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祭祀歷代帝王的源起和演變
由于帝王皆被神化，成為“真龍?zhí)熳?#8221;，位處“九五之尊”；由于前代帝王對國家、臣民曾有大功大德，后世要感恩報德；由于嗣統(tǒng)帝王皆視先前帝王為祖宗，必須景仰祖宗，祈求保佑；由于帝王必須傳承和維護傳統(tǒng)禮制，要敬天法祖，以德治國；由于在位帝王皆懷有百年之后不被后世遺忘，如先代祖宗那樣享受崇祀的心理和期望；由于帝王離不開忠臣賢良，需要為之樹立榜樣，以激勵輔臣。出于如上的種種原因，在我國封建社會時期，崇祀歷代帝王和名臣愈演愈烈，成為中華古代文明史上的一大亮點。
《左傳·成公十三年》有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意思是說，祭祀和軍隊（國防）是一個國家的大事，不可不重。這是我國古代一直奉行的治國安邦的金科玉律?！渡袝?#183;周書·洪范》所謂“八政”中，[1]祭祀位列第三。可見，祭祀在我國傳統(tǒng)的歷史文化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我國長達兩千余年的封建社會是禮法并重的社會，禮與法同為維系社會穩(wěn)定的兩大支柱。祭祀屬于禮的范疇，是吉禮的一種，故尤為人們所重。我國古代的祭祀，可謂形形色色，繁文縟節(jié)，皇天后土、社神稷神、五岳五鎮(zhèn)、江河湖海、日月星辰、風雨云雷、龍獸蠶蟲、花仙藥王、門戶灶井、車馬倉囤、帝王功臣、先哲賢良、列祖列宗等等，無不為之設壇立臺、建祠修廟，定期定點地進行隆重的祭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目的在于“神降之嘉生，民以物序，災禍不至，所示不匱。”[2]其中固然充滿封建迷信意識，但在教民知畏、趨福避難、尊長敬祖、崇賢法能等方面，亦無疑具有教化的積極作用。在這里，僅就崇祀歷代帝王和名臣一事，略述管見，就教方家。
一、我國古代崇祀歷代帝王和名臣的源起
我國古代名目繁多的祭祀，總起來說分兩種類型，即祭神和祭祖。
在遠古時代，人們看到蒼天大地、日月星辰、四季輪回、風雨閃雷、山陵河海、森林動物等各種自然現(xiàn)象的不同及其千變?nèi)f化，不知其因，不懂其理，只中感到奇怪之極，玄妙之極，于是便認為天地間必有“神”。《周易·系辭上》云：“陰陽不測之謂神”。王弼（三國魏人）注曰：“神也者，變化之極，妙萬物而為言，不可形詰者也。”[3]因為自遠古時代人們便認為天地間有無形的善變的“神”，是“神”創(chuàng)造了萬物，主宰著一切，所以“神”就成為人們的共同崇拜。特別是當山搖地動、狂風暴雨、閃電雷鳴、洪水猛獸、森林大火等等災難來臨時，人們認為是各種“神”在發(fā)泄憤怒，警懲人類，從而對“神”產(chǎn)生畏懼。而當風調(diào)雨順、嘉禾豐稔、五世同堂、福壽平安的時候，人們又認為這是各種“神”在保佑，于是衷心地感謝各路“神”?？傊鲇趯?#8220;神”的崇拜、畏懼、感謝心理，并有“至誠感神”的信念，人們便甘愿將各種珍品奉獻給“神”，讓其享用，藉以祈求保佑，免災降福。這就是對“神”的祭祀。相傳，“及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物。”顓頊受命后，“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亡相侵黷。”[4]又，舜帝觀察北斗，度合天意，“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群神。”[5]可見上古時代人們即祭神。祭神是人們對各種神靈表達崇拜景仰和祈求保護之意的一種方式和一種禮儀，純粹是迷信。
祭祖是對祖宗的祭祀，不同于祭神。“祖，始也，言為道德之初始，故云祖也；宗，尊也，以有德可尊，故云宗。”[6]祖宗，有一家一戶之祖宗，有一門一派之祖宗，有一個民族之祖宗，還有一個國家之祖宗。我國五十六個民族組成一個大家族，統(tǒng)稱中華民族。中華民族都是炎黃子孫，共認炎、黃二帝為祖宗。所以，祖宗是對先世的通稱，特別是對始祖及先世中有功德者的尊稱。對于皇帝來說，除了本家本族之外，先前的歷代帝王也是他們的祖宗。古人云：“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御大災，則祀這；能捍大患，則祀之。”[7]祖宗，特別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祖宗，都有這樣的功德，所以他們應當享受后人的祭祀?？梢?，祭祖并非全是封建迷信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后人對祖先功德表達景仰和懷念之情的一種方式和禮儀，是值得提倡和發(fā)揚的一種美德。忘記祖宗則是缺德。
