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在18世紀，英國大眾服飾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以前色彩單調、質地粗糙、缺少裝飾品的服飾逐步被色彩多樣、質地優(yōu)良、舒適美觀、時尚得體的服飾所代替，即使是貧窮的人也購買時尚漂亮的二手服飾。一方面，服飾消費的變化是社會變遷的一個縮影，并依賴于社會經濟的發(fā)展。18世紀英國大眾的購買力和生活水平的提升進一步刺激了人們的服飾消費欲望；服飾消費的變化也與家庭決策的改變以及婚姻、職業(yè)、非自愿消費、服飾生產方式的轉變等因素有關。另一方面，服飾消費又推動了英國的社會變遷。服飾消費不僅刺激了英國紡織業(yè)生產方式的變革，預示著近代工業(yè)社會的到來，而且還弱化了社會階層等級和身份的界限，促進了思想觀念的改變。
關鍵詞 18世紀英國 服飾消費 社會變遷 消費社會
18世紀，英國大眾服飾的質地、款式、色彩等發(fā)生了深刻變化，這種變化折射出英國正從傳統(tǒng)的靜態(tài)的農耕社會、等級社會向動態(tài)的商業(yè)社會、大眾社會、消費社會邁進。服飾消費的變化是體現(xiàn)18世紀英國社會大轉型的最為顯性的生動符號。正如布羅代爾所說，“如果社會處于穩(wěn)定狀態(tài)，那么服飾的變革是微不足道的，只有社會秩序被嚴重打亂時，穿著才會發(fā)生顯著的變化，服飾是一種語言”。研究18世紀英國服飾消費的改變，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從微觀到宏觀的研究理路，對深化英國消費社會和英國社會轉型的研究有著重要意義。
早在20世紀60年代，英國就成立了服飾協(xié)會，對近代英國的服飾款式、制作技巧等進行研究，推動了服飾實物的保存和服飾設計史的發(fā)展。但其研究主要聚焦于上流社會的服飾，較少關注普通大眾的服飾，且脫離了具體的歷史、經濟等社會背景。20世紀90年代，隨著經濟社會史、文化史、藝術史等研究方法的介入，擴展了服飾史的研究范疇。在普通大眾日常服飾消費，服飾的偷盜、貿易與二手服飾消費，時尚服飾的流行與傳播，服飾生產和消費所反映的經濟文化和社會變遷等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這些研究重在闡述社會經濟變遷對服飾消費的促進，而較少關注服飾消費變化對社會變遷的影響。在國內，對該問題的研究起步晚，成果也較少。近年來，隨著西方消費史學的興起，一些學者開始關注和研究英國消費社會的興起，部分成果涉及英國的服飾消費，還有一些學者對英國二手服飾消費、貴族服飾進行了研究。這些研究拓展了英國文化社會史的研究范疇，但仍然有碎片化的局限性。事實上，服飾消費的變化不僅反映了社會變遷，是經濟社會變遷的結果，而且對社會經濟發(fā)展、等級結構和思想觀念等社會變遷也產生了深遠影響。研究18世紀英國服飾消費與社會變遷的相互關系，為加深我們對轉型時期英國社會的認識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一、 18世紀英國服飾消費的變化
近代早期的英國，對服飾有嚴格的等級區(qū)別。服飾是一種身份，不同階層的服飾，質地和色彩迥然有別。只有貴族才有能力和特權購買、穿戴絲綢、天鵝絨、貂皮等質地很好、價格昂貴、色彩艷麗的服飾，而普通大眾主要穿著厚重的粗呢絨和堅硬的皮革制成的服裝，色彩單調沉悶。到了18世紀，服飾消費進一步市場化，大眾服飾的質地得以改善，主要由麻、棉等構成，服飾色彩也更加多樣而艷麗，款式也更加新穎時尚。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以后，服飾消費成為個人的自由選擇。