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春，夏如秋在安徽
夏如秋《皖游札記》全椒篇24
“公心”諷世才有藝術(shù)的歷史真實
——比較《儒林外史》和《圍城》的寫作心境
一
全椒奎光樓。吳敬梓曾在此讀書，與友朋聚會
全椒——清代著名文學家吳敬梓的故鄉(xiāng)。位于全椒中學內(nèi)的奎光樓，是當年吳敬梓登高望遠的地方。
吳敬梓曾經(jīng)生活過的“探花第”，經(jīng)過200多年的風雨侵蝕和戰(zhàn)亂損毀，連斷垣殘壁也未能留下。襄河南岸的吳敬梓故居紀念館，與“探花第”遺址近在咫尺，始建于20世紀50年代末、重建于80年代初，體現(xiàn)了那個時代的修復理念和欣賞水平，設計簡單，布局平庸，聊勝于無。沒有原汁原味的地方民居和一代又一代傳下來的真實遺物作媒介，難以撥動來訪者內(nèi)心深處的情感，不能達到睹物思人的效果，終究不是訪古探幽的所在。
清朝初年，吳家是全椒縣的名門望族，其興盛得益于科舉。吳敬梓五世祖吳沛只是一個廩生。在明、清兩朝，秀才分為三等，廩生是秀才中最高等級，吃國家供給糧。吳沛雖然沒當官，卻也初步嘗到了科舉甜頭。他克勤克儉，對五個兒子嚴加督促，終于讓四個兒子進士及第，其中吳敬梓的曾祖吳國對，在順治十五年高中探花，吳國對的一個侄子后來又成為康熙三十年榜眼。在此前后50年，是吳氏家族的鼎盛時期。
吳氏先輩沒有想到，家族后輩會出現(xiàn)一個對科舉制度深惡痛絕的叛逆者。更沒有想到，這個叛逆者竟然依靠當時不入流的小說寫作，成為光耀祖宗、名垂青史的功臣。
沒有吳敬梓和他的不朽著作《儒林外史》，誰會有興趣對全椒吳氏家族進行細致入微的考證和研究呢！20世紀初，胡適在編成《吳敬梓年譜》后說：“吳敬梓是我們安徽有史以來第一個大文豪?！濒斞赋浞终J識到《儒林外史》的偉大，贊揚吳敬梓“公心諷世”。學貫中西的學者錢鐘書，也在《儒林外史》影響下，寫出了著名小說《圍城》。
吳敬梓憑借《儒林外史》，把桐城文派所有作家的作品都壓下去了?！度辶滞馐贰放c《紅樓夢》一起，成為清朝文學的兩座高峰之一。
曹雪芹和吳敬梓是同時代人，都經(jīng)歷了由童年的富貴生活到晚年的窮愁潦倒。不同的是，前者屬于命運使然，后者屬于性格所致。這在文學史上反倒是一件好事，促使他們接觸廣闊的社會生活，在世態(tài)炎涼中看清各色人物本質(zhì)，對生命進行獨特的思考。
到吳敬梓父輩，科舉已無大的斬獲。吳敬梓本人18歲考上秀才后，再也不見起色，屢試不中，備受族人冷落和譏笑。父親和嗣父去世后，給吳敬梓留下了3萬兩銀子，大約相當于2011年的上千萬資產(chǎn)。可惜他不懂理財、守財之道，樂善好施，肆意揮霍，加上外人連哄帶騙，不到10年便將所有家產(chǎn)全部敗光，被視為“敗家子”，并成為家鄉(xiāng)人引以為戒的人物。33歲時，吳敬梓在全椒已待不下去，遷居南京，靠賣文和朋友接濟為生。40歲時，為修葺南京泰伯祠，他賣掉最后一點家產(chǎn)——全椒老屋“探花第”。后來當好朋友程晉芳也陷入貧困時，吳敬梓感慨萬端、無限凄惶地說：“你也到了我這種地步，這種日子不好過啊，怎么辦呢！”貧困背后的萬般辛酸，難以言狀。
好在中國士人素有安貧樂道、勤奮著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吳敬梓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他一定從孔子、左丘明、司馬遷、陶淵明、李白、杜甫那里找到了精神力量，從時人不以為意的小說寫作入手，開始了人生的第二次搏擊。這對于他的生活并無絲毫改善，但從歷史上來看他成功了，不僅給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也使他和他的家族名垂青史。
