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變積累著歷史事實，質變標志著歷史進程。
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這樣一部或者和風細雨、云淡風輕，或者風云突變、電閃雷鳴相互交織、量變質變互相交叉促進的歷史。
中國革命以遵義會議為界，是一個關鍵的轉折，以毛澤東領導地位歷次浮沉后的最終確立、形成第一代領導集體為標志，是中國革命由失敗走向勝利的轉折點，是中國革命由別人指手畫腳到自己當家做主的轉折點，是由別人指定領導到自己選擇領導的轉折點。按照黨史的說法，這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這個轉折不是一天之內(nèi)實現(xiàn)的，有歷史的偶然和必然，是多種因素交叉促進的結果，是正面力量最終匯聚的結果，是毛澤東開辟的道路逐漸明晰、取得各方認可的結果。
歷史的軌跡可以追尋，我們就一步步探尋我黨的質變是如何形成的吧。
回頭設想，在1935年1月，當剛剛經(jīng)歷湘江慘敗的中央紅軍，邁著疲憊不堪的步伐，帶著迷茫的眼光來到遵義的時候，當時黨中央的領袖們，可曾意識到他們正在接近從失敗走向勝利的轉折點？
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逼迫中央紅軍不得不放棄中央根據(jù)地突圍西征，血戰(zhàn)湘江紅軍折損過半，從上到下對“三人團”的指揮怨聲載道，他們都在痛苦地思考一個問題：為什么前四次反“圍剿”能夠勝利，第五次反“圍剿”如此慘?。繛槭裁丛谙娼馐苓@么大的損失？因此說，遵義會議最直接的開會原因是要檢討湘江作戰(zhàn)的損失。
長征之前形成的“三人團”，即博古、李德、周恩來，他們最終決定要開一次會，其目的就是如此簡單，就是檢討一下湘江一戰(zhàn)的損失。
中國歷史的幸運是：長征開始以來，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因經(jīng)常在一起行軍、宿營，就有了交流思想和看法的機會，湘江慘敗后他們也在思索，觀點逐漸接近，形成了新的“三人團”，他們不但檢討湘江慘敗，更是聯(lián)想到五次反“圍剿”以來中央的軍事指揮、戰(zhàn)略戰(zhàn)術，最終導致了遵義會議上指揮層的更迭。
第五次飯“圍剿”的失敗、長征初期的迷茫無措、湘江慘敗的嚴重打擊，已經(jīng)積累了足夠的量變，那就是對“三人團”尤其是李德的指揮不滿意的人越來越多、意見越來越大、反對的聲音越來越高，要求改變領導的質變已勢在必然。有了質變的趨勢還要有人推動，需要“關鍵的一票”。
但最大的動力源是毛澤東。毛澤東在這個時候表現(xiàn)出一種巨大的歷史自覺意識。
美國作家索爾茲伯里在其著作《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有一個有趣的說法，他把長征初期毛澤東與張聞天、王稼祥的接近和談話形容為“擔架上的陰謀”。他說三個人都身體不好，要坐擔架，在擔架上互相商量、密謀召開遵義會議。
實事求是地說，毛、張、王三人的接近和交流看法，確實為遵義會議做了部分輿論準備、力量準備、思想準備，但是這個準備并不是在這個時期才有的，而是在長征開始之前就開始了的。
1934年7月，曾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zhí)行委員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的孔荷寵叛變革命，向國民黨周渾元部投遞了中央蘇區(qū)沙洲壩黨、政、軍首腦機關的分布圖。1934年8月，瑞金連續(xù)遭到敵機轟炸，中共中央被迫遷往瑞金郊區(qū)的云石山，這里防控性能較好，敵人不掌握情況。云石山上有一個小廟，叫“云山古寺”，毛澤東和張聞天就住在里面。
孔荷寵的叛變導致的另一個后果，就是共產(chǎn)國際的信使在新加坡被捕、間接導致共產(chǎn)國際與中國的聯(lián)絡員牛蘭夫婦在上海被捕。共產(chǎn)國際送錢來營救牛蘭夫婦，送錢的這個人就是李德。本是來送錢的李德，陰差陽錯成被博古任命為中國工農(nóng)紅軍的軍事顧問。這是冥冥中歷史的偶然。
孔荷寵的叛變導致的第二個后果，就是蔣軍轟炸瑞金，張聞天搬到了云石山，和毛澤東成了鄰居。
不能否認歷史中眾多的偶然性。偉人之所以偉大，就是能抓住隨時出現(xiàn)的偶然。在成為鄰居之前，毛澤東和張聞天在許多觀點上不一致。1932年4月份，張聞天曾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周報》上撰寫過一篇社論，不點名批判毛澤東是“對于革命力量的估計不足的右傾機會主義”。
歷史的機遇出現(xiàn)了。一開始兩人是生活上互相關心，見面問候一下，后來在小廟里的一棵黃槲樹下，二人有過一次深談。張聞天是當時小有名氣的作家，號稱黨內(nèi)理論家，曾發(fā)表過小說，毛澤東也是文章大家，于是二人就從文學談到歷史，談到現(xiàn)實，談到了對中央領導的看法，談到了對博古、李德的不滿。