我國古代，人們相信人死了之后魂魄也變成神靈，所以祭祖與祭神并非截然分開，往往是祭神，和祭祖合為一起的?！抖Y記·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瑞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對此，唐人孔穎達疏解說：“有虞氏禘黃帝者，謂虞氏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圜丘，大禘之時以黃帝配祭。而郊嚳者，謂夏正建寅之月祭感生之帝于南郊，[8]以嚳配也。祖顓頊而宗堯者，謂祭五天帝、五人帝及五人神于明堂，[9]以顓頊及堯配之。……其夏后氏以下禘、郊、祖、宗，其義亦然。但其所配之人，當代各別。”[10]由此可知，早在夏商周三代，即在祭祀天地之神時，便配祀祖宗先代帝王了。
二、封建統(tǒng)治者祭祀歷代帝王和名臣的演變
（1）先秦時期，有關帝王祭祀前代帝王的記載，多為祭祀天地之神時的配祀，專祭古帝王者亦有。[11]但比較少見。秦漢以降，皇帝祭祀古代帝王的記載便漸漸多起來了。例如：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十月出游，行至云夢，“望祀虞舜于九嶷山”。[12]后浮江東下至錢塘，“上會稽，祭大禹”。[13]
漢高帝二年（公元前205年），因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血食天下，于是詔令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祀后稷。[14]漢高帝死后，令各郡及諸侯王國皆立高廟，以祀高祖。漢文帝時，于長安東北渭河北岸建五帝廟，祭五天帝（青帝、赤帝、白帝、黑帝、黃帝），帝各一殿，殿各一門，殿門之色與各天帝色同。[15]雖然五天帝非古帝王，但這可能是于同一廟內(nèi)集中祭祀五天帝之始。漢武帝時，亳人謬忌奏請祠泰一神，說：“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16]于是，武帝命于長安城東南郊立泰一祠，按照謬忌所說祭祀泰一神。雖然泰一也是神，但是，為輔佐天帝之神，如同帝王的賢臣。因此，這又可能是祭祀名臣名將的發(fā)端。
東漢建武七年（公元31年）五月，光武帝要與卿大夫、博士商議“漢當郊堯”之事。侍御史杜林諫阻說：“民無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祀。基業(yè)特起，不因緣堯。堯遠于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郊祀高帝，誠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于此。民奉種祀，且猶世主，不失先俗。……宗廟至重，眾心難違，不可卒改。……方軍師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祀故事。”[17]意思是說，漢室興起，追根溯源，不在于堯，而是高帝（劉邦）之功，應當順民心好好地祭祀高帝。但現(xiàn)在軍隊將士還在外打仗，天下尚未平定，還是按照建武元年（公元25年）郊祀時的樣式而行罷，先不祭祀高帝。這一意見被光武帝采納。直到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平定隴、蜀之后，才增廣郊祀，高帝配食。這種祭祀漢高帝的方式比在高廟祭祀更為隆重。光武帝死后，明帝二年（公元59年）于明堂祭光武帝。同年十月，“西巡狩，幸長安，祠高廟。”十一月，“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帝謁陵園，過式其墓。”[18]這是目前所見到的在位皇帝祭祀前代名臣的最早記載。明帝時，還在不同季節(jié)分別祭祀五天帝及臣神。立春之日，迎春于洛陽東郊八里，祭青帝、句芒，祭時，車旗服飾皆為青色。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七里，祭赤帝、祝融，屆時車旗服飾皆為紅色。立秋之日前十八天，迎黃靈于中兆（去都城五里），祭黃帝、后土，屆時車旗服飾皆為黃色。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九里，祭白帝、蓐收，屆時車旗服飾皆為白色。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六里，祭黑帝、玄冥，屆時車旗服飾皆為黑色。[19]這是將天帝與臣神同祭的一例。元和二年（公元85年）二月，章帝東巡狩，將至泰山，于道上派使者到濟陰成陽靈臺祀帝堯一太牢。次日，于漢武帝在汶上所建明堂宗祠五天帝，光武帝配祀。又一天，各用一太牢遙遙告祀漢高祖、太宗、世宗、中宗、顯宗于明堂。之后巡幸魯國，祠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人。四月，回到洛陽，為告廟還京，各用一特牛祭漢高祖與光武帝。[20]
