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 多年前，美國人類學(xué)家露絲·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寫下曠世名著《菊與刀》，揭示了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以及日本文化的雙重性?！熬铡笔侨毡净适壹一?，“刀”則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日本人愛美又黷武、尚禮又好斗、服從又不馴，讓人捉摸不透。

 

30 年前日本經(jīng)濟騰飛時，美國哈佛的亞洲研究專家傅高義（Erza Vogel）又寫下《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旨在訓(xùn)誡美國人向成功的日本模式學(xué)習(xí)。
　　

如今，極度依賴出口的日本經(jīng)濟在全球金融危機中幾近見底，加之政壇動蕩，與鄰國關(guān)系緊張，保持“第一”的美好愿望早已灰飛煙滅，日本國民性則依舊充滿矛盾，未來晦暗不明。

 

三位在日本工作、生活過的西方學(xué)者約翰·哈夫納（John Haffner）、托馬斯·卡薩斯·克萊特（Tomas Casas i Klett）、讓- 皮埃爾·萊曼（Jean-Pierre Lehmann）從日本的歷史和現(xiàn)狀出發(fā)，在新作《日本的開放未來：成為世界公民的日程》（Japan'sOpen Future：An Agenda for GlobalCitizenship）中對日本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等問題進行了全面診斷，提出了一整套解決方案。幾位作者在接受《外灘畫報》專訪時相信，這些對日本的分析，對于今日的中國也會有所啟示。

　　B：你們在這本書中提到：開放的溝通不僅是一套流程或者模式、技術(shù)，更取決于動機。日本缺乏這樣的動機已經(jīng)很長一段時間了，為什么現(xiàn)在有了這樣的需要呢？
　　H：開放的溝通由三個因素組合而成：語言能力、溝通技巧以及溝通的精神。但是，溝通的精神或者說動機，是三者中最重要的。正如讓- 皮埃爾從個人經(jīng)驗中了解到的，日本對外部世界過去曾經(jīng)有過豐富的好奇心，特別是在20世紀60 年代，我們認為如果這種好奇心可以被重新點燃，對日本和世界都會有偉大的意義。
　　
但日本需要接受這種開放溝通的精神嗎？這取決于日本希望什么樣的未來。如果希望未來是地區(qū)的和平與繁榮，并幫助解決我們這個星球所面臨的巨大挑戰(zhàn)，它就應(yīng)該設(shè)法重獲這一精神。但是，如果日本選擇的未來是變得更加自以為是，與被誤解的風險相伴，并且與鄰國沖突不斷，那它并不需要這種精神。這取決于日本的選擇。
　　

B：在日本，你們親身經(jīng)歷過的最大的文化沖擊是什么？而在中國呢——如果有的話？你們認為日本最偉大的文化成就是什么？你們自己個人偏好日本文化的哪一方面？
　　

H：我到日本幾個星期后，問一位日本朋友是否可以幫助我找到一個不錯的道場練習(xí)柔道。我知道東海大學(xué)的柔道非常有名，所以我就讓我的朋友打電話去那里咨詢。我從東海大學(xué)的柔道教練名單里隨意選了一人，她就打電話給他，解釋說她是代一位剛剛來日的加拿大人詢問，并問他是否可以在我住的地方附近推薦一個道場。后來我才意識到，她致電的不是別人，而是山下先生，前日本奧運金牌得主！我到達他推薦的道場時，他已經(jīng)告訴道場的人來等我。可以理解，他們有一點好奇：這個加拿大人是誰，居然從一個奧運冠軍、民族英雄那里得到柔道指導(dǎo)？這對于我希望靜靜地融入當?shù)厣鐓^(qū)的期許好像超出太多了！但山下先生的推薦當然不錯：我在那里結(jié)識了很好的朋友，并成為了我在日本最有意義的回憶之一。
　　