如果說曹雪芹是從古典詩詞和戲曲接受藝術(shù)影響，那么吳敬梓更多是從《左傳》和《史記》中尋找藝術(shù)靈感，同時也吸取了當時正在形成的桐城散文的一些長處。曹雪芹體現(xiàn)出不可抑制的才情，吳敬梓更多表現(xiàn)出令人驚嘆的功力。
在吳敬梓以著書來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時，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在吳敬梓時代，桐城文派日盛，考據(jù)學派初興，小說屬不入流者。他的好友程晉芳惋惜地說：“吾為斯人悲，竟以稗說傳！”言下之意，吳敬梓寫小說是浪費才華。由此可見，在他南京的交往圈子里，很多人不理解、不贊成他寫小說。吳敬梓一意孤行去做這件不入流的事，實在需要深邃的眼光、堅定的信念和不畏人言的勇氣。第二，一個長期處于貧困境地、飽經(jīng)世態(tài)炎涼的人，很容易產(chǎn)生憤世嫉俗的偏激情緒，寫抒情的詩詞尚無大礙，寫人事的小說則為大忌。值得慶幸的是，吳敬梓沒有在寫作中過多地感嘆個人境遇、以個人得失來看待社會現(xiàn)象，因此對于社會現(xiàn)實、科舉制度的批判顯得格外有力——魯迅稱贊他“秉持公心，指摘時弊”。
這種超越自我的心境，使他在小說第一回就開宗明義提出自己的寫作觀點。當朱元璋確定以八股文章開科取士時，吳敬梓的代言人王冕說：“這個法卻定的不好，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彪S后又大聲疾呼：“一代文人有厄！”話音剛落，忽起一陣怪風，刮得樹林“颼颼”直響，水面上的禽鳥“格格”驚起了許多。
有了這樣的思想境界和認識水準，吳敬梓懷著巨大的悲憫情懷，將文人置于被害者的地位，不滿足于或停留于對儒林人士自身各種缺點的批評和嘲諷，將重點放在追根索源，批判造成文人厄運的政治腐敗、科舉制度和社會惡俗風氣。作家愛憎分明，感情強烈，但對小說中自己不屑的人物絕不“丑化”，始終以“公心”看待人事，在從容敘述中給予客觀公正的評價。周進、范進、馬二先生、王玉輝等大多數(shù)人，盡管迂腐可笑，甚至殘忍可恨，但更多的是可憐可嘆。他們敦厚善良的品性，也換來讀者深深同情。
更為可貴的是，吳敬梓具有司馬遷式的強烈使命感和責任感?！度辶滞馐贰纷允贾两K貫穿了深刻的憂患意識、樂觀的生活情緒、堅定的探索勇氣、崇高的精神追求。無論是思想境界還是藝術(shù)構(gòu)造，吳敬梓都是有史以來司馬遷最好的學生。
吳敬梓手跡《奉題雅雨大公祖公塞圖》
二
吳敬梓出生200年后的1901年，李寶嘉開始寫作《官場現(xiàn)形記》；《儒林外史》寫作200年后的1947年，錢鐘書的小說《圍城》由上海晨光出版社出版。這兩部小說都對《儒林外史》有頗多借鑒，但前者主要是藝術(shù)形式方面，后來主要在思想內(nèi)容方面。