東晉孝武帝寧康三年（375年），祭先代帝王之禮制又有較大改變，“故事祀皇陶于庭尉寺，新禮移祀于律署，以同祭先圣于太學。舊祀以社日，新改用孟秋，以應秋收。”[21]北魏天興三年（400年）五月，道武皇帝東巡，遂幸涿鹿（今河北涿鹿東南），“遣使者以太牢祠帝堯、帝舜廟。”[22]又神瑞三年（415年）六月，明元帝東巡，幸涿鹿，登橋山，觀溫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黃帝廟。至廣寧（今涿鹿），登歷山，祭舜廟。”[23]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年）詔曰：“法施于人祀，有明典；立功垂惠祭，有常式。……凡在祀令者有五帝：堯樹則天之功，興巍巍之治，可祀于平陽（今山西臨汾西南）；舜播太平之風，致無為之化，可祀于廣寧；禹御洪水之災，建天下之利，可祀于安邑（今陜西運城東）：周文公制禮作樂，垂范萬葉，可祀于洛陽；其宣尼廟已于中省別敕有司行事。自文公以上，可令當界牧守各隨所近，攝行祀事，皆用清酌尹祭也。”[24]
上面列舉的種種事例說明，自秦漢至北朝的六七百年間，封建統(tǒng)治者對先代帝王和名臣的崇祀，雖說代有所為，未曾間斷，但是多有變化，在祭祀的時間、地點、方式、禮儀等方面，未有定制、常制，具有明顯的隨機性。
（2）隋統(tǒng)一天下后，整肅禮制，對先代帝王和名臣的崇祀亦成定制。在舉行禘、袷大祭（五年一禘祭，在孟夏；三年一袷祭，在孟冬）時，“并以其日，使祀先代王公帝堯于平陽，以契配；帝舜于河東（今山西永濟西南之蒲州），咎鯀配；夏禹于安邑，伯益配；殷湯于汾陰（今陜西萬榮縣西南），伊尹配；文王、武王于灃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高帝于長陵，蕭何配。各一太牢而無樂。配者饗于廟庭。”[25]可見，隋代祭祀先代帝王與名臣，已形成定時、定地、定式的制度。
唐初，貞觀之禮，無祭先代帝王之文。顯慶中，經(jīng)禮部尚書許敬宗奏請后，“聿遵故事，三年一祭。以仲春之月，祭唐堯于平陽，以契配；祭虞舜于河東，以咎鯀配；祭夏禹于安邑，以伯益配；祭殷湯于偃師，以伊尹配；祭周文王于鄷，以太公配；祭武王于鎬，以周公、召公配；祭漢高祖于長陵，以蕭何配。”[26]可知，唐初祭祀先代帝王與名臣，基本同隋制。時至中唐，情況發(fā)生了重大變化。玄宗天寶六載（747年）正月十一日，勅“三皇五帝，創(chuàng)物垂范，永言龜鏡，宜有欽崇，三皇：伏羲，以勾芒配；神農(nóng)，以祝融配；軒轅（黃帝），以風后、力牧配。五帝：少昊，以蓐收配；顓頊，以元（玄）冥配；高辛，以稷、契配；唐堯，以羲仲、和叔配；虞舜，以夔、龍配。其擇日及置廟地，量事營立。其樂器請用宮懸，祭請用少牢（羊、豕），仍以春秋二時致享。共置令、丞，令太常寺檢校。”轉年五月十五日詔：“上古之君，存諸氏號，雖事先書契，而道著皇王，緬懷厥功，寧忘咸秩。其三皇以前帝王，宜于京城內(nèi)共置一廟，仍與三皇五帝廟相近，以時致祭天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其祭料及樂，請準三皇五帝廟，以春秋二時享祭。歷代帝王肇跡之處，未有祠宇者，所由郡置一廟享祭，取當時將相德業(yè)可稱者二人配享。夏王禹都安邑，今（指唐代，下同）夏縣，以虞伯益、秩宗伯夷配。殷王湯都亳，今谷熟縣，以阿橫伊尹、左相仲虺配。周文王都酆，今咸陽縣，現(xiàn)有廟，以師鬻熊、齊太公望祀。周武王都鎬，入文王廟同享，太師周公、太保召公配。秦始皇帝都咸陽，丞相李斯、建軍王翦配。漢高祖起沛，今彭城縣，太傅張良、相國蕭何配。后漢光武帝起南陽，司徒鄧禹、將軍耿弇配。魏武帝都鄴，侍中荀彧、太尉鐘繇配。晉武帝都洛陽，司空張華、將軍羊祜配。后魏道武皇帝起云中，太尉長孫嵩、尚書崔元伯配。周文帝起馮翊，尚書蘇綽、大將軍于謹配。隋文帝封隋漢東，仆射高颎、大將軍賀若弼配。令郡縣長官春秋二時擇日粢盛蔬饌時果、配酒脯，潔誠致祭。”[27]據(jù)此而知，唐玄宗天寶年間，于京城長安建置兩個帝王廟，曰三皇廟五帝廟、曰三皇以前帝王廟。這是歷史上于京城建帝王廟，集中祭祀唐代以前帝王的肇始。除此之外，唐代還在先代帝王發(fā)跡之處建廟，令地方長官按時致祭。也就是說，自唐玄宗始，祭祀歷代帝王實行“雙軌制”，享祭的帝王和名臣也大大增多。
由上述可知，隋唐之世，對歷代帝王和名臣的崇祀制度進一步完善，隨機性減少，基本形成定制。特別是盛唐時，開創(chuàng)了在京城修建古代帝王廟的先例。
