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見《姬揔持墓誌》考釋
——兼論貞觀元年李孝常址吹惱治背景
仇鹿鳴
近日，蒙齊淵先生惠示西安新近發(fā)現(xiàn)的姬揔持墓誌拓片[1]，此方墓誌涉及唐前期的一些重要歷史事件，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故筆者不揣溌目堅專鄖笳斗郊搖懷杏懕憷澫葥拓片錄文如下：
誌蓋：大唐故周國夫人姬氏墓誌銘
大唐故周國夫人姬氏墓誌銘幷敘
夫人諱揔持，河南人也。自徇齊敦敏，師兵營衛(wèi)?？搜椎垤囤嫒?，殄蚩尤於濁鹿。既與乾坤合德，遂共日月俱明。方乘帝鄉(xiāng)之雲(yún)，終傳鼎湖之駕。至如顓頊言殞，高辛應期，歷葉嗣昌，本枝載茂。姜原踐跡，后棄誕生，奄有邰封，俄成保姓。暨乎文王息虞芮之訟，定三分之境；武王觀孟津之兵，致八百之會。赤雀表貺，白魚告祥。積德累仁，造區(qū)建極。且復畢原燕郜，魯衛(wèi)應韓，備敘縑緗，豈繁汗簡。曾祖肇，魏使持節(jié)、龍驤將軍、假輔國將軍、朔州揔管，駙馬都尉，神水郡開國公，周侍中、雍州牧、東陽郡開國公。王濬恥其効績，謝琰慙斯樹勳。連率遐方，飛纓帝座。阜成兆庶，列爵開基。直道一心，參侄主。祖威，隋右衛(wèi)率，燉煌、龍泉二郡太守，驃騎將軍、司農(nóng)卿、右光祿大夫，汾源良公。龍樓罷謁，神闘除災。非厭承明，本求人瘼。著庸超於去病，遣人齊於巨君。致果居多，方列茅土。父權，隨尚舍直長，通樂府鷹揚郎將、朝請大夫。材擅三端，能參六尚。既應帝日，方預戎機。曹洪祇厠其名，桓沖始居斯任。早游東岱，遂罷南圖。夫人稟氣方州，資靈圓折。生標岐嶷，長擅幽貞。觀察聽覽，必懷雅直；俯仰折旋，咸蹈規(guī)矩。八株挺桂，九畹滋蘭。與秋菊而齊榮，將春松而等茂。溫良柔婉，謙讓肅恭。下固城隅，上竦喬木。仁慈表性，四德寧虧；愛敬自天，六行無爽。聲飛州里，跡著宗親。高門貴斯諔U，通家重其端操。年甫十四，量越成人，時有英賢，來求淑媛。義安王孝常第六子，太子左千牛、上大將軍義餘，恃潘楊之戚，慕齊秦之偶，籍彼良媒，祈諸作配。逮乎三星已見，百兩云迎，和若瑟琴，堅同膠漆。初鳴盥漱，盡禮於舅姑；終日和顔，傾心於姒娣。叔妹唯睹卑下之色，侍使但見儼厲之容。禮節(jié)無騫，執(zhí)事有恪。閨門雍穆，匪徒張仲之妻；家室相欽，寧唯冀缺之婦。忽於貞觀年始，王坐劉裕身亡，夫人緣此入宮，尋蒙保傅。皇帝帝居明兩，詔授滎陽郡三品夫人。及帝踐極，後宮加授，即蒙恩詔，遷一品夫人。往者文帝親揔元戎，自臨王險，使領貴人，度遼遠覲，後襃前効，特封周國。詔曰：在勤必録，道懋於前修；有德斯崇，義光於上烈。滎陽郡一品夫人姬氏，風範柔順，操履幽閑。夙著阿保之勤，早申推導之惠。朕昔遵監(jiān)撫，思切遼陽，久冒炎暑，遠修溫凊。心力備盡，招⒖誦右猿﹂嶉潱瑹o忘淑慎，播徽音於椒掖，馳令問於蘭宮。宜在襃升，載崇嘉號，可周國一品夫人。夫人以久居高封，累表陳情，乞守滎陽。明旨未允，乃降墨勑，曰：“夫人淑德有聞，聲芳載穆。播勤勞於椒掖，揚保傅於蘭闈。朕爰自眇年，夙資匡導。疇臻_壤，有國常規(guī)。夫人每徇恒謙，累求減賦。此既前王彝訓，不獲便依所請。想能深體，無煩固辭?！贬嵋灾倚⒐忪吨車?，表請改封，有勑不許。近者侍極襲爵繼周，乞移於魯，不垂照察。夫人審慎自中，謹密形外。儉約居性，信義爲宗。車乘唯重素質(zhì)，衣服不尚華侈。畏榮慮過，抱樸守真。先人後己，靜退沖默。行表彤闈，令問上簡。顯慶元祀，從駕東都。母李纏痾在於京第，遠聞病革，表奏西還。勑許乘傳入京，星馳奔赴。不逢屬纊，唯睹易袞，荼毒摧割，毀瘠過禮。勑使內(nèi)謁者監(jiān)劉子長，宣旨慰喻，兼賜諸脯，勸令食肉?？嘧园枺共环钤t。如過百日，可赴洛都。并勑留守官人，仍使優(yōu)料發(fā)遣。及其拜見，殆不能行。夫人泣血絶漿，茹荼含蓼。哀盡其慼，孝終於死。況復悟乾城之有假，識炎馬之無真，知水月之影空，體鏡像之形妄。性好墳籍，心專內(nèi)典，捨大或之馳潁鯇L羅而解脫。自永徽、顯慶十年，釋經(jīng)咸讀一遍。研尋妙理，窮覈指歸。七覺五根，四勤八正。銘諸（造字：衤+金）佩，不忘心口。且西域婆羅，刻牙爲像印，特蒙恩旨，別賜夫人。手寫真容，滿乎甎塔，證果寺內(nèi)，塔像星羅。與厚地以長存，共磐石而永固。波斯製檀之妙，優(yōu)填鑄金之工，寧可比其志力，不足方其形狀。但生與憂偕，患從身結(jié)。理當必至，賢莫能免。春秋五十有六，以大唐麟德二年六月卅日，薨於東都修業(yè)里第。夫人一經(jīng)臥病，中使朝夕間來，其日令甄福賜藥，比至已從物化。嗚呼哀哉！勑使內(nèi)給事馮士良，送御所製詩及手勑一卷，焚於靈前。其手勑等，即夫人先所裝進。又使上宮賜衣一襲，瑞逡粡垼浳鏌話俁巍１鸞祫兄跡瑔試峁╉?，並令官給。葬日凡諸儀仗，送至墓所。往還贈絹布貳伯段，米粟貳伯碩。五品一人監(jiān)護喪事。還京供靈轝、手力，家口俱給傳發(fā)遣?；侍印⑴嫱?、榮國夫人、城陽公主、紀國太妃等，咸皆祭贈。頻降玄造，屢發(fā)皇華。恩光雨露，潤深河海。元良垂望表之澤，天人闡分外之慈。榮國妃主曲令顧及，九泉銘荷，七尺哀榮。夫人裁屬微瘵，便推報業(yè)。唯將彌陁留想，不以事物嬰心。每常預爲誡約，亡可別樹塋兆，無煩合葬，庶同上古，斂以時服，不飾珠璣。爰逮棺槨之間，咸屏金銀器物。其葬務從節(jié)儉，仁孝隨吾本圖。此事先經(jīng)聞奏，有勑許依遺旨，將終屬累，令早還京。以八月廿一日，神柩遵路。即以其年十一月廿八日，遷窆於長安縣之高陽原。西望舅姑之墳，用展生平之志。子外府丞家福，訴昊天而莫逮，思陟屺而無因。匍匐幾筵，曉夜銜恤。眷言慎終之典，彌慛追遠之心。勒石泉扃，庶傳不朽。乃作銘曰：
厚順播德，靈瀆降祥。芝田挺秀，蘭室流芳。心固金石，志潔冰霜。動不踰矩，言則有章。彼求好合，作嬪君子。穆穆音徽，濟濟容止。事資畏敬，禮全終始。中饋必修，內(nèi)政咸理。舋成禍結(jié)，家破兇終。獨霑餘慶，言厠椒宮。材方素雅，性體虛沖。以能見擢，令傅聖躬。帝承匕鬯，用踐儲兩。名德可嘉，滎陽敦獎。寶祚已登，周國斯享。丹諏易啵轂O難仰。嬰沉疾甚，叡旨恩生。子豫無及，醫(yī)緩徒迎。一期遷化，萬祀揚名。歿銜聖造，冥荷重明。早識苦空，夙持教戒。有生還滅，言堅必壞。庶憑十善，方超三界。冀遇花臺，俄然神逝。雲(yún)薶荒野，風愴寒林。騑驂跼顧，簫管悲吟。樹搖哀結(jié)，瘡巨痛深。飛芬流響，刊玉鐫金。
一、姬氏的族屬、源流與世系
姬揔持墓誌，長、寬各93厘米，46行，滿行45字，誌蓋篆書，四邊刻有纏枝卷草紋，雕刻精美。從目前已發(fā)現(xiàn)的唐代墓誌來看，初唐三品以上高官的墓誌一般邊長可達80厘米，但僅有予以特殊埋葬待遇的王子、公主及功勳卓著的一、二品高官墓誌邊長可達到一米或以上[2]，因此，從墓誌的製作來說，姬揔持墓誌是目前已發(fā)現(xiàn)的除了公主、后妃之外規(guī)格最高的唐代女性墓誌之一。另一方面，限於中國傳統(tǒng)歷史書寫的體例，正史之中除了后妃、列女之外，很少有女性形象的出現(xiàn)，儘管目前出土了大量女性墓誌，但大多是士人的妻女，少數(shù)宮人墓誌的記載大都簡單且程式化，史料價值有限。而姬揔持作爲唐太宗、高宗時期宮廷中活躍的重要女性，其墓誌的發(fā)現(xiàn)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一缺憾。此方墓誌的誌文長達二千餘字，詳細記載了姬揔持一生的經(jīng)歷，對於研究其家世源流、唐初的宮廷政治等問題都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儘管在兩《唐書》中幾乎沒有記載姬姓人物，但姬氏家族無疑是北周隋唐之際活躍的政治家族之一，目前，我們對於這一家族的瞭解主要仰賴於石刻資料的發(fā)現(xiàn)。自清代以來，姬氏家族的墓誌便陸續(xù)有所發(fā)現(xiàn)，首先是在清嘉慶二十年（1815），陝西咸寧出土了元智墓誌和元智妻姬氏墓誌，清代金石學家已對這兩方墓誌做了詳盡的考釋，原石後損於兵火，殘石今存故宮博物院。1959年，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發(fā)表《西安郭家灘隋姬威墓清理簡報》，該墓發(fā)掘時已被盜擾，但仍出土各類陶俑一百餘件，其他隨葬品若干，反映出墓主生前的地位?！逗唸蟆吠瑫r刊佈姬威墓誌的拓片，墓誌長、寬各80厘米，安置於墓室與墓道相接處[3]，這是惟一一方通過科學考古發(fā)掘獲得的姬氏家族墓誌，原石現(xiàn)藏中國國家博物館。最近二十年來，姬溫墓誌、姬處真墓誌的拓片先後刊佈。姬溫墓誌長、寬各69厘米，現(xiàn)藏碑林博物館，與其祖父姬威墓誌同出土於西安東郊郭家灘，即誌文中所提及的滻川鄉(xiāng)白鹿原，無疑是其家族的墓地所在[4]。姬處真?zhèn)S姬溫從子，其墓誌長、寬各35厘米，刻寫粗陋，內(nèi)容簡單，具體出土的情況不詳，墓誌云其葬於洛陽北芒山原清風里，與其先世族葬於長安的情況已有所不同，此方墓誌1996年爲北京朝陽區(qū)文物所查沒，蓋是自洛陽出土後流散入京[5]。本文研究的姬揔持墓誌，近年來在西安出土，是其家族發(fā)現(xiàn)的第六方墓誌，也是史料價值最高的一方。在目前已發(fā)現(xiàn)的姬氏家族墓誌中，姬威係姬揔持祖父，姬溫係姬揔持之兄，與本研究關係最爲密切。目前，學界已對姬氏家族的墓誌做了一定的研究[6]，特別是日本學者伊藤蘸譜g注了《姬威墓誌》，並以此爲中心，收集其當時所能見到的所有姬氏家族墓誌，對姬氏家族的源流與世系做了詳細的排比，是本研究最重要的先行成果[7]。以下，筆者首先在前賢的研究的基礎上，對於姬氏家族的族屬、源流與世系做進一步的討論。
