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國，閻連科、畢飛宇是最受歡迎的作家；閻連科的《受活》的法文譯名《列寧之吻》被英文版、德文版等沿用，成為其最受國際市場歡迎的作品；而全世界的讀者中，也數(shù)法國人對中國的作品最有感情（一位法國婦人曾經(jīng)告訴閻連科他的每一部作品她都要買兩本，一本自己保留，一本放在生前最喜歡他作品的丈夫墓前）。
這一切，都離不開法國菲利普·畢基埃出版社對于中國文學作品30年如一日的努力推廣。莫言、閻連科、余華、王安憶、阿來、蘇童、韓少功、畢飛宇、曹文軒、遲子建、李娟等都在他們的中國文學版圖上。不僅如此，它還是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橋頭堡，是歐美出版界了解中國文學的風向標。閻連科的《受活》、曹文軒的《青銅葵花》等在歐洲的第一個譯本都是法語版。
在新經(jīng)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戰(zhàn)略投資法國菲利普·畢基埃出版社發(fā)布會上，做書對菲利普·畢基埃出版社創(chuàng)始人菲利普·畢基埃進行了獨家專訪，去了解一個做了30年中國文學出版的法國人如何看待中國作品、中國作家，對于中國文學走出去有哪些建議，以及，中國與日本在文化輸出方面有哪些差距。
做書：30年前你為什么投身中國文學的出版事業(yè)？
菲利普·畢基埃：其實一開始中國并不是我的主要目標，因為30年前中國有意思的作品比較少，因為那時候中國滿大街還都是自行車。在我們的培育之下，法國的讀者開始慢慢熟悉中國的作者。
做書：法國讀者對中國哪些類型的作品更感興趣？
菲利普·畢基埃：法國讀者對于中國讀者當然是越來越好奇的，但是他們喜歡的中國文學并不是揭露中國現(xiàn)實的文學，雖然畢飛宇等作家的書在他們眼里很有異域風情，但是對于法國讀者來說，更受歡迎的是揭露當下的一些普世問題的書，這些書描述的雖然是中國的故事，卻是與法國人的生活緊密相關的。這也是為什么閻連科的書在法國很受歡迎，是因為他的書很容易理解，他的敘述方式會讓你感到驚訝，但其中所講述的故事又是法國人能感同身受的。
再比如王安憶的書，不僅僅描述的是中國鄉(xiāng)下的故事，不僅僅是舊上海的故事，實際上描述的是愛情，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些都是與法國讀者有關聯(lián)的。遲子建寫的是中國東北在大雪中發(fā)生的故事，在我們眼中很有異域風情，但是敘述方式才是真正能夠打動我們的。李娟寫得是新疆的故事，其實我們感興趣的并不是發(fā)生在新疆的事情，而是她揭露的一些普世的東西，這樣的作品更容易在法國受到關注。
做書：除了那些已經(jīng)成名的作家，你在中國是如何發(fā)掘新生代作家的？
菲利普·畢基埃：關于如何找到年輕的作家，我們通過人與人之間的相遇，通過不斷的交談，通過先出版一本書再持續(xù)不斷地跟進。相遇就是指要向更多的人去了解，向我們提供建議的這些人首先是要懂行的，其次是要有批判精神的，比較了解國際市場的。
做書：出版中國作家的作品對你們來說是一件有利可圖的事情嗎？
菲利普·畢基埃：除了閻連科和畢飛宇少量的書以外，總體來說不是一個盈利的事情，很多書都是入不敷出的。在中國可能也是一樣，歐洲文學有一些書是銷量比較好的，但是其他的，比如據(jù)我所知法國文學的銷量就不太好，就需要其他文學來填補。
做書：在中國的文學市場，“諾獎效應”非常顯著，在法國是不是也有這樣的現(xiàn)象？
菲利普·畢基埃：獨木不成林，莫言一個人的成功沒有辦法帶動整個中國文學在法國的成長，讓·馬·居·勒克萊齊奧在獲得諾獎之后，在法國市場并沒有銷量更好，所以法國跟中國市場不太一樣。
做書：聽說閻連科的《受活》的法語版定名為《列寧之吻》，后來很多其他的譯本也借鑒了這個名字，請問在引介中國文學的過程中，你做了哪些“本地化”工作？
菲利普·畢基埃：中國文學在法國還需要形象塑造，我有一個印象就是中國文學的題目總是有點寡淡，或者說比較中性，比如遲子建的《群山之巔》，如果逐字翻譯的話對于法國讀者來說是一個沒有意象的題目，這個是我們通常要再塑造的。另外就是封面，出版社做的事情就像是烹飪，都是讀者看不到的，但是非常重要。
在法國銷量好的作品并不是以作家來出名的，而是以小說的題目而出名的，比如王安憶的《長恨歌》，閻連科的《年月日》，最好的銷量也就8000—10000冊吧。日本書籍在我們那里更成功，我們出版的日本書籍更多，時間更長。
做書：為什么日本文學更受法國讀者的歡迎？中國文學與之的差距在哪里？
菲利普·畢基埃：日本好的作品在法國出版一年之后我們就會在法國市場推出。但是中國作品在法國引進的速度就沒有這么快了，我認為這是中國的問題。
日本文學的成功有三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日本文學自19世紀以來一直都是連續(xù)不斷、不斷充實的，與西方保持的聯(lián)系也沒有中斷過；第二，日本與西方的文化交流也是持續(xù)不斷的，而且通過日本的電影、美食不斷進入西方人的視野；第三就是出版社的努力。對比中國的現(xiàn)當代文學，實際上是20世紀初才出現(xiàn)，中間又有50年的斷層，等到90年代又重新恢復起來，這其實不是中國文學的問題，而是中國作者的問題。
而且在中國文學的傳播過程中，沒有其他的文化形式陪伴，中國沒有特別突出、時髦的文化，比較少有出版社對中國文學感興趣，僅僅把中國文學視為異域風情，而這已經(jīng)遠遠不能滿足現(xiàn)在中國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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