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厚均（1766-1846），湖南安仁人，湖湘文化重要代表人物。20歲成秀才；28歲中舉人；34歲中進(jìn)士，賜進(jìn)士出身。中年仕宦艱難，任戶部主事等職。嘉慶十九年(1814)授浙江道監(jiān)察御史，外放在即，因乞假南歸而止。晚年執(zhí)掌岳麓書院，聲名鼎沸。任山長27年，弟子如云，稱盛一時。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李元度等晚清名臣皆出其門下。
1814年，歐陽厚均“乞假南旋”，回家盡孝，等于自毀仕途，無疑是其人生重大轉(zhuǎn)折。其因固然很多——
體諒寡母孤苦，念家心切是主因。
歐陽厚均的童年很悲苦。
乾隆丁酉年(1777)，其父病故，其時，母親周氏34歲，長兄18歲，自己12歲，五弟9歲。孤兒寡母，門庭難撐，但周氏“治家有法度，人不能欺”。父親臨終遺言“教子讀書，廣行善事”。母親遵言而行，內(nèi)外兼修，“延名師，課諸子”，教子成才，五個兒子順利成家立業(yè)；對外積而能散，慷慨施舍，比如捐田創(chuàng)建歐陽義塾，捐租周濟(jì)邑族貧困，捐金倡建考棚和宜溪書院等，廣有賢名。
不幸的是，家庭變故“連歲迭遭”，接踵而至。
先是“手足之變”。歐陽厚均五弟歐陽厚墀于1797年先歿，年29歲。1803年，長兄去世，年44歲。1804年，三兄繼亡，年41歲。五兄弟已去其三，只剩二兄和自己，且一個任職桂東，一個遠(yuǎn)在京城，都不在老母身邊。尤其歐陽厚均自1789年離家求學(xué)岳麓書院，中舉人，成進(jìn)士，做京官，20多年未謀生母一面，因此自責(zé)難受，幾次三番要回家贍養(yǎng)慈親。二兄均“以母命止之”，讓他留京發(fā)展。為照顧生母和伯母，二兄以伯母患眼疾致盲，行動不便，需要照顧為由，從桂東教諭任上開缺回家，才了卻歐陽厚均后顧之憂。后是“愛子早夭”。長子嗣欽“生而穎秀，記誦倍人”，可身體素來孱弱，年僅22歲竟客死京城。再是“子侄多夭”，生多活少。多位親人因患失血、咯血等癥不治而亡。加上庸醫(yī)誤治，家族人丁壽命普遍不長。
至1814年，母周氏已71歲高齡。
面對晚年喪子，親人凋零，老母孤苦凄涼的境況，歐陽厚均難以釋懷，深恐“子欲養(yǎng)而親不待”，枉為人子。一有同鄉(xiāng)或同僚離開京城回歸故里，總會心緒翩躚，唏噓慨嘆：“嗟我天涯一游子，七十老母今倚閭?！薄敖袢震T君須盡醉，醉后有夢循陔趨。明日君南我仍北，我心輾轉(zhuǎn)隨君車?！笨芍^歸心似箭。
深感官場污濁，是歐陽厚均急流勇退的重要原因。
歐陽厚均之父湘亭公素想科第及仕，卻因英年早逝，最終落空。其母對兒子讀書授課格外重視，管得相當(dāng)嚴(yán)，“非奉命不得出塾門”。好在孩子們爭氣，“諸孤悉成名通籍，孫曾多游泮璧”。1799年，歐陽厚均更是一鳴驚人，高中進(jìn)士。可他之后的仕途并不順，在戶部做了多年低層小吏，由戶部主事到陪員外（員外郎副職），每一步都走得很艱難。嘉慶十八年(1813)七月開始，方時來運轉(zhuǎn)，半年時間里（到1814年三月），連升三級。七月七日被任命為郎中，授陜西司郎。七月十五日記名以御史用。第二年三月十一日，轉(zhuǎn)官浙江道監(jiān)察御史，終于看到仕途希望。
可就在這時，歐陽厚均卻請急南旋，急流勇退。這與他對官場的認(rèn)識是分不開的。
嘉慶己酉年(1789)，歐陽厚均家族遭遇了一場差點帶來滅頂之災(zāi)的官司。這年冬天，新邑令（知縣）到任，長兄因未在規(guī)定時間獻(xiàn)金拜賀，被認(rèn)為是藐視邑令大人，新邑令就構(gòu)陷罪名把長兄抓進(jìn)衙獄。其實長兄是因子嗣不盛，在外納妾生子，寓居長沙，人在外，路又遠(yuǎn)，沒來得及獻(xiàn)上殷勤。二兄去奏明情況，也被抓。三兄跑到衡州府陳情申訴，剛回來，同樣被差役帶走。好在三兄臨陣不怯，據(jù)理力爭。邑令無法定罪，把他帶到一旁，讓其目睹他人受審“鋃鐺羅列，血肉淋漓”的慘烈場面，連唬帶嚇。但三兄始終沒有屈服。最終因衡州郡侯過問，“乃釋兄”，全家總算逃過一劫。歐陽厚均因此深恨官場腐朽。
歐陽厚均的文集中，多處流露厭棄官場，向往恬淡自由的田園生活的愿景。如《庚午除夕》云“官如雞肋偏難棄，跡比鴻泥到處留”，視官位如雞肋。《酒債》云“縱使杖頭錢已盡，何妨日日典春袍”。喝酒沒錢了，就典當(dāng)這身官袍，這官不當(dāng)也罷。
終于在1814年，“轉(zhuǎn)官御史，外用有期”之時，年已四十的歐陽厚均“以母老告歸”。冬天，省親獲批。回到老家，剛好是小除夕，即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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