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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愈究竟是誰
凌利中

日前正在上海博物館舉辦的《萬年長春——上海歷代書畫藝術(shù)特展》中,上博重要館藏書畫精品《畿甸觀風(fēng)圖》卷,首度向公眾亮相。

作于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的《畿甸觀風(fēng)圖》卷,一度被誤歸于明代金陵畫家“癡癡道人”史忠名下。近幾年,我通過對新材料的考證,確認其出自明代上海嘉定籍畫家馬愈之手。

馬愈與吳門畫派代表人物沈周祖孫三世都有交往。他的筆觸,開沈氏畫目先風(fēng),極為珍罕。而通過對這幅作品及其作者的分析,亦可以看出明代初年上海對于吳門畫派產(chǎn)生的影響。



《畿甸觀風(fēng)圖》卷縱29厘米、橫115.6厘米,紙本淺絳。圖中山巒平伏舒緩,草木蔥翠欲滴,林間屋舍儼然,窗內(nèi)人物悠然,路旁稻禾青蔥郁茂,一派江南城郊景致。城墻外,一紅袍官員簡裝束行,二三仆侍隨從,行色匆匆。畫卷筆墨儼整,以披麻皴為主,其磊落凝重之筆趣,頗類沈周中晚年之后風(fēng)格,為典型的明代早期吳門文人畫風(fēng)。吳門畫派創(chuàng)始人沈周是江蘇蘇州人,出身于富裕的書香繪畫世家,一生家居讀書、吟詩作畫、優(yōu)游林泉,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從未應(yīng)科舉征聘,始終過著田園隱居生活。

圖中本幅楷書款署“癡癡道人”,鈐“清癡”朱文印記。卷首馬愈行書引首“畿甸觀風(fēng)”四大字,署“賜進士第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西吳馬愈題”,鈐“抑之”白文方印、“丁”“酉”朱文聯(lián)珠印、“天玉亭”朱文長方三印記。根據(jù)卷中鑒藏印所知,作品曾由明代鑒藏家朱之赤、近代書畫藏家錢鏡塘收藏。

卷首有吳湖帆題簽:“明史癡翁畿甸觀風(fēng)圖真跡。吳湖帆為數(shù)青草堂題”吳湖帆、錢鏡塘都將此卷作者歸為明代畫家史忠“史癡翁”。史忠是金陵(今江蘇南京)人,童年啞默,十七歲方能言,外呆內(nèi)慧,自號癡翁,亦號癡癡道人、癡仙等。其性卓爾不群,善山水、人物、花木、竹石。吳、錢二人將此卷歸于史忠名下,當受畫幅款署“癡癡道人”影響為多。

但從畫風(fēng)本身來看,史忠筆墨接近宮廷畫派、浙派,以筆墨恣肆、墨色淋漓著稱,顯然與《畿甸觀風(fēng)圖》含蓄平和的文人畫韻致相距甚大。因此,全國書畫鑒定小組復(fù)檢時,一致認為非史忠筆墨,并極為謹慎地定為“明人”,入選著錄于199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定名為《明人〈畿甸觀風(fēng)圖〉卷》。

盡管畫家一時無查,但前輩專家學(xué)者一致認為此作年代之早、藝術(shù)水平之高,是難得珍品。書畫鑒定家徐邦達先生認為,此作可能出自為該卷引首并題跋作序的馬愈之手,但亦無確證。后來這一書畫珍品又一度被視為明代佚名作者作品,定為二級藏品。

我判定此件作品作者為馬愈,是通過文獻中關(guān)于其畫藝之記載,以及其名號、用印和書風(fēng)等諸多方面的印證。其一,畫史涉及馬愈的資料并不豐富,但明清時代一些書畫著作都明確指出其畫家身份,有“工山水”“畫格不俗登逸品”等評述。我所見過他唯一的傳世山水畫作品,即故宮博物院所藏《臨繆佚山?jīng)茈s樹圖》可為實證;其二,《畿甸觀風(fēng)圖》作者用印“清癡”正是馬愈自號,款署“癡癡道人”亦是其別號;其三,馬愈傳世書法《行書虎丘帖》頁、《楷書行臺瑞蓮詩記》頁等作品中的鈐印,與《畿甸觀風(fēng)圖》卷中所鈐為同一印章;其四,畫幅中五個行楷字“癡癡道人寫”,較其傳世之書跡,無論是運筆使轉(zhuǎn)、結(jié)體習(xí)慣,抑或筆性意趣,都極為吻合。



那么,馬愈究竟是誰?