關於姬氏家族在唐代的情況，傳世文獻中最重要的記載是《元和姓纂》周姓下一條：
【長安】本姬氏，赧王之後。先天中避元宗嫌名，改姓周氏。後周太子太僕願。威弟，生權。權生思忠、思恭。思忠，職方員外；生處遜，水部員外、萬年令。思恭，丹州刺史。願姪道斌，長安令、比部郎中。[8]
《元和姓纂》指出周姓長安一望蓋是源出姬姓，先天中避唐玄宗諱改。此次因避玄宗諱而改易的姓名、地名甚多，甚至連殤帝李重茂的“唐隆”年號亦改稱“唐元”、“唐安”、“唐興”，加之兼避嫌名、偏諱，牽涉範圍甚廣，可能是整個唐代影響最大的一次避諱更名之舉。至於時人因避諱而改姓、名的具體時間，史籍中的交代較爲含混，但據(jù)《舊唐書·地理志》的記載，當時因避“隆”、“基”二字而改的地名約有十餘處，同時改於先天元年（712）[9]，可推知姓、名的改易大約應在同時[10]。陳垣對於唐代的避諱情況有過一個整體性的觀察：“唐代避諱法令本寬，而避諱風尚則甚盛?！?span style="font-size:10px;">[11]從初唐以來的情況來看，儘管避諱之風一直存在，武則天時甚至有避外戚諱改名的案例[12]，但總體而言，至少在官方公開的表述上，是一直堅持不避偏諱、嫌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意見是唐太宗貞觀九年（636）的詔令：
己巳，令曰：“依禮，二名不偏諱。近代已來，兩字兼避，廢闕已多，率意而行，有違經(jīng)典。其官號、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兩字不連續(xù)者，並不須諱。”[13]
唐前期雖然亦有因避諱改姓的事例，如初唐左監(jiān)門大將軍丙粲，“高祖與之有舊，以避世祖名，賜姓李氏”[14]，但也僅限於個別的家族，且?guī)в匈n姓優(yōu)寵之意，未見有整個姓氏被統(tǒng)一改爲另一個姓氏的先例[15]。從目前掌握的史料來看，玄宗時與姬姓一樣因避諱改姓爲周的尚有暨姓[16]，可見當時姬姓之改，並非孤例。儘管姬爲周後，傳說出自同源，因而周、姬互改，史有前例，《南史》記侯景之亂時，“臺城陷，（周）弘正諂附王偉，又與周石珍合族，避景諱，改姓姬氏”[17]，但這只是個別人的政治投機之舉，并沒有涉及到整個姓氏的存廢。而伊藤蘸普撐鬧興e出的開元十八年（730）《周義墓誌》中明確提到誌主本姓姬，“因姓聲同帝諱，遂改爲周”[18]，周義家族仕宦低微，與姬摠持一系并無親緣關係，亦可窺見玄宗時的姬改周姓的舉措，并非僅涉及姬摠持一族，牽連範圍甚廣。
唐自太宗之後，幾位皇帝皆是單名，并不存在偏諱的問題，武則天時雖避諱之風略盛，制度紊亂，但可視爲女主當政時的一時權制，并非經(jīng)典。因而，唐玄宗先天元年八月繼位之初，便利用官方的力量在全國範圍內(nèi)大肆推行避諱更名的舉措，并及偏諱、嫌名，不但與高宗李治登基之初僅守太宗遺訓，不願意將治書御史改爲御史中丞的舉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19]，更有違背祖宗成制的嫌疑，其背後可能存在著一定的政治動因。興苤宗繼位之初的政治形勢頗爲微妙，自中宗復位已來，連續(xù)多次成功或失敗的宮廷政變，已使唐廷中樞陷入了極不穩(wěn)定的狀態(tài)，這一持續(xù)多年的政治危機并未隨著玄宗的繼位而宣告結(jié)束，反而形勢有再度緊張之虞，遜位的睿宗皇帝依舊以太上皇的身份掌控了部分權力，而與玄宗不睦的太平公主則權傾朝野，虎視眈眈，玄宗的地位并非十分穩(wěn)固[20]。當時的玄宗可謂正面臨著百廢待興的局面，卻不汲汲於內(nèi)外更化，而對避諱這樣的小節(jié)如此注意，推行的力度和範圍倍逾於前，實是異事。
其實，正是由於玄宗面臨著嚴峻的政治挑戰(zhàn)，加之本人并非是睿宗的嫡長子，在正統(tǒng)性上亦有所不足，所以纔需刻意強調(diào)避諱，以彰顯皇帝的權威。一般以爲避諱的起源可以上溯至商、周[21]，但在全國範圍內(nèi)推行較爲嚴格的避諱制度應當是在秦漢統(tǒng)一帝國出現(xiàn)後纔得以實現(xiàn)的。目前關於避諱的研究中，很少有人注意到避諱這一制度在國家權力構(gòu)造中的作用[22]，避諱古典的敬名、尊名之意，本身就有構(gòu)築尊卑等級秩序的功能，進入帝制時代，這一傳統(tǒng)與皇帝制度相結(jié)合，成爲塑造、展現(xiàn)皇帝權威的重要一環(huán)。由於帝國地域廣袤，即使如秦始皇這樣樂於巡幸的皇帝也很難在有生之年親自向普天之下的兆民展演皇帝的權威，而避諱制度的發(fā)展完善則成爲展示皇權存在的重要一環(huán)。中國古代眾多的典禮儀式，其背後重要的目的是在於使權力變得看得見，透過儀式的表演，塑造、傳播國家及皇帝的權威，構(gòu)築尊卑有差的等級秩序。避諱作爲廣義禮制的一部分，儘管不是一種如封禪那樣盛大而公開表演，卻發(fā)揮著長期、持續(xù)的滲透性功能，將皇帝的權威傳遞到蕓蕓眾生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梢栽O想，如果小至普通庶民的姓名、日常生活中的習語，大到百官公卿的官稱、沿襲千年的地名，都會隨著某一位皇帝的登基而隨之發(fā)生改變的話，這種政治權威對於庶民日常生活滲透的力度和廣度恐怕是無遠弗屆的，是莫非王臣、王者無外的皇權觀念最直觀的展演，甚至可以理解爲皇帝對於庶民進行直接人身統(tǒng)治的一種方式，無疑成爲了皇權演示的最佳場域之一。其實，正是由於頻繁的避諱更名對於一般庶民的日常生活影響太大，所以纔有不避偏諱、嫌名或以僻字爲皇子命名等一系列限制舉措的出現(xiàn)，以求在皇帝權威的展示與庶民日常生活的安定中尋找一個平衡。在玄宗繼位之前的幾年中，唐朝皇位在很短地時間內(nèi)三易其主，連年的政治動蕩無疑損害了皇權的神聖性，玄宗在繼位之初，恐怕未必不被當時人視爲又一個短命的皇帝。在此情形下，玄宗把避諱作爲一種在普天之下重塑皇權神聖性的權力輻射裝置，大範圍地推行避諱更名之舉，并且一改太宗以來的成例，偏諱、嫌名兼避，在幾何級數(shù)上增廣了避諱的範圍及受影響的人數(shù)，這樣大大擴展了“天威”所及的廣度與深度，使得玄宗本人新帝繼位、萬象更新的形象得以深深地印入普通民械男鬧小
在以往關於姬氏家族的研究中，集中討論的一個問題是對其家族族屬與源流的推測。岑仲勉并未在《元和姓纂四校記》本條目下做過多的考訂，僅指出姬威爲姬願之弟，《姓纂》中“威弟”當作“弟威”，而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展開討論的是王仲犖的《〈元和姓纂四校記〉書後》一文[23]。王仲犖哂謾對瞧藜夏拐I》等石刻資料進一步考訂其世系，并推測姬氏本屬代人，其主要依據(jù)是：《姓纂》云姬氏望繫長安，後魏都洛，代遷之人，悉爲河南洛陽人，姬氏當亦著籍洛陽，後隨宇文泰西遷，改以京兆爲郡望，并推測《元智妻姬氏墓誌》“夫人姓姬”，“姬”字下所空二字當爲長安。又以爲鮮卑代國時期的姬澹，可能與之同族，而姬澹又寫作箕澹，蓋是緣於鮮卑譯音無定準的緣故，北魏末年宇文泰有武川同鄉(xiāng)姬庫根，或與姬氏同支。
以下，筆者援據(jù)新見石刻資料，對於王仲犖的假說作進一步的檢驗與申論，首先王仲犖以爲《元智妻姬氏墓誌》“夫人姓姬”，“姬”字下所空二字當爲長安這一推測恐怕并不能成立，筆者檢覈《元智妻姬氏墓誌》圖版[24]，作“夫人姓姬， 也”，如果補入長安兩字，作“長安也”，文意亦不通，但此處空闕的二字無疑是表示郡望或族屬的文字，若王先生的對於姬氏族屬的判斷不誤，其空闕二字推補爲“代人”或許更爲合理，但之後陸續(xù)發(fā)現(xiàn)的《姬威墓誌》、《姬溫墓誌》、《姬摠持墓誌》、《姬處真墓誌》皆云姬氏家族爲河南洛陽人，目前尚未發(fā)現(xiàn)著籍長安的姬氏墓誌。另一個問題是，假設姬氏本爲漢人，其姓源出姬周，東周定鼎洛陽，望出洛陽，亦屬正常，而且從目前所見的幾方墓誌中，都看不出姬威家族與姬澹或者姬庫根這樣明確有代人標識的姬氏具有血緣關係。因而，王先生對姬氏家族代人→河南洛陽→長安的家族姓望流變過程的推論尚存有史料上的缺環(huán)，未能完全定讞。
