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以釋懷賢良寺
東華門大街往東走到頭，穿過繁華囂雜的王府井，對面是金魚胡同。
金魚胡同比一般胡同寬，長五百四十米，可算是條馬路。著名的吉祥戲院和東來順飯莊都設在這里。東安市場在胡同里也開有北大門。再往東，是和平賓館，這兒本是清末大學士那桐的府第。金魚胡同中段與校尉胡同相交，沿校尉胡同向南到冰盞胡同再往東轉(zhuǎn)，那片毫不起眼的圍墻里，便是從前的賢良寺。
賢良寺原在校尉胡同西側(cè)，雍正十二年由怡親王故邸舍地為寺，山門開在帥府胡同，約在今天王府井全聚德烤鴨店的東面。后身也到金魚胡同。乾隆二十二年遷到現(xiàn)址，規(guī)?？s小三分之二。
舊時，佛教和道教的廟宇宮觀并不是天天對外開放的，更不收門票。一般多在初一、十五開廟，接受信徒膜拜和香火布施。也有的是一年僅開放幾天的，如白云觀是每年正月初一至二十日，黃寺是正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等等。平常的費用花銷，除了靠香客布施和做水陸道場賺取些收入外，大多依賴出租“廟寓”維持。唐代元稹在《鶯鶯傳》中寫到張生寓普救寺，遇借宿的崔鶯鶯母女，就可看出這種房產(chǎn)生意的悠久歷史。如今在北京臥佛寺兩旁，有六七個精致的四合院落，提供開會租用，名曰“臥佛寺飯店”，很有從前“廟寓”的遺風。我對賢良寺感興趣，是因為這里在清朝時，曾是高級地方官員進京時常借的館舍，更是直隸總督李鴻章進京時的行轅。那時李鴻章雖開府保定、天津，卻以文華殿大學士的身份而據(jù)相國之位，是晚清政壇上炙手可熱的大員。史載，李鴻章當時外出，必有一百名身穿灰呢窄袖衣，肩抗洋槍的淮軍衛(wèi)隊作前導，賢良寺門前冠蓋如云，風光一時。甲午戰(zhàn)爭后，李鴻章因簽訂《馬關條約》和《中俄密約》，為國人垢病，又被罷去直隸總督的職務，掛著大學士和總理衙門大臣的頭銜，在京閑賦；1901年庚子之亂時，李鴻章奉詔從兩廣總督任上北旋，與各國公使談判和約，也都住在這里?！兜老桃詠沓半s記》中說：“東城名剎最少，只有校尉營冰渣胡同內(nèi)賢良寺。……自李文忠僑居之后，已成什官行臺矣”。
李鴻章是個復雜的歷史人物，大體說來，他從鎮(zhèn)壓太平天國起家，以一介文人投身戎馬，匡扶行將倒塌的帝國大廈。他目睹時艱，看到西方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和軍事裝備對中國的直接威脅，于是大聲疾呼必須改變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積習”，鼓吹“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親手創(chuàng)建了工廠、鐵路和裝備近代兵器的軍隊，努力地想把中國引導上現(xiàn)代化的道路。他是朝廷內(nèi)部對于世界大勢較有了解的少數(shù)領導人之一，從承認中國國力及技術裝備不如外國出發(fā)，力主在外交戰(zhàn)略上實行“以夷制夷”，奉“自強”為宗旨，奉“守疆土、保和局”為圭臬，力主“忍小忿而圖遠略”，努力創(chuàng)造和平的外部環(huán)境，爭取喘息和發(fā)展的時間，甚至不惜以重大妥協(xié)來避免與列強發(fā)生直接軍事對抗。他是當時公認的外交家，有的外國人居然將他稱作“東方俾斯麥”?？上膩砣鯂鵁o外交，他的外交實踐，往往是代表中國政府在屈辱的城下之盟上簽字。
蕭蕭風雨湮舊居
1988年的最后一個周末下午，我和作家錢鋼在踏訪清末“總理海軍事務衙門”舊址的過程中，無意間來到了賢良寺。
