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誰更有諾獎相？
張放
在我們一些文化人的心中，有兩個痛，卻令我們不快樂著：一個是奧斯卡獎，這里不論；另個則是諾貝爾文學(xué)獎。
此諾獎獎牌為含金量最重的文化人的獎牌？
這兩個獎最大特點就是每年頒發(fā)一次（呵呵，廢話？），之所以被我認定為有特點，是因為一到頒發(fā)時刻，人們心態(tài)就會起很大的變化。中國國力正在逐漸增強，四年一次的奧運會也在近十幾二十年由金牌零的突破至大面積豐收后于2008年，蒞臨我們自家門口。很多人在媒體的一再暗示下，開始意識到我們中國人應(yīng)該在世界的各個獎項中，都拿冠軍，或至少不應(yīng)該空缺中國人的名字。當(dāng)年復(fù)一年地眼看著諾獎與中國人無緣，很多人開始產(chǎn)生焦慮感，怨言不絕于耳，更有人不堪忍受這個世界級大獎與我們無緣。
自1901年開始第一次頒發(fā)諾貝爾文學(xué)獎給一個法國詩人開始至今，連個花瓣也沒有落到我們中國人身上。（2000年的不算，因為那人已經(jīng)入了法國籍，并不被官方承認。）于是“吃不著葡萄嫌葡萄酸”的心理自然產(chǎn)生，于是就聽有很多文化人自圓其說地解釋，此獎得與不得都無所謂。但誰都明白，那絕對是最輝煌最偉大的獎項。試想如果去年此獎沒有落到那個土耳其人身上，他的那本叫什么《紅》的書，能得到最講求市場效應(yīng)的中國人的吹捧么？連翻譯者都極難找的情況下，勉強把那本《紅》推了出來，還不就因為此作者與諾獎結(jié)緣？中國文化人們也只能挨著煎熬，嘗著苦楚，嘴上卻還很硬，畢竟還得要個臉面。
不過，如果說我們中國作家中究竟誰應(yīng)該得到此獎，或者說誰更具有諾獎相，每個讀些書的人的心中，都有個自己的排行榜，而且都會說出來自認為最充分得獎的理由的，似乎也感覺一定有說服力的。
從1901年到今天已經(jīng)過去106年，諾貝爾文學(xué)獎總得獎人數(shù)為103人。其中亞洲人只占四個。一個是印度人泰戈爾于1913年獲得，一個是日本人川端康成，1968年得此獎。另外一個是日本人大江健三郎，1994年得此獎（網(wǎng)友提醒的。呵呵。不好意思。謝謝了。見下面二樓評論。__博主注）。另外一個就是入法國籍的華人于2000年得到的。從1901年到1913年，是13年的時間。再從1913年到1968年過了55年，瑞典人將目光投向了亞洲人。又從1968年到1994年經(jīng)歷了26年的時間，將此獎頒給了另個日本人。之后于2000年，再將目光聚焦亞洲，給了一個法國籍的中國人。如果還要爭取的話，恐怕得等上一些時間了。另外，諾獎有個規(guī)定，不頒發(fā)給故去的作家。（盡管歷史上，一共頒發(fā)過兩次。）于是，作為一個作家，或者自我感覺不錯的有可能獲得提名的作家，不但要把作品寫到令洋人服膺的程度，還得把洪昭光的書讀好，得一直坐在健康列車上，不能中途下車。
那么，為什么中國作家這么難以受到那十幾個瑞典評委們的青睞呢？中國作家的作品真的如德國漢學(xué)家所說的那樣糟糕嗎？這里，我不去參與辯論。我只想從中譯英翻譯角度層面，分析一下為什么中國作家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人有諾獎相的問題。
劉心武不懂外語，但有一次跟我聊天中，卻說過一段很有道理的話，我至今記憶猶新。他說所有作品在翻譯成外語時，都存在一個“符碼”問題。我后來仔細地思來索去，的確很認同他的這個“符碼”理念。
漢字本身的表達，產(chǎn)生出自有的一種內(nèi)涵與外延。讀者在讀到一個“漢字”時，腦中產(chǎn)生出一種或大或小的意義，對這種大小程度的把握，是中國人自幼學(xué)習(xí)與培養(yǎng)的一種自然而然的把握，其中中國人幾千年積淀的集體無意識也起更重要的作用。此外，經(jīng)過多少年的特定環(huán)境的耳濡目染，使讀者能以最準確的概念理解其中的意思。簡言之，作家們知道用什么樣的字眼可以使讀者準確地產(chǎn)生怎樣的心理感受。