詳考姬威家族的歷官與婚姻情況，王仲犖的關於姬氏源出代北的假設基本是可以成立的[25]，值得推敲倒是其家族姓望演變的具體過程。支持王先生推論的理由大體有三，首先，從姬威曾祖姬懿、祖姬亮、父姬肇等人的歷官情況來看，其在北魏、西魏、北周三朝頗受重用，多任武將、邊州刺史，其行跡、地位皆不類漢人[26]。其次，姬威的姊妹姬氏嫁給元智[27]，元智爲北魏昭成皇帝之後，其父元最，見於《北史》[28]，因隨孝武帝入關，受封爲王，頗受尊寵。元氏爲鮮卑皇族，拓跋氏在北魏前期通婚並無一定準則，除了代北貴戚之間的婚姻之外，常與身份低微的人士通婚。遷洛之後，開始講求閥閱，除了維繫與鮮卑貴族婚姻關係外，亦逐步與漢人大族通婚，但其通嫁娶的範圍大體局限於漢人大族及南方王朝歸附的宗室成員之中[29]。若姬氏爲漢人，中古姬氏并非名門望族，並無與元氏聯(lián)姻的資格，且西魏以降，宇文泰復鮮卑舊俗，胡漢之間通婚的風氣恐亦中落，則姬氏與元智的聯(lián)姻應當是代北貴戚間的傳統(tǒng)通婚關係的延續(xù)。其三，儘管我們不知姬氏家族入關的確切經(jīng)過，但從幾方墓誌提供的信息來看，其家族皆仕於西魏、北周，其中姬威曾參與滅齊之役，墓誌中特別提到他“平鄴之日，追齊主於青州，擒獲之功，爰加寵命”，並曾幫助楊廣奪嫡[30]；姬揔持之夫李義餘亦出身關隴貴戚；姬溫之妻竇氏乃竇諏c唐高祖竇皇后同宗。從其仕宦、交遊、婚姻狀況來看，姬氏家族的發(fā)展軌跡與王先生的推測頗爲契合，以關隴貴族中活躍一員的身份出現(xiàn)北朝隋唐之際的政治舞臺上[31]。
但是，由於我們對姬氏家族在北魏末年的活動缺乏瞭解，因此洛陽→長安姓望轉(zhuǎn)移的推論并無直接史料可供支撐，徐沖博士則提示我注意姬氏家族姓望演變的另一種可能：代人→長安→河南洛陽。事實上，西魏北周的統(tǒng)治集團除了隨孝武帝入關的元魏宗室之外，主要來源於六鎮(zhèn)鮮卑，這些留戍邊鎮(zhèn)的鮮卑兵士本來身份低微，并沒有隨例改爲河南洛陽郡望。如果姬氏家族的軌跡與宇文泰集團中的大多數(shù)人一致的話，應當是先隨六鎮(zhèn)南下，輾轉(zhuǎn)入關後方著籍長安，其間并無改爲河南洛陽郡望一節(jié)。至於姬氏家族墓誌中關於曾祖姬懿、祖父姬亮在北魏歷官的記載，則可能是姬肇發(fā)跡之後的追贈，而非實際擔任過的官職，姬氏家族河南洛陽的漢式郡望大約是在隋朝建立之後纔搆擬攀附而成的。
二、貞觀元年李孝常峙咽錄考論
對於姬摠持而言，其人生的轉(zhuǎn)折點發(fā)生在貞觀元年（627），墓誌云：“忽於貞觀年始，王坐劉裕身亡，夫人緣此入宮?！贝耸率侵钙涔钚⒊ｂ吠瑒⒌略Ｃ苈歭動政變，姬總持因坐丈夫李義餘參與址炊粵]入宮掖，一下子從人生的雲(yún)端墜入谷底。關於這次未遂政變陰值那搬崾寄屢f《唐書》、《通鑑》雖有記載，但可能因爲敘述較爲簡略，一直未能引起學者足夠的注意：
貞觀元年十二月戊申，利州都督義安王孝常、右武衞將軍劉德裕等址矗D。[32]
戊申，利州都督李孝常等址矗D。孝常因入朝，留京師，與右武衞將軍劉德裕及其甥統(tǒng)軍元弘善、監(jiān)門將軍長孫安業(yè)互説符命，忠運扌o兵作亂。安業(yè)，皇后之異母兄也，嗜酒無賴；父晟卒，弟無忌及后並幼，安業(yè)斥還舅氏。及上即位，后不以舊怨爲意，恩禮甚厚。及反事覺，后涕泣爲之固請曰：“安業(yè)罪債斎f死。然不慈於妾，天下知之；今寘以極刑，人必謂妾所爲，恐亦爲聖朝之累?！庇墒堑脺p死，流巂州。[33]
借助新出墓誌資料的提示，可以幫助我們重新激發(fā)傳世文獻的活性，注意到這一重要的政治事件。事實上，這是李世民借玄武門之變登上帝位後，唐廷內(nèi)部一次震動巨大的政變圖鄭葉秲愿敗分斜４媼艘歡胃鼱懺敿毜撓涊d，使得我們多少能夠更加深入地瞭解到這段被湮沒的歷史背後的隱秘：
李孝常，隋兵部尚書圓通之子。高祖時爲利州都督，每以佃獵爲務。太宗嗣位，表請入朝，因留京師。其子義宗坐刼盜被誅，因此怨望，與劉德裕等陰圖不軌。其子義立謂其友人蔡惲曰：“我常從齊王遊獵，與王相失道，傍見一老母，眉髮皓然。我問王所在，答曰汝即王也。因忽不見?！编偪h丞李延曰：“往年於太和谷得一石，其狀如龜，外有圓郭，中有常字。又新錢文曰‘開元通寳’，此即圓通之子孝常之符命也。”有劉文贊者，又言衛(wèi)元高（嵩）詩云“天道自?！?，此則孝常之讖矣。德裕乃與孝常之甥統(tǒng)軍元弘善及監(jiān)門將軍長孫業(yè)忠勻脛敝梗氈云鶇笫攏鵠钚⒊懙邸５略＃淶魯踝月尻枤w國，爲秦王府庫直騎，歷護軍、太子左內(nèi)率，遷爲將軍，與孝常通鄭巳諏⒎礎Ｆ渥有⒈居種^賀婁善積曰：“我父好酒豁達，有漢高之風，手握禁兵，而左驍衛(wèi)大將軍劉弘基、右騎衛(wèi)大將軍長孫順德、郎將元律、城門郎韋元整等深親善，今起大事，嘯命必成，不宜屈於人下?！眲⑽馁澮鄪X成其事。德裕曰：“我生日有異，當汝請。又大業(yè)初童謠曰：‘白楊樹下一池水，決之則是劉，不決則爲李?！钤谖礇Q之前，劉居已決之後，明知李氏以後天下當歸我家，當爲決之，順天之命耳?！贬嶂洶其黨與皆伏誅，死者十二人。[34]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政變的謩澱咴諗e事之前，利用當時流行符瑞讖緯知識，造作易代革命的輿論，其中很多手法，與李淵起兵時的宣傳如出一轍。如上文所引太和谷得石事，太和谷在終南山中，李淵於武德八年（625）在此處興造太和宮[35]，作爲避暑的行宮。符瑞製作者選擇此地作爲故事發(fā)生的場景，或許與此背景有關。李淵起兵時，亦在太原發(fā)現(xiàn)青石，“龜形，文有丹書四字，曰‘李治萬世’”[36]，這塊石頭後來又被重新詮釋爲李治登基的符瑞之一[37]。至於衛(wèi)元嵩，本是北周時蜀地富有傳奇色彩的術士，好言將來之事，“天和中，著詩預論周、隋廢興及皇家受命，並有徵驗”[38]，其所作讖言在當時流佈甚廣，影響極大，唐高祖受禪之前，“裴寂等又依光武長安同舍人強華奉赤伏符故事，乃奏神人太原慧化尼、蜀郡衛(wèi)元嵩等歌謡詩讖”[39]，將其作爲證明李唐獲取天命承認的重要文獻依據(jù)。至於劉氏當王、李氏將興這樣的政治預言，在整個中古時期，都極爲風行，群雄起兵舉事多引以爲己應，其背後的政治、宗教含義相當豐富，學者已有很多討論[40]。這兩種本來起事時經(jīng)?；ハ嗪魬淖徶{，隨著唐王朝的建立，李氏當興的預言已成現(xiàn)實，而轉(zhuǎn)向互相對立的關係，劉氏當王的符讖，成爲威脅李唐王朝穩(wěn)定的一大因素，劉黑闥等人起兵便以此爲號召，劉德裕便是化用了這些流行的知識話語，加以重新改造，構(gòu)建了劉在李後，將代李而起的譜系[41]。政變前後，此類讖謠大量的製作與散佈，固然是當時人的知識體系的一種反映，而自武德末年至貞觀初的三、五年間，隨著李建成與李世民之間矛盾的激化，唐廷中央發(fā)生了多次政治變動，這些持續(xù)的政治異動，不但刺激了其他政治人物的覬覦之心，更削弱了唐王朝本身的正統(tǒng)性，使得李氏之興的“李”究竟是應在哪一位李氏身上，劉氏是否能繼之而起重新成爲了人們議論的話題，這爲讖謠的滋生與流行創(chuàng)造了便利條件[42]。
由於唐太宗曾經(jīng)有意識的重建過初唐時代的歷史文本，因而從目前來說，我們對於武德、貞觀之際的政局變遷，尚有種種晦暗不明之處，特別是我們并不瞭解唐高祖李淵在儲位之爭中的真正態(tài)度[43]。但就目前所存的客觀記錄來看，唐太宗的繼位之後的局面，絕非是天下歸心、萬民擁戴的圖景，從武德向貞觀的過渡反而是充斥著動盪與不安的。在其繼位後一年之間，先後發(fā)生了廬江王李瑗、羅藝、長樂王李樂良、王君廓等四次規(guī)模頗大的公開叛亂，其所涉及的涼州、幽州等地域，地連突厥，易於搖動，本來就是唐王朝政治版圖上的薄弱之處。促成這些反亂者起兵的一個共同因素都是其本與高祖或李建成關係密切，因而缺乏對於太宗的政治信任，其中較有代表性的事件是羅藝之叛。羅藝在武德三年舉幽州歸國，有大功於唐，“詔封燕王，賜姓李氏，預宗正屬籍”，高祖遇之甚厚。羅藝亦於武德六年自請入朝，以示忠眨嘏c李建成親善而與太宗不睦，曾“發(fā)幽州突騎三百置宮東諸坊，欲以補東宮長上”[44]。太宗繼位後，羅藝懼不自安，舉兵址炊粴[45]。李世民繼位之後在全國範圍內(nèi)對於李建成、李元吉餘黨的清查，“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之黨散亡在民間，雖更赦令，徼幸者爭告捕以邀賞”[46]，也在客觀上造成了人人自危的局面。事實上，因被誣爲太子餘黨而被殺的案例並不少見，如竇軌素與韋雲(yún)起不睦，因韋雲(yún)起弟韋慶儉、堂弟韋慶嗣並事東宮，便以建成餘黨的名義擅自殺之[47]。後魏徵奉旨宣慰山東，釋放前東宮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以顯示太宗既往不咎之意，無疑是一個著名的故事，但也從側(cè)面反映出清查太子餘黨的風氣之盛，涉及面之廣，以至於李世民不得不派出魏徵前往山東處理善後，希望重新收拾人心。因而，李世民繼位之後的舉措失當，一方面造成了地方諸侯的動搖，另一方面更加劇原本親高祖、太子、齊王力量的離心傾向，武德、貞觀之際的政治異動，爲這些讖謠的傳播與發(fā)酵提供了土壤。