清代北京寺廟之多，令人驚訝。據(jù)統(tǒng)計，僅東城區(qū)，有名稱有地址的祠寺宮觀，就有二百五十個。如今，絕大多數(shù)都已湮沒、拆除，或是改作它用。賢良寺也不例外，殘破的山門上掛著“校尉小學”的牌子。進校一看，天王殿、大雄寶殿和藏經(jīng)樓全被改作教室了，廂房則是教師辦公室。雍正、乾隆題寫的御碑、鐘鼓樓不見蹤影。打聽下來，原來毀于“破四舊”的浪潮。寺廟的另一部分，是街道紙盒工廠和區(qū)教育局機關。
從前，西跨院在冰盞胡同也開有大門，現(xiàn)今關著。住戶們都從校尉胡同院墻上鑿出的小門進出，門牌是4號。進得院來，發(fā)現(xiàn)這是座四合院的最后一進，已與前院分開。院子氣派很大，與我曾見過的某些王公貝勒府差不多規(guī)模。由于長期失修，梁柱上的油漆剝落殆盡，只留下朽木的枯黃顏色。北京人對住房挨廟是有講究的，民諺曰：“寧住廟前，不住廟后。寧住廟左，不住廟右。”李鴻章是外來戶，大概不在乎這類規(guī)矩。不過他住在廟右，可真是倒了楣的。
我在院子里詢問誰是老住戶，人們便把我們指向東屋。東屋果然住著一位84歲的老人，叫王懋章，是唐山鐵道學院的退休教師，曾在比利時列日大學留學。他的父親王稼成（號壽琪），據(jù)說是南洋公學（今上海交通大學）的第一班學生，被清政府派往比國留學，授過工科進士，當過京漢鐵路的總工程師。老人聽說我們來訪古，很熱情地把我們招呼進屋子。
據(jù)老人說，西跨院是李鴻章出錢蓋的。李鴻章生前曾在北房居住，后來也歿于這里。又說《辛丑條約》在這里草簽。李鴻章和賢良寺方丈甚為投契，許多人通過方丈走李的門路，帶攜得方丈也顯赫一時。李死后，院子送給廟里，算作廟產(chǎn)。李鴻章用過的綠呢大轎，還一直存放在賢良寺的藏經(jīng)樓。民國初年，煙酒公賣局局長張小松娶了曾經(jīng)是趙秉鈞內(nèi)閣國務院秘書洪述祖（即謀殺宋教仁案主兇）的下堂姨太太做老婆，搬到這里住過。老人的父親是從1916年搬進這里的，當初，院子美輪美奐，如今則徹底敗落。
我仔細觀察了聯(lián)結(jié)北屋和東西廂房的短廊，不由想起李鴻章幕僚吳永所寫的關于李在賢良寺生活的一段回憶，說李：
早間六七鐘起，稍進餐點，即檢閱公事，或隨意看《通鑒》數(shù)頁，臨王《圣教》一紙。午間飯量頗佳，飯后更進濃粥一碗，雞汁一杯。少停，更服鐵水一盅。即脫去長袍，短衣負手，出廊下散步，非嚴寒冰雪不御長衣。予即于屋內(nèi)伺之，看其沿廊下從彼端到此端，往復約數(shù)十次。一家人伺門外，大聲報曰：“夠矣！”即牽簾而入，暝坐皮椅上，更進鐵酒一盅，一伺者為之撲捏兩腿……凡歷數(shù)十百日，皆一無更變。
如今，短廊里堆滿了蜂窩煤、大白菜和各種垃圾雜物，廊外裝了個露天自來水龍頭，停了五六輛自行車。真是“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舊屋尚在，人事全非了。
無力回天撐危局
李鴻章的晚景過得很憂郁。
閑居賢良寺的時候，他曾感慨地說過：“予少年科第，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一路扶搖，遭遇不為不幸。自問亦未有何等隕越。乃無端發(fā)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業(yè)，掃地無余，如歐陽公所言，‘半生名節(jié)，被后生輩描畫都盡’。環(huán)境所迫，無可如何。”這自然是為自己開脫。中日甲午戰(zhàn)爭，決非無端發(fā)生，中國的失敗，也與李鴻章對整個事態(tài)的判斷及對政治、外交、軍事戰(zhàn)略戰(zhàn)術的運用失誤有著直接的聯(lián)系。但他的另一番解釋，卻是很令人回腸蕩氣、扼腕三嘆：