這個也和日本文化中我的個人偏好有關(guān)。我非常欽佩柔道，我認為柔道是日本對世界的偉大貢獻之一。其教義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也有意義：效率、平衡、杠桿性和靈活性。柔道的創(chuàng)始人嘉納治五郎，致力于將這一藝術(shù)與日本以外的人分享，他是一個在軍國主義愈演愈烈的時代中的國際主義和人道主義者。跟隨嘉納老師的榜樣，我認為柔道往往會吸引得體而善良的人們。當我達到黑帶段位時，我的老師告訴我：“你不會完全理解柔道，直到你把它教給孩子們?！边@體現(xiàn)了柔道文化的重要一面，在這個體現(xiàn)我的個人成就的時刻，他強調(diào)的是我對他人的責任，尤其是我對年輕人的責任。
　　

我在中國最大的文化沖擊大概是在上海一間餐廳，在那里的菜單上看到了蛇。不僅如此，顧客還可以從一堆蜷曲扭動的活蛇中選擇他們想吃的那條。但即便在英文中也有入鄉(xiāng)隨俗的說法。因此，我和一位美國朋友一起挑了一條蛇，一段時間后我們伴著啤酒吃了它。雖然我很喜歡它的味道，但那團成一團的樣子還是讓我們無法忘記那個事實：我們在吃一條蛇！
　　

L：我不會說中文。幾年前我與妻子在北京，上了一輛又擠又破的公交車。司機是一個看上去很兇的中年婦女。我們一擠上車，她立即急剎車，并且朝我們的方向轉(zhuǎn)過身來開始大聲喊話。她一通訓(xùn)話后，一個本來坐在我們附近的年輕男子站起來，把他的座位讓給了我的妻子。原來，她是在教訓(xùn)那個年輕人如何懂禮貌！
　　

我也記得在日本發(fā)生的大量的事情，但我不把其中任何一事形容為“文化沖擊”。我閱讀過許多日本文學(xué)作品，并很喜歡一些作家，如安部工房、遠藤周作和大江健三郎。但日本文化中最偉大和最具全球競爭力的絕對是美食：日本菜是世界上最精妙、最優(yōu)美、最富創(chuàng)新性的！
　　

B：萊曼先生，你是傅高義的好友，他現(xiàn)在仍然堅持“日本第一”嗎？
　　

L：我和傅高義很熟，已經(jīng)認識將近30 年了，雖然我們近來很少見面，但常常通電郵。我10 月份將在波士頓附近逗留一陣，希望能見到他。
　　世界已經(jīng)變了，很明顯傅高義對日本的愿景也隨之變化。他寫那本《日本第一》的重要背景，是副標題“給美國的教訓(xùn)”。此書出版于1979 年，正是撒切爾、里根的改革即將起步之時。里根在其就職演說中的名言“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政府就是問題”，后來成為“華盛頓共識”。傅高義著作的主要目的，是體現(xiàn)有一種社群主義的方案，可作為資本主義的替代，其支柱之一便是政府與產(chǎn)業(yè)的密切互動。
　　

我認為直到2009 年，他的著作問世30 年后，傅高義可以認為，他已充分證明了一些問題。無節(jié)制放松市場管制和減少政府參與的美國經(jīng)濟，顯然造成了非常痛苦的后果。當然在此同時，日本也深陷問題中。具體有兩點：一，日本從來沒有真正達到傅高義的愿景，而是仍有很多缺陷；第二，日本長期固守于一個模式，在高增長時期，這個模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它并不適合全球化所要求的調(diào)整。日本已經(jīng)成熟而富裕，而這個模式僵化了！
　　

B：大多數(shù)在日本公司工作的外國人（無論西方人還是亞洲人）都有各種各樣的不快體驗，比如不被信賴或受到不公待遇，你們在書中也提到過。如果可能的話，你們能否給我們一些來自你們個人經(jīng)歷的例子？
　

 