如果說之前的叛亂都是源起於地方，參與者大都不是李唐政權的核心人物，并非腹心之患的話，那麼李孝常的址磩t發(fā)生在直接關係宮掖安危的禁軍之中，而且，此次政變參與者多是關隴貴戚，其牽連的官員層級之高、人數(shù)之校鄬俸幣?。首先略术V反的首腦李孝常的家世背景。李孝常家族的發(fā)跡始於其父李圓通，李圓通之父李景本爲楊忠部下軍士，“因與家僮黑女私，生圓通。景不之認，由是孤賤，給使高祖家”，從而成爲楊堅的親信，李圓通爲人“多力勁捷，長於武用”，周、隋易代之際，隨護楊堅左右，頗著功績，因而深受信任，在隋代位歷榮華，是楊隋時代新興的親貴家族，其子李孝常在隋末爲華陰縣令[48]。至於李孝常本人生平經(jīng)歷，我們瞭解得較爲有限，主要依據(jù)於《冊府元龜》中的一段記載：
李孝常，隋末爲華陰令，率兵守永豐倉。陰圖附義，以倉城來降，拜爲左衛(wèi)大將軍。從平薛仁杲，力戰(zhàn)有功。高祖又念以其倉歸義，手敕褒美，進爵義安王，邑三千戶，著屬籍宗正。高祖臨朝，毎賜同榻而坐，其寵遇如此。[49]
隋唐之際，李孝常最重要的功績便是據(jù)永豐倉降唐，成爲助李淵順利入關的一大功臣。永豐倉，隋置，本名廣通倉，大業(yè)初更名，是河、渭間轉(zhuǎn)咪羆Z的屯聚中心，具有非常重要的戰(zhàn)略價值[50]。楊玄感起兵反隋，質(zhì)坷鈄有郾閽ㄗh他：“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賑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jù)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此亦霸王之業(yè)?！?span style="font-size:10px;">[51]李淵起兵之初，薛大鼎亦主張：“勿攻河東，從龍門直渡，據(jù)永豐倉，傳檄遠近，則足食足兵。既總天府，據(jù)百二之所，斯亦拊背扼喉之計?！?span style="font-size:10px;">[52]薛大鼎出身河東薛氏，爲鄉(xiāng)里豪右，諳熟河東周圍的山川形勢，所論可謂知言。但不知爲何，唐軍并未采納其建議，依然選擇先取河東，受到隋軍名將屈突通的頑強抵抗，遷延未進，而此時李孝?！皳?jù)永豐倉，遣子弟、妹夫竇軌等送款，仍便應接河西關上兵馬”[53]，成爲戰(zhàn)爭的重要轉(zhuǎn)折點。
李孝常之降，從兩個方面改變了戰(zhàn)場的形勢，首先，當時唐軍主力受到河東屈突通的牽制，遲遲未能渡河，西進關中，爲了打開嚮西之路，李淵刻意喚j關中賻泴O華，“拜華左光祿大夫，封武郷縣公，加馮翊郡守。從其來者。仍委華以次授官，頒賜各有差。仍命華先濟，爲西道主人”[54]，使其引王長諧、劉弘基等軍相次渡河，以據(jù)河西。李孝常之降，“仍便應接河西關上兵馬”，使唐軍在河西取得了一個穩(wěn)定的立足點，得以擺脫屈突通的牽制，全軍西進，李淵本人不久之後便親身渡河，至永豐倉，便是明證。至於永豐倉的得失對於唐軍的意義，李淵本人更有一段清楚的自白：
帝至倉所勞軍，見箱廩填實，銘題數(shù)多，喜謂從者曰：“千里遠來，急於此耳。此既入手，餘復何論。食之與兵，今時且足，信出於己，久行諸將，俱謹備守，無爲他慮?！蔽聪埋R，仍開倉大賑饑民。[55]
隋末天下大亂，群雄逐鹿，流民四起，誰能據(jù)倉稟而聚流民，誰便能成就大業(yè)，李密據(jù)洛口倉，聚眾百萬，聲動天下，便是著名的例子，因而唐軍獲得永豐倉的意義，堪比李密據(jù)洛口。李淵借助永豐倉的存糧，賑濟流民，收撫人心，招降群盜，兵食俱足，出現(xiàn)了“三輔吏民及諸豪猾詣軍門請自効者，日以千計，扶老擕幼滿於麾下”的局面，爲最終底定關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56]。
但李孝常家族發(fā)跡於隋，與楊堅一家關係緊密，此時爲何棄隋歸唐，其間的緣由尚不明瞭。李淵本人頗注意邀買關中人心，其先頗輕視孫華，然終厚遇之，其實蘊有千金買骨之意，吸引關中豪杰歸附，其“謂華曰：‘卿能渡河遠來相見，吾當貴卿，不減鄧仲華也。關中卿輩不少，名並劣卿，卿今率先從我，羣雄當相繼而至’”[57]。孫華西渡後，蕭造、李孝常及萬年、醴泉諸縣相次而降，或與孫華的示範效應有關。另一方面，李孝常之父李圓通因得罪宇文述而獲譴於隋煬帝，憂懼而死[58]，當時其家族與楊隋的關係已漸疏遠。李孝常選擇在關鍵時刻站在李淵一邊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其與李淵的姻親關係，奉使接洽雙方的是李孝常的妹夫竇軌，本是李淵妻竇氏從弟，而竇軌之弟竇琮大業(yè)末犯法亡命太原，早已依附李淵，隨其起兵[59]。在初唐功臣中，李孝常除了獻永豐倉一事外，并無其他功業(yè)可稱[60]，卻深受李淵寵愛，受封爲王，名列宗籍，其身份、地位儼然與舉幽州歸唐的羅藝相若，恐怕也與其和李淵的特別親近的私人關係有關。
李孝常在備極榮華之後，卻在高祖遜位不久的貞觀元年意圖址矗峙虜⒉皇且患偶發(fā)的事件，其間的政治背景，需要放在玄武門之變後的唐廷中樞政情演變的延長綫上來加以考量。上文已經(jīng)論及唐太宗繼位之後，以原秦府班底爲中心，調(diào)整人事格局，整肅太子餘黨，頗激起四方疑懼，而李孝常太宗嗣位後自請入朝，無疑有避免猜嫌，求取太宗信任之意。其晉京後一年左右的時間都閑居無事，未獲新職[61]，皆可證明其親近於高祖，而與太宗關係疏遠。從其二子的情況來看，李義立自云常從齊王遊獵，可見其在玄武門之變前與齊王過從甚密，很可能在之前儲位之爭中傾向於太子一方。此時距玄武門之變不過一年，李義立便半公開地宣揚其與齊王之間的關係，在政治上故犯禁忌，很可能是爲了在政變謩澲袪幦≡瓋A向於太子勢力的支持，至於在符命的敘述中特別設置了“與王相失道，我問王所在，答曰汝即王也”這一應答場景，是否在某種程度上隱喻其行動蓋是承續(xù)太子、齊王之業(yè)。至於本篇墓誌誌主姬摠持之夫李義餘，爲李孝常第六子，行事雖未見諸於史籍，但其曾任太子左千牛的身份，多少透露出其與太子一系的關係，則大體可以判斷整個李孝常家族的政治傾向都偏向於高祖及太子一黨。
以下復考參與址吹鈉淥麕孜懷蓡T的生平，劉德裕，生平經(jīng)歷僅見於上文所引《冊府元龜》中的一段記載，其武德初自洛陽歸國，從時間上來推測或許是在武德元年十月隨李密一起歸唐，後入秦王府，爲秦王府庫直騎，值得注意的是其曾爲太子左內(nèi)率，但李世民爲太子的時間甚短，不過兩個月便受禪稱帝。因而，劉德裕任太子左內(nèi)率時，所指的太子是否可能是李建成而非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曾謩澢謯Z、拉攏秦府兵將以益其府[62]，不知是否因此導致了劉德裕從秦王屬下轉(zhuǎn)任東宮。
至於捲入陰值牧韮晌淮筧宋飫⒑牖㈤L孫順德，都是追隨李淵起兵太原的重要將領，唐高祖親信的功臣元老，其中長孫順德還是太宗長孫皇后的族叔[63]。另一位尚有線索可循的人物是城門郎韋元整，韋元整出自京兆韋氏逍遙公房，據(jù)其子《韋綝墓誌》，可知其曾先後任西府東閤祭酒、天策上將府鎧曹參軍事[64]，知其本爲秦府故人。又韋元整妻《王婉墓誌》亦發(fā)現(xiàn)，可知其妻族一方的情況，王婉亦出自關隴貴戚，其祖父王慶，自云出自太原王氏，周延州總管，《北史》有傳[65]，更重要的是王婉之母長孫氏乃是長孫晟之女，太宗長孫皇后之親姐，王婉墓誌由紀王李慎親撰，結(jié)銜自稱“皇弟左衛(wèi)大將軍荊州大都督上柱國紀王纂”[66]，反映出其家族與皇室密切的關係。另一位參與址吹拈L孫皇后親屬則是其異母兄長孫安業(yè)。至於其他幾位與聞其事的人，如李孝常甥統(tǒng)軍元弘善、賀婁善積、郎將元律等，儘管我們不能確切瞭解其生平家世，但從其姓氏、身份推測，這些人大體出自關隴貴族家庭，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因而，這一址疵苤與之前羅藝、王君廓的反亂有著明顯的不同，羅藝、王君廓都是在武德後方纔歸順於唐的地方勢力，幷非李唐政權的核心人物。參與此次址從媱澋娜宋飵綴醵際淺鏨黻P隴核心家族，與李唐皇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繫，互相間也有密切的姻親、世交的關係。如劉弘基、長孫順德等人更是李唐的創(chuàng)業(yè)元勳，位高德重，即使李孝常的計劃能夠成功，其所能獲得的地位亦不過如此，本無捲入此類火中取栗之事的必要。參與謩澋娜耍執(zhí)蠖際欽莆戰(zhàn)姷汝P鍵位置的將領，如“以右監(jiān)門率長孫安業(yè)爲右監(jiān)門將軍”這樣任命甚至是玄武門之變後在太宗本人主導下人事調(diào)整的一部分，而長孫順德則親身參與了玄武門之役[67]，至少證明時至李世民繼位之初，這批禁軍將領如果不能算作爲太宗親信的話，至少也是高祖與太宗雙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像韋元整所任的城門郎之職，儘管品位不高，但掌“京城皇城宮殿諸門啟閉之節(jié)，奉出納管鑰”[68]，在面對政變這樣突發(fā)事件時的地位非常重要。其時距玄武門之變甚近，禁軍向背、宮城得失，本是左右唐代宮廷成敗的關鍵因素[69]，太宗本人自然深諳其中關節(jié)，對於相關的人事任命自會有周詳?shù)目剂?，韋元整能出任城門郎，當與其秦府舊屬的身份有關。但即使如此，在太宗繼位之後的短短一年間，這些元勳親貴，都或溁蟶畹貟勻脛反陰種腥ィ峙虜⒎橋既唬淺鯪秾Ω咦?、讨q嘟惶嫫陂g所發(fā)生的種種變化的不滿。
