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北公司的暗渡陳倉是這么使的:他們先跟租界工部局申請修一條租界專線，而且完全按照歐洲標準，不用現(xiàn)成的5.49米電線桿，而是自己架設4.88米的新電報桿，打好前期埋伏。然后他們把海線接到吳淞口外大戢山島，設置了一個電報房，一來迷惑清廷，二來作為中轉站。
當這一切工作都準備就緒以后，大北把幾條工程船偽裝成躉船，白天停泊在出?？?，夜里抓緊施工，偷偷把海線引入長江、順著黃埔江直接架進上海水域，在張華浜對岸的浦東紅廟設置了第二個電報房，在1871年6月3日正式開始通報。
清朝官員不是傻子，南洋大臣李宗羲派人來責問，他們振振有詞：我們沒違反終端上陸的規(guī)定啊，你看這線還在水里泡著呢，還算海線！中方官員心想，別扯淡了，這江南水系都是縱橫相連，要按你們那標準見水就算，電報線能一口氣修進陽澄湖去，以后我們大閘蟹還吃不吃了？
但人家字面上又確實挑不出什么毛病，兩邊爭吵了許久也沒個結果。李宗羲覺得中國權威實在不夠，就找英美兩國斡旋?？蔁o論是美國人還是英國人都胳膊肘朝歐洲拐，樂見丹麥人敢為天下先。
既成事實一經造成，再加上各國政府壓力，官司打到公審公廨也沒個結果。后來到了1873年，大北公司借口海線經常被過往船只碰斷，公然又架設了一條16公里長的旱線，從張華浜接到了外灘南京路12號。
到了這一步，上海道的官員已經無法管束了。這個電報房后來搬到了中山東一路7號，那棟建筑就是如今外灘上的盤古銀行大樓。
從此以后，洋商們可方便多了。利用這條電報線，歐洲人只要拍一個電報，就能在六個星期后接到本國的訂貨單，效率比郵船快得多。
清廷從中唯一得到的好處，就是凡經大北公司線路傳遞的政府公文、外交文書等等，全都予以免費。那會兒電報費用很貴，這項免費倒著實能省下一筆銀子，但跟中國的損失相比，還是不成比例。
有人說倘若丁公在的話，不會讓丹麥人如此囂張。其實縱然丁日昌有通天的本事，也未免能奏功。因為這一回不比尋常，是列強政府在背后撐腰。民間糾紛，尚有法律可依，政府若是耍起流氓，可不是個人可以解決的。
自從大北公司開了這個不好的先例以后，大東公司和其他列強公司也紛紛開始效仿。一晃數(shù)十年過去，大北公司在廈門如法炮制，從香港-上海線接出一條支路旱線；緊接著大東公司也在香港和上海之間設置專線，順便打算福州也一并捎上，一口氣與印度連通。其他各國都有自己的小算盤，一涌而上，無不私接回路，暗上旱線。
南北二線的開通讓大北公司財源滾滾，獨享壟斷之暴利。到了光緒八年（1882年），英、法、德、美四大強國坐不住了，希望利益均沾，聯(lián)袂要求在上海成立萬國電報公司，打算從上海拉海線到山頭、寧波、溫州等沿海各地區(qū)。李鴻章為了換取大北公司對中國電報業(yè)的基建支持，把沿海二十年的海線專利都轉讓了大北公司，所以回絕了這個請求。
但對于旱線問題，既成事實歸既成事實，中國卻始終沒有承認過它的合法性。當初清廷拒絕旱線，主要是出于外交尊嚴和主權的考慮，而現(xiàn)在形勢卻有了不同的變化，因為中國也開始自己興建電報業(yè)務，不得不考慮利益的問題了。
推動國營電報最起勁兒的盛宣懷曾經告訴過李鴻章一件事：有一年欽差曾紀澤出使俄羅斯談判，他通過大北北線從圣彼得堡發(fā)電報到上海只花了一天時間，從上海用驛遞送去北京，反而花了六七天。兩下比較，優(yōu)劣昭然若揭。這實際上等于另外一種形態(tài)的信息戰(zhàn)。
想象一下，外國人在中國，比中國人還靈通，長此以往，國將不國吶。
于是以李鴻章為首的一批大臣上書陳言電報之利，奏請興建自己的電報網(wǎng)絡。慈禧太后在李鴻章勸說之下，恩準了申請--她這一次倒英明，等到數(shù)十年后庚子國變的時候，恰好是電報讓這個老東西及時逃出了紫禁城。
到了1881年的時候，中國的幾大重鎮(zhèn)都已經擁有了自己的電報網(wǎng)絡；第一條長途公眾電話線路"津滬電纜"橫貫華北，使電報業(yè)"軍轉民"，開始從單純的軍事功用轉向民用贏利事業(yè)。最初只在直隸活動的天津電報總局也在兩年后改組成中國電報局，移鎮(zhèn)上海，正式成為官營企業(yè)，統(tǒng)籌全國電報事務--看清楚，已經是企業(yè)了，不再是衙門。