　K：當我在一家日本大型跨國公司工作時，我非常渴望能夠融入公司，并且能像我的同事們那樣努力和聰明地工作。因此我也有了和我的同事類似的愿望和夢想。有一天，在一次隨意閑聊中，我說出了我的夢想：有一天我要成為公司的副總裁。他們以一種友好但是居高臨下的方式哈哈大笑，并且告訴我：“對于外國人來說這是不可能的夢想。”更為有趣的是，第二天這話已經(jīng)傳遍了全公司，公司里每個人都知道了我的野心。顯然玻璃天花板是存在的，但它不是透明的，我無法透過它看到藍天。
　　

H：我在日本工作過的大多數(shù)機構(gòu)很可能在這方面高于平均水平。我想強調(diào)的故事并不是關(guān)于不公待遇或排外心理，但仍然讓我感覺很不舒服。2001年9 月11日，即“9·11”事件那天，我在東京。雖然我工作的辦公室內(nèi)都是非常國際化的日本人，英語流利，在這一天并且在后來數(shù)周內(nèi)，除了我同外國人的交流外，我還是感到極度孤立。我的日本同事們似乎無人有興趣討論這一極其重要和令人痛心的事件。當然我不知道他們自己是怎么想的，但當我們在大廳里擦肩而過，他們繼續(xù)工作，好像這只是一個普通工作日，好像什么也沒有改變。我最終只能通過和美國、加拿大或歐洲的同事和朋友們收發(fā)電子郵件和打電話，來保持與世界的聯(lián)系，了解到底發(fā)生了什么。這個故事并不是關(guān)于排外心理，但它是我的親身體驗，并使得我在一個日本辦公室里感覺不快，感到與世隔絕。
　　

B：作為西方人，你們對于日本否定歷史如“南京大屠殺”的行為有何看法？我們知道在日本并沒有地方展示這種歷史，許多日本青年得到中國來才能了解……
　　

H：在日本有贊成修正主義和掩蓋歷史的極端分子。這些極端分子人數(shù)稀少，而且往往也只是口頭恫嚇。但確實有許多日本政治家也是修正主義者，贊成這樣的（出版與言論的）檢查，而且普通日本人往往對這一重要問題無動于衷。
　　

但在日本也存在一個自由而且國際主義的社群，他們希望國家能夠更誠實，能夠更加勇于面對日本的歷史，包括它的歷史錯誤。我們在這本書中討論了其中的一些人，他們也理應(yīng)在亞洲得到更多的承認和支持，包括在中國。日本以外的亞洲媒體又往往傾向于報道那些極端分子和修正主義者。為什么不對那些我們在本書的歷史篇章里討論過的勇敢的日本人給予更多的關(guān)注呢？那些希望日本承認歷史的日本人需要來自國際社會，尤其是來自亞洲的大量支持和鼓勵。
　　

我認為日本應(yīng)該樹立一個值得其他國家仿效的榜樣，就像德國現(xiàn)在在歐洲那樣，誠實地承認自己過去的錯誤。思考柏林的博物館和東京的博物館之間的差異是很有建設(shè)性的，日本應(yīng)該與德國保持同樣的標準。
　　

B：對于日本來說，與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建立關(guān)系的健康方式是什么？
　　H：日本的決策者應(yīng)該讀我們的書！健康的方式將包括：在博物館和學(xué)校制度內(nèi)承認歷史，接受開放溝通的精神，放棄保護主義并鼓勵貿(mào)易，接納移民，與其他亞洲國家合作進行可持續(xù)的努力——以及許多其他我們在本書中討論過的想法。
　　

最重要的是，日本必須承認：無論如何，它是一個亞洲國家。從這個自我理解中的簡單轉(zhuǎn)變出發(fā)，一切都是可能的。不幸的是，許多日本人仍認為自己與西方結(jié)盟，已不是真正的亞洲的一部分，或者是亞洲范圍內(nèi)的一個特殊和獨特的國家。不久前我和一位日本資深律師交談，他說日本像香蕉：外黃內(nèi)白。這當然看起來荒唐，但是一個有啟示的評論。21 世紀是亞洲的世紀，日本應(yīng)該為這地緣政治中的轉(zhuǎn)變而帶來的巨大機會而興奮。不幸的是，許多日本人對此感到不安，因為他們不知道在這個新世界中，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B：中國正經(jīng)歷著許多與日本蓬勃發(fā)展的時代類似的境遇，應(yīng)當如何保持這一趨勢而不重復(fù)日本的錯誤？
　　