當然，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密值慕M織者更像是一群烏合之校]有形成真正有力的政治團體，李孝常與劉德裕之間還存在著互相競爭的關係。參與密值娜藛T主要來自與高祖關係密切元勳功臣、原太子、齊王的舊屬這兩股在玄武門之變後失意的政治力量，間或也有個別原秦府舊人參與其中。各人參與的程度亦深溣挾?，劉弘虎長孫順德這樣的勳貴更有可能因爲太宗登基之後的政治失意而成爲密值耐檎[70]，但沒有真正介入具體行動的謩潯Ｓ伸獨钚⒊１救巳狽υ誚娭械撓絆懥Γ苤真正可以仰賴的力量是以劉德裕、長孫安業(yè)爲首的部分禁軍將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關隴貴戚中有不少人本是關中豪族，擁有相當?shù)纳鐣萘?。如李孝常另一子李義宗坐劫盜被誅，以李義宗貴戚之子的身份，其所參與恐怕幷非普通的剪徑之事，而李孝常家族出身將門，著籍京兆涇陽，屬於李淵入關時所極力爭取的地方豪猾勢力，李義宗被誅或許與橫行鄉(xiāng)里、召集亡命之類的游俠行徑有關。韋元整所在的京兆韋氏家族自北朝以來便是關中一流的豪族，其家族墓誌近年來有不少發(fā)現(xiàn)，可以反映出其家族在當?shù)貏萘Φ牟簧倜嫦?span style="font-size:10px;">[71]。儘管這場密植]有一個明確的政治目標，組織也頗爲鬆散，主要是一群政治失意者借助於當時流行的讖謠的隨機聚合，但由於密值膮⑴c者大都出身關隴核心家族，佔據(jù)了禁軍等關鍵位置，在長安當?shù)厣鐣幸簿哂泻軓姷膭訂T能力，反映出關隴貴戚內(nèi)部基於李世民登基之後一系列舉措的不滿，產(chǎn)生的離心傾向，其政治影響力不容小覷，大體上可以視爲太宗繼位後，親高祖、建成勢力在唐廷中樞的規(guī)模最大的反動。
正因爲捲入此事的人物大都是李唐政權中的核心家族，在政治上有盤根錯節(jié)的關係，即使太宗本人亦必須做出相當妥協(xié)，僅僅誅殺李孝常、劉德裕等首質(zhì)人，不敢過份株連。如劉弘基、長孫順德等功臣，僅僅以與李孝常交通的罪名除名，不久便重獲啓用[72]，而從韋元整相關的幾方墓誌來看，其似乎也沒有受到特別的懲罰，後來還位至曹州刺史。從姬摠持墓誌反映的情況來看，可能受到打擊較大的只是李孝常、劉德裕這兩家，即使對於李孝常家族而言，姬摠持入宮近四十年，去世後選擇葬地時，雖然因爲其本人的佛教信仰，沒有選擇與丈夫合葬，但依然“西望舅姑之墳，用展生平之志”，安葬於夫家舊塋，顯示其與夫家可能依舊保持聯(lián)繫，這多少也透露出李孝常家族仍然維持了一定的政治地位[73]。
三、姬摠持生平經(jīng)歷疏證
姬摠持前半生的經(jīng)歷無疑是循著一個關隴貴戚家族女兒慣常的人生道路按部就班地前行，年甫十四便嫁給了同出關隴，與其家世、身份相若的李義餘，當時約在武德六年前後。此時，天下大局已定，其公公李孝常正深受高祖寵幸，以異姓的身份受封爲王，貴盛無比，墓誌中所云“逮乎三星已見，百兩云迎”的盛大場面或許也并非僅僅是誇張的描寫，婚後不久便育有一子李家福。但貞觀元年李孝常家族因峙訊鴰自鉁珥斨鄭ǔ忠嚯S之被沒入宮掖，人生命甙l(fā)生了根本性的轉(zhuǎn)折。恰好太宗的第九子李治在貞觀二年六月出生，由於其爲長孫皇后所出，身份天生高過其他皇子一籌，姬摠持幸叩爻蔂懶祿首擁謀８擔瓉礱的又一個轉(zhuǎn)機。由於長孫皇后家族的多名成員，也被牽涉入此次址矗嗌贂ǔ值拿有所同情，加之姬氏與長孫氏同出關隴，而姬摠持在入宮之初便能獲得照顧李治的機會，可能緣於長孫皇后的相助。另一方面，姬摠持的嫂嫂竇氏又與高祖竇皇后同宗，其家族在初唐宮廷中或許尚有不少人脈可供利用?？傮w而言，姬氏入宮之後的境遇是頗爲不錯的。
在北朝的政治傳統(tǒng)中，因罪沒入宮掖的官宦人家的婦女借助保育皇子機會，在宮廷中站穩(wěn)腳跟，後又隨著皇子登基稱帝而重振家聲的例子所在多是，加之與鮮卑特色的子貴母死制度相結(jié)合，使得保太后專權成爲北魏前期政治中的一大特徵[74]，而姬摠持以罪人臣隸的身份保育李治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爲北朝宮廷傳統(tǒng)在唐初的延續(xù)[75]。由於長孫皇后在貞觀十年去世，當時李治尚未成年，因而，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nèi)都由姬摠持伴隨著李治的成長，一起經(jīng)歷宮闈中殘酷的儲位之爭，成爲其在後宮中最親近的人之一，墓誌中“夙著阿保之勤，早申推導之惠”；“播勤勞於椒掖，揚保傅於蘭闈。朕爰自眇年，夙資匡導”等讚詞雖是出自詞臣的代筆，但亦非虛言。其中特別提到“往者文帝親揔元戎，自臨王險，使領貴人，度遼遠覲”，指的是貞觀十九年二月太宗親率大軍離開洛陽，討伐高麗，留太子李治於定州監(jiān)國，并選留高士廉、劉洎、馬周、張行成、高季輔五人輔佐太子處理日常政務，這是太宗對於被立爲太子尚不滿兩年的高宗行政能力的一次重要考察，也是對於身後政治安排的一次預演，對於高宗本人是否能夠穩(wěn)固太子之位，具有重要的意義[76]。當年十月，太宗自高麗還，李治至臨榆關迎接，并隨太宗巡幸幽州、并州[77]。因而，在這一年中，唐王朝的政治中心事實上從關中移到了河北，從墓誌透露的信息，在此期間，姬摠持也隨高宗在定州，并很可能在後宮中承擔較爲重要的責任，并照顧高宗的日常起居，與高士廉等輔政大臣內(nèi)外相維，一起維繫整個行在的日常咦鰨拐I中“朕昔遵監(jiān)撫，思切遼陽，久冒炎暑，遠修溫凊”，便是描述了這一段經(jīng)歷。其間更曾率領太宗的部分嬪妃，前往遼東前綫覲見，可知其深受太宗本人的信任，可能是長孫皇后去世後，宮廷中最有影響力的女性之一，這也是姬氏後來受封周國一品夫人的主要功績所在[78]。
但到了永徽年間，隨著武則天的入宮，高宗宮廷的權力結(jié)構(gòu)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儘管從墓誌程式化的敘述中，我們很難確切地瞭解到姬摠持在後宮中與武氏勢力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但從一些點滴中尚能窺見端倪，墓誌中特別提到兩件事：“後以忠孝公封於周國，表請改封，有勑不許。近者侍極襲爵繼周，乞移於魯，不垂照察”，其中忠孝公指的是武士彟，武士彟在顯慶元年（656）被追封爲周國公，後被追尊爲忠孝太皇[79]，故有此稱。而侍極是指散騎常侍，龍朔二年（662）二月，改百司及官名，散騎常侍改稱侍極，咸亨中復其舊稱[80]。此處指的是賀蘭敏之，時武則天以“韓國夫人之子敏之爲士彠嗣，改姓武氏，累拜左侍極、蘭臺太史，襲爵周國公”[81]，賀蘭敏之爲人更加驕橫跋扈，連太平公主都敢得罪。姬摠持面對武氏勢力在政治上的迅速崛起，兩次主動表請改封，以免遭猜忌，可知其在應對複雜詭譎的宮闈政治時，始終小心謹慎，因而得以保全榮祿，墓誌云其處事“審慎自中，謹密形外”，蓋非虛語。
姬摠持晚年篤信佛教，“性好墳籍，心專內(nèi)典，捨大或之馳潁鯇L羅而解脫。自永徽、顯慶十年，釋經(jīng)咸讀一遍。研尋妙理，窮覈指歸”，這一方面迎合了高宗登基之後，宮廷之內(nèi)佛教氛圍的上升，亦與武氏家族對佛教的崇信保持一致。另一方面，致力於佛教，使其避免在宮闈政治中與權力欲望極盛的武則天發(fā)生正面衝突，所謂“自永徽、顯慶十年，釋經(jīng)咸讀一遍”，其中透露出的信息是自武則天掌握後宮後，姬摠持便專意佛教，不再介入宮中日常的行政事務。姬氏卒於東都修業(yè)里，修業(yè)里本是唐王公貴戚聚居之處，睿宗二女鄎國公主、代國公主皆居住於此[82]，姬摠持居住於此，而非世居的長安，一方面反映出其適應高宗時政治中心移至洛陽的趨勢以及個人顯赫的政治地位，但另一方面，則透露出其晚年并未居住在宮中，或與其子李家福同住，已淡出後宮事務。姬氏摠持之名，亦帶有佛教色彩，不知是原名如此，還是信佛之後所取[83]。在葬俗上，亦反映出姬摠持本人強烈的佛教信仰，其遺願：“亡可別樹塋兆，無煩合葬，庶同上古，斂以時服，不飾珠璣。爰逮棺槨之間，咸屏金銀器物”[84]。此外筆者注意到姬摠持身後的賜物中，有瑞逡粡垼@也可能與其佛教信仰有關，武則天的母親榮國夫人楊氏去世時，曾“內(nèi)出大瑞澹睿ㄙR蘭）敏之造佛像追?！?span style="font-size:10px;">[85]，這可能是一種在高級絲織品上摹畫佛像，進行供養(yǎng)的方法，而姬摠持死後獲賜的瑞蹇贍芤嗍親鞔斯τ謾＜ǔ秩ナ樂?，備極哀榮，高宗御制詩悼念，皇太子、沛王、榮國夫人、城陽公主、紀國太妃等李唐皇室及武氏顯貴皆親自臨喪致祭，葬禮全程由官方主導，供給費用，賻贈優(yōu)厚，可知姬氏生前與武氏相處當屬融洽，或許佛教信仰是聯(lián)繫其間的重要紐帶。