大眾服飾質地和色彩的變化主要依賴于社會經濟的發(fā)展，特別是進口貿易和本土紡織業(yè)的進步極大地改善了服飾的質地，同時色彩更加豐富，價格也更加低廉。例如，17世紀中葉之前，英國人主要穿本國生產的呢絨制品。此后，隨著歐洲亞麻布的大量生產，英國擴大了亞麻布的進口，普通大眾才有機會穿亞麻布。18世紀，亞麻布的進口量巨大，從愛爾蘭進口的亞麻布，由1700年的近30萬碼增加到1740年的640萬碼；從德國進口的亞麻布，由1738年的2350萬碼增加到1748年的2474萬碼，但仍然不能滿足市場需求。隨著亞麻布的大量引進，大眾不再總是穿一成不變的土褐色、黑色的羊毛制品。皮革褲子和粗呢大衣被逐步淘汰，白色的襯衣、帽子、頭巾和系在脖子上的小方巾成為大眾的典型服飾。當然，對英國人服飾影響最大的還是印度棉布的涌入和本土棉紡織業(yè)的發(fā)展。
從17世紀初開始，東印度公司的商人就開始對充滿異國情調的布料感到好奇，特別喜歡印花棉布。起初，棉布進入英國市場并不用來作服飾布料，而是用作地毯、窗簾、掛毯等裝飾之用。進口的印度印花棉布色彩絢麗，圖案樣式多樣，有各種花、草、建筑、靜物等，加之印花棉布的實用、柔軟舒適和異國情調，逐漸被英國人喜愛，并風行英國，成為最時尚的服飾材料。印花棉布的進口量從17世紀30年代每年進口1萬匹，增加到17世紀末的125萬匹。這相當于所有的男人、女人、小孩都有14碼布。僅1684年就有上百萬匹棉布被運輸到英格蘭。17世紀末期，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棉布貿易要占進口總額的60%—70%。印度棉布的大量涌入推動了英國大眾服飾質地的變化。1719年，一個作者這樣描述英國人的服飾：“所有卑微的人，包括女仆都穿上了棉布服飾，因為這類服飾價格低廉、質地輕薄、色彩明快，不論是大街上玩耍的窮人家的小孩還是寄宿學校富有家庭的小孩都穿著棉布和亞麻布服飾。”印度棉布的流行觸動了毛紡織商人的利益，他們不斷向議會請愿施壓。從17世紀末期開始，議會相繼多次通過法案，禁止從印度、中國等國進口印花棉布，并嚴禁穿彩色印花棉布，但收效甚微。議會沒能有效地抑制英國人消費棉布的熱潮，也不能有效地阻止毛紡織業(yè)的衰退。相反，這種保護主義和管制政策進一步刺激了英國本土棉紡織業(yè)的發(fā)展，為英國本土仿制印度棉布創(chuàng)造了條件。正如保爾·芒圖所說，“這些織物所造成的需要已對任何能夠仿照的人提供了成功和發(fā)財的機會”。
18世紀英國本土棉紡織業(yè)的發(fā)展進一步降低了棉布的價格，為大眾提供了大量中低檔棉麻布料和服飾。17世紀中期到18世紀中后期，服飾質地總的趨勢是從傳統(tǒng)皮革、厚重毛織品逐步發(fā)展到亞麻布和棉布，并且比例越來越高，尤其是棉織品受到歡迎。17世紀末期，典當商約翰·波普(John Pope)的典當記錄顯示，典當到他店內的服飾有50.7%是亞麻質地，有39.44%是傳統(tǒng)的毛紡織品。17世紀末18世紀初，農民干活時穿的長罩衫(前面沒有紐扣的外套)的布料主要由亞麻布制作，這種服飾在18世紀中期逐步減少，被厚粗棉布或者棉麻混合織物制成的雙排扣大衣取代。1730年之前，馬褲的主要材料是皮革或者羊毛布料，18世紀中期以后，棉布和亞麻布材料增多，大約占到一半。18世紀下半葉開始出現(xiàn)的夾克，其質地通常是由粗斜紋棉布或者厚粗棉布制成。馬甲在18世紀初主要是羊毛布和法蘭絨制作，到18世紀中葉，大約1/3是由棉布或者亞麻布制作，到18世紀80年代，棉布馬甲超過了羊毛和亞麻布馬甲。襪子質地的變化也表現(xiàn)出同樣的趨勢，1730年前沒有棉襪出現(xiàn)，18世紀中葉，毛絨襪子和棉襪的比例是6∶1，到了18世紀80年代，這一比例幾乎顛倒過來，達到1∶4。同樣，圍巾質地的變化也是如此，18世紀30年代被盜的圍巾中1/5是亞麻布，到18世紀80年代，棉布占到1/3多，還有部分圍巾是絲綢的。可見，到18世紀，棉布質地的服飾越來越多，進一步取代亞麻布料。