（3）迨至兩宋，國都汴梁和杭州都沒有帝王廟的建置，對先代帝王及名臣的祭祀，分別在其陵廟所在地舉行。所祭的先代帝王和名臣進一步增多，且有主次重輕之分。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詔曰：“歷代帝王，或功濟生民，或道光史載，垂于祀典，厥惟舊章。兵興以來，日不暇，有司廢職，因循暇曠墜?；驈R貌攸設，牲牷罔薦；或陵寢雖存，樵蘇靡禁。仄席興念茲用惕然。其太昊（葬宛丘，在陳州）、女媧（葬趙城縣東南，在晉州）、炎帝（葬長沙，在潭州）、黃帝（葬橋山，在坊州）、顓頊（葬臨河縣，在澶州）、高辛（葬濮陽頓丘城南，在澶州）、唐堯（葬城陽谷林，在鄆州）、虞舜（葬九疑上，在永州）、夏禹（葬會稽，在越州）、成湯（葬汾陰，在河中府）、周文王武王（并葬京兆咸陽縣）、漢高祖（長陵）、后漢世祖（原陵在河南洛陽縣）、唐高祖（獻陵在耀州三原縣東）、太宗（昭陵在京兆醴泉縣北九嵕山），十六帝各給守陵五戶，蠲其他役，長吏春秋奉祀。他處有祠廟者，亦如祭享。商中宗太戊（葬大名內(nèi)黃縣東南）、高宗武丁（葬陳州西華縣北）、周成王康王（并葬京兆咸陽縣）、漢文帝（霸陵在京兆萬年縣東界）、宣帝（杜陵在京兆萬年縣東南）、魏太祖（高平陵在相州鄴縣西南）、晉武帝（峻陽陵在河南洛陽縣東南）、后周太祖（成陵在耀州富平縣西北）、隋高祖（太陵在鳳翔扶風縣東南）十帝，各給三戶，歲一享。秦始皇（陵在京兆昭應縣）、漢景帝（陽陵在京兆咸陽縣界）、武帝（茂陵在京兆西平縣）、后漢明帝（顯節(jié)陵在河南洛陽縣東南）、章帝（恭陵在河南洛陽縣東南）、魏文帝（首陽陵在孟州首陽山）、后魏孝文帝（長陵在耀州富平縣東南）、唐元宗（泰陵在同州蒲城縣東南）、肅宗（建陵在京兆醴泉縣）、憲宗（景陵在同州蒲城縣西北）、宣宗（正陵在耀州云陽縣西北）、梁太祖（宣陵在河南伊闕縣東北）、后唐莊宗（雍陵在河南新安縣東）、明宗（徽陵在河南洛陽縣東北）、晉高祖（顯陵在河南壽安縣西北）十五帝，各給二戶，三年一祭。周桓王（葬河南澠池縣東北）、靈王（葬河南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景王（葬河南洛陽縣太倉中）、威烈王（葬河南城陽城中西北隅）、漢元帝（渭陵在京兆咸陽縣）、成帝（延陵在京兆咸縣陽）、哀宗（義陵在京兆咸陽縣）、平帝（康陵在京兆咸陽縣）、后漢和帝（慎陵在河南洛陽縣東南）、殤帝（康陵在慎陵塋中庚地）、安帝（恭陵在河南洛陽東北）、順帝（憲陵）、沖帝（懷陵，并在河南洛陽縣東西）、質(zhì)帝（靜陵在河南洛陽東南）、獻帝（樿陵在懷州修武縣故涿鹿城西北）、魏明帝（平陵在河南河清縣大石山）、高貴鄉(xiāng)公（葬河南洛陽縣瀍澗之濱）、陳留王（葬相州鄴縣西）、晉惠帝（太陽陵河南洛陽縣東南）、懷帝、愍帝（并葬晉州平陽縣）、西魏文帝（永陵在耀州富平縣東南）、東魏孝靜帝（葬相州鄴縣西漳水北）、唐高宗（乾陵在乾州奉天縣西北）、中宗（定陵在耀州富平縣西北）、睿宗（橋陵在同州蒲城縣西北）、德宗（崇陵在耀州云陽縣北）、順宗（豐陵在耀州富平縣東北）、穆宗（光陵在同州蒲城縣北）、敬宗（莊陵在耀州三原縣）、文宗（章陵在耀州富平縣西北）、武宗（端陵在耀州三原縣東）、懿宗（簡陵在耀州富平縣西北）、僖宗（靖陵在乾州奉天縣東北）、昭宗（和陵在河南緱氏縣、梁少帝（葬河南伊闕縣）、后唐末帝（葬河南洛陽縣東北），三十八帝陵，州縣常禁樵採。”[28]
顯然，宋朝對前代帝王和名臣的崇祀，雖然不在京城建帝王廟集中舉行，而是在各代帝王陵寢所在地分散進行，但是，所崇祀的歷代帝王和名臣不僅進一步增多，而且區(qū)別對待，有主有次，特點分明。
（4）元代崇祀先代帝王之典不廢，但沒有唐、宋隆重。每年春秋仲月命侍臣到平陽祭堯帝廟，到山西河東、山東濟南、河南濮州、湖南道州祭舜帝廟，到山西龍門祭禹帝廟。祭時只是燒香致敬，讀祝文。湯陰羑里城周文王祠，鳳翔府歧山周公廟，亦命有司奉祀，但有牲無樂。值得稱道的是，元代還增建了一批古帝王廟，如至元十二年（1275年），立伏羲、女媧、舜、湯等廟于河中解州、洪桐、趙城（俱在陜西境內(nèi)），十五年（1278年）修會川盤古王祠等。[29]
（5）明朝對歷代帝王和名臣的崇祀極為重視，超越前代。先是，洪武三年（1370年）遣使訪尋先代帝王陵寢，得七十九處。經(jīng)禮官考查后，認定功德昭著者三十有六，為伏羲（在河南陳縣）、神農(nóng)（在湖廣酃縣）、黃帝（在陜西中部縣）、少昊（在山東曲阜）、顓頊（在北平滑縣）、唐堯（在山東東平縣）、虞舜（在湖廣寧遠縣）、夏禹（在浙江會稽縣）、商湯（在山東滎河縣）、中宗（在北平內(nèi)黃縣）、高宗（在河南陳縣）、周文王（在陜西咸陽）、武王（在咸陽）、成王（在咸陽）、康王（在咸陽）、漢高祖（在咸陽）、文帝（在陜西咸寧）、景帝（在咸陽）、武帝（在陜西興平縣）、宣帝（在長安）、光武（在河南孟津縣）、明帝（在洛陽）、章帝（在洛陽）、后魏文帝（在陜西富平縣）、隋高祖（在陜西扶風縣）、唐高祖（在陜西三原縣）、太宗（在陜西醴泉縣）、憲宗（在陜西蒲城縣）、宣宗（在陜西涇陽縣）、周世宗（在河南鄭縣）、宋太祖(在河南鞏縣)、太宗（在鞏縣）、真宗（在鞏縣）、仁宗（在鞏縣）、孝宗（在浙江會稽縣）、理宗（在會稽）。然后，遣官往祭。洪武帝親制祝文，每陵給銀二十五兩置備祭物。并命奉祀官見有陵寢被盜發(fā)者，要掩埋好；毀壞的地方，要修補完整；有廟堂頹圮者，要加以修葺；當?shù)毓俑獓澜煞チ昴?，并每年按時祭以太牢。其后，所祭帝王陵雖有個別調(diào)整，但保持著三十五個或三十六個之數(shù)。每陵設陵戶二人看守，又各立一碑，鐫刻祭期和牲帛之數(shù)，以便當?shù)毓俑裾罩录馈?
