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唐高宗李治欲廢王皇后而改立武則天，召大臣朝儀，元老大臣李績稱疾不入，而褚遂良則以死相諫。過了幾天，李績單獨入見，高宗說：褚遂良是顧命大臣，他極力反對，這事兒真的就算了？李績答道：“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高宗隨即下定了決心。
八十年后，唐玄宗開元年間，武惠妃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結(jié)黨營私，玄宗欲皆廢之。宰相張九齡擔心引發(fā)宮廷權力爭斗，拒不奉詔。奸臣李林甫一言不發(fā)，過后卻私下里對宦官說：“此人主家事，何必問外人？”玄宗聽說后猶豫未決。后張九齡被罷相，玄宗又提出廢太子之事，李林甫說：“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預。”玄宗遂決意廢立。
又過了五十多年，唐德宗欲廢太子而立侄舒王，宰相李泌說，幸虧陛下和臣商量，要是奸臣(李林甫之流)得到您的旨意，恐怕早就跑到舒王那里邀功請賞去了。言下之意，太子不可廢。德宗說：“此朕家事，何預于卿而力爭如此？”李泌答道：“天子以四海為家，今臣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nèi)，一物失所，責歸于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太子由是獲免。
北宋莊綽在其《雞肋編》中記述的以上三則故事讀來令人感慨不已。李績一生極富傳奇色彩，是位列三公的三朝元老，被朝廷倚為長城，可面對高宗廢立之議，他卻深恐無論反對還是贊成都有可能給自己招惹大禍，便以“陛下家事”為由，放棄了作為朝廷重臣所應負有的責任，縱容高宗輕率施行后宮廢立，高宗死后武則天臨朝篡權擾埋下了伏筆。
與李績的懼禍心理不同的是，李林甫并非真的是認為太子廢立與天下無關，其目的是為了投靠武惠妃，并與其結(jié)成政治聯(lián)盟，從而達到排斥異己、掌控朝中大權的目的。因此，一句“陛下家事”，實際上暗含慫恿和贊同，等于在說“太子早就該廢了，皇上您盡管下命令好了。”此后，李林甫居相位19年，貶斥忠良，進益奸佞，杜絕言路，專權自恣，直至鑄成安史之亂。
唯有李泌，一心為公，仗義執(zhí)言。據(jù)《新唐書》本傳記載，其反對廢太子的態(tài)度之堅決，以至于讓德宗說出“卿違朕意，不顧家族邪”這樣的狠話來?？伤廊缓敛煌讌f(xié)，堅持自己的意見，并最終說服了德宗。不過，我們在為李泌的赤膽忠心所感動的同時，更為他遇到了多少還有些人主之量的德宗而感到慶幸。
其實，后宮與太子廢立關乎天下安定和政權穩(wěn)定，哪里是簡簡單單的“陛下家事”？那是必須慎重從事、善作權衡的大事。作為朝中重臣，更應從大局出發(fā)，提供客觀理性的意見，來幫助最高統(tǒng)治者做出正確的抉擇。然而，在集權體制下，任何人的身家性命、仕途前程都天然地被綁定在某一部政治戰(zhàn)車上，遇到動搖國本的大事時，人們往往會從一己之利出發(fā)，做出趨利避害的選擇，因此或言不由衷、首鼠兩端，或投機取巧、見風使舵，從而將左右天平的砝碼毫無保留地托付給最高統(tǒng)治者。這也是造成統(tǒng)治者個人隨心所欲的一個重要原因。
一句“陛下家事”，無論出于懼禍自保，還是出于別有用心，都免不了會帶來兩個嚴重后果：一是統(tǒng)治者習以為常而獨斷朝綱，很難聽進逆耳忠言，做出正確的抉擇；二是統(tǒng)治者受到慫恿而為所欲為，從而宵小群集，釀成后世之大禍。所以，莊綽才會感慨地說：“李績首倡奸言，遂使林甫祖用其策以逢君惡。至德宗便謂當然，反云家事以拒臣下。則作俑者，可不慎乎？”
莊綽此論極是，不過對集權之下的古人而言，未免有些苛求。就算是現(xiàn)代官場，我們不也時常聽聞“領導您說了算”一類的話嗎？究其實質(zhì)，又與“陛下家事”有何分別呢？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