如今可見的關(guān)于馬愈的記載最早是1447年。當時馬愈已隨父親、著名宮廷畫家馬軾從故鄉(xiāng)嘉定赴京定居。從馬愈與友人的言談中可知,他是一位飽學(xué)之士,且會占卜預(yù)驗之術(shù),當時年齡在二三十歲。

馬愈寓京至少三十年,之后在南京考中進士,當上刑部主事。其間,他與吳門文人交往極密,頻繁參與諸多書畫鑒賞活動,也有了書畫創(chuàng)作之記載以及傳世作品。如《臨繆佚山?jīng)茈s樹圖》軸,其中自題道:“天順癸未,余自京師歸,繭庵翁(沈周祖父沈澄)已謝世,有同齋先生(沈周父親沈恒)為之子,有石田賢契(沈周)為之孫,父子俱妙于畫,又復(fù)深于賞鑒,故此畫奕世相傳,不流于他人矣……”根據(jù)這段文字,馬愈稱沈澄為“翁”、沈恒為“先生”、沈周為“石田賢契”,可推知他與沈周的父親同輩,比沈周年長近20歲。

畫中還透露了一個故事:沈恒將父親沈澄所藏元代畫家繆佚作品《山?jīng)茈s樹圖》軸給馬愈觀摩,并請他題字于卷后,馬愈欣然執(zhí)筆寫下兩首絕句。不僅如此,馬愈還興致盎然地把原作帶回家,耗時兩晚對臨卷中七十八首詩,第三天又臨摹畫作,甚至卷中六十八枚印章,他也一一對臨摹刻并鈐上。值得一提的是,馬愈的書畫鑒藏造詣亦為后人所稱頌,將其與趙孟堅、文徵明、項元汴等重要鑒藏家并列。文獻記載其藏品包括宋高宗趙構(gòu)《楷書徽宗論文集序》卷、趙孟頫《臨王右軍十七帖》、黃庭堅《書陰真君詩》以及《書后漢陰長生詩三首》等。

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馬愈自南京還鄉(xiāng),回嘉定養(yǎng)病。其間,他寫下“獨向空江把釣絲”等詩句,成為自己“半隱半仕”期間的心境寫照。而成化十三年(1477年)五月至六月間,馬愈接連為王濬創(chuàng)作兩件作品《瑞蓮圖并記》卷和《畿甸觀風(fēng)圖》卷,它們成為馬愈的重要傳世作品。

王濬的身份,也可以從《畿甸觀風(fēng)圖》卷中得到證實。卷尾明代學(xué)者劉昌的行楷書詩序表明,畫中紅袍官員為明代監(jiān)察御史王濬,他曾奉天子之命按察江南地區(qū)。在任期間,他愛民如子,律令嚴格,多有惠政,因此還朝之時,三吳老儒多以詩歌贈之。1477年,馬愈把這些詩歌匯集成卷,并題“畿甸觀風(fēng)”四字,還附上畫卷,曰“有慰于三吳老儒之心”,且“欲以慰海內(nèi)之望公者,使益知所重也”,請劉昌作序。

馬愈為王濬創(chuàng)作的另一件作品《瑞蓮圖》目前也存于世間。王濬為官時種植的蓮花開出一蒂兩花,吳邦父老對此大為驚詫,認為這是“天降祥瑞”,紛紛建議馬愈以詩歌頌之,馬愈便作《行楷行臺瑞蓮詩記》。遺憾的是,故宮博物院所藏《行楷行臺瑞蓮詩記》中提到的《瑞蓮圖》頁已散佚無見。