也就是說，以往外國人隨意接旱線，政府最多是丟了面子；現(xiàn)在政府自己也開始辦電報了，外國人這種行為就等于是與己爭利，每年利潤損失巨大。
若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拿大北公司開刀。它是整個局勢的罪魁禍首，又是中堅大將，若不拿它殺一儆百，別指望其他公司會服服帖帖。
清廷對這個大北公司是又恨又愛，恨的是它屢屢當電信侵華的急先鋒，愛的是它倒也給中國出了不少力氣。中國大部分電報線路，包括大（沽）（天）津線、津滬線、江南的一些支線，都是大北公司修的；北洋電報學堂成立的時候，大北公司還特意派遣了幾名精英來當講師，培養(yǎng)出中國第一代電報人。
宋太祖說過，臥榻之側不容洋人酣睡。在1883年，清廷借著中國電報局移鎮(zhèn)上海的機會，終于派了兩個談判代表著手解決大北公司這一頭疼的問題。談判代表才兩個人，是不是不夠呢？不，足夠了，這兩個可不是一般人，首席代表是盛宣懷，他還有一個助手叫鄭觀應。
盛宣懷一代官商，何等頭腦，加上長期浸淫興辦電報的業(yè)務，一眼就明白問題的癥結所在：就是丹麥人十年前在上海那手"暗渡陳倉"的計謀。這個先例不除，永遠會有后續(xù)者蠢蠢欲動。他一邊提醒各地華商"自設以爭先"，免得被洋人占了便宜，一邊和鄭觀應商量如何應對這一局勢。
欲要滅敵，必先除其羽翼。要想干掉大北，就得先把外勢掃平。
大北公司最強有力的支援，是那個叫囂著要修香港-福州-上海線的英國大東公司，別看他跟大北公司是競爭關系，其實一個鼻孔出氣。他們在1883年初就有了一個秘密協(xié)議，大東公司負責修一條香港到上海的水線，收益分給大北公司一半，而大北公司則允許大東公司分享中國海線修筑的專營權。對他們來說，旱線登陸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有了大北公司作先例，大東公司就能理直氣壯地嚷嚷："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所以按盛宣懷的原話就是："欲拆廈岸已成之丹線，方能拒福、汕將至之英線。"倘若能夠先行把大東公司擺平，來一個釜底抽薪，大北公司也就離失敗不遠了。
可怎么釜底抽薪，也是一門藝術。給的條件太低，人家不干；給的條件太高，自己又吃虧。最后想出辦法的不是盛宣懷，也不是鄭觀應，卻是一個本來與此事無關的曾紀澤。
當時曾紀澤正在跟英國人談判鴉片關稅問題，中國欲禁鴉片又不敢禁，只好曲線救國，變著法兒提高鴉片的關稅，以求能稍稍抑制。英國人還沉浸在鴉片戰(zhàn)爭的興奮里，對中國這個要求堅決予以抵制，談判一直陷入僵局。
這一次中國和丹麥談判既開，曾紀澤忽然看到了希望。他跟李鴻章說咱們已經允許大北公司的南北二線登陸了，如果拒絕大東公司的請求，英國人肯定不干。咱們不如也讓大東公司在上海上岸--虱子多了不咬，不差他一家爭利的--拿這個作籌碼，讓英國人自己去對付東印度公司，逼他們接受加稅。李鴻章有點猶豫，他覺得電報利薄，鴉片利豐，英國人算盤打的精，未必肯這么犧牲。
盛宣懷卻覺得曾的提議不錯，不妨一試。于是盛宣懷親自出馬，先給大東公司一個棗兒，許諾允許他們先架設香港到上海的海線，在寶山縣城外上岸，與中國電報局的淞滬陸線相接，福州和汕頭可以選擇其中一個地方設置中轉躉船。
但這些都不是白給的，盛宣懷要求他們在合同里寫清楚：沿途諸口岸都不得分設線端。盛宣懷還悄悄在合同里一個不起眼的地方加了一個條款，言明這個項目如涉爭議，不允許援引丹麥的先例。剛柔并濟之下，大東公司終于接受了中方的條件，高高興興去籌款訂貨，把大北公司拋去了腦后。
那邊廂曾紀澤帶著成果去給英國人看，成功地提高了鴉片稅。這邊廂盛宣懷叮囑大東公司這份合同千萬保密，而且要求他們延緩半年到一年再行施工。大東公司雖不明就里，但也滿口答應了。
掃干凈了外圍陣地以后，盛、鄭二人開始正式對丹麥人發(fā)動了總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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