不論是主題意旨、敘事方式、語言風格、人物故事，還是貫穿全書的議論比喻，《圍城》都是一部非常獨特而有魅力的小說。小說出版后至1949年連續(xù)印刷三次，引起一些爭論，貶多于褒。新中國前30年，閱讀界和評論界長期無人問津。1960年經(jīng)夏志清《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極力推崇，在海外有較大影響。1980年重印后暢銷不衰，并一直成為研究熱點，褒多于貶，評價越來越高，接近玄乎。夏志清宣稱，《圍城》比任何中國古典諷刺小說優(yōu)秀，顯然針對《儒林外史》而言。1980年后，有論者認為《圍城》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一部新的《儒林外史》，繼承并且在一些方面超過了《儒林外史》。有人甚至斷言，《圍城》是一個既現(xiàn)實又奧妙的藝術(shù)王國，無論接觸到哪一層意蘊，總會深者得其深，淺者得其淺——真有點“封口”的味道，多少讓有不同看法的人不好說話了。
確實，無論是小說發(fā)行量的大小、讀者群的多少，還是研究者的熱情、評論界的熱鬧，在1980年后的30多年里，《圍城》都遠遠超過《儒林外史》。但這并不完全說明問題。魯迅在1935年談到《儒林外史》不被理解時，感慨地說：
中國確也還盛行著《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但這是為了社會還有三國氣和水滸氣的緣故?！度辶滞馐贰纷髡叩氖侄魏卧诹_貫中下，然而留學生漫天塞地以來，這部書就好像不永久，也不偉大了。偉大也要有人懂。
其實在魯迅以前的100多年里，《儒林外史》的被冷落就一直存在。明代有四大奇書之說，指的是《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和《金瓶梅》。清代中后期，在明代四大奇書基礎(chǔ)上，《紅樓夢》替下《金瓶梅》，中國古典文學四大名著之說沿用至今。而與《紅樓夢》同時代的《儒林外史》則被排斥在四大名著之外。
魯迅批評的現(xiàn)象今天仍然存在，甚至更加突出。《儒林外史》的研究規(guī)模不如《圍城》，也不如《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甚至不如《聊齋志異》。此外，影視界也對拍攝《儒林外史》興趣不大。
這種狀況，與《儒林外史》本身價值和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不相稱。之所以出現(xiàn)如此尷尬局面，魯迅在上述文字中透露了一個原因，那就是當時社會上還存在著“三國氣和水滸氣的緣故”，而《儒林外史》中大量的交往禮儀和社會習俗離我們已很遙遠，程朱理學和封建科舉支配下的士人心理，也與現(xiàn)代人很難溝通。現(xiàn)代社會中，《三國演義》中的很多策略，已演變成商戰(zhàn)規(guī)則；《水滸傳》的忠義和豪氣，仍被許多人認可并在社會上踐行；《西游記》故事對龐大的青少年群體，具有持久的吸引力；而《紅樓夢》則有永恒的愛情主題作支撐。尤其是動漫時代，三國、水滸、西游故事更是推陳出新，深入人心。相比之下，《儒林外史》沒有生動曲折的情節(jié)，沒有驚心動魄的打斗，沒有夢幻奇妙的想象，更沒有纏綿凄婉的愛情，影視創(chuàng)作難以從中找到“噱頭”。
還有一點與《儒林外史》特殊的藝術(shù)形式有關(guān)。小說宗法《史記》、《漢書》，呈鏈條結(jié)構(gòu)特點。一段故事完成后，由相關(guān)人物引出另一人物，開始新故事，全書沒有貫穿始終的人物和故事，名為長篇小說，實際是相對獨立的短篇小說。在不同的故事中，又借鑒了《史記》中“互見法”的藝術(shù)手段，一個故事中的主角，在另一個故事中往往成為配角。這種藝術(shù)結(jié)構(gòu)本身沒有問題：《水滸傳》中人物上梁山前就是這樣的。