六年（1373年），洪武皇帝認為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chuàng)業(yè)之君，都應該于京城立廟祭祀，故在（南京）欽天山之陽修建了歷代帝王廟。這是唐玄宗于國都長安建立三皇五帝廟之后，又一次于京城正式建立歷代帝王廟。南京歷代帝王廟，正殿五室，中一室祀三皇（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nóng)氏、黃帝軒轅氏）；東一室祀五帝（少昊金天氏、顓頊高陽氏、帝嚳高辛氏、帝堯陶唐氏、帝舜有虞氏）；西一室祀夏禹、商湯、周文王；又東一室祀周武王、漢光武、唐太宗；又西一室祀漢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不久，以周文王終服事殷，唐高祖本太宗之力而得天下，遂寢其祀，增祀隋高祖（后罷）。廟中所祀十六位帝王[30]皆塑袞冕坐像，只有伏羲、神農(nóng)不加冕服，因為那時候還未有衣服。歷代帝王廟建成后，規(guī)定每年春秋仲月上旬甲日致祭。洪武皇帝曾親自到廟中祭祀先代帝王。二十一年（1388年），洪武皇帝詔諭以歷代名臣從祀。禮官遵旨擬定了三十六人的名單，經(jīng)洪武皇帝審查并剔除、增補后，遂定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術、赤老溫、伯顏等三十七人，從祀于歷代帝王廟東、西兩廡。至此，明初于歷代帝王廟祭祀的帝王和從祀的名臣形成定制。應當特別指出的是，洪武間還在中都鳳陽亦建有一座歷代帝王廟，又在北平（元大都改名）城金城坊修建一座元世祖廟，專祀元代明君世祖忽必烈。
永樂年間，大規(guī)模營建北京宮殿城池并遷都時，未及在北京建造帝王廟，對歷代帝王廟和名臣多在天壇舉行郊祀大典時附祭，南京和中都的歷代帝王廟，則遣南京太常寺官行祭禮。至嘉靖九年（1530年），厘正祀典，廢除郊祀附祭歷代帝王之制，決定在皇城西建立一座帝王廟。初擬就靈濟宮（在靈境胡同）改建，只因地狹，改于阜成門內(nèi)路北保安寺故址新建。十年（1531年）二月春祭，時因建廟工程未竣，嘉靖帝臨時在文華殿親祭歷代帝王和名臣。同年九月，廟成。正殿五室，名曰景德崇圣之殿；殿前為景德門，左、右為東、西兩廡，殿后有祭器庫；景德門外有神庫、神廚、宰牲亭、鐘樓。外門之前為景德街，兩端有坊。新建的北京歷代帝王廟中，起初所祀的歷代帝王和名臣與南京歷代帝王廟相同，即有十六位帝王各三十六位名臣，不同的是廟中殿廡內(nèi)只設帝王和名臣的神主牌位，而沒有塑像。至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采納禮科給事中陳棐的建議，撤除元世祖和元臣木華黎、博爾忽、赤老溫、伯顏之祀。此后在歷代帝王廟享祀的只有十五位帝王，三十二位名臣。[31]
北京歷代帝王廟的建成，使北京城增添了一座重要的皇家廟宇建筑，為明朝統(tǒng)治者創(chuàng)造了崇祀歷代帝王和名臣的固定專用場所，將明代崇祀歷代帝王和名臣的活動推向高潮，豐富了北京的歷史文物特別是祭祀文化，意義重大。
（6）有清一代，將封建統(tǒng)治者崇祀歷代帝王和名臣的禮制與活動，總其大成，推向頂峰。清室入關，定鼎北京，宮殿城池，沿用明舊。歷代帝王廟也成為清室繼承前明的一宗歷史文化遺產(chǎn)，并在完善崇祀歷代帝王和名臣的禮制上，較明代“更上一層樓”。
順治二年（1645年）三月初一日，“始祀遼太祖、金太祖、世宗、元太祖、明太祖于歷代帝王廟，以其臣耶律曷魯、完顏粘沒罕、斡里不、木華黎、伯顏、徐達、劉基從祀。”[32]不僅糾正了明代只讓元世祖入帝王廟享祀而冷落遼、金之主及名臣的偏頗，而且也沒有忘記剛剛被滅亡的大明國開國之君及主要功臣，從而使入歷代帝王廟內(nèi)享祀的帝王增加到二十一位，從祀的名臣增加到四十一位（包括新增祀的唐臣張巡、許遠在內(nèi)）。[33]十七年（1660年）六月，“禮臣議言廟祀帝王，止及開創(chuàng)，應增守成令辭，并罷宋臣潘美、張浚祀。從之。于是增祀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漢文帝、宋仁宗、明孝宗，而遼、金、元太祖皆罷祀。”[34]此后，帝王廟中享祀帝王增至二十五位，享祀名臣減至三十九位?？滴跛梅?，以遼、金、元太祖畢竟有開創(chuàng)之功，故復入廟享祀。