棉布之所以能成功地挑戰(zhàn)羊毛織物、絲綢、皮革的支配地位，根據薩伊市場定律(Say’s Law of Market)，是因為工業(yè)革命導致棉紡織品價格下降，促使需求擴張，供給創(chuàng)造了需求。然而近些年來，一些史學家認為，棉布的成功，雖然價格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但并非唯一因素。在工業(yè)革命之前，棉布并不十分便宜，即使最簡單的印花棉布也比大部分羊毛織物貴。特別是從1712年起，英國政府對棉布征收每碼三便士的消費稅，棉布的價格更高。18世紀中期，史蒂芬·哈德遜(Stephen Hudson)在約克郡的菲尤斯頓(Fewston)經營一個布店，出售各種棉布，純藍棉布每碼14便士，條紋棉布每碼15便士，印花棉布每碼24—28便士，高檔的印花棉布每碼高達48便士。而當時的精紡毛料，如比利時毛呢、仿駝毛呢每碼僅10—15便士，遠遠比印花棉布價格低廉。在18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僅僅用價格來解釋棉布的流行是不夠的，還有其他因素推動了棉布的流行。
學者貝弗莉·勒米爾認為，英國人對時尚的喜愛推動了棉布的消費和生產。自17世紀末從印度進口印花棉布以來，因其鮮艷的色彩、充滿生氣的設計、柔軟舒適的質地使得英國各個階層都癡迷。印花棉布色彩鮮艷，一般都有花卉圖案，大小花卉可以是單色的也可以是多彩的，圖案可以是抽象的也可以是具象的，其他羊毛織物、仿駝毛呢的顏色主要是黑色，很少有圖案。M.C.布爾(M.C.Buer)在1926年出版的《工業(yè)革命早期的健康、財產和人口》一書中，將價格因素和棉布本身的優(yōu)勢結合起來，對棉布服飾在18世紀的流行進行解說。他認為，“起初棉紡織業(yè)是一個奢侈產業(yè)，僅僅迎合富有的人，但由于使用機器生產，價格下降，很快達到大眾化生產階段，棉布成為廉價商品，而且棉布比厚實的羊毛紡織品穿起來更加舒適，易于清洗耐洗，適合穿著和家用，更加有益于健康”。這種解釋更加合理和有說服力，正是棉紡織品具有如此多的優(yōu)勢，在英國流行也就不足為怪了。
伴隨服飾質地的明顯改善，服飾的顏色也變得更加鮮艷和多彩，五彩斑斕的服飾代替了過去以土褐色為主的暗沉色。英國傳統(tǒng)的服飾顏色有特殊的象征含義，從藍色到土褐色就如同從藍天到褐土一樣，代表社會地位等級的高低變化，一般的大眾不能穿紫色、深紅色和藍色的服飾。但到了17世紀末期和18世紀，大眾消費市場出現(xiàn)，普通大眾往往根據自己的喜好挑選色彩艷麗、圖案漂亮的服飾，從色彩上挑戰(zhàn)了服飾的等級制度。17世紀下半葉從法國、荷蘭、德國引進的亞麻布，使社會中下層人們不再穿土褐色、黑色的毛織品，也逐步淘汰了皮革褲子，白色的亞麻布襯衣、帽子、頭巾和系在脖子上的小方巾最受歡迎。18世紀進口印花棉布和隨后本土生產的棉布，色彩更加豐富明快。倫敦大都市博物館、維多利亞和艾爾伯特博物館等地保存了大量18世紀的布料樣品，上面印有植物、花卉、格子、條紋等各種圖案花紋，有紫、白、紅、綠、金、粉紅等各種顏色，色彩十分豐富、艷麗。
