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髦不同于曹芳那樣“來歷不明”，他是魏文帝曹丕之孫，東海王曹霖之子，屬于“根正苗紅”的曹操嫡親子孫。當年魏明帝曹睿也是“扯”，竟然用“來歷不明”的養(yǎng)子曹芳為儲君，而不是遵循秦漢舊制用侄子或者弟弟為儲君，這就導致曹芳即位后一直地位不穩(wěn)固。

嘉平元年（249年），輔政大臣太傅司馬懿發(fā)動“高平陵之變”，從另一位輔政大臣大將軍曹爽手中奪取軍政大權。司馬懿并沒有“大政奉還”支持曹芳親政，而是將權力據(jù)為己有，甚至把曹魏宗族集中在鄴城形同囚犯，這是明顯的篡權。經(jīng)過司馬懿、司馬師6年的政治清洗，到正元二年（255年）司馬昭接替司馬師為大將軍時，滿朝文武基本都是司馬家族的心腹。

魏帝曹髦是“文藝青年”，經(jīng)常與司馬望、王沈、裴秀、鐘會等大臣在太極東堂講經(jīng)宴筵并作文論。司馬望是司馬昭的堂兄，王沈、裴秀、鐘會是司馬昭的心腹，即使是曹髦的“文人朋友圈”，也都是司馬家族的親信，曹髦逃不出司馬昭的“五指山”。

甘露二年（257年），司馬昭平定了揚州諸葛誕叛亂，整個曹魏已經(jīng)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限制司馬家族篡權奪位。如果曹髦“識趣”，就象劉協(xié)那樣“獻”出皇位，司馬昭當然可以給曹髦一個王爵，從此頤養(yǎng)天年，像山陽公那樣食邑萬戶自得其樂。即使曹髦想誅殺司馬昭，這也完全不可能。要知道自古以來刺殺都需要“內應”，就象刺殺董卓因為董卓身邊有呂布，從心腹變成心腹之患。

甘露五年（260年）五月初六夜里，曹髦召見侍中王沈、尚書王經(jīng)、散騎常侍王業(yè)，對他們表示自己要討伐司馬昭。可憐的曹髦不知道自己召見的“三王”中，有“二王”是司馬昭的眼線。王沈、王業(yè)立即向司馬昭告密，王經(jīng)雖然沒有告密卻也勸說曹髦不要輕舉妄動。第二天討伐司馬昭的計劃，在王沈、王業(yè)告密后已經(jīng)破產(chǎn)，曹髦的宮中童仆豈能是司馬昭甲士的對手？

司馬昭當然是迅速做好部署，其中一路就是安排中護軍賈充帶領甲士在大將軍府南門攔截。曹髦畢竟是曹魏王朝的“法定代表人”，秦始皇稱帝以來還沒有被臣子弒殺的在職皇帝，即使是秦二世也是被逼自殺，因此許多甲士看到曹髦沖過來都不敢阻攔。這時賈充命令太子舍人成濟刺殺曹髦，曹髦終于血染皇袍，成了第一位被直接弒殺的在職皇帝。

司馬昭聽說曹髦被殺大驚失色，這并非完全是“演戲”，畢竟司馬昭安排賈充攔截曹髦而不是截殺曹髦。誰都清楚擒獲曹髦再以太后的名義廢黜，比直接殺掉在職皇帝，名聲上要好得多。司馬昭沒有殺害曹髦的必要性，即使曹髦“不合作”，也完全可以用太后的名義將其“貶為庶人”，然后扶植一位“聽話”的小皇帝。

如果換成朱溫這種“流氓”，必然把殺害皇帝的責任推給賈充，認為我只是讓你攔截，誰讓你殺人？就象一些雇兇殺人案，“金主”只要求教訓他一頓，結果“賞金獵人”把人殺了。司馬昭的老朋友陳泰就要求處死賈充，但司馬昭考慮到賈充是為自己出力，處死了賈充會讓自己的心腹寒心。此時司馬昭不是“丟車保帥”，而是“丟卒保車”，把弒君責任推給“直接行為人”成濟，將其誅滅三族。

成濟也是沒腦子，難道不清楚自己“弒君”后必然會被群臣要求處斬？賈充是司馬昭的心腹，自己只是司馬昭的“殺手”，“殺人滅口”的故事也不清楚？成濟要想保住自己的性命，只能是將曹髦攔截或驅逐，甚至不能擒獲只能“護送”回宮，而不是聽信賈充的話將曹髦殺死。如果成濟磕飛曹髦的兵器，并誅殺曹髦身邊的不放下武器的隨從，然后把曹髦護送回宮，聽從司馬昭處置，那么司馬昭也免去了“弒君”的罵名，成濟也不用擔心被滅三族。

賈充弒殺魏帝曹髦，固然是在幫司馬昭，但也是讓司馬昭背上罵名。明明可以把曹髦“禮送回宮”，然后用太后的懿旨將其廢黜，卻要指使成濟將曹髦弒殺，開創(chuàng)了人臣當場弒君的惡例。

賈充遇上了司馬昭這樣的“好老板”，這才避免了被“滅口”。司馬昭也是郁悶，明明可以廢黜不聽話的換一個聽話的，卻惹得弒君罵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