康熙六十年（1721年）四月，“詔厘定歷代帝王廟崇祀祀典”。[35]翌年十月，康熙帝諭曰：“歷代帝王每朝崇祀不過一二主，或廟享其子而不及其父，或配食其臣而不及其君。應將凡曾在位，除無道被弒亡國之主外，盡宜入廟崇祀。”又諭：“明愍帝無甚過失，國亡由伊祖所致，愍帝不可與亡國者例論。而萬歷、泰昌、天啟三君，不應入祀。其歷代配饗功臣，有治安之世輔佐有功者，應量加增補。”[36]同年十二月，雍正皇帝依遵圣祖諭旨，增祀帝王和名臣神牌，并立碑以紀。此后，增祀夏啟、仲康、少康、杼、槐、芒、泄、不降、扃、廑、孔甲、皋、發(fā)，商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廩辛、庚丁、太丁、帝乙、周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宣王、平王、桓王、莊王、僖王、惠王、襄王、頃王、匡王、定王、簡王、靈王、景王、悼王、敬王、元王、貞定王、考王、威烈王、安王、烈王、顯王、慎靚王、漢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明帝、章帝、和帝、殤帝、安帝、順帝、沖帝、桓帝、靈帝、昭烈帝，唐高祖、高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遼太宗、景宗、圣宗、興宗、道宗，宋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高宗、孝宗、光宗、寧宗、理宗、度宗、端宗，金太宗、章宗、宣宗，元太宗、定宗、憲宗、成宗、武宗、仁宗、泰定宗、文宗、寧宗、明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帝、憲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愍帝，共一百四十三位。從祀功臣則增廣四十位，有黃帝臣倉頡，商臣仲虺，周臣畢公高、呂候、仲山甫，漢臣劉章、魏相、丙吉、耿弇、馬援、趙云，唐臣狄仁傑、宋璟、姚崇、李泌、陸贄、裴度，宋臣呂蒙正、李沆、寇準、王曾、范仲淹、富弼、韓琦、文彥博、司馬光、李綱、趙鼎、文天祥，金臣呼嚕，元臣博果密、托克托，明臣常遇春、李文忠、楊士奇、楊榮、于謙、李賢、劉大夏。[37]這些新增祀的帝王神牌，按照朝代與原祀帝王加以合并，供在一龕。這樣，景德崇圣殿中有的五龕增為七龕。每龕供奉的帝王分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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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神農(nóng)、黃帝為一龕。
少昊、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為一龕。
增祀的十三位夏王、二十五位商王，與原祀的夏禹、商湯共四十王，合為一龕。
增祀的三十一位周王，與原祀的武王共三十二王，合為一龕。
增祀的漢十九帝和唐十四帝，與原祀的漢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共三十六帝，合為一龕。
增祀的遼五帝、宋十三帝和金三帝，與原祀的遼太祖、宋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共二十五帝，合為一龕。
增祀的元九帝和明十一帝，與原祀的元太祖、世祖、明太祖共二十三帝，合為一龕。
這樣，歷代帝王廟正殿分設七龕，供奉的歷代帝王總計為一百六十四位。
另外，增祀的名臣倉頡、畢公高、仲公甫、魏相、耿弇、宋璟、 裴度、李沆、王曾、富弼、間彥博、李綱、文天祥、博果密、常遇春、楊士奇、于謙、劉大夏十八位，與原祀的風后、傅說、召公奭、召穆公虎、張良、曹參、周勃、房玄齡、李靖、許遠、李晟、韓世忠十二位，在東廡享祀；原在西廡的夔、伯夷、伊尹、鄧禹、諸葛亮、郭子儀、曹彬、宗翰、穆呼哩、徐達也十位移祀于東廡。這樣，東廡便有四十位名臣享祀。而西廡原祀力牧、周公旦、太公望、方叔、蕭何、陳平、杜如晦、張巡、岳飛九位，增祀的仲虺、呂候、尹吉甫、劉章、丙吉、馬援、趙云、狄仁杰、姚崇、李泌、陸贄、赫魯、呂蒙正、寇準、范仲淹、韓琦、司馬光、趙鼎、托可托、李文忠、楊榮、李賢二十二位亦安置在西廡。原在東廡享祀的皋陶、龍、伯益、馮異、耶律曷嚕、宗望、巴延、劉基八位移請到西廡。這樣，在西廡享祀的歷代名臣則有三十九位。東、西兩廡共供奉歷代名臣七十九位。[38]