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涂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是凈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應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言語間，李鴻章透出了一縷回天無力的悲涼。
李鴻章很早就看出日本的崛起對中國生存的威脅。1874年底，他在一份奏折中指出：“泰西雖強，尚在七萬里以外，日本則近在戶闥，伺我虛實，誠為中國永遠大患。”為了防御日本侵略，他疾呼重視海防，組建北洋海軍，并十分明確地把日本作為假設敵：“今日所以謀創(chuàng)水師不遺余力者，大半為制馭日本起見。”李鴻章發(fā)展海軍的計劃，從一開始就遇到諸多磨難，歷經(jīng)坎坷。期間，又飽受朝廷派系傾軋之苦。
1891年6月，北洋海軍成軍未久，李鴻章奏請在膠州（今青島）、煙臺添筑炮臺，方獲上諭允準，戶部尚書翁同龢就以戶部名義，奏準暫停南北洋購買外洋槍炮、船只、機器二年。李鴻章大為憤懣，在寫給云貴總督王文韶的信中抱怨說：“樞密方議增兵，三司已云節(jié)餉，軍國大事豈真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謀！”臺灣巡撫劉銘傳也頓足嘆道：“人方惎我，我乃自決其藩，亡無日矣！”正是在這幾年中，中國對日本海軍原先保持的領先地位被倒置了。
中日朝鮮沖突方起之時，翁同龢積極主戰(zhàn)，獲得時譽的好評。而直接掌管軍事力量的李鴻章，主張依靠外國調(diào)解來消弭戰(zhàn)端，卻因事機未成，被后人扣上“投降賣國”的大帽子。據(jù)一位當事人王伯恭回憶，中日沖突方起時，他曾向翁同龢提出中日軍力相差甚遠，中國不宜開戰(zhàn)。翁說：“合肥治軍數(shù)十年，屢平大憝，今北洋海陸兩軍，如火如荼，豈不堪一戰(zhàn)耶？”又說：“吾正欲試其良楛，以為整頓地也。”那年9月30日，中日黃海大戰(zhàn)之后，翁同龢奉旨前往天津，與李鴻章會商戰(zhàn)況。問及北洋軍艦時，李“怒目相視，半晌無一語”，旋慢慢調(diào)頭說：“師傅總理度支，平時請款輒駁詰，臨事而問兵艦，兵艦果可恃乎？”
翁同龢辯稱：“計臣以樽節(jié)為盡職，事誠急，何不復請？”
李鴻章憤憤反問：“政府疑我跋扈，臺諫參我貪婪，我再嘵嘵不休，今日尚有李鴻章乎？”翁同龢為之語塞。
在民族危機面前，能否以國家社稷為重，敢不敢與侵略者戰(zhàn)斗，是區(qū)分歷史人物民族氣節(jié)的主要標志。但在生死存亡關頭，京中大老的主要精力，仍在黨同伐異，權衡官場得失，這才是最可痛心的。
李鴻章的幕僚周馥曾如此描繪雙方的斗爭：
部臣惜費，局外造謠，余益知時事難為矣。一日余密告相國（按,指李鴻章）曰：“北洋用海軍費已千余萬，軍實不能再添。照外國海軍例，不成一隊也。倘一旦有事，安能與之敵？朝官皆書生出身，少見多怪，若請擴充海軍，必謂勞費無功。迨至勢窮力絀，必歸過北洋，彼時有口難訴。”相國曰：“此大政，須朝廷決行，我力止此。今奏上，必交部議，仍不能行，奈何？”……后中日事起，我軍屢敗，兵艦盡毀，人皆謂北洋所誤。逾數(shù)年，……太后問及前敗軍之故，余將戶部掯費、言者掣肘各事和盤托出，并將前密告李相國之言亦奏及。且謂李鴻章明知北洋一隅，不敵日本一國之力，且一切皆未預備，何能出師？第彼時非北洋所能主持。李鴻章若言不能戰(zhàn)，則眾唾交集矣。任事之難如此。太后、皇上長嘆曰：“不料某（按,指翁同龢）在戶部竟如此！”
背負罵名求變通
李鴻章對于甲午戰(zhàn)爭中的失敗，心中其實比誰都更苦澀。他的朋友吳汝綸回憶說：“平壤之敗，李相痛哭流涕，徹夜不寐。……及旅順失守，憤不欲生。”