服飾質地、色彩的變化也可以通過當時報紙上經?？堑膶と藛⑹碌玫津炞C。尋人啟事通常要列舉一些描述性的信息，描述主要集中在人物的著裝上，提及最多的是馬甲、上衣、馬褲這三種服飾。馬褲主要是由皮革、麻布、棉布制成，上衣主要是羊毛料制作，服飾的顏色褐色最常見，其次是綠色、藍色。馬甲主要是由羊毛布料、亞麻布、棉布等材料制作。此外，還提及一些配飾如帽子、襪子、圍巾等。襪子是由各種紗制成，包括羊毛、精紡羊毛料、棉等，大部分襪子都有顏色。圍巾一般是絲綢、棉制品，顏色也最豐富，包括黑、紅、紫、白、玫瑰、綠、紅黃色，這顯然是為了突出不同尋常的特征。在這些尋人啟事中，只有少于5%的服飾被描述為舊的、有補丁、褪色的，大部分服飾被描述為新的、質地優(yōu)良、色彩鮮艷。服飾質地和色彩的變化還可以從刑事審判記錄中提供的信息得到驗證，并且這些信息更加可靠和準確。約克郡、倫敦等地的刑事審判記錄表明，到了18世紀80年代，即使是平民的服飾也有3/4的外衣是由棉布、亞麻布制作，一般是印花的，白色和紫色的比較多。襯裙的制作材料更加多樣。披風一般是由絲綢、棉布和毛料制作，主要有紅色和黑色。男鞋的制作材料一般是皮革，而女鞋一般是毛料。
著裝的變化還體現(xiàn)在服飾風格樣式的改變上。上流社會是服飾風格和樣式的引導者，影響著中下層人們的穿著。17世紀中葉之前，受宮廷文化影響，隨處可見怪異夸張的發(fā)型。貴婦人服飾華麗，穿絲綢或者天鵝絨的外套，上面繡著銀絲并飾有蕾絲花邊。男人普遍戴披肩假發(fā)，頭戴插滿羽毛的帽子，穿襯褲，襯褲類似女式襯裙，特別寬大，而且特別重視服裝上的裝飾品，褲子上面布滿了緞帶裝飾，男裝女性化是這一時期男裝的顯著特點。光榮革命后，宮廷對服飾的影響弱化。到18世紀，受羅可可風格影響，服飾富有流暢而優(yōu)雅的曲線美和溫和滋潤的色光美，充滿著清新大膽的自然感，富有生命力，體現(xiàn)著人對自然和自由生活的向往。具體到男女服飾上，男裝回歸男性化和簡約化風格，服裝更為合身，緞帶消失了，上衣的袖口變窄，在靠近手腕處用一排紐扣扣緊，披肩假發(fā)也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男式短假發(fā)或者直接將頭發(fā)梳到兩邊，用黑色發(fā)帶或者緞帶套固定，中分發(fā)式最為流行，男服顯得更加嚴肅、挺拔、優(yōu)美，富有力度。與男裝的簡約風格相反，光榮革命后，英國上流社會的女裝仍然很奢華。18世紀初，連身裙穿在帶有裙撐的襯裙外，寬大的皺褶、纖細的腰身和肥碩的裙裾，袖口制作得精致而復雜，并且?guī)в酗椷?，帶翼的袖口被細絲褶邊所取代，這種褶邊通常分為兩層，上層鑲著穗、金屬飾邊和五彩的透孔絲邊。香粉假發(fā)，花邊縐領，鯨骨撐起一層層宛若波浪翻涌般的蓬蓬裙，顯得異常精美。另外，為了滿足上層婦女打獵騎馬的需要，當時還流行一種騎馬裝。騎馬裝上身是緊身服飾，下面是襯裙。騎馬裝反映了中上層社會對鄉(xiāng)村生活的熱愛和野外運動的喜愛，騎馬裝很實用，不僅打獵、賽馬時需要，而且適合長途旅行，在18世紀成為中上階層女士衣柜中不可缺少的服飾。
受上流社會服飾風格和樣式的影響，中下層人們極力模仿上層，追求時尚。1748年，一個瑞典人皮爾·卡姆(Per Kalm)到英國游歷，他非常吃驚地發(fā)現(xiàn)，“很少有一個國家像英國這樣，戴假發(fā)是如此普遍，即使是仆人、農夫、鄉(xiāng)巴佬、勞工每天都戴假發(fā)。當他詢問這樣做的原因時，英國人給出的答案是習慣和時尚”。為了穿著更加時尚和文雅，即使是貧窮的勞動者也總是購買新的或者二手時尚服飾。1725年笛福抱怨說，僅僅從穿著上很難分辨仆人和女士。1761年，《年度記錄》雜志聲稱，“時尚的民主化很難從服飾上區(qū)別女士和女制帽工、男仆和主人”。伯克郡(Berkshire)非常富有的伊麗莎白·蒙塔古(Elizabeth Montagu)小姐在給她姐姐的信件中抱怨說：“農夫的女兒去教堂，戴著用薄紗、絲帶和假花點綴的帽子，和你們一樣奢侈，她們還有用蕾絲點綴的連帽斗篷，如果星期天去教堂，你都會懷疑我不是這個教區(qū)最富有的人。”