雍正七年（1729年）繕葺帝王廟，歷四年而工竣，豎碑以記。乾隆元年（1736年），謚明建文皇帝曰恭敏惠皇帝，入帝王廟享祀，位次明太祖之后。二十七年（1762年）重修帝王廟，正殿原覆綠琉璃瓦而改易黃琉璃瓦。二十九年（1764年）工訖，乾隆皇帝親祭，有御制碑文可證。[39]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諭：“朕因覽《四庫全書》內(nèi)《大清通禮》一書所列廟祀歷代帝王位號，乃依舊《會典》所定，有所弗愜于心。敬憶皇祖《實錄》，有敕議增祀之諭。令查取禮部原議紅本，則系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內(nèi)具題。爾時諸臣不能仰體圣懷，詳細討論，未免歷陋就簡。我皇祖諭旨，以凡帝王曾在位者，除無道、被弒亡國之主，此外盡應入廟，即一二年者亦應崇祀?；突褪ビ枺链笾凉?。上自羲軒，下至勝國，其間圣作明述之君，守文繼體之主，無不馨香妥侑。不特書生臆論無能仰喻高深，即歷代以來升禋議禮，未有正大光明若此者也。乃會議疏內(nèi)聲明偏安亡弒不入祀典，而仍入遼、金二朝，不入東西晉、元魏、前后五代，未免意有偏向。視若仰承圣意，而實顯與圣諭相背。朕意若謂南北朝偏安不入祀典，則遼、金得國亦未奄有中原，何以一登一黜？適足啟后人之訾議。即因東西晉、前后五代有因篡得國，擯而不列，如（曹）操，丕不得為正統(tǒng)之例。殊不知三國時正統(tǒng)在昭烈，故雖以陳壽《三國志》之尊魏抑蜀，而卒不能奪萬世之公評。至司馬氏篡竊以還，南朝神器數(shù)易，如宋武帝崛起丹徒，手移晉祚，自不能掩其篡奪之罪。其他雖祖宗得國不正，而子孫能繼緒承體，即為守文中主，亦不可概從闕略。況自漢昭烈以至唐高祖統(tǒng)一區(qū)夏，時之相去三百余年，其間英毅之辭，節(jié)儉之主，史不絕書，又安可置不論？至于后五代，如朱溫以及郭威，或起自寇竊，或身為叛臣，五十余年，更易數(shù)姓，中華統(tǒng)緒，不絕如線。然周世宗承藉郭氏余業(yè)，憑有疆域，尚不失為令主。此而概不列入，則東西晉、前后五代數(shù)百年間創(chuàng)業(yè)之主，祀典缺如，何以協(xié)千秋僅論？他若元魏雄據(jù)河北，地廣勢強，太武、道武，勤思政理，講學興農(nóng)，亦可為偏安英主。并當量入祀典，以示表章。朕前命館臣錄存楊維禎《正統(tǒng)辨》，諭內(nèi)，詳細宣論以維禎所辨正統(tǒng)在宋而不在遼、金之說為是。所以存春秋綱目之義，見人心天命之悠歸。且檢閱孫承澤《春明夢余錄》所載明代崇祀古帝王位號，原本列遼、金二朝。今《（大清）通禮》內(nèi)崇祀遼、金而不入東西晉、前后五代，似此互相入主出奴，伊于何底？是皆議禮諸臣有懷偏見，明使后世臆說之徒謂本朝于歷代帝王未免區(qū)分南北，意存軒輊，甚失皇祖降諭之本意也。至明之亡國，由于神、熹二宗紀綱隳而法度弛，愍帝嗣統(tǒng)時，國事已不可為，雖十七年身歷勤苦，不能補救傾危，卒且身殉社稷，未可與荒淫失國者一例而論。是以皇祖睿裁，將神、熹二示撤出，而愍帝則特令廟祀。褒貶予奪，毫厘不爽，實千古大公定論。乃諸臣于定議時轉復將漢之桓、靈增入。豈未思炎漢之亡亡于桓、靈，而不亡于獻帝乎？從前定議未將東漢全局詳審論斷，轉使昏暗之君叼廟食，所議未為允協(xié)。夫自古帝王統(tǒng)緒相傳，易代以后，饗祀廟廷，原以報功崇德。至于嚴篡竊之防，戒守成之主，或予式奪，要必衷于至當，而無所容心于其間，方協(xié)彰癉之義。所有歷代帝王廟祀典，著大學士、九鼎更行悉心詳議具奏，并著于定議后，交四庫館恭錄皇祖諭旨並朕此旨于《通禮》廟饗卷首，以昭殷鑒歷朝，垂示萬年之至意。”[40]遵照乾隆皇帝的這道諭旨，又將晉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簡文帝，（南朝） 宋文帝、孝武帝、明帝，（北朝）齊武帝、（南朝）陳文帝、宣帝，北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獻文帝、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五代）唐明宗、周世宗，以及唐憲宗、金哀宗等二十五位帝王，列入歷代帝王廟祀典。[41]從而使歷代帝王廟內(nèi)享祀的帝王增加到一百八十八位。其中，中龕供三皇，三位；左一龕供五帝；右一龕供夏、商諸王，四十位；左二龕供周諸王，三十二位；右二龕供漢、晉、南北朝諸帝，四十位；左三龕供唐、五代、宋、遼諸帝，三十八位；右三龕供金、元、明諸帝，三十位。
乾隆年間，東、西兩廡供奉的歷代名臣沒有變更。直到同治四年（1865年）。“以（周）散宜生配饗，位次畢公高；（北魏）高允配饗，位次趙云。”[42]但是，《光緒順天府志》所列歷代帝王廟配饗的名臣中，沒有散宜生、高允之名，可能不久即又撤除了。