美國安德森的《小鎮(zhèn)畸人》、英國喬依斯的《都柏林人》、蘇聯(lián)阿斯塔菲耶夫的《魚王》也類似這種藝術(shù)結(jié)構(gòu)——但大多數(shù)習慣了情節(jié)的中國人并不喜歡。加之作品善用白描，對人物只以具體語言和行動進行冷靜客觀敘述，基本不作褒貶，作家強烈的感情都巧妙地內(nèi)藏起來，使不少讀者在閱讀時不那么“痛快”。接受《儒林外史》，不僅需要豐富的人生閱歷，需要熟悉明清時代的禮儀規(guī)范、社會風俗，還需要了解《左傳》、《史記》、《漢書》的寫作特點。《儒林外史》不宜“閱讀”，只能“品味”，在仔細的品味中獲得感悟，從而認識其深刻和偉大。
被譽為新的《儒林外史》的《圍城》，對于《儒林外史》的藝術(shù)借鑒是顯而易見的：首先是知識分子題材；其次是諷刺風格；三是塑造人物性格時白描手段的廣泛運用。
在《圍城》最走紅時，作家吳組緗挑刺說：“《圍城》不過是教授小說，用力學《儒林外史》的諷刺罷了，作者的生活圈子狹窄，不宜過高評價。”吳組緗的直率固然值得肯定，但他對《圍城》的批評沒有抓住要害?！秶恰返闹S刺確實學了不少《儒林外史》，卻也有很多創(chuàng)造性的新手段。生活圈子狹窄也不一定就寫不出好作品。張愛玲生活面就狹窄，可依然寫出了《金鎖記》這樣光芒四射的佳作。普魯斯特成年后不出門，窗子都難得打開一次，可他寫出了劃時代的巨著《追憶逝水年華》。另外喬依斯、卡夫卡、帕斯捷爾納克等人，生活面也很狹窄，并不妨礙他們寫出傳世之作。
錢鐘書的主要問題，是在寫作過程的心氣浮躁和偏激情緒，諷世論事未能秉持“公心”，使《圍城》不可避免地產(chǎn)生一些缺點。
三
1950年清華校慶日，錢鐘書一家攝于清華大學新林院宿舍
錢鐘書是一個跛腳奇才，數(shù)理化極差，文史哲俱佳。1929年報考清華大學時，數(shù)學僅得15分。按規(guī)定有一科不及格就不能錄取，校長羅家倫見他國文、英文都是第一名，便打破常規(guī)，將其破格錄取。在校時，錢鐘書博覽群書，深得葉公超、馮友蘭、吳宓賞識，吳宓甚至稱贊錢氏為“人中之龍”。
到畢業(yè)時，校方有意挽留錢氏。錢說：“整個清華沒有一個教授有資格充當錢某人的導師。”左右皆側(cè)目而視。1933年，錢氏被上海光華大學破格聘為講師，兩年后考上英國牛津大學。他春風得意，豪氣沖天，攜新婚妻子楊絳遠赴英國求學。
在出國的船上，錢氏與楊絳吵架了。原因只為一個法文“bon”的發(fā)音。楊絳說錢氏的發(fā)音不對，錢不服，說了許多傷感情的話。楊絳奮起還擊，依其才華，估計用語的火力不會太差。最后夫妻倆請船上的法國女士公斷，證明是錢氏錯了。68年后，92歲的楊絳在回憶這次爭吵時寫道：“我雖然贏了，卻覺得無趣，很不開心?！?/span>
在英國和法國期間，能與錢鐘書對等玩的，僅有向達等少數(shù)幾個人。有人以錢氏過于刻薄敬而遠之，錢氏趁機勤奮攻書，奠定了堅實的西學基礎(chǔ)。
1938年，歐洲大陸戰(zhàn)云密布之際，馮友蘭、葉公超說服西南聯(lián)大校長梅貽琦，破格聘請遠在巴黎的錢鐘書回國擔任聯(lián)大外文系教授。船到香港，錢氏與楊絳分別，直奔昆明。