毛澤東在寧都會議上徹底脫離了中央領導核心，并不知道廣昌戰(zhàn)役之后，張聞天和博古之間已產(chǎn)生巨大裂痕。
張聞天和博古早就認識。二人都是1925年入黨，都先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但二人性格氣質完全不同。張聞天學識淵博、思維縝密。博古大刀闊斧、口若懸河。他們都屬于響當當?shù)摹岸藗€半布爾什維克”。
清算“立三路線”之后， 1931年9月， 共產(chǎn)國際遠東局提議成立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博古排第一，負總責，張聞天排第二，負責中央宣傳工作。此時博古、張聞天連候補中央委員都不是，皆一蹴而就成為政治局常委，成了政治局的第一、第二號人物，很多人都不太服氣。黨內(nèi)一二把手都由外國人直接指定，可見我黨幼年時期多么幼稚、多么不成熟。
但一、二把手之間，因工作分工和思路不同，很快就有了分歧。
1933年1月中下旬，因上海的黨中央機關遭到嚴重破壞，中央首腦機關整體搬遷到江西中央蘇區(qū)。在蘇區(qū)工作中，博古與張聞天分歧不斷，包括中央蘇區(qū)的經(jīng)濟政策、宣傳政策等，但也不能說都是原則性、路線性的分歧。
1934年1月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因毛澤東不管日常事”，博古讓張聞天出任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主席（類似于政府總理）。張聞天覺得這個安排就是既要讓他排擠毛澤東（僅僅讓毛澤東擔任徒有虛名的蘇維埃政府主席），又使自己被排擠出中央決策圈，可謂“一石二鳥”，為此和博古吵了起來。
廣昌戰(zhàn)役的失敗，促使二人的矛盾進一步爆發(fā)。
1934年5月上旬，中革軍委的會議上，張聞天批評博古、李德指揮不當，短促突擊，同敵人死打硬拼，使紅軍主力遭受了不應有的重大損失。博古情緒激動反駁，影射張聞天是普列漢諾夫，這是一句分量很重的話，最終造成了二人的分裂。
會議不歡而散。到會的周恩來、項英等，無一人發(fā)表意見。這種沉默預示著六屆四中全會以來形成的中央領導層出現(xiàn)明顯裂縫。
這次會議的直接結果，就是導致了張聞天與毛澤東由隔膜而接近，由接近而相互溝通，由溝通而達成了重大共識。
在這棵黃槲樹下，張聞天把“普列漢諾夫”的爭論和郁悶告訴了毛澤東。博古想不到，他所指認的中國的“普列漢諾夫”，將在8個月之后的遵義會議上，給他致命的一擊。
博古沒有想到的還有，在此之前，毛澤東也已經(jīng)爭取了王稼祥的支持。
毛澤東驚人的歷史自覺是：在他得知中央要把他們?nèi)朔稚⒌礁鬈妶F的時候，立即向中央建議，要求把他和張聞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我們中華民族的幸運是：博古沒有堅持原決定，他聽從了毛澤東的建議。
這個建議極具正確性和關鍵性。如果真的像當初的安排分散行軍，就很難設想能夠召開遵義會議。
這就是偉人之所以能夠成為偉人的歷史主動性。
由于毛澤東的堅持，紅軍出發(fā)長征時，三個人都留在了中央縱隊，成為以后新三人團的基礎。如果說這就是索爾茲伯里所謂的“擔架上的陰謀”，那么這個“謀”，早在上擔架之前就已經(jīng)開始并已取得重大進展。
長征出發(fā)了。在中央縱隊里，三人團博、李、周忙于指揮作戰(zhàn)，毛澤東便利用此特定環(huán)境，與張聞天、王稼祥反復交換意見，形成一個毛、張、王“新三人團”。
毛澤東后來說，在長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有自己這一票，后來我實在不行了，就去做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觀點。又通過王稼祥做了張聞天的工作。
所以，長征開始之前，毛澤東已經(jīng)在做力量準備、思想準備，已經(jīng)開始把自己的思想、觀點逐步地擴大影響，爭取同盟者，告訴對方中國革命應該怎樣走向勝利，怎樣避免失敗。
從這個意義上說，遵義會議之前，新的“三人團”已經(jīng)產(chǎn)生，只需要在組織程序上、在黨的會議上予以認可。
其實，在長征開始之前有一段時間，毛澤東曾給“三人團”寫了一封信，說自己想留在中央蘇區(qū)，不想?yún)⒓娱L征，想留下來重新搞個局面。周恩來據(jù)理力爭讓毛澤東隨軍行動。在周恩來看來，毛作為蘇維埃主席不能隨軍出征是不恰當?shù)摹ＣS軍出征，就能充分利用毛的經(jīng)驗和威望，在關鍵時刻會發(fā)揮作用。周恩來沒想到的是，他的這一堅持為中國革命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歷史的涓涓溪流就這樣匯成了汪洋大海。
長征開始后的“擔架上的陰謀”，無非是毛澤東把各項原已開始的各項準備進一步做扎實了，只是期待有利的時機。