姬摠持奉佛的舉動受到了高宗的大力支持，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西域婆羅，刻牙爲像印，特蒙恩旨，別賜夫人”，這段文字頗有難解之處，試爲疏證如下。其中所謂“刻牙爲象印”，應該是以象牙爲材質(zhì)，雕刻佛像，形制則如印章大小，便於按捺在紙質(zhì)文書或絲織品上，宣揚佛法，敦煌曾出土過不少木質(zhì)的佛像印及捺有佛印的卷子，其功用與形制當與此類似[86]。謝和耐（Jacques Gernet）也曾指出在唐代初年，逐步興起了製作各種材質(zhì)的小型佛像供養(yǎng)於家的社會風氣，同時刺激了製造小型慈善用品手工業(yè)的發(fā)達[87]。象牙在唐代本身是一種珍稀的舶來品，主要來源於嶺南、南詔、安南及東南亞的群島地區(qū)，象這種動物本身在佛教上有著特殊的內(nèi)涵，象主（Cajapati）是佛教中分主南方的天神，象王（Cajarāja）象徵著佛陀至尊無上的權威，擁有“香象”稱號的菩薩則是僧眾奉行的榜樣，大象的宗教蘊涵在唐代的文學和繪畫中都有很多表現(xiàn)[88]，因而用象牙雕刻佛像加以供奉，不但與其材質(zhì)本身的稀缺性有關，也與象這種動物本身的佛教色彩有關。薛愛華（Edward H. Schafer）曾經(jīng)指出唐人有以象牙製作小型雕像的風氣，其中提到一尊正在爲卷髮裸體兒童哺乳的鬼子母神象牙雕像，雕像具有健陀羅風格，以及另一尊舞女的小型雕像[89]。儘管雕刻的不是佛像，但鬼子母神源出婆羅門教，後被佛教所吸收，成爲護持婦女兒童的護法神，其形象在新疆等地的石窟壁畫中有不少發(fā)現(xiàn)，是當時佛教造像、繪畫流行的題材之一[90]。這尊象牙雕像無疑也與佛教信仰有關，至於舞女的形象在唐代也往往與西域、胡人等因素有關。這恰與誌文提到的“西域婆羅，刻牙爲像印”一說相印證，西域雖然不出産象牙，但唐人素有西域重象牙的傳說，而這種將象牙雕刻成佛像印的供養(yǎng)方式很可能是自西域傳入的。墓誌中所說的“西域婆羅”，其身份則較爲複雜，唐代佛僧與婆羅門僧的區(qū)別本來就不太嚴格，一些懷有異術的婆羅門也以僧人的身份在唐代宮廷與社會中活動[91]，但這位西域婆羅的胡僧身份是沒有問題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唐前期，有不少婆羅門在宮廷中活動，比如唐太宗曾令婆羅門僧那羅邇娑寐依其本國舊方合長生藥[92]，武后時婆羅門僧惠範挾持左道，深得武則天與太平公主的信任[93]。墓誌中描述的情形來看，象牙佛像印作爲一種非常珍貴的供養(yǎng)物，由西域婆羅雕刻完成後，高宗將其作爲一種特殊的恩寵賜予姬摠持，則這位西域婆羅的身份很可能是一位活躍於當時宮廷中的胡僧。
姬摠持虔信佛教，因而親手摹寫大量佛像真容於證果寺內(nèi)供養(yǎng)，“手寫真容，滿乎甎塔，證果寺內(nèi)，塔像星羅”。姬摠持禮佛的證果尼寺，則是一座與李唐皇室關十分係密切的寺院。其最初位於長安豐樂坊橫街之北，本隋勝光寺，隋文帝第四子蜀王秀所立，大業(yè)元年（605），勝光寺徙光德坊，於此置仙都宮，成爲隋文帝別廟。武德元年，高祖爲尼明照廢仙都宮置證果寺。證果尼寺的地位在唐高祖、太宗時達到了鼎盛?！按筇聘咦嫣浠实垤毒熢鞎隆贅I(yè)寺、慈悲寺、證果尼寺、集仙尼寺”等五座寺院[94]，證果寺便是其中之一。貞觀九年，高祖去世之後，廢寺立爲高祖別廟，號靜安宮。證果尼寺遷移至崇德坊，改隋月愛寺爲尼寺，位於坊東北隅[95]。而關於證果寺的搬遷過程則頗經(jīng)歷了一番風波：
又證果寺尼慧尚者，僥倖一時，宮禁還往。會高祖升遐，離宮京置，乃以尚之住寺，擬設皇靈。尚即取僧寺爲尼所住，事違正敕，莫敢致詞。（慧）滿遂構(gòu)集京室三綱大德等二百餘人，行於擯黜云。自佛法流世，未有尼眾倚官勢力奪僧寺者。[96]
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證果寺中的尼姑自明照至慧尚都與唐皇室廷關係密切，有出入宮闈的方便，因而可以借助權勢侵奪僧寺，其地位遠在一般僧寺之上。其寺後來被改置爲高祖的別廟，成爲安頓高祖後宮嬪妃晚年生活的場所，也反映出其與李唐皇室關係的非同尋常。其次，由於尼寺身份的特殊性，其往來的對象主要應當是後宮中的女性，成爲後宮女性學習佛教知識、從事佛事活動的重要場所。姬摠持時證果尼寺儘管已遷移至崇德坊，但這一功能并沒有改變，姬摠持在證果尼寺禮佛，證明了這家寺院與宮廷間的密切關係在高宗時代依舊得到了延續(xù)。
在唐前期的政治中，後宮的女性發(fā)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趙雨樂先生曾經(jīng)指出，唐前期由於多是女主當政，宮官、命婦利用性別上的便利，成爲了溝通宮廷內(nèi)外的重要渠道，也獲得了顯赫的權勢，而唐後期宦官權勢的崛起，與玄宗上臺之後刻意防制後宮有關，唐前後期政治的一大變化，在於皇帝的政治側(cè)近群體由宮官變爲了宦官[97]。但是由於歷史記載的局限，這些隱藏在宮闈深處的女性，除了上官婉兒這樣個別被正史記錄的人物，我們得以瞭解稍多之外，剩下的面目則完全晦暗不明，而新出土墓誌在某種程度上稍稍彌補了這一缺憾。耿慧玲教授曾利用宮女墓誌討論其在神龍政變中的作用[98]，而姬摠持墓誌則展示了一位我們前所未聞的唐初宮廷中重要人物的生平，儘管限於墓誌本身程式化的書寫，其在宮中的作爲依舊徽種粚由衩氐拿婕啠呀?jīng)题乤了許多過去未知的空白。最近，蒙西安碑林博物館的王慶衛(wèi)博士惠示一方未刊的司馬慎微墓誌的照片，其中提到其妻李氏：“載初年皇太后臨朝，求諸女史，敕穎州郡王載德詣門辟召，侍奉宸極。一十五年墨敕制詞，多夫人所作。以長安二年六月二日終於大內(nèi)?！庇譅懳覀冄芯刻瞥跖栽谡沃械淖饔锰峁┝酥匾氖妨希覀冋柚@些出土文獻中的草蛇灰綫，一步一步深入唐代宮廷政治的內(nèi)闈。
附記：蒙齊淵先生賜告此方墓誌原石中部偏右處有深色印蹟，蓋是安葬時將絲織品置于墓誌的誌蓋與誌石之間，絲織品碳化後所造成的痕跡。王慶衛(wèi)博士提示我《唐薛元嘏夫婦墓發(fā)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9年第6期）曾提及在墓誌的誌蓋與誌石之間發(fā)現(xiàn)殘朽的絲織物，鄧菲博士告訴我在宋墓中也有類似的發(fā)現(xiàn)，則這可能是唐宋時一種流行葬俗。
本文定稿後，蒙陳尚君教授告知在《唐語林》中有一條相關材料，可以補充本文的論述，“高宗乳母盧氏，本滑州總管杜才幹妻。以幟嬲D，故虜沒入官。帝既即位，封燕國夫人，品第一。盧既藉恩寵，屢訴及杜□氏，臨亡，復請與才幹合葬，帝以獲罪先朝，亦不許之?！保ㄒ姟短普Z林校證》卷四，中華書局，1987年，第415頁）。按杜才幹事蹟見《通鑑》卷一八八，其初隸於李密，後斬李密叛將邴元真，以濮州歸唐。至於稍後牽連址匆皇攏匆娭T於他書記載。其妻盧氏入宮後的經(jīng)歷，與姬揔持頗為近似，可資參證。
姬氏家族世系、婚姻圖
*本文系復旦大學“985工程”三期人文學科整體推進重大項目“中古中國的知識、信仰與制度的整合研究”成果之一。本文的初稿曾在復旦大學中古史共同研究班上報告，論文在撰寫過程中及研究班的報告中先後得到余欣、孫英剛、徐沖、唐雯、張金耀、張小艶、馮培紅、鄧菲、夏婧等師友惠示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1] 此方墓誌的圖版將刊佈於齊淵編《洛陽新獲七朝墓誌》，中華書局即出。
[2] 趙超《古代墓誌通論》，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150－152頁。
[3] 《文物》1959年第8期，4－7頁。
[4] 《姬溫墓誌》拓片見《隋唐五代墓誌匯編·陝西卷》第1冊，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57頁；錄文見周紹良編《唐代墓誌彙編續(xù)集》上元01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219－220頁。
[5] 《姬處真墓誌》拓片見《新中國出土墓誌·北京》壹上冊，文物出版社，2003年，3頁。
[6] 其中特別是對隋代的三方《元智墓誌》、《元智妻姬氏墓誌》、《姬威墓誌》關注較多，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重印本）卷三匯錄清代及來金石學家對於《元智墓誌》、《元智妻姬氏墓誌》的考釋，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考釋了《姬威墓誌》，中華書局，2005年，570－574頁；王其禕、周曉薇《隋代墓誌銘滙考》姬威誌、元智誌、元智妻姬氏誌條目下亦有所討論，綫裝書局，2007年，分見第4冊，66－71頁，第5冊，201－230頁。