幸運的是,2006年秋天,中國嘉德秋拍之際,我意外見到第564號拍品正是馬愈的《瑞蓮圖》,這件拍品在那次拍賣中流拍,后被私家購入。這件作品縱30.5厘米、橫58.3厘米,裱以鏡心形制。作品以水墨寫意,蓮葉疏密相間,墨色濃淡不一,風(fēng)姿綽約。淡墨線條勾畫的蓮花,輕盈高潔,有馨香彌漫之感。奇妙的是,馬愈畫完“一蒂兩花”后,王濬的蓮花竟復(fù)生“一蒂三花”,馬愈又補其像于駢萼之右,成為現(xiàn)今存世的這件作品。畫上與《畿甸觀風(fēng)圖》卷一樣鈐有“丁”“酉”朱文聯(lián)珠印。



馬愈的藝術(shù)活動及畫學(xué)成就,完全可歸入發(fā)揚元代文人畫傳統(tǒng)的吳門畫派先驅(qū)。

他的楷書莊嚴而飄逸雋永,是明代早中期受趙孟頫書風(fēng)影響的典型書風(fēng)。但與明代初期書法家“二沈三宋”(松江府華亭縣的沈度、沈粲,蘇州府長洲縣的宋克、宋廣、宋璲)之館閣體相較,又顯示出“尚意”風(fēng)韻,即含蓄之中略顯瀟灑不拘之意趣,與明代早中期吳門書派出入晉唐、兼容宋人意態(tài)的風(fēng)尚轉(zhuǎn)變相符。但諸家中,或因馬愈傳世作品極少,甚至如《畿甸觀風(fēng)圖》卷、《瑞蓮圖》等作品都淹沒至今,反不如杜瓊、劉玨、沈貞等有名跡傳世而為后人所熟知。

美術(shù)史深入研究的主旨,在于畫史演進的細節(jié)重構(gòu),不因某些重要藝術(shù)家傳世作品甚少或闕如,而忽視其于畫史承上啟下的獨特意義。對于馬愈作品的發(fā)現(xiàn)及其生平藝術(shù)活動的挖掘,至少有助于如下兩個方面——

首先,作為吳門先驅(qū)的馬愈,其畫風(fēng)對沈周產(chǎn)生了直接影響。從年齡上看,馬愈較沈周長一輩,他與沈周長輩以及老師劉玨等吳中文人論藝品鑒之際,沈周年僅26歲。從畫風(fēng)上看,如果說《臨繆佚山?jīng)茈s樹圖》軸僅僅體現(xiàn)了馬愈承襲元代文人畫傳統(tǒng)的畫學(xué)追求,尚不能明顯看出其對沈周的影響,那么,《畿甸觀風(fēng)圖》則更為特殊,有沈周中晚年畫風(fēng)的影子,倘若不知其作者,初看極像沈周之作。眾所周知,沈周此前尚處參悟諸家階段,即以倪瓚、黃公望為主的吸納期,如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的沈周作品《廬山高圖》軸、《仿倪瓚筆意圖》軸等。沈周此期畫風(fēng)尚顯秀雅謹嚴,而馬愈《畿甸觀風(fēng)圖》卷,畫宗董巨、主以黃公望之平巒坡陀法,出以披麻皴為主,并兼容王叔明之解索皴,筆墨遒勁渾融,苔點老辣凝重,極類沈周中晚年后形成的磊落奔放的個人風(fēng)格,比如上海博物館所藏的沈周63歲時的作品《京口送別圖》卷等。

再說馬軾、馬愈父子的畫史現(xiàn)象。在明初院體畫風(fēng)與文人畫兩大派別的交融碰撞與分流演變過程中,馬軾是宮廷院體大家、馬愈卻是吳門畫派先驅(qū),父子畫學(xué)追求迥異,是明代早中期不同畫派之間不若晚明畫壇那樣“門戶對立”的佐證。諸如沈周早期師承戴進,稱賞吳偉、郭詡,唐寅師從周臣,沈周、唐寅都是文人畫家,所學(xué)戴進、吳偉、周臣則都是院體畫家,這些現(xiàn)象都能置于此背景加以考察。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馬氏父子無疑是美術(shù)史中又一難得佳例,頗具引申、深入研究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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