湘江之戰(zhàn)對博古、李德的打擊是顯而易見的。一場血戰(zhàn)損失五萬指戰(zhàn)員，在我黨的歷史上空前絕后。博古深感責任重大，痛心疾首，情緒一落千丈。李德暴跳如雷，不但毫不認錯，反說湘江失敗是意見分歧，因此貽誤戰(zhàn)機。只有周恩來一人在默默堅持工作。
渡過湘江，緊張的行軍途中，中共中央連續(xù)召開了三個重要會議，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會議，12月18日的黎平會議，1935年1月1日猴場會議。
這些會議解決的都是迫在眉睫的行軍目標和路線問題，但又都是在為即將召開的遵義會議進行準備。
進入1935年，各種量變看似已經(jīng)足夠，但是要完成質變，又是何其艱難。
毛澤東在推動這一質變的過程中，又是何其堅韌。
突破第一道防線進入湖南后，毛澤東就開始對張聞天、王稼祥談論博古、李德軍事指揮的錯誤。此時他們?nèi)艘仓皇撬较滦》秶懻摗?/p>
過湘江之后，毛、張、王開始在會議上公開批評中央的軍事路線。從翻越廣西北部越城嶺的老山界起，中共中央領導內(nèi)部的爭論已經(jīng)公開化了。
通道會議是第一個重要場所。在這個討論紅軍行動方向的中共中央領導人緊急會議上，李德提出讓平行追擊的薛岳部超過去，紅軍在其背后向北轉進，與賀龍、蕭克部會和。毛澤東堅決反對，力主西進，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進軍。這個建議除了得到張聞天、王稼祥支持外，得到了周恩來的關鍵支持。
毛澤東這是在時隔多年之后，第一次在會議上獲得多數(shù)的支持。因為這是第一次，所以成果并不鞏固。會后雖然中革軍委以“萬萬火急”電令各軍團首長繼續(xù)西進，但同時又令紅二、六軍團策應中央紅軍，要求他們“在繼續(xù)西進中尋求機動，以便轉入北上。”毛澤東的建議僅是權宜之計。
黎平會議是第二個重要場所。周恩來以會議主持者的身份采納毛、張、王的意見，西進渡烏江北上，作出了在川黔邊地區(qū)建立根據(jù)地的決議，徹底否定了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和的計劃。
進軍方向被根本扭轉了。但這次會議還做出了一個不太引人注目的決定：決定在達到遵義地區(qū)后，召開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關于軍事指揮的爭論。
但是遵義會議的議程卻大大超過了黎平會議所確定的范圍，期間必須提到一個地點：黃平。
耿飚在1990年曾經(jīng)回憶道：
那時正是南方桔子收獲的季節(jié)，黃平那個地方又大又好，非常甜。那時張聞天同志身體不太好，長征路上坐著擔架，同時王稼祥同志因為有傷，也坐著擔架，兩副擔架走在一起。（在桔子園里），王稼祥就問張聞天，我們這次轉移的最后目標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張聞天就憂心忡忡地說：咳，也沒有個目標。這個仗看起來這樣打不行。接著又說，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對張聞天同志這兩句話，王稼祥同志在那天晚上首先打電話給彭德懷同志，然后又告訴毛澤東同志。幾個人一傳，那幾位將領也都知道了，大家都贊成開個會，讓毛澤東同志出來指揮。
會議還未召開，不但新三人團認識一致了，而且各軍團的主官也都知道了，心里有數(shù)了。
當時擔任一軍團二師四團團長的耿飚，是從一軍團參謀長左權那里得到的這一說法，同樣的話他也聽劉伯承等講過，可見當時的紅軍隊伍里，相當數(shù)量的中高級將領已經(jīng)在普遍醞釀毛澤東將出來指揮軍隊的輿論了。這也為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的“出山”打下了基礎。
這次桔林談話，無形中為即將召開的遵義會議增加了一項議程，那就是請毛澤東出來指揮。
博古也支持開一次會，但他的目的是清算“新三人團”，他指責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不聽中央指揮。
毛澤東不是先知先覺，但是他對于這次會議的重要性有所期待，對于爭取更多的人支持，對此他是有充分的歷史自覺的。
1935年的猴場會議政治局會議，做出一個重要的決定，那就是“關于作戰(zhàn)方針以及作戰(zhàn)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實際上取消了李德的軍事指揮權。
時間來到了1935年1月15日，遵義會議召開。這次會議極為重要，歷史上已經(jīng)重墨濃彩進行了描述。限于篇幅，只能說，在毛澤東做了長篇發(fā)言征服人心，王稼祥提出“取消三人團，讓毛澤東出來指揮”時，歷史的趨勢已不可阻擋，我們黨千呼萬喚才出來的千古偉人毛澤東，終于在中國革命的征途上走上了舞臺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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