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則徐vs李鴻章：私譽與國利，孰大？
“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林則徐這一慷慨佳句，簡直成為百年來的愛國圣經(jīng)語錄。然而，在那個“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一位著名的愛國外交官，雖未對林文正公予以貶斥，卻并未將其擺上通常所在的神龕。民國時期的著名“海歸”學者外交家蔣廷黻（1895年-1965年，“黻”音fu，指古代禮服上黑與青相間的花紋，或古代祭服的蔽膝），于1938年出版大綱性的《中國近代史》一書，奠定中國近代史研究基石。他是這樣分析林則徐的：
林則徐實在有兩個，一個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則徐，一個是真正的林則徐。前一個林則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戰(zhàn)百勝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國的古法?？上Ъ槌肩剖芰擞⑷说馁V賂，把他驅(qū)逐了。英人未去林之前，不敢在廣東戰(zhàn)，既去林之后，當然就開戰(zhàn)。所以士大夫想，中國的失敗不是因為中國的古法不行，是因為奸臣誤國。當時的士大夫得了這樣的一種印象，也是很自然的。林的奏章充滿了他的自信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后，林沒有得著機會與英國比武，難怪中國人不服輸。
真的林則徐是慢慢覺悟了的。他到了廣東以后，他就知道中國軍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買外國炮，買外國船，同時他派人翻譯外國所辦的刊物。他在廣東所搜集的材料，他給了魏默深。魏后來把這些材料編入《海國圖志》。這部書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來日本的文人把這部書譯成日文，促進了日本的維新。林雖有這種覺悟，他怕清議的指摘，不敢公開的提倡。清廷把他謫戍伊犁，他在途中曾致書友人說：
彼之大炮遠及十里內(nèi)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內(nèi)陸之放排槍，連聲不斷。我放一炮后，須輾轉(zhuǎn)移時，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無他深巧耳。不此之務(wù)，既遠調(diào)百萬貔貅，恐只供臨敵之一哄。況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師始能尾追，岸兵能頃刻移動否？蓋內(nèi)陸將弁兵丁雖不乏久歷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見面而接仗者，未之前聞。徐嘗謂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膽壯心齊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講，真令岳、韓束手，奈何奈何！
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寫的。他請他的朋友不要給別人看。換句話說，真的林則徐，他不要別人知道。難怪他后來雖又作陜甘總督和云貴總督，他總不肯公開提倡改革。他讓主持清議的士大夫睡在夢中，他讓國家日趨衰弱，而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時人奮斗。林文忠無疑的是中國舊文化最好的產(chǎn)品。他尚以為自己的名譽比國事重要，別人更不必說了。士大夫階級既不服輸，他們當然不主張改革。
（第一章《剿夷與撫夷》第四節(jié)《民族喪失二十年的光陰》）
