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進要殺宦官，便傳檄四方借外兵進京剿滅。陳琳、曹操、何苗均著力反對，認為切不可倒持干戈，授人以柄，按了葫蘆起了瓢。欲誅宦官，只需一獄吏足矣。何進不聽。曹操只能走人，臨了撂下一句著名的話：“亂天下者，必進也?！?/p>
其實，何進雖然是借兵助剿的決策者，要負拍板的責任，但想出這步臭棋的卻不是何進自己，而是袁紹?！堆萘x》第二回《張翼德怒鞭督郵，何國舅謀誅宦豎》里，何進入奏何太后請求誅殺宦官，何太后不從。袁紹便獻計：“可召四方英雄之士，勒兵來京，盡誅閹豎。此事事急，不容太后不從?！焙芜M一拍腦袋，連連稱妙，也不顧同志兄弟的反對，引狼入了室，于是拉開了董卓進京、群雄并起的大變局。
《演義》的演義并沒有歪曲歷史，它和《后漢書》里《袁紹傳》《何進傳》的記錄基本一致。反而是曹操那句話，讓何進背了個從頭到腳的黑鍋。有時候，出主意的人比拍板的人更重要，否則也不會有“樊噲當誅”的故事?？赡墚敃r曹操不知道出這個餿主意的是誰，否則一定會改口：“亂天下者，必紹也！”
于濤先生的《三國前傳》對袁紹此舉做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分析：袁紹家族四世三公，屬于萬姓仰頭的清流士大夫階層，而何進殺豬出身，因外戚身份一躍而為大將軍，自然得不到袁紹的正眼。袁紹最大的擔心還不是宦官，而是何進這樣的土鱉是否靠得住。何進對于清流士大夫本就沒有天然的情感聯(lián)系，萬一倒向宦官一方，士大夫集團就要倒了血霉。何進始終是威脅，料何進見我應(yīng)如是。于是請外兵助剿，既是死馬當活馬醫(yī)，也是防止外戚集團倒戈，說不定還可以敲打敲打何進，自己借機擴張一下，摟草打兔子。機關(guān)算盡，結(jié)果眾所周知。雖然宦官和外戚一鍋端，但洛陽城生靈涂炭，董太師一手遮天。袁紹跑到關(guān)東揭竿起義，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昔日的清流士人投筆從戎，變成了軍閥頭頭?！皠堇谷藸帲眠€自相戕”（曹操詩），成了又一個董卓。
袁紹的黑歷史還不拉倒。據(jù)于濤先生分析，其實何進在董卓進京路上想想不對，于是便派一個叫種劭的人勸阻/攔截董卓入京。種劭是董卓的老恩主種嵩的孫子，何進此舉是希望董卓能不看僧面看佛面，掉轉(zhuǎn)車頭回家算了。不料董卓澠池上書，堅決表示自己勤王討逆的決心，讓朝廷沒有理由反對自己進京。于濤先生推測，“為防何進變計，在種劭出京的同時，袁紹也派人密令董卓上書，將國家大義搬出來，化解卻兵詔書，這可是一招妙棋?！闭?zhèn)€當面是人，背后是鬼！一路哭何如一家哭，袁紹以整個洛陽城的代價，除掉了何進這個潛在的對手。相比于作為宦官養(yǎng)子的曹操，在誅宦問題上卻能大義秉公，光明磊落，品格之高下何啻霄壤！
我們當然不能說袁紹專門利己，毫不利人，畢竟他的出發(fā)點不僅是自己，還包括他的四世三公的家族以及整個士大夫階層。但這恰恰就是東漢末年政治混亂的結(jié)構(gòu)性癥結(jié)所在：小共同體認同高于國家認同，小共同體利益高于國家利益，于是形成了錢穆先生所說的“兩重君主觀念”，這已經(jīng)接近霍布斯所擔憂的“雙重主權(quán)”了：皇帝是一個主權(quán)者，小共同體是另一個主權(quán)者，皇帝是名義上的主權(quán)者，小共同體是實際上的主權(quán)者。愛有差等，必由親始，團團伙伙的利益已優(yōu)先于皇帝代表的天下國家的利益。正是這種小共同體對大共同體的凌駕和超越，開啟后來的軍閥之爭和再后來的門閥政治。
也許曹操就是認識到了這一點，也許曹操最后查出了董卓進京的始作俑者乃是袁紹之流，殷鑒不遠，才重啟了儒法斗爭，代表空手套白狼的寒門子弟向根深葉茂的士族大家開戰(zhàn)。士族大家的小共同體雖然對于傳承貴族氣質(zhì)，維系“風俗之美”具有積極作用，但是風俗不能當飯吃，特別是在血的事實面前，區(qū)區(qū)美俗實在是不能承受之輕。何況再華美的袍也難免長虱子。比如呂思勉先生就直接指出：“東漢之末。士之矯偽極矣”、“門以內(nèi)事，世之所重，而其真?zhèn)危瑒t非門以外人所得悉也。以是立名，以是造謗，術(shù)至工矣?！保ā秴嗡济阕x史札記·漢末名士》）宗族門閥的小共同體就是這樣一扇“門”，它遮蔽了真?zhèn)?，扭曲了是非，上則誤國，下則欺世。曹操開啟寒門政治，重啟古今斗爭，雖不能說撥亂反正，也算是承弊通變，不啻是匹夫而為天下法的偉大僭主。而袁紹之流，為了團團伙伙機關(guān)算盡，也終被浪花淘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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