當(dāng)被翻譯成英語后，這種或大或小的內(nèi)涵與外延的范圍的把握，成了外國讀者（包括那十幾位評委）理解作品的唯一手段。倘若被翻譯或轉(zhuǎn)述到正好程度，那就有可能使洋讀者產(chǎn)生與中國讀者一樣的共鳴。不過，更多時候，卻必須對一些字眼或句子或段落進行最詳細的解釋，才有可能期待外國讀者大小正好地把握與理解原文的意思。有時，即便做了這些解釋性的工作，也未見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徹底理解。
在符碼這一問題上，旅美華人作家哈金則來得聰明些。他的一些作品很好地處理了這個“符碼”問題。比如在描述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歷史時期的一些人物時，他不是用可能更準確但卻更容易引起“閱讀反感”的詞來打擾讀者的順暢閱讀過程，而是簡單地使用了“紅衛(wèi)兵”等已經(jīng)被外國讀者非常理解的詞，替代現(xiàn)當(dāng)代史上一些作惡多端的人，這樣，就可以不再宥于解釋困擾外國讀者的中國各歷史時期的專有名詞上面，又極大地提高了讀者閱讀興趣，可謂一舉多得。現(xiàn)在看來，這一點對于哈金在美國用英語寫作并獲得巨大成果起到了很大成效。至少可以說，他的作品沒有破壞掉人們閱讀的快感。作為一個小說閱讀者，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一面看情節(jié)緊湊的小說故事，一面卻被強行要求到每頁的天頭地角去讀過多的背景或名詞解釋，況且有些東西即便解釋給老外，也幾乎是等于對“洋牛”彈琴。
1997諾獎證書
2000年時頒發(fā)的諾獎證書
但縱觀現(xiàn)在翻譯界狀況，卻令人心寒。英譯中翻譯人才已經(jīng)不是很多，這里我指的是真正意義上的翻譯人才，而不是只翻譯合同、簡單口譯或電子郵件等。至于像楊憲益老先生那樣的中譯英人才，則可說是鳳毛麟角。最有可能的是，我們寄希望于一些老外漢學(xué)家們。但問題是，很多老外“漢學(xué)家”們，還只徘徊于深刻認識漢字與漢文化的更深層次的門外，只識皮毛，不得要領(lǐng)的階段。
如何使中國的活著的大作家們走向世界，獲得諾獎，其實，根本不是作家們的問題。說句公道話，高行健的獲獎作品與中國很多大作家們的作品相比，并沒有什么太過特殊之點，也無明顯傲人之處。不過是因為他的作品被更傳神地翻譯給了瑞典人，使他成為第一個華人獲獎。中國作家們目前應(yīng)該做的，不是唉聲嘆氣，而似乎更應(yīng)該細心培養(yǎng)幾個真能把自己作品翻譯出去的大翻譯家，不管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么。呵呵。
我更建議一些大牌作家們，將自己的作品用真正的“符碼”翻譯給老外，或者至少像哈金那樣，用“更符合老外思維方式”的形式，把自己的作品介紹出去。這其中必須包含翻譯家的費盡心思和絞盡腦汁。
假如這樣，我想，中國很多作家可能會一下子具有了諾獎相。不過，這得需要不短的時間。只是每年頒獎時刻，我們還必須面對眾多的負面評論，還得給自己找出自圓其說的借口，再默默地等待著下一年此時此刻的來臨。
附：從1901年到2006年得此獎的總獎金數(shù)為：1901年為15萬；1913年泰戈爾得獎金14萬3；1968年川端康成得了35萬；1994年的大江健三郎得了7百萬，2000年高行健得了9百萬。到了2006年已經(jīng)高達1000萬瑞典克朗，約合一千多萬人民幣。關(guān)鍵不是錢，而是成為100多位諾獎獲得者的小小俱樂部中的一員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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