可以說，蔣廷黻還原了一個被日益神化（我們已經(jīng)看到在蔣廷黻之后的時代，這類神化達到了一個更高的顛峰）的林則徐。對歷史中的神話化現(xiàn)象,美國歷史學家柯文（Paul A Cohen)在《歷史三調(diào)：作為事件、經(jīng)歷和神話的義和團》（History Three Keys: The Boxer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中譯本由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一書中,有精到的分析，他認為：“歷史的每一個側(cè)面都有以神話的形式在現(xiàn)實中繼續(xù)存在的潛在可能......歷史學家們提出的問題以及他們用于編排和取舍歷史資料的理念，均受到性別、階級、國籍、種族和時間等諸多因素的極大影響，所以探求歷史真相的行動具有很大的相對性......即使是最有造詣的歷史學家，在向某一被神話化的歷史事件提出質(zhì)疑的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回制造出另外一些神話?！?/span>
蔣廷黻在還原了一個有個人名利考量、憂讒畏譏、韜光養(yǎng)晦的林則徐的同時，也點出了中國士大夫精英階層最大的問題：將私譽和所謂的“名節(jié)”看得高過一切，在利益面前，或許能做到“豈因禍福避趨之”，但在名譽面前，卻難以“茍利國家生死以”了。
中國的士大夫們，在外儒內(nèi)法的面子和里子包裹下，在做著出將入相的夢想的同時，其“治國平天下”有一個前提：不可以超越“修身養(yǎng)性”的界限，也就是說，一旦國事需要他做出某種在名譽方面的巨大犧牲的時候，他的愛國、忠君、以天下為己任，便要讓位于對自己羽毛的愛惜。
這一類故事，在中國史書中實在是不絕于屢，而在晚清的復(fù)雜內(nèi)政外交背景下，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
蔣廷黻先生的筆下，和林則徐的明知故不說不同，琦善成了那個說出老大帝國沒穿衣服的真相、并且在竭力不使裸露的帝國遭受更大的侮辱的小男孩。結(jié)果是我們都知道的：從當年開始，琦善就基本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與林則徐/琦善可以形成最顯著對應(yīng)的，是晚于他們、但命運的坎坷絲毫不亞于他們的另兩位宰輔級大佬：翁同龢與李鴻章。
最明顯的對比就在甲午年間。戰(zhàn)事未起時，翁同龢等愛國分貝十分高昂，一力主戰(zhàn)，大大壓縮了本就回旋艱難的外交空間，并將最了解中日戰(zhàn)力的李鴻章的意見置之不理；戰(zhàn)敗之后，清廷走投無路，據(jù)翁同龢自己的日記說，1895年正月十六，君臣談及戰(zhàn)室，“戰(zhàn)和皆無可恃，言及宗社，聲淚并發(fā)，罔知所措”。而此時，翁尤高唱戰(zhàn)歌，連一向在文字上對他禮敬有加的當代作家和清史專家高陽，也說“翁同龢主戰(zhàn)的態(tài)度，始終不變；所變的是偏離了他的原則。本意是求乾綱大振，致君于有為之地；及至明知事不可為，而為了自己的名聲，執(zhí)持如故，為主戰(zhàn)而主戰(zhàn)。”（《翁同龢傳》p221，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9年版）
清廷在無奈之下，只好請李鴻章出面議和，翁同龢又再三慷慨陳詞賠款可以、不可割地，李鴻章就說：如果這樣，談不成我就馬上回來（“割地不可行，議不成則歸耳”），要求翁同龢一同前往。翁只好說：“若余辦洋務(wù)必不辭，今胡可哉？”其實他也知道在那樣的環(huán)境下，不割地是不可能的了，無非是多割與少割而已，而且最好不要從自己手上割，于是便將和談的重擔及幾乎必然招來的“漢奸”罵名一股腦兒推給李鴻章。（以上引文均見《翁文恭公日記》，轉(zhuǎn)引自《中日甲午戰(zhàn)爭全史》第三卷第415、416頁，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即使和議成后，李鴻章被賦閑，翁同龢當國，尤百計為難。