[7] 伊藤蘸啤端宕髽I(yè)六年“姫威墓誌”に関する一考察》，氣賀則保規(guī)編《中國石刻資料とその社會——北朝隋唐期を中心に》，汲古書院，2007年，239－269頁。
[8] 〈唐〉林寶撰、岑仲勉校記《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卷五，中華書局，1994年，660頁。
[9] 但《舊唐書》卷七《睿宗紀》則記改箕州爲儀州在先天元年十二月戊午，改隆州爲閬州在先天二年二月丙申，中華書局，1975年，161頁?！秲愿敗肪砣齽t云：“先天二年正月詔改隆州爲閬州，自餘州縣等，名有與皇帝名同者，便令所司改定?！敝腥A書局，1960年影印本，33頁。前後記載有所不同，或許是先天元年八月玄宗繼位後，至次年初方完成所有的更名舉措。
[10] 相關事例的枚舉，可參考王彥坤編著《歷代避諱字匯典》中“基”、“隆”、“隆基”諸條，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203－206頁；292－296頁。
[11] 陳垣《史諱舉例》卷八，中華書局，2004年，119頁。
[12] 如名臣魏元忠本名真宰，避武后母諱，改名元忠，見《新唐書》卷一一二《魏元忠傳》，4349頁。
[13] 《舊唐書》卷二《太宗紀》，29－30頁。
[14] 《新唐書》卷七二上《宰相世系表》，中華書局，1975年，2468頁。
[15] 兩漢時改姓之事尚較爲常見，但魏晉後隨著宗族勢力的強化及父系成長的強化，姓氏成爲標識郡望及身份的重要內(nèi)容，改姓事亦變得少見而重大?？蓞⒆x侯旭東《漢魏六朝父系意識的成長與“宗族”》，收入氏著《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商務印書館，2005年，60－107頁。
[16] 《通志》卷三〇《氏族略六》，《通志·二十略》，中華書局點校本，1995年，215頁。
[17] 《南史》卷三四《周朗附周弘正傳》，中華書局，1975年，898頁。
[18] 周紹良編《唐代墓誌彙編》下冊，開元31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372頁。
[19]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66－67頁。
[20] 唐雯《唐國史中的形象塑造與神話建構(gòu)——以玄宗先天二年政變爲中心》，復旦大學中古共同研究班第19次活動討論稿，待刊。
[21] 新近關於避諱起源的全面檢討可參讀虞萬里《商周稱謂與中國古代避諱起源》，《傳統(tǒng)中國研究集刊》第1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10－183頁。
[22] 儘管關於避諱的研究自乾嘉以來已成爲一門專門的學問，積累的成果相當豐富，但大多學者的研究依然是以文獻工作爲旨歸的，很少考慮其外向的功能及對當時社會心理的影響。
[23] 收入氏著《?華山館叢稿》，中華書局，1987年，461－473頁，該文的考證亦被附入中華書局整理本《元和姓纂（附四校記）》相關條目的校記中。
[24] 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圖版五二。
[25] 伊藤蘸頻難芯懇矁A向於支持姬氏出自代北之說，《隋大業(yè)六年“姫威墓誌”に関する一考察》，260－268頁。
[26] 另根據(jù)姬威墓的考古簡報，在墓中出土了石棺床，儘管具體情況不詳，見《文物》1959年第8期，4頁。但石棺床大都出土於胡人墓中，或許可以爲其族屬的判斷提供一些旁證。
[27] 按姬氏卒於建德六年，年廿九歲，姬威卒於大業(yè)六年，年六二歲，上推皆生於大統(tǒng)十五年，則兩人可能是異母所生。
[28] 《北史》卷一五《常山王遵傳》，中華書局，1974年，569頁。
[29] 逯耀東《拓跋氏與中原士族的婚姻關係》，收入氏著《從平城到洛陽——拓拔魏文化轉(zhuǎn)變的歷程》，中華書局，2006年，181－255頁。
[30] 事見《隋書》卷四五《楊勇傳》，中華書局，1973年，1232－1236頁。
[31] 由於關隴集團這一概念在學界頗有爭議，而關於這一概念的辨析又非本文所能涵括，爲避免誤解，筆者文中多用關隴貴戚等詞彙代替，論述時更注意描述其因出自同一地域而産生的交往、通婚等社會關係，而不特指一個政治集團。學界關於“關隴集團”的討論可參見胡戟主編《二十世紀唐研究》“關隴集團”條目下的介紹評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25－27頁。
[32] 《舊唐書》卷二《太宗紀》，33頁。參看《新唐書》卷二《太宗紀》略同，28頁。
[33] 《資治通鑒》卷一九二，6039－6040頁。《通鑑》所述長孫皇后爲長孫安業(yè)請命事，本自《舊唐書》卷五一《長孫皇后傳》，2165頁。
[34] 《冊府元龜》卷九二二，10888－10889頁。
[35] 《元和郡縣志》卷一，中華書局，1983年，5頁。
[36] 溫大雅《大唐創(chuàng)業(yè)起居注》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31頁。
[37] 《冊府元龜》卷二一，227頁。
[38] 《周書》卷四七《衛(wèi)元嵩傳》，851頁。關於衛(wèi)元嵩的生平，可參讀余嘉錫《衛(wèi)元嵩事跡考》，《余嘉錫文史論集》，岳麓書社，1997年，217－244頁。
[39] 溫大雅《大唐創(chuàng)業(yè)起居注》卷三，56頁。
[40] 毛漢光則認爲李氏將興的讖言，可能與關隴集團中李氏人物興盛的背景有關，參見《李淵崛起之分析——論隋末“李氏當王”與三李》，《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1本第1分，1990年，1037－1049頁；新近的研究可參考孫英剛《南北朝隋唐時代的金刀之讖與彌勒信仰》，《史林》2011年第3期，56－68頁，至於其他研究可參考孫英剛文的介紹，恕不一一枚舉。
[41] 孫英剛《南北朝隋唐時代的金刀之讖與彌勒信仰》一文中以較大篇幅討論這一問題，讀者可以參看。
[42] 筆者相信這些讖謠并不是一次成型的，此類知識本身便是不穩(wěn)定的，在傳播的過程中被不斷改寫與增補，以適應不同的政治勢力的需要，上文所述太原青石從李淵的符瑞轉(zhuǎn)變爲李治的符瑞便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因而李孝常峙閹玫淖徶{可能有更早的源頭與本事，從太和谷得石的背景來判斷，筆者推測這些讖謠源起於武德末，并在武德、貞觀間的政治鬥爭中被不同勢力多次改寫利用。
[43] 相關的討論可參見杜希德著、黃寶華譯《唐代官修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34－37、109－111頁。事實上，儘管我們傾向於相信太宗曾有計劃地重搆這一時段的歷史，但問題是憑藉我們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已很難去判斷哪些歷史敘事是相對可靠的而哪些又是被改寫過的，因此，對於研究者造成的困境在於，我們一方面無法相信留存下來的記載，但在另一方面也建立不起來一個可信的歷史敘述框架，這無疑成爲初唐史研究中的一個悖論。
[44] 《資治通鑒》卷一九一，5985頁。此條材料蒙孫英剛博士提示，特此致謝。
[45] 《舊唐書》卷五六《羅藝傳》，2277－2279頁。羅藝雖本係隋末割據(jù)勢力，但本無反意，否則斷不會在武德間自請入朝，至於本傳所云“藝自以功高位重，無所降下，太宗左右嘗至其營，藝無故毆擊之”，但造成這段衝突背後真正的是非曲直，已不可考。
[46] 《資治通鑒》卷一九一，6017頁。
[47] 《舊唐書》卷七五《韋雲(yún)起傳》，2633頁。事實上，竇軌當時還想殺另一位與其不睦的官員郭行方，幸而郭行方逃回京師，保住一命，《舊唐書》卷六一《竇軌傳》，2366頁。由此推測，地方官員借助肅清太子餘黨的名義，排除異己者，恐不在少數(shù)。
[48] 《隋書》卷六四《李圓通傳》，1507－1508頁。隋文帝開國之後，猜忌與清洗關隴舊族，但其所進用的新人亦多出自關隴，這些隋代崛起的關隴新貴唐初頗有影響，李孝常家族便是其中的一例。相關的討論可參讀韓昇《隋文帝的“雄猜”與開皇初期政局》，《史學月刊》1999年第3期，31－36頁。
[49] 《冊府元龜》卷三八四，4567頁。