到了1895年初，前方戰(zhàn)事完全絕望，朝廷只得議和，又想起李鴻章，命他作全權代表，東渡扶桑，在敵人的炮口下?lián)Q取和平。都是讀書人，都熟讀過歷史，知道此行的結(jié)局，必是談判者個人聲譽的毀滅，但李鴻章沒有逃避責任。進京請訓時，他邀翁同龢同赴日本。翁立即閃避了：“若余曾辦過洋務，此行正不辭。今以生手辦重事，胡可哉？”李鴻章說：“割地不可行，議不成則歸耳。”樞臣皆知此時日本非迫中國割地，否則不接待議和代表，故相對默默，唯有翁依然空談寧賠款而不割地。聰明的慈禧亦不愿對割地表態(tài)，借口肝氣發(fā)作，不接見李鴻章，讓皇帝自行決定。光緒帝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得授于李鴻章商讓土地之權。
歷史的這一頁是多么的沉重。歷史學家楊國強說：
炮口勒逼之下的委曲求和既是難事，又是污名。但面對“日人方圖遠略，舉傾國之師，逼我和款，所索即奢，且不愿遽和”的局面，卻沒有一個人愿為天下作計，分擔難事和污名。“諸人相對默默”正寫出了當初一腔義憤與如今一腔和心的對比。若以這些人作為反襯的景觀，李鴻章白發(fā)遠行的零丁身形確乎顯出了挺拔和剛毅。
李鴻章在馬關議和時，遭日本人小山豐太郎開槍刺殺，彈中顴骨，幸未致命。強忍傷痛，簽署和約?；氐教旖蚝?，稱病不入京，派隨員楊福同攜條約文本送至總理衙門。自然，他遭到朝野內(nèi)外的一致唾罵。甚至有人參奏說：“今道路傳言，云有見李鴻章者，談笑自如，依然故態(tài)，面上并無一點傷痕。然則非真中槍也，恐人議與倭通，故假捏之耳。”
不久，朝廷調(diào)王文韶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失去軍權，在賢良寺閑住。因俄國在《馬關條約》簽定后聯(lián)絡法、德二國逼迫日本歸還遼東半島，造成李鴻章對俄國的輕信和提出“聯(lián)俄制日”的外交構想。但俄國利用了中國的信賴，卻在打中國的主意，通過《中俄密約》獲得西伯利亞鐵路通過中國東北連接海參崴的筑路權；又借德國強占膠州灣之機，迫使清政府租讓旅順口。黃遵憲批評李鴻章是“老來失計親豺虎”，真是一語中的。不過當時親俄的，也不僅是李鴻章一人。比如湖廣總督張之洞，便建議總理衙門“急與俄國商訂密約，如肯助我攻倭，脅倭盡廢全約，即酌量劃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數(shù)城、或北路數(shù)城酬之。”
李鴻章的真正污點，卻是在談判租借旅順口時，拿了俄國外交官璞科第送去的五十萬兩銀子的賄賂。拿回扣、收門包，送冰敬、炭敬、節(jié)敬，是清末官場的陋習?？峙聸]有一個官僚能夠免俗。是以歷來有“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之諺。但李鴻章在對俄談判時拿俄國人的賄賂，卻顯示出其品行中貪弊的一面，既損人格國格，也為外人所蔑視。不過話又說回來，李鴻章在離開直隸總督之任時，將其帶兵數(shù)十年截曠扣建所存之“小金庫”八百余萬兩白銀全部移交給后任王文韶，又可看出他性格的另一面。據(jù)說這筆巨款，后來落入袁世凱之手，作為他內(nèi)外行賄，交通王侯的特別經(jīng)費，這就是李鴻章萬萬料想不到的了。
李鴻章依然關心時事，默默地看著甲午之后的新生代接過他在三十年前就亮出的變法旗幟。他向強學會捐款三千兩，要求入會，被拒絕，老臉上很是難堪。但當戊戌變法失敗，慈禧太后重新訓政之時，他卻敢于坦露自己對維新黨人的同情。某次太后將別人的彈章拿給他看：“有人讒爾為康黨！”他當即回答：臣實是康黨。廢立之事，臣不與聞，六部誠可廢，若舊法能富強，中國之強久矣，何待今日。主張變法者即指為康黨，臣無可逃，實是康黨！
滿朝袞袞諸公，恐怕沒有這份耿直。
韜光養(yǎng)晦看世態(tài)