K：中國也必須明白，有繁榮期就有蕭條期，而且每一種境況都伴隨著一套政策。哲人說，沒有什么永存不變，生命的本質(zhì)就是變化。今天的成功政策將很快過時。必須在一個樂于接受世界變化的態(tài)度基礎(chǔ)上持續(xù)引入新政策；一個開放的思維對此是至關(guān)重要的。在19 世紀，中國反其道而行之，最終導(dǎo)致了失敗。今天，中國是一個社會開放和適應(yīng)變化的典范，但在一個日益復(fù)雜和快速變化的世界中，中國絕不能放松哪怕一分鐘。巨大的困難擺在面前：即使日本仍然封閉，中國仍必須對變革、試驗和新的進化路徑持開放態(tài)度。
　　

B：今天許多日本年輕人在外表和性格上都表現(xiàn)得很外向。他們是開放日本的一支力量嗎？
　　

H：如果日本青年與世界相通，并樂于與其他地方的人聯(lián)系—特別是通過藝術(shù)、音樂和科技—這是有益的。但這樣的開放對于日本的意義并不深刻，除非這一開放涉及到更深的問題，如貿(mào)易、英語能力和移民問題。
　　

K：外表是有欺騙性的。日本人有一種抱團傾向—人的意義似乎來自屬于某一特定團體，無論是一個商社、一個柔道俱樂部或是一個不起眼的搖滾樂隊的樂迷。抱團是好事，問題是這些群體好像煢煢孑立，他們通常不與其他日本團體交流，更不用說國外的團體和個人了。比如某個在索尼工作的人和另一個在三菱工作的人會很難溝通，而在同行業(yè)不同公司間平行跳槽幾乎是不可能的。這和其他國家在同行業(yè)內(nèi)跳槽司空見慣，并帶來了整體上的能力和標準化的升級的情況大相徑庭。
　　

我懷疑那些日本人，刨去公司口號和營銷方案、新潮的開放外表、時髦發(fā)型或性感服飾后，能夠很快開放并跨越他們特殊的“團體障礙”。在外表之外需要更多更為實質(zhì)性的態(tài)度轉(zhuǎn)變，這遠遠深刻于外表。
　　

B：你們認為誰會成為21世紀的亞洲文化領(lǐng)袖？日本、印度還是中國？為什么？
　　

K：當然不是日本。中國將努力驅(qū)除自身文化的消極面，這對于中國人來說會很有趣，但很難說是否會有廣泛的吸引力。印度有其傳統(tǒng)的哲學(xué)、文學(xué)和藝術(shù)，這樣深厚的基礎(chǔ)加上一種對創(chuàng)造的崇敬，意味著我們都可以期待印度人創(chuàng)造出偉大的文化成就。而且印度不僅在亞洲能夠成為文化領(lǐng)袖—他們將很可能引領(lǐng)世界。
　　

H：印度和中國很可能變得更加重要，而日本將變得不那么重要。但我們?yōu)槭裁床贿@樣問：如果中國、印度和日本一起接受一個更加包容和豐富的“亞洲文化”的理念，而將自己的文化視為其多層重疊的表現(xiàn)形式之一，從而使得領(lǐng)導(dǎo)者的問題不再重要，這會怎樣？我們必須記住文化和民族國家是兩回事。文化跨越了國界，它舞蹈、跳躍，并以文化的混雜作為自己的動力，超越了世俗官僚的控制。歸根結(jié)底，文化最重要的意義是在個人層面上。我希望我們可以開始以更具流動性的體系思考所有的文化：無論民族國家發(fā)生任何事情，文化將繼續(xù)發(fā)展。
　　

為什么不夢想有一天，華人、印度人和日本人都認同亞洲作為他們的家園和他們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