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作為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之一,承載了千年文明,歷代書家都給漢字的書寫打上了時代的印記:唐朝的抄經(jīng)一絲不茍,魏晉的尺牘風(fēng)流不羈,宋朝的文書雙絕悠然適宜,明朝的大器晚成筆力雄奇。
各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書風(fēng)。時至今日,這些風(fēng)格不同的漢字,給予我們不同的感受,如何雜糅百家,自成一派,用于實際的日常書寫?上世紀的平民書法家黃若舟先生給出了一個答案。
他的《如何快寫鋼筆字》字帖,在1939年編寫完成出版的時候,名為《通書》,后來幾經(jīng)修訂,改名為《漢字快寫法》,在幾十年間,印數(shù)高達兩千萬冊,而黃若舟先生本人,也憑此書成為現(xiàn)代硬筆書法的開荒者。
黃若舟,江蘇宜興溧陽人,1906年出生于一個祖輩務(wù)農(nóng)的家庭,幼年喪父,全賴母親撫養(yǎng)長大,中學(xué)畢業(yè)后考入上海美專,學(xué)花卉書法素描,畢業(yè)后任教,假期還深入鉆研行草,在1939年編寫出版了我國第一部介紹漢字通行書寫字體的《通書》,此書后更名《漢字快寫法》,受到很多習(xí)字者的好評。
生活中自然有很多艱難,然而積極的人,會抓住每一個向上的機會,努力讓自己變成一個更好的自己。從小時候給族譜做插圖,到改變中國的漢字書寫現(xiàn)狀,在這條漫漫長路上,黃若舟先生讓自己的人生變得精彩而充實。
一直有這樣一種說法,在中國古代,由于公文必須認真書寫,所以極大的拖慢了政事。甚至有這樣一種說法,當朝堂上下都在推崇草書,學(xué)懷素張旭的時候,連公文奏章也用狂草書寫,極難辨認。所以有一些人認為,中國古代效率不高,與書寫各類公文的速度極慢有一定的關(guān)系。
然而,考慮到公文一個月兩個月的傳遞速度,寫公文所用的一個時辰兩個時辰又算不上什么了。再說,一般需要寫公文的,都會有多個專門為其書寫的職員。所以盡管奏章公文等對書寫的要求較高,可能耗用較多的時間在書寫上面,但在慢節(jié)奏的古代,這完全不是一個問題。
從另一個方面,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正顯示了中國古代朝官的定力。急切解決不了問題,在慢悠悠的書寫之中,早就有了成熟的應(yīng)對之策。
然而隨著我們進入新時代,世界的交流日益緊密,各國的競爭也日益緊張,用一切時間去做該做的事,成了愛國人士用生命去踐行的理想。拋棄毛筆,改用鋼筆,就是為了加快寫字的速度,再總結(jié)出如何讓鋼筆字寫的更加快,更加容易辨認,成了黃若舟所思考的問題。
在中國的書法發(fā)展史上,行書與草書作為快寫的兩種字體,都極大的加快了書寫的速度。然而,無論是行書還是草書,都必須經(jīng)過相當長時間的練習(xí),才能熟練掌握,使之成為節(jié)約時間的妙招。
而且,隨著時間的發(fā)展,一些草書可能已經(jīng)令我們難以想象其與原字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比如成的四種草書寫法,左邊的兩個還比較容易看出與原字的聯(lián)系,但是到了右邊兩種草法時,如果習(xí)字者不知左邊兩種草法的過度,就很容易陷入迷惘。
黃若舟先生作出的勞動,就是挑選出與原字之間聯(lián)系最深,最容易令人接受的草書寫法,換句話說,“很有群眾基礎(chǔ)”,鋼筆快寫技巧的目的,是為了在節(jié)約時間的基礎(chǔ)上,加深與別人的交流效率。
對一個精研草書的書家來講,辨認草書并非難事,但不意味著普通人也能隨隨便便認出草書。但即使是普通人,耳濡目染之下,也能知曉一些字的草書寫法,從而順利辨認出來。
所以漢字快寫法對于精通行書草書的人來講,幾乎就非常簡單,只要記得一個原則,那一種簡單寫法最容易辨認,就用哪一種。
盡管《鋼筆快寫法》使用價值很大,但是很遺憾的是,這種寫法并不能用于考試。以省略筆畫、連筆為特征的快寫書法,用在考試中,極有可能令閱卷老師覺著這孩子的字筆畫都沒寫全,從而打一個很低的卷面分。
在比較正式的書寫之中,也不能用這種快寫,一方面,行書、行草、草書夾雜,會影響整篇書寫的總體效果,另一方面,大量使用草法,可能會帶來辨識上的困難,從而誤事。
那么鋼筆快寫技巧可以用在何處呢?比較私人的日記書信,日常練字,都可以用這種技巧。對于想形成自己簡潔美觀字體的習(xí)字者來講,這本字帖有很重要的意義。
世間美妙的字跡千萬種,我希望我寫的每一畫你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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