[50] 關於永豐倉的研究，可參考王伊同《隋黎陽、河陽、常平、廣通、興洛、回洛六倉考》，收入《王伊同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2006年，172頁；艾沖《隋唐永豐倉考論》，《陜西師範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139－144頁。
[51] 《隋書》卷七〇《楊玄感傳》，1618頁。
[52] 《舊唐書》卷一八五《薛大鼎傳》，4787頁。
[53] 溫大雅《大唐創(chuàng)業(yè)起居注》卷二，33頁。
[54] 溫大雅《大唐創(chuàng)業(yè)起居注》卷二，31頁。
[55] 溫大雅《大唐創(chuàng)業(yè)起居注》卷二，34－35頁。
[56] 可參讀毛漢光《李淵崛起之分析——論隋末“李氏當王”與三李》，1045－1058頁。
[57] 溫大雅《大唐創(chuàng)業(yè)起居注》卷二，31頁。
[58] 《隋書》卷六四《李圓通傳》，1508頁。
[59] 《舊唐書》卷六一《竇軌傳》，2655頁；《竇琮傳》，2367頁。
[60] 當然李唐創(chuàng)業(yè)史在太宗繼位後受到改竄，變得晦暗難明，像李孝常這樣地位的人物，在兩《唐書》中沒有專傳，頗爲奇怪，是否由於其是高祖重用的人物，因而他在唐初的其他功績被隱沒了。
[61] 代李孝常爲利州都督者爲羅藝之弟羅壽，而羅藝反於貞觀元年正月，羅壽因而坐誅，羅壽繼任當在此之前，則李孝常甫入朝，其利州都督之職便被取代，見《舊唐書》卷五六《羅藝傳》，2279頁。
[62] 事見《舊唐書》卷六四《巢王元吉傳》，2421－2422頁。
[63] 《舊唐書》卷五八《劉弘基傳》，2309頁；《長孫順德傳》，2308頁。
[64] 周紹良編《唐代墓誌彙編續(xù)集》永昌003，299頁。
[65] 《北史》卷六九《王慶傳》，2397頁。按《周書》卷三三亦有《王慶傳》，然皆同於《北史》，蓋是據(jù)《北史》所補，575－576頁。
[66] 周紹良編《唐代墓誌彙編續(xù)集》永淳003，255－256頁。
[67] 《資治通鑒》卷一九一，6016頁，《舊唐書》卷五八《長孫順德傳》，2308頁。
[68] 《舊唐書》卷四三《職官志》，1846頁。
[69] 參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51－62頁；孫英剛《唐代前期宮廷革命研究》，《唐研究》第7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263－288頁。
[70] 正史中關於追隨李淵起兵最重要一批功臣的傳記如劉弘基、殷開山、長孫順德等人敘事無疑是頗爲程式化的，有些人則乾脆沒有傳記，整體而言，武德功臣的面貌與政治傾向頗爲模糊，其傳記往往強調(diào)其與李世民之間的關係，但從《大唐創(chuàng)業(yè)起居注》等材料來判斷，無疑他們和李淵的關係更爲緊密，這些人大都在太宗繼位後保持高位，但實際的權力與名譽被削弱。如長孫順德，太宗繼位後，曾公開宣揚、嘲弄其受賄事，見《舊唐書》卷五八《長孫順德傳》，2308頁。
[71] 關於韋氏家族的墓誌，發(fā)現(xiàn)已有不少，新近比較集中的整理刊佈可見《長安新出墓誌》，文物出版社，2011年，其中包括與李建成關係密切的韋慶嗣的墓誌。
[72] 《舊唐書》卷五八《劉弘基傳》，2310頁；《長孫順德傳》，2308頁。
[73] 從姬摠持的情況來看，其與夫家脫離關係已近四十年，且其夫是因爲參與址炊粴ⅲ碚撋嚇c夫家關係應該頗爲淡漠，加上死後備極哀榮，由朝廷主持葬儀，其完全可以選擇單獨安葬，或者安葬於本宗，其選擇葬於夫家舊塋，反倒是一件讓人有些奇怪的事情。關於唐代婦女與本家的關係及葬地選擇的討論，可參考陳弱水《隋唐五代的婦女與本家》，收入氏著《隱蔽的光景：唐代的婦女文化與家庭生活》，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3－162頁。
[74] 相關的研究可參讀田餘慶《北魏后宮子貴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變》，《拓拔史探》，三聯(lián)書店，2003年，9－61頁；李憑《北魏平城時代》，社科文獻出版社，2000年，138－193頁。另外可以注意的是新近發(fā)現(xiàn)的常敬蘭墓誌，提供了常太后家世的新資料，見趙君平《北魏常敬蘭墓誌摭談》，《河洛春秋》2010年第1期，30－32頁。
[75] 事實上韋皇后、太平公主等人的乳母在其專權時在宮廷中便頗有權勢，參讀趙雨樂《唐前期宮官與宦官的權力消長》，收入氏著《從宮廷到戰(zhàn)場：中古中國與近世諸考察》，香港中華書局，2007年，1－36頁。
[76] 相關的研究可參讀韓昇《貞觀永徽之際的政局》，《中華文史論叢》2001年第1輯，28－63頁。
[77] 《舊唐書》卷二《太宗紀》，57－58頁。
[78] 值得一提的是姬摠持之兄姬溫當時也在遼東前綫作戰(zhàn)，身份是左二軍兵曹，但考慮到兩人的不同地位，應該沒有交集。而《姬溫墓誌》特別強調(diào)其與高宗的關係，李治爲晉王時，曾任右武候大將軍，當時姬溫爲左武候倉曹參軍事，但目前看不出其與高宗或姬摠持的關係對於其仕途有明顯助益。
[79] 《舊唐書》卷四《高宗紀》，75頁；卷一八三《武承嗣傳》，4728頁。
[80] 《舊唐書》卷四二《職官志》，1786－1787頁。
[81] 《舊唐書》卷一八三《武承嗣傳》，4728頁。
[82] 徐松著、李健超增訂《增訂唐兩京城坊考（修訂本）》，三秦出版社，2006年，298頁。
[83] 目前很難判斷姬氏家族本身是否有信佛的傳統(tǒng)，姬處真的處真兩字，似乎也有佛教色彩，但姬溫有子姬處廉、姬處遜，則處字表示的是行輩，則處真一名宗教涵義就很難確認了。相關的研究可參考耿慧玲《由墓誌看唐代取佛教化名號的社會現(xiàn)象》，收入《唐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693－723頁。
[84] 關於佛教信仰對於葬俗的影響，學者已討論甚多，較有代表性的論述可參考盧建榮《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麥田出版社，2006年；以及劉淑芬關於林葬、石室瘞窟、塔葬的一系列精審的研究，收入氏著《中古佛教與社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83－316頁。
[85] 《舊唐書》卷一八三《武承嗣傳》，4728頁。
[86] 此條蒙榮新江教授提示，特此致謝。侯謇勺⒐N譯《敦煌寫本中的“印沙佛”儀軌》一文中對此有所討論，并指出圓仁從中國攜歸日本的物品清單上有“鍮鉐印佛一面，一百佛”，收入《法國學者敦煌學論文選萃》，中華書局，1993年，287－288頁。
[87] 謝和耐著、耿昇譯《中國5－10世紀的寺院經(jīng)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30頁。
[88] 謝弗著、吳玉貴譯《唐代的外來文明》“大象”條，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189頁。
[89] 謝弗著、吳玉貴譯《唐代的外來文明》“象牙”條，515－516頁。
[90] 李翎《以鬼子母圖像的流變看佛教的東傳——以龜茲地區(qū)爲中心》，《美苑》2008年第4期，87－91頁。
[91] 嚴耀中《唐代的婆羅門僧與婆羅門教》，《史林》2009年第3期，21－25頁。
[92] 《舊唐書》卷八四《郝處俊傳》，2799頁。
[93] 張鷟《朝野僉載》卷五，中華書局1979年點校本，114頁。按惠範事《舊唐書》、《唐會要》中數(shù)見，但唯《朝野僉載》點出其婆羅門的身份，但此處的婆羅門更有可能指的是他的種族而非婆羅門教徒。
[94] 法琳《辯正論》卷四，《新脩大正大藏經(jīng)》第52冊，511頁。
[95] 關於證果寺的變遷的論述主要參考了小野勝年《中國隋唐長安寺院史料集成（史料編）》，法藏館，1989年，177－179、194頁；徐松著、李健超增訂《增訂唐兩京城坊考（修訂本）》，169、181頁。
[96] 道宣《續(xù)高僧傳》二二《慧滿傳》，《新脩大正大藏經(jīng)》第50冊，618頁。按“證果寺”三字，係據(jù)校記所引宮內(nèi)省圖書寮本補。
[97] 趙雨樂《唐前期宮官與宦官的權力消長》，《從宮廷到戰(zhàn)場：中古中國與近世諸考察》，1－36頁。
[98] 耿慧玲《從神龍宮女墓誌看其在政變中之作用》，《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221－2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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