在西南聯(lián)大不到一年的時間里，錢鐘書旁征博引、風趣幽默的講課風格，很受學生歡迎。但口無遮攔、鋒芒畢露、任意臧否人物的狂妄個性，也使其樹敵過多。他曾對別人說：“西南聯(lián)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葉公超太懶，吳宓太笨，陳福田太俗?！币詫W識而論，此三人不是大才，但也并非庸碌、等閑之輩，分別是貨真價實的劍橋碩士、哈佛博士、哈佛碩士，況且都是老資格的清華教授。他們對晚輩錢鐘書是欣賞的，或多或少有過幫助和提攜。錢氏之論，有部分真實，也有部分不實。錢氏出口傷人，葉、陳聯(lián)手向校長建言不聘錢氏；吳宓厚道，對于錢氏之言毫不計較，主張繼續(xù)聘請。多年以后，有人向葉公超問起錢鐘書在西南聯(lián)大的事，葉回答他不記得錢氏這么個人，可見錢氏傷人之深。此一事件，錢氏無禮在先，葉、陳還擊于后。吳宓是君子，胸懷寬廣讓人敬佩；葉、陳也不是小人，最多只能算防衛(wèi)過度，于“嫉妒”還有一段不小的距離。
錢鐘書暑假回上海探親，等不來聯(lián)大聘書，只好沿著后來《圍城》中方鴻漸的路線，輾轉(zhuǎn)寧波、金華、吉安，來到湖南藍田師院擔任外文系主任。他一邊“照顧”父親錢基博，一邊高談闊論，一邊在桐油燈下埋頭苦讀。有一次在課堂上談到父親，他說：“家父讀的書太少?！备赣H聽說后坦率地承認：“他說得對，我是沒有他讀的書多?！?941年暑假，錢氏獲悉西南聯(lián)大決議聘其回校，便辭去藍田師院之職，回上海靜候佳音。但這次又是“癡漢等婆娘”，一直沒消息。10月底，已是外文系主任的陳福田到上海，親自上門聘請錢鐘書回校。但錢氏認為，如果對方真誠，聘書早就應該到了。遲遲不發(fā)，顯然是不歡迎他。他幾句話就將陳福田打發(fā)走了，從此寓居上海，直至1949年解放軍進城。
抗戰(zhàn)末期，上海淪陷區(qū)文學繁榮。師陀、蘇青、張愛玲、徐訐、無名氏等人的代表作都在這里誕生。楊絳回國后一直生活在上海，寫過《稱心如意》、《弄真成假》等戲劇作品，后來又有《小陽春》等一些短篇小說問世。當時與錢鐘書、楊絳夫婦經(jīng)常來往的有鄭振鐸、李健吾、傅雷夫婦、宋淇、柯靈、許國璋、李玄伯、鄭朝宗等人。楊絳的文學才華得到大家一致好評，這多少讓爭強好勝的錢鐘書感到不是滋味。
此時錢氏沒有得到大家公認的著作，只在1941年底出版了一本薄薄的散文集《寫在人生邊上》。此書狂傲與偏執(zhí)糾結(jié)在一起，作者情緒幾乎不能自持，文風極差，談不上文學性，但對研究錢氏一生為人、為文的特點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1943年，張愛玲經(jīng)柯靈扶持，在上海文壇異軍突起，先后發(fā)表《沉香屑》、《傾城之戀》、《金鎖記》。1944年4月，眼界甚高、從不輕易贊揚他人的傳雷發(fā)表《論張愛玲的小說》，對張氏已發(fā)表的作品誠懇而直率地予以點評，稱《金鎖記》是“我們文壇最美的收獲之一”?？蚂`、傳雷是錢家?？?，錢氏不可能不知道張氏崛起。
在楊絳無形的壓力和直接的鼓勵下，在張愛玲的刺激下，個性、自尊心極強的錢鐘書，連續(xù)兩年閉門不出，于是有了短篇小說集《人·獸·鬼》和長篇小說《圍城》。從藝術(shù)風格上來看，錢氏小說與楊絳差異大，而受張愛玲小說影響比較明顯：一是題材上的獨辟蹊徑；二是在淡淡的戰(zhàn)爭背景下對個人感情的關(guān)注；三是語言生動機智、充滿靈氣；四是沒有意識形態(tài)或政治傾向的介入。讀錢氏小說，總能感覺到與張氏小說的相通之處。
有朋友來訪，稱贊楊絳的劇本。錢氏在場，立刻正色道：“你只會恭維季康（作者注：指楊絳）的劇本，卻不知道錢鐘書的《圍城》——錢鐘書在抗戰(zhàn)時所寫的小說——的好處。”此時的錢氏，尚無實績支撐其才華，似乎格外在意別人對他文學創(chuàng)作的評價。他很失望，《圍城》雖然再版了兩次，銷路不錯，但評論界負面看法居多。連經(jīng)常見面的好朋友傳雷也保持沉默，全然沒有《金鎖記》出版時的熱情。