從1895年到1899年，李鴻章投閑京師，在賢良寺住了漫漫的五年。此時，門生故吏，紛紛叛離。他韜光養(yǎng)晦，看盡世態(tài)炎涼。而翁同龢的權勢正好如日中天。但翁也有不滿之處，他不是大學士，不能被人稱作“丞相”。雖有帝師之尊，可以影響皇帝，只是難成相業(yè)，心中不免耿耿。他自然看上了文華殿大學士李鴻章的位置。
有一天，袁世凱赴賢良寺拜謁李鴻章。他裝作漫不經(jīng)心的樣子說道：“中堂是再造元勛，功高汗馬?，F(xiàn)在朝廷待您如此涼薄，以首輔空名，隨班朝請，未免過于不合。您不如暫時告歸，養(yǎng)望林下，俟朝廷一旦有事，聞鼙鼓而思將帥，不能不倚重老臣。屆時羽檄征馳，安車就道，方足見您的身份呢。”
李鴻章一眼看穿這位昔日部下的來意，厲聲喝斥：“慰廷，你來替翁叔平作說客嗎？他汲汲想得協(xié)辦大學士，我開了缺，以次推升，騰出個協(xié)辦，他即可頂補。你告訴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開缺，他得了協(xié)辦，那不干我事。想補我的缺，萬萬不能！諸葛亮說：‘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兩句話我還配說。我一息尚存，決不無故告退，決不奏請開缺！花言巧語，休在我面前賣弄，我不受你的騙！”
李鴻章從心底里看不起總理衙門的那幫同事，他在家信中評論說：恭王浮光掠影，毫不用心；翁同龢依違其間，專講小過節(jié)，不問大事。李鴻藻迂腐更甚。又說翁同龢周旋于太后和恭王之間，惟恐失權，翁的能力實在不足以肩擔此任。
清朝不設丞相，以大學士為內(nèi)閣首領。當時官場中，內(nèi)閣是輔佐皇帝辦理國家政事的中樞機關。李鴻章是在1868年湖廣總督任上擔任協(xié)辦大學士的。1872年曾國藩去世后，他接任武英殿大學士。1875年1月9日，他極為引人囑目地被授予文華殿大學士，成為有清一代唯一獲此殊榮的漢人，并把這項職務保持到他去世。李鴻章從來沒有做過軍機大臣，他以大學士加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特殊身份，在晚清政治中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
李鴻章出任文華殿大學士是兩宮皇太后的決定。時值同治帝因患天花而病假，內(nèi)外陳奏大事交太后批覽裁定。而李獲據(jù)首輔，排名在軍機大臣文祥（武英殿大學士）、寶鋆（體仁閣大學士）之前，如此重大的人事安排在皇帝駕崩的前三天匆匆做出，其中必有至深之意?？上裎匆妼W者對此關注研究。
李鴻章于1875年1月28日從保定抵達北京，參加大行皇帝的葬禮。29、30日，2月2日，獲太后三次召見。他們密談的內(nèi)容，沒有人知道。李鴻章是一個高明的政治家，善于周旋于各種政治力量之間。出任文華殿大學士，使他得以真正崛起，雖不常駐北京，而居全國最重要官員的實際地位。
翁同龢終生未能獲任大學士。他從1897年9月起，頂李鴻藻去世的空缺，擔任過九個月的協(xié)辦大學士。而李鴻章，在文華殿大學士的寶座上，穩(wěn)穩(wěn)地坐了二十七年。
屈簽和約收殘局
1899年底，李鴻章外放兩廣總督，離開了賢良寺。
那時，列強瓜分中國已成洶洶之勢，國內(nèi)的各種矛盾也已激化。次年，義和團開進北京，遍地設壇，圍攻使館，濫殺洋人。朝廷中的保守勢力希望用團民對付列強壓力，以達到更換皇帝的政治目的。八國聯(lián)軍藉口保衛(wèi)使館和僑民，從大沽口登陸，向北京進發(fā)。南方督撫謀劃東南互保，拒絕執(zhí)行朝廷排外的指令。整個國家處于危急之中。
耐人尋味的是，李鴻章此時與革命黨人孫中山開始暗通款曲。在香港議政局議員何啟的建議下，他的幕僚劉學詢及英國駐香港總督卜力爵士穿針引線，企圖討論“兩廣獨立”后雙方合作的可能性。此事后來由于清政府重新起用李鴻章北上議和而作罷，李鴻章的內(nèi)心世界，遠比我們的想象更為深邃和復雜。