對此，李鴻章自己有深刻的評論，他說自己是“少年科第，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wù)，一路扶搖，遭遇不為不幸”，“乃無端發(fā)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業(yè)，掃地無余，如歐陽公所言‘半生名節(jié)，被后生輩描畫都盡’”?？梢姡铠櫿虏⒎遣恢匾暶?jié)，只是任事知難而上，“功計于預(yù)定而上不行，過出于難言而人不諒，此中苦況，將向何處宣說？”？”（《庚子西狩叢談》，轉(zhuǎn)引自751、752頁）。梁啟超就為他打抱不平，說“當時盈廷虛驕之氣，若以為一殺李鴻章，則萬事皆了......夫虛驕囂張之徒，毫無責任，而立于他人之背后，折其短長以為快談，而迄未嘗思所以易彼之道，蓋此輩實亡國之利器也。李固可責，而彼輩又豈能責李之人哉？”（《李鴻章傳》，海南出版社，2001年10月版，104頁）
而到了八國聯(lián)軍侵華，那些激烈主張排外的“鐵帽子們”一抹腳開溜，李鴻章又被推到前臺，再次被賦予了“賣國”的艱巨任務(wù)。如果要愛惜自己的羽毛，李鴻章完全像他的老師曾國藩那樣推脫，比如裝?。ㄋ敃r已經(jīng)病得很重，離死不遠）、比如裝傻（吹捧吹捧當權(quán)的“鐵帽子們”如何愛國和神勇，然后讓他們自己去處理善后），但他選擇了帶病北上（必須注意到，次年李鴻章就去世了）。一些歷史學家認為，當時只要李鴻章拒絕或拖延北上，列強必在北京另立傀儡，可以說，李鴻章的不避嫌疑，在中國最有可能被分裂的當口挽救了國家。（《李鴻章：防止分裂第一人》徐綏之）
李鴻章激烈指責“言官制度最足壞事”，“當此等艱難盤錯之際，動輒得咎，當事者本不敢輕言建樹，但責任所在，勢不能安坐待斃?？嘈墓略劊紝さ靡粭l線路，稍有幾分希望，千盤百折，甫將集事，言者乃認為得間，則群起而訌之。朝廷以言路所在，有不能不示加容納。往往半途中梗，勢必至于一事不辦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茍求無事，國家前途，寧復(fù)有進步之可冀？”（《庚子西狩叢談》，轉(zhuǎn)引自751、752頁）
其實，梁啟超做的李鴻章與張之洞對比，我覺得倒是有點委屈了畢竟辦了不少洋務(wù)和實物的張之洞，對張之洞的評價用在兩代帝師翁同龢可能更貼切：“李鴻章實踐之人也，張之洞浮華之人也。李鴻章最不好名，張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勞怨，媸名故常趨巧利?！保ā独铠櫿聜鳌罚Ｄ铣霭嫔?，2001年10月版, p174）
晚清另一個著名人物曾國藩，在勇于任事與愛護羽毛方面，融會貫通，達到了相當高超的境界。這么一位能臣、忠臣在事業(yè)的頂峰嘎然而止，對自己來說，或許是急流勇退、韜光養(yǎng)晦，但對于國家而言，未嘗不是損失。從個人愛惜羽毛的角度看，曾國藩的確比他的學生李鴻章做得精細，但對于國家利益而言，李鴻章比乃師更接近“純臣”的標準。而精英階級普遍的對自我“名節(jié)”的自覺或被迫的維持，總是限制了“人盡其才”的發(fā)揮。
中國古代并未將名節(jié)置于僵化的教條的祭壇，大舜“事親盡孝，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恐陷親不義”，這就是禮有從權(quán)、名節(jié)需有節(jié)制的典范?？鬃泳秃芡瞥绱它c?！妒酚洝分杏嘘P(guān)鴻門宴的記敘中，就有“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的名言，這是中國每一個高中生都要熟讀的課文。但后來的迂闊之人及投機之人，將名節(jié)當成一種“虛擬利益”，便有了學姜太公故意用直鉤子垂釣的公關(guān)手法，真正是在“沽名釣譽”。 至于“終南捷徑”，則是將隱居作為一種揚名的手腕，可真是對隱居的絕妙諷刺。
名節(jié)便成了中國士大夫和滿朝袞袞諸公們躲避現(xiàn)實、以口號替代行動的最好理由，“寧左勿右”便也成為最安全的選擇，私譽以堂皇的理由凌駕于國家利益、人民利益，“憂讒畏譏”便成為歷代束縛實干者的牢籠，偶爾出了些如李鴻章般的實干家，卻要將大半精力花在對付這些口水專家身上，自己只好悲嘆著“秋風寶劍孤臣淚”，時刻小心“李二先生是漢奸”的譏諷。在這樣一種完全是逆向淘汰的體制下，誰還敢于真正地“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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