《圍城》的內(nèi)容與錢鐘書的經(jīng)歷息息相關(guān)，三閭大學有西南聯(lián)大和藍田師院的影子。真實的錢鐘書在小說中一分為二——成為方鴻漸和趙辛楣。他們都是錢氏代言人，對誰都瞧不起，彼此趣味相投成為好友，在不同場合，輪番代表錢氏對社會和人事發(fā)表看法，并推動情節(jié)發(fā)展。他們的經(jīng)歷，真實反映了錢氏特殊個性在婚姻和事業(yè)中遭遇的困難，以及錢氏尚不徹底的反思，因此《圍城》本質(zhì)上屬于自傳體小說。
錢鐘書兼具突出的才情與深厚的功力?！秶恰肥莻ゴ笈c緲小、深刻與膚淺、杰出與平庸、高雅與俗氣、誠懇與油滑、機智與笨拙、嚴肅與戲謔……糾結(jié)在一起的產(chǎn)物。這是一部瑕瑜參半，讓有眼光、有見識的評論家很犯難的小說。如果錢氏不是急于要證明自己的才華，急于要宣泄婚姻和事業(yè)不順引起的憤怒，等待自己的偏激情緒平息后再動筆，情況會不會好得多呢？畢竟，在《人·獸·鬼》中，《貓》和《紀念》兩個短篇小說證明，錢鐘書具有很高的文學創(chuàng)作天賦。
與《寫在人生邊上》相比，錢鐘書寫作《圍城》時，試圖努力控制自己的浮躁心理和偏激情緒，可惜他進步不大，最終未能戰(zhàn)勝自我——這對他的小說寫作產(chǎn)生了難以估量的損害。他自視太高，又缺乏自省，認為在所有的矛盾沖突中，都是別人的錯誤，于是在小說《圍城》中盡情發(fā)泄。小說中除方鴻漸和趙辛楣外，幾乎所有人都成為他諷刺、嘲弄、挖苦、貶低的對象。錢氏將這些人的缺點隨意放大，抓住一點，不顧其余。更讓人困惑的是，這些人的個人品質(zhì)不好，不是社會影響或者制度欠缺產(chǎn)生的，仿佛是他們與生具有的。魯迅所說的“公心諷世”，錢氏絕不具備。
三閭大學校長高松年，在錢氏筆下虛偽、媚上、好色輕友。先說虛偽，高松年寄給方鴻漸的聘書，說好是教授，方鴻漸到校后，不愿拿出“克萊登”大學的假博士文憑，高松年以此為由，聲稱通信誤會，只聘其為副教授，承諾一年后聘方為教授。再說媚上，高松年先聘李梅亭為中文系主任，后來要討好教育部副部長，未告知李，便安排副部長親戚汪處厚當了主任。好色寫得含蓄而明確，汪處厚外出打牌時，高松年夜訪汪處厚夫人不遇，原來是與趙辛楣夜游去了。高松年慫恿汪處厚抓奸，并推波助瀾逼走趙辛楣。三件事的第一件，高松年完全有理；第二件，高松年有不得已的苦衷；第三件，高松年夜訪有夫之婦，好像有點“那個”，但并無出格之事。趙辛楣要走，主要是為了自己的面子?！秶恰分械钠渌宋铮c高松年大同小異，極為不堪。
在錢鐘書看來，三閭大學所有的教師，都與委瑣、庸碌、虛榮、好色、無知、自私沾邊——這不是對現(xiàn)實的批判,而是對現(xiàn)實的偏見。其實在錢鐘書人生旅途中，幾次“破格”，正說明民國時期大學校長唯才是舉的良好素質(zhì)，讓人敬佩。蔡元培、胡適、羅家倫、梅貽琦、傅斯年、馬相伯、張伯苓……民國校長們獨立辦學的精神、民主自由的思想，已成為中華民族最寶貴的財富，人們至今念念不忘。方鴻漸幾乎與所有人關(guān)系緊張，高松年作為校長總要有所取舍，最后不發(fā)給方鴻漸聘書，實在是大勢使然?，F(xiàn)實生活中的錢鐘書，清華大學（西南聯(lián)大）厚之甚多，以其多次狂妄至極、出口傷眾的前科，被其指名道姓諷刺為“太俗”的陳福田，竟能親自上門聘請，實為胸懷寬廣。錢鐘書不領(lǐng)情，繼而在《圍城》中發(fā)泄怨氣，一桿子打倒一大片，反而顯得心胸狹窄。