當時的勞動階層通常將平時勞動穿的服飾和在節(jié)日或者特殊場合穿戴的時尚服飾區(qū)分開來，購買一些“奢侈的時尚服飾”。這種時尚流行服飾和平時工作穿的服飾樣式類似，但在服飾質地、裝飾性復雜性上有較大差異。當時一幅繪畫作品揭示了兩者之間的差異，畫中時尚女服的長袍呈環(huán)狀卷起覆蓋在女主人公的白色的襯裙上，平紋細棉布或者薄紗披肩搭在她的胸前，頭上戴著用羽毛、花邊裝飾的寬邊帽子，手上套著寬大的毛皮手籠。這種時尚服飾主要是婦女在節(jié)假日穿戴，以便贏得別人的尊重。另外一幅作品描繪的是當時已經不再時尚、不再流行的一套服飾，紅色點綴的棉布或者亞麻長袍覆蓋在紅色的襯裙上，此外還有白色的圍裙，紅色的披肩，綠色點綴的圍巾以及低冠帽子。顯然，對于普通勞動者來說，這種著裝更為實用。可見，即使這種不再時尚、主要用于工作的服飾也更加注重裝飾和美觀，服飾款式和樣式擺脫了簡單的單調風格。畫家保羅·桑比(Paul Sandby)分別于1730年和1750年創(chuàng)作了兩幅繪畫作品《擠奶女工》，再現(xiàn)了當時普通勞動者的服飾。1730年創(chuàng)作的《擠奶女工》中的主人公戴白色頭巾，系白色圍裙，穿束腰有褶裥的時尚連衣裙；1750年創(chuàng)作的《擠奶女工》其主人公身穿紅色披風，白色大圍裙，頭裹點綴著紅色紋樣的圍巾?？傊蟊姺椀馁|地得到改良，色彩更加豐富多彩，款式更加新穎時尚，而導致這一趨勢的根本原因是大眾購買力的增加。
二、 社會大轉型與大眾購買力的提升
18世紀是英國社會大轉型時期，相繼發(fā)生了農業(yè)革命和商業(yè)革命，工場手工業(yè)也逐步向大工業(yè)過渡，英國經濟進入高速發(fā)展時期，財富急劇增加。隨著英國經濟社會的變遷，一個以中間階層為主體的消費社會逐漸興起。
17世紀末到18世紀中后期，英國農業(yè)、工業(yè)、商業(yè)的繁榮和17世紀早期的荒年形成鮮明的對比，這個時期國家經濟已經處于一個嶄新的環(huán)境之中。農業(yè)是經濟發(fā)展的基礎和根本保證，到18世紀，英國出現(xiàn)了農業(yè)革命。農業(yè)革命的核心表現(xiàn)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新作物的引進，并利用新技術迅速增加產量；二是建立在圈地基礎之上的敞田制代替條田制，農業(yè)生產效率提高。一些新的農作物如苜蓿、蕪菁、土豆等引進到英國，這些作物能種植在那些通常定期閑置的土地上，起到補充土地養(yǎng)分而不消耗土地肥力的作用，由此農業(yè)產量大為增加。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引進的土豆不僅容易培植，而且產量高，富含營養(yǎng)和卡路里，對于解決英國的饑荒起到了重要作用。農業(yè)革命使得英國農業(yè)生產力顯著提高，不僅保證了糧食的有效供應，而且也使得糧食價格保持穩(wěn)中有降，這樣英國人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來購買其他工業(yè)產品。
在前工業(yè)化時期，英國經歷了一個商業(yè)化過程。由于商業(yè)的發(fā)展，尤其是海外貿易的增長，對制造業(yè)產品的需求旺盛，推動了家庭手工業(yè)的發(fā)展。到18世紀，家庭手工業(yè)逐步過渡到工場手工業(yè)階段，并且發(fā)展非?？?。工場手工業(yè)的擴張，將資本經濟和商業(yè)市場帶到它所觸及的每一個地方，工場手工業(yè)、農業(yè)革命與商業(yè)市場一起，為一個更大規(guī)模的經濟轉型即工業(yè)革命準備了舞臺。
總體上來說，從17世紀末開始，英國經濟的發(fā)展進入了快車道，經濟呈現(xiàn)繁榮景象。工商業(yè)的產出指數從1700年的100增長到1750年的148，農業(yè)產出指數從1700年的100增長到1750年的111，制造品的出口從1700年的82.8萬英鎊猛增到18世紀中期的242萬英鎊。18世紀英國的整個實際產量增長了2.5倍。據統(tǒng)計，17世紀末，英格蘭和威爾士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8—9英鎊，1750年則上升到12—13英鎊，18世紀末更是達到了22英鎊?？梢?，英國整個國家的財富和人均財富都有了較大增加。