（7）1911年，清朝滅亡，興盛了三百八十年（1531—1911年）的北京歷代帝王廟，香火熄滅。中華民國肇興后，改作校舍。但是當孫中山先生于1925年3月在北京逝世后，其遺像曾供奉于歷代帝王廟景德崇圣殿中室，表達了人們對孫中山先生的景仰和懷念。
注解：
[1]所謂“八政”，是指君主施政而教于民的八件事。“一曰食”，意為“教民使勤農(nóng)業(yè)”；“二曰貨”，意為“教民使求資用”；“三曰祀”，意為“教民使敬鬼神”；“四曰司空”，意為“司空（官）主空土以居民”；“五曰司徒”，意為“司徒（官）教眾民以禮儀”；“六曰司寇”，意為“司寇（官）詰治民之奸盜”；“七曰賓”，意為“教民以禮待賓客相往來”；“八曰師”，意為“立師（指軍隊）防寇賊，以安保民”。
[2]《漢書》卷24“郊祀志上”。
[3]《周易正義》卷7，第66頁，《十三經(jīng)注疏》，第78頁，中華書局，1980年版（下同）。
[4]《漢書》卷25上《郊祀志上》。
[5]《尚書·虞書·虞舜側微》，《十三經(jīng)注疏》本，第126頁。
[6]《禮記·祭法》（唐）孔穎達疏語，《十三經(jīng)注疏》本，第1587頁。
[7]《禮記·祭法》，《十三經(jīng)注疏》本，第1590頁。
[8]夏代以寅月為歲首，故稱建寅。建寅之月即農(nóng)歷正月。感生之帝指天地之神。
[9]“五天帝”當指東方蒼帝（名靈威仰），南方赤帝（名赤熛怒）。西方白帝（指白招拒），北方黑帝（名汁光紀），中央黃帝（名含樞紐）。“五人帝”當指太暤、神農(nóng)、炎帝、黃帝、顓頊。“五人神”當指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
[10]同上書，第1587頁。
[11]《漢書·郊祀志上》：“自秦宣公（公元前675—前664年）作密畤后二百五十年，而秦靈公（公元前424—前415年）于昊陽作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
[12]《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夢，即云澤，在今湖北省中南部與湖南東北部。九嶷山，亦作九疑山，在今湖南省寧遠縣南?！妒酚?#183;五帝本紀》：“（舜）葬于江南九疑”。
[13]《史記·秦始皇本紀》。會稽，指會稽山，在浙江紹興東南，《史記·夏本紀》：禹即天子位后十年，“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
[14]、[15]、[16]《漢書》卷25上《郊祀志第五上》。
[17]《后漢書·祭祀志上》注引《東觀書》所載杜林杜疏文。
[18]《后漢書》卷2《明帝紀》。蕭何，漢高祖時名相，其墓在高帝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艄猓瑵h武帝時名將，其墓在武帝茂陵東司馬門道南四里。
[19]、[20]《后漢書·郊祀志中》。
[21]《通志》卷43《禮志二》。
[22]《魏書》卷2《太祖紀二》。
[23]《魏書》卷3《太祖紀三》。
[24]《通志》卷43《禮志二》。這里的“尹祭”乃指供品，即脯。
[25]《隋書》卷7《禮儀志二》。
[26]《舊唐書》卷24《禮儀志四》。
[27]《唐會要》卷22。
[28]《文獻通考》卷103《宗廟十三》。
[29]《元史》卷76《祭祀志五·古帝王廟》。
[30]據(jù)《明史·禮志四》知，南京帝王廟初祀十八帝，不久罷周文王與唐高祖之祀，增祀隋高祖，時為十七帝。洪武七年（1374年）八月后，又罷隋高祖之祀，只有十六帝。但萬歷《明會典》所記仍有隋高祖，計十七帝。
[31]《明史》卷50《禮志四·歷代帝王陵廟》。
[32]《清史稿》卷4《世祖本紀一》。
[33]因譯名用字不同，《清史稿·本紀》中的完顏粘沒罕、斡里不、木華黎、伯顏，同書《禮志三》分別作尼瑪哈、斡里雅布、穆呼哩、巴延。而《大清會典》完顏粘沒罕、斡里不又分別作宗翰、宗望。
[34]《清史稿》卷84《禮志三·歷代帝王陵廟》。
[35]《清史稿》卷8《圣祖本紀三》。
[36]《日下舊聞考》卷51引《大清會典》?！肚迨犯?#183;禮志三》所記，文字有異，意思相同。
[37]《清史稿》卷84《禮志四》。
[38]《日下舊聞考》卷51引《大清會典》。
[39]雍正《御制歷代帝王碑文》和乾隆《御制重修歷代帝王廟碑文》，俱見《日下舊聞考》卷51。
[40]、[41]《日下舊聞考》卷51。
[42]《清史稿》卷84《禮志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