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dāng)時北京最貴的新式洋房，位于地價最貴的西交民巷，每平方米也不過要價70塊大洋，軍機(jī)大臣家的房子雖然由日本建筑師設(shè)計，帶一座堆著假山的花園，但畢竟是前清時蓋的，還是舊式的瓦房，每平方米敢要180塊大洋，豈不瘋了？
作者：李開周
“現(xiàn)在北京的房價可了不得了！”
“可不是嘛，簡直漲得沒有王法了，要照這個鬧法兒，這簡直是不叫下等人在北京里頭住了。”
聽了上面的對話，我猜很多朋友會以為這是兩個現(xiàn)代的購房者在抱怨，但讓人驚奇的是，這個對話出現(xiàn)在民國十三年(1924年)的北京，被一個名叫加藤鎌三郎的日本留學(xué)生聽見，如實記錄在了一本名叫《北京風(fēng)俗問答》的小書里。
民國十三年北京的房價，自然比民國初年高一些，不過要是跟今天相比，那實在是便宜到了姥姥家。眾所周知，就在那一年魯迅先生在北京第二次買房，買的是阜成門內(nèi)西三條胡同一座四合院，3間正房、3間南房、東西各兩間小廂房，總共10間房子，占地400平方米，不算契稅和裝修費，總共才花了800塊大洋。
那時候，北京城內(nèi)三等巡警月薪8塊大洋，紡織廠女工、估衣(舊衣)店伙計和小學(xué)教師這三個工種的平均月薪是16塊大洋，人力車夫晝夜倒班拉車，刨去違章罰款和交給車行的“份兒錢”，旺季一個月能掙15塊大洋。魯迅屬于高收入群體，他在教育部上班，工資加上稿費，每月能掙300塊大洋。譚鑫培、梅蘭芳等戲曲大腕的收入就更高了，在臺上唱一出戲，就能拿到幾百塊大洋的“戲份兒”。也就是說，當(dāng)時工薪階層忙活四五年時間，掙的錢就夠買下一處小型四合院了；明星買房更容易，一座四合院僅僅是兩出戲的報酬。由此可見，那時候北京的房價還算合理。
但是老百姓為什么還要抱怨房價“漲得沒有王法了”呢？兩條原因，第一，他們不像我們這么容易滿足，花十幾年時間還清房貸，還感到倍兒劃算，那時候的人們還沒經(jīng)受過高房價的洗禮，即使工作四五年就能掙一套四合院，他們也覺得太貴，也許在他們心目中，理應(yīng)工作兩三年就能掙一套四合院。第二，他們感慨并抱怨的，不是800塊大洋一套的四合院，而是一處天價房。
那處天價房位于王府井附近，業(yè)主是滿洲人，曾經(jīng)是清廷的軍機(jī)大臣，鑒于他的后人都還健在，這里不便提他的名字，姑且以軍機(jī)大臣稱之。話說軍機(jī)大臣在民國不再是軍機(jī)大臣，沒有了掙外快拿高薪的機(jī)會，一大家子人坐吃山空，漸漸出現(xiàn)了財政危機(jī)。
為了解決這個危機(jī)，軍機(jī)大臣想把自家多余的房子高價租出去，每月賺些細(xì)水長流的房租，足以補(bǔ)貼家用。
可是四九城里那么多花園別墅瀕水豪宅，人家憑什么愿意出高價租用他的房子呢？有人幫軍機(jī)大臣出了一主意：炒作。
炒作的手法很簡單，那就是高價賣房，使勁往高里報價，讓他的房子成為人們爭論的焦點。于是軍機(jī)大臣貼出告示：某某胡同某某花園21間房屋出售，起價5萬兩。
5萬兩是白銀，折成大洋是7.5萬塊，21間賣7.5萬塊，每間就是3570塊，按一間房20平方米估算，這些房子的單價就接近每平方米180塊。這個價位當(dāng)然是天價，因為當(dāng)時北京最貴的新式洋房，配有電燈電話和“能沖水的洋馬子”(即我們現(xiàn)在說的抽水馬桶)，位于地價最貴的西交民巷，每平方米也不過要價70塊大洋，軍機(jī)大臣家的房子雖然由日本建筑師設(shè)計，帶一座堆著假山的花園，但畢竟是前清時蓋的，還是舊式的瓦房，里面沒電燈沒電話沒有洋馬子，位置也不在西交民巷，每平方米敢要180塊大洋，豈不瘋了？
軍機(jī)大臣沒瘋，他高價賣房，用意不在于賣，而在于租，把房子弄成天價房，買是不大可能有人買的，但名氣必然打響，租價必然上漲。果然不出他所料，天價房的名氣打出去之后，很多有錢而且燒包的富人慕名而來，租借他的花園辦紅白喜事和招待貴賓，每天的租金竟然漲到了200塊大洋！這個手法頗似前段時間風(fēng)頭甚健的釣魚臺七號院把房價報到30萬一平方米，然后再聲明不賣，留給企業(yè)“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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