1900年10月11日，李鴻章孑身重返北京，住進賢良寺，開始與各國公使談判和約。離京僅十個月，所見已是一片慘狀：朝廷西狩，生靈涂炭，整個北京被聯(lián)軍分段占領，連賢良寺門前也有俄國兵守護，李鴻章豈能不太息流涕？其實，早在從廣州啟程時，他已知此行艱難，自謂“燕北之行，早已安排死所。……《語》云：‘死而后已’，兄竟未已也。夢塵兩圣，困苦庶民，每用撫懷，潸然淚下。”作為中方主要代表，李鴻章經(jīng)過近一年唇焦舌敝的談判，終于以空前屈辱的條件，簽署了城下之盟《辛丑條約》。
簽約之后，李鴻章在給朝廷的奏折中寫道：
臣等伏查近數(shù)十年內(nèi)，每有一次構釁，必多一次吃虧。上年事變之來尤為倉猝，創(chuàng)深痛巨，薄海驚心。今議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堅持定見，外修和好，內(nèi)圖富強，或可漸有轉(zhuǎn)機。譬諸多病之人，善自醫(yī)調(diào)，猶恐或傷元氣，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憂矣。
這是他對自己外交思想的最后總結(jié)，是非曲直，留待后人評說。中國在鴉片戰(zhàn)爭后經(jīng)歷了前所未有的苦難，導致在十九、二十世紀交替之時民族排外情緒的總爆發(fā)，但從國際法上來說，庚子之役卻是中國主動向世界各國的一次宣戰(zhàn)，一次以極為情緒化戲劇化的挑逗開始，而以極為悲慘結(jié)局告終的民族災難。
簽完和約后，李鴻章也精殫力竭了。兩個月后，他的老部下周馥接到李鴻章病危的消息，趕到賢良寺西跨院那間北屋時，李已身著殮衣，處于呼之能應口不能語的狀態(tài)。延至次日午刻，目猶瞠視不瞑。周馥哭號著說：“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經(jīng)手未了事，我輩可以辦了，請放心去吧！”李鴻章忽然睜大眼睛，嘴唇喃喃顫動，兩滴清淚緩緩滾出眼窩。周馥一面哭號，一面用手撫其眼瞼，李鴻章的雙眼方才合上，須臾氣絕。終年七十八歲。是日為1901年11月7日。李鴻章臨終前，曾吟詩一首：
勞勞車馬未離鞍， 臨事方知一死難。
三百年來傷國亂， 八千里外吊民殘。
秋風寶劍孤臣淚， 落日旌旗大將壇。
海外塵氛猶未息， 諸君莫作等閑看。
維新派人士，自稱是李鴻章“政治公敵”的梁啟超，在聽說李去世的消息后，懷著敬其才、惜其識、悲其遇的復雜心情，寫出如下挽聯(lián)：
太息斯人去，蕭條徐泗空，莽莽長淮，起陸龍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陽好，哀哀浩劫，歸遼神鶴竟何之。
另一位著名維新思想家、當年被李鴻章派往英國留學海軍的嚴復，更作挽聯(lián)曰：
使當時盡用其謀，知成效必不至此；
設晚節(jié)無以自是，則士論又當何如？
嚴復顯然是同情李鴻章的。他以為，當初李鴻章辦洋務辦海軍，若不受到那么多的掣肘，后來也不會有甲午、庚子的慘敗。
做官實在是很難的。從日本議和回國后，有人曾勸李鴻章引退，他卻說：“于國實有不能恝然之誼，今事敗求退，更誰賴乎？”便是表達了他的心跡。嗚乎！誰能理解真正的李鴻章呢？
（摘自姜鳴著《天公不語對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聯(lián)書店2006年1月版 2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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