截至《圍城》發(fā)表，錢鐘書的為人、為文，確實有值得檢討的地方。錢鐘書的文才和學識，均不輸給吳敬梓，但他的偏執(zhí)與刻薄，妨礙了他成為一個偉大作家，《圍城》的總體成就，當在《儒林外史》之下。研究《圍城》的諸多學者，怯于錢氏后來的學術(shù)成就，對其仰望敬畏，多于懷疑批評。倒是錢鐘書本人后來多次表示，《圍城》并不成功，卻也不是不能待客。這是他作為杰出學者，經(jīng)過自我反省后得出的結(jié)論，絕非謙遜之詞。
四
錢鐘書最可貴的是，他接近權(quán)力而不受權(quán)力影響，著文不受意識形態(tài)左右
對于錢鐘書個人而言，《圍城》出版后產(chǎn)生了諸多負面影響。
首先反映了錢氏小聰明多，大智慧少，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缺乏宏觀分析和總體把握能力。小說的議論多有機智和深刻之處，但有些地方并不自然貼切，容易被認為油腔滑調(diào)，運用過度也確有賣弄和炫耀學問之嫌。有的言論失之膚淺，實際是對讀者的不尊重、不信任，寫小說畢竟不是做學問。作者對時代背景交代、烘托不夠，沒有考察人物思想性格形成的社會、歷史、環(huán)境等方面的原因，造成性格單一，進而讓讀者對真實性產(chǎn)生懷疑。
其次，表現(xiàn)了作者高高在上、自以為是、嘲弄一切的刻薄心態(tài)。對小人物缺乏同情、寬容，極不厚道。方鴻漸、趙辛楣從上海上船，住進頭等艙后，發(fā)現(xiàn)李梅亭、顧爾謙竟然買了通艙票。作者通過方、趙分析，斷定是李、顧二人為了省錢，將學校寄來的旅費留在家里了。方、趙是富家公子，慣于享受，李、顧上了年紀，有家室之累，雙方經(jīng)濟能力的差異，導致不同選擇。聰明的作家，一定會利用這個細節(jié)，交代李、顧的個人歷史和現(xiàn)在的家庭狀況，使人物形象更加豐滿。但遺憾的是，錢氏通過方、趙，對李、顧的行為表示鄙視和不屑。不知生活艱辛，不識貧困滋味，竟至于此！如果有人據(jù)此說錢氏沒有體諒他人的寬容之心，是很難反駁的。另外，李梅亭到三閭大學后，開設“中國先秦小說史”這門課，這在現(xiàn)實生活中是根本不可能發(fā)生的事。錢氏本意借此諷刺李的無知，但這事太夸張，不真實。戲謔過度，玩笑太大，反倒說明作家創(chuàng)作心態(tài)不成熟。
《圍城》激化了本已存在的錢氏與他人的緊張關(guān)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1949年大陸政權(quán)更替時錢鐘書夫婦的人生選擇。此時被錢氏稱為“太懶”的葉公超，已是國民政府外交部長，與葉交好的胡適、梅貽琦、傅斯年都是臺灣文化界的頭面人物，他們都對錢氏印象不佳。相反，錢氏夫婦在法國留學時，曾經(jīng)偶然應朋友約請，作為共產(chǎn)黨代表，參加過1936年在瑞士召開的“世界青年大會”。他們30年代與中共領(lǐng)導的左翼文化人士從無過節(jié)，并在上海孤島時期與鄭振鐸等中共地下黨員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友誼，況且《圍城》也可理解為諷刺國統(tǒng)區(qū)教育界亂象的憤世之作。權(quán)衡利弊，錢氏夫婦決定留在大陸，并順利北上，重返清華大學。這在以前是困難的，因為在抗戰(zhàn)結(jié)束后，錢氏與梅貽琦領(lǐng)導的清華大學，一直沒有改善關(guān)系的跡象。