經濟的繁榮重塑了消費模式，較高的消費需求取決于多余的財富，這由國民收入水平和財富的社會分布這兩個關鍵因素所決定。在18世紀，雖然貧富差距可能更大，大貴族、大金融家、大商人等積聚了大量的財富，而部分貧窮的居民其財富少得可憐，英國仍然是一個明顯的等級社會。但是英國與大部分歐洲國家不同，隨著經濟社會的變遷，英國的社會階層發(fā)生了深刻變化，其中最為重要的變化就是一個富有的、人數眾多的中間階層的崛起與壯大，他們是消費社會的主體力量。
在等級社會中，如果只有少數人富有，具有消費能力，而大部分人十分貧窮，只能勉強生存，那么消費社會就不可能興起。隨著英國經濟社會的發(fā)展，在原來的上層社會和下層等級外，出現(xiàn)了一個人數眾多相對富有的中間階層。一定程度上，中間階層的壯大是英國社會變動的標志性現(xiàn)象。當時的許多學者對此有生動的描繪，如笛福曾將英國的消費群體分為沒有消費能力的人、消費能力很大的人和消費能力處于中間狀態(tài)的人。同樣，大衛(wèi)·休謨(David Hume)也持大致相同的觀點，他認為，在英國存在著一個“生活水平處于中等水平的階層”。這些人既不同于貴族，也不同于窮人。這些對消費等級特別是對中間階層的描述，有助于我們認識當時的消費等級和消費社會。
家庭年收入多少英鎊才能算中間階層，其規(guī)模有多大？韋瑟里爾通過研究當時的財產遺囑認證清單，認為家庭年收入至少要40英鎊才能過上比較體面的生活，據此他認為中等階層的年收入應該在40—200英鎊之間。根據這個指標，17世紀末，英國30%左右的家庭、40%左右的人口屬于中等階層。隨著商業(yè)化和工業(yè)化進程的加速，到18世紀中葉，一百五十多萬個家庭中，近100萬個家庭屬于中間階層。
毫無疑問，上流社會、中間階層是高收入階層，他們是消費社會的主力軍。但除此之外，還有很大一部分工人(主要是指依靠工資收入的普通勞動者)也構成了消費社會的重要力量。韋瑟里爾在研究英國消費行為時，曾把這部分人排除出消費經濟之中。然而事實上，至少在18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英國社會下層的收入比此前和此后都要高。正如麥金尼斯所說的，“不僅中上層人們口袋里的錢叮當作響，大多數工匠和勞工也富裕了”。菲爾普斯·布朗(Phelps Brown)和霍普金斯(Hopkins)指數顯示，從1660年到1760年，勞動者的工資是持續(xù)增長的。在什魯斯伯里(Shrewsbury)，泥瓦匠的工資從17世紀90年代的每天1先令6便士增加到1775年的2先令6便士，增加了66%；普通勞動者的工資從1690年的每天10便士增加到1775年的每天1先令4便士。因為這一時期消費品價格略微下降，實際工資上升更快。同樣，吉爾博的研究也表明，在18世紀英國經濟發(fā)展最為顯著的地區(qū)，其工資水平上升最快，如北部的約克郡(Yorkshire)和蘭開夏郡(Lancashire)，非熟練勞動者的平均日工資從1700年的9便士增加到1790年的1先令9便士，同期的熟練工人平均日工資則從1先令上升到2先令3便士。倫敦及周邊地區(qū)也有類似的變化，只不過由于其工資的起點比較高，增加的幅度沒有那么明顯。一般勞動者的日工資從1700年的1先令7便士提高到1787年的2先令，手工業(yè)者則從2先令6便士提高到3先令2便士。
