yǎng)動物”，失去了干預朝政的能力。
但帝制社會給了他們一個先天性的身份——法律所賦予的正統(tǒng)性，并神圣化。
在殺了唐昭宗后，朱溫其實就已經(jīng)具備了改朝換代的條件，但他依然不敢造次，而是將唐昭宗的第九子李柷當一個過渡品推上皇位，以逐步粉碎李家的神話。
這個所謂的神話真的還有威力嗎？當然有，最直接的證據(jù)就是朱梁帝國建立后，李克用、李茂貞、王建等一干藩鎮(zhèn)勢力拒不承認后梁，依然沿用大唐的年號。
這當然不是他們對大唐有多忠誠，而是李家的神話是他們對付朱溫的武器，哪怕唐昭宗只有一個兒子在，他都是朱溫通往皇位的絆腳石。
如果讓這些皇子們有自主的選擇權，恐怕他們寧可選擇當平民。但他們“投錯了胎”，成了朱溫打破神話的刀下冤魂。
唐朝是中國最后一個以豪門士族集團為基礎的政權，初唐見證了這個模式的興旺，中唐崛起的庶族階級不斷挑戰(zhàn)士族集團的特權，晚唐則是庶族階級對士族階級的終極勝利。
朱溫就是庶族階級的代表人，而那些朝中的重臣，大多數(shù)都是士族集團的代表人。
比如，“白馬驛之禍”中遇難的宰相裴樞、崔遠、獨孤?lián)p、楊涉、王溥、陸扆等，他們的身后是河東裴氏、清河崔氏、洛陽獨孤氏、弘農楊氏、太原王氏、江左陸氏等勢傾天下的豪門家族。
如果將他們的族譜擺出來，就會看到一串串閃耀的名字，宰相、駙馬、皇后扎堆出現(xiàn)在其中。用一句直白的話來概括就是：這些家族壟斷了帝國的最優(yōu)良的政治資源。
與這些生來富貴的士族階級相比，像朱溫這樣的庶族階級就慘多了，他們世代耕讀，卻很難出人頭地。朱溫祖上幾代人都是讀書人，在當?shù)赜幸欢ǖ拿?，但一直無緣出仕。
不光是朱溫，唐朝的藩鎮(zhèn)之所以能獨立生存，就是因為他們有一個共性——都是庶族階級出身的奮斗者。
庶族階級想要翻身，唯一的出路就是扳倒士族階級，而士族集團想要維持昔日的光輝，唯一的出路就是維護李唐王朝的舊秩序。
這就決定了朱溫必然與他們的勢不兩立。
以上三點決定了朱溫在通往皇權的大路上，必須要清除掉宦官、宗室和士族集團的立場。但問題是，任何一個政權都不能建在沙灘上，朱溫推倒了三大勢力，他自己的基礎在哪里？
當然是新崛起的庶族階級了，包括李克用、李茂貞、王建，他們所依靠的力量都是庶族集團。
這既得益于中唐以來皇權對士族階級的持續(xù)打壓，也跟士族集團的集體淪落也有關系。到了晚唐，以士族集團為代表的“南衙”宰相班子被剝奪了實權，代替他們的就是以宦官為代表的“北司”。
不過，士族集團與皇權之間也是共生共榮的關系，失去了士族集團的擁護，皇權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敗。
既然如此，已經(jīng)建立了以庶族階級為代表的后梁政權為何只維持了短短的十六年呢？
原因之一：后梁并不是一個統(tǒng)一的政權，它在軍事上輸給了同為庶族階級政權的后唐。
朱溫是一名杰出的軍事家，其政治才華也很出色，但主梁政權的建立后，并沒有從軍事上統(tǒng)一天下。
隨著朱溫的離世，他的兒子們陷入內部廝殺，以至于后梁帝國迅速衰弱，并敗在了更加杰出的李存勖手上。
原因之二：朱溫父子并非有意識地培養(yǎng)庶族階級，因此后梁并未建立一個完善的統(tǒng)治秩序。
我們今天可以縱觀五千年歷史，有更寬廣的視野來審視歷史事件，但朱溫是當事人，他不可能看得清歷史的走向。
所以，他對庶族階級的利用是無意識的，也沒有建立以庶族階級為統(tǒng)治核心的制度，因此，后梁帝國的統(tǒng)治基礎其實很薄弱，這點對比后來北宋的人才繁榮就可以一目了然。
原因之三：歷史的經(jīng)驗告訴我們，從豪門政治到庶族政治需要一個孕育期，五代十國就是“北宋之母”。
當然，我們也不能怪朱溫，歷史的更新?lián)Q代不能一蹴而就，豪門士族階級雖然已經(jīng)消亡，但庶族階級像一個胎兒，他需要母體的長期營養(yǎng)供應，以及足月后的那一聲啼哭。
事實上，那些不為人矚目的短命王朝通常就承擔著“歷史母體”的責任，比如秦朝催生了士族階級、新朝催生了豪門士族集團、西魏催生了關隴門閥集團，而后梁，以及后來的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就是庶族階級這個新生命的母體。
從這個角度講，后梁政權雖短，但它是“北宋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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