以錢氏的鮮明個性和英法留學的背景，要適應集體主義和組織至上的新政權(quán)，必須脫胎換骨。這一次，錢氏成功轉(zhuǎn)型。一個善于高談闊論、口無遮攔的錢鐘書不見了，一個言行謹慎、低調(diào)內(nèi)斂的錢鐘書出現(xiàn)了。作為一個智商極高、學貫中西的人，也許是《圍城》出版后帶來的負面效應，促使他對自己前半生的得失進行了深刻、徹底的反思。他清醒地認識到，個人再有才華，在龐大的社會力量面前，卻顯得緲小而微不足道。古今中外歷史上，才華橫溢的人，往往比隨和、平庸者更易遭到打擊，甚至迎來滅頂之災。正因如此，在歷次殘酷的政治運動中，錢氏夫婦大體安然無恙，平穩(wěn)進入20世紀80年代。而民國時期遠不如錢氏張揚的父親錢基博、好友向達，在反右中未能逃脫厄運。摯友傳雷、吳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殺。
錢氏最可貴的是，他接近權(quán)力而不受權(quán)力影響，著文不受意識形態(tài)左右，堅持了一個學者獨立思考、精神自由的勇氣。他的自視甚高，從來不曾改變過，只不過前半生揚于外，后半生藏于內(nèi)。
繼《談藝錄》后，《宋詩選注》、《管錐編》給他帶來巨大的學術(shù)聲譽；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又使他擁有了很高的政治地位。晚年錢鐘書功成名就，已犯不著與任何人爭長論短，甚至犯不著多看崇拜者敬仰的目光。
但他在《管錐編》中，用整整5頁對“文如其人”的觀點進行批駁。第四冊《全梁文卷一一》，作者針對簡文帝《誡當陽公大心書》中“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边@句話，旁征博引古今中外幾十個例子，從正反兩方面證明“文不如其人”或“人”與“文”的分離。錢氏評論道：
見“文章”之“放蕩”，遂斷言“立身”之不“謹重”；作者有憂之，預為之詞而辟焉……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第五章：“如謂書中種種境界，種種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則是《水滸》之作者必為大盜，《三國演義》之作者必為兵家”……有英人日記中評當時兩名家作詩皆適反其為人：一篇章蕩狎而生平不二色、無外遇，一詞意貞潔，而肆欲縱淫，無出其右。
錢氏不厭其煩的論證，其實并無多大說服力。主張“文如其人”的論者，照樣可以引經(jīng)據(jù)典，舉出更多例子證明“文如其人”論斷的正確。
錢氏是不是意識到了自己早年寫作《寫在人生邊上》、《人·獸·鬼》和《圍城》時，確實存在不良文風，在此進行委婉辯護呢？或者是隨著年齡和閱歷的增長，他想把自己早年為文的負面影響極力降低？
錢鐘書、楊絳夫婦很明智，盡管有夏志清、司馬長風在海外大力推崇，國內(nèi)的《圍城》熱在20世紀80、90年代達到高潮，他們始終沒有對《圍城》給予任何帶傾向性的評價，不曾為此而自夸。1980年《圍城》重印時，楊絳應邀寫了一篇《記錢鐘書與<圍城>》的文章，結(jié)尾時有一段文字值得注意：
我認為《管錐編》、《談藝錄》的作者是個好學深思的鐘書，《槐聚詩存》的作者是個“憂世傷生”的鐘書，《圍城》的作者呢，就是個“癡氣”旺盛的鐘書。我們倆日常相處，他常說些癡話，說些傻話，然后再加上創(chuàng)造，加上聯(lián)想，加上夸張，我常能從中體味到《圍城》的筆法。
（編輯：西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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