可見，從17世紀末期開始，英國大部分勞工階層越來越多地獲得更多的貨幣工資，除了滿足其生存外，他們日益有能力購買各種消費品。如果將這一時期整個英國勞動者工資和世界上其他主要國家、地區(qū)勞動者工資相比，則可以看出，英國的高工資已十分明顯。羅伯特·艾倫從全球視角對世界主要城市的工資水平進行了長時段研究，他認為，在16世紀之前，歐洲主要城市阿姆斯特丹、倫敦、維也納、佛羅倫薩以及亞洲的北京等城市的工資水平基本相當，勞動者每天大約獲得3.5克白銀。但這種平衡很快被打破，由于白銀等硬貨幣從美洲等殖民地大量流入西歐，導致了通貨膨脹和價格革命。雖然從17世紀開始，價格革命的影響在歐洲大部分國家基本上告一段落，工資有了一定的回落，但倫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工資并沒有就此停止增加，相反繼續(xù)上升，且倫敦的工資在18世紀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遠高于阿姆斯特丹的工資增長速度。其結果是到1700年，倫敦勞動者工資收入每天大約為10克白銀，1825年這一數字增加到約17.5克。有人認為，17世紀末到18世紀中期，英國進入了一個高工資時代。如果從世界主要城市的工資收入與最低生活支出比率來看，在17世紀末期到18世紀，中國北京、印度德里的工資收入基本上只能維持生存，而倫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工資收入是維持最基本生存費用的3—4倍。這意味著，18世紀的英國，即使普通工人的工資收入也超過最低生活支出的3倍以上，從而使得這些人有能力消費各類商品。
影響勞動者生活水平高低的因素除了工資收入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商品價格。一般認為到17世紀中葉，價格革命所引起的通貨膨脹已經告一段落，此后的一個多世紀里，英國物價基本穩(wěn)定。特別是由于農業(yè)生產技術的改良，英國的糧食價格穩(wěn)中有降。例如，馬爾薩斯認為，在17世紀的后半期到18世紀前20年，一個勞動者一天的工資可以購買2/3配克的麥子；在1720—1750年，隨著工資的上升，麥子的價格不漲反而下降，一個勞動者一天的工資可以購買1配克的麥子。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的經濟學家A.H.約翰(A.H.John)也認為，在1700年到1760年間，英國農業(yè)生產率顯著提高，主要糧食價格下降，尤其是大麥、小麥的價格顯著下降。在18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至少在南英格蘭，小麥的平均價格比1660—1669年低25%—33%。18世紀中葉，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也有一段相關的描述：“相對于上個世紀，普通勞動力的價格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不僅谷物的價格比從前稍稍低廉，而且其他東西的價格也大大跌落。例如，現(xiàn)今王國大多數地方馬鈴薯價格，只有三四十年前的一半。蕪菁、胡蘿卜、卷心菜等一切蔬果，也變得低廉?！?/p>
歷史學家吉爾博還對18世紀英格蘭非谷物類消費品的平均物價指數和倫敦的生活成本指數做出了估算。從1702年到1764年，英格蘭非谷物消費品的平均物價指數穩(wěn)中有降，假設1700年非谷物消費品的平均物價指數為100，那么只有1702年、1709年、1710年的平均物價指數超過100，分別為102、104、131，其他年份都低于100。從1700年到1768年，倫敦的生活成本指數也相對穩(wěn)定，假設1700年倫敦生活成本指數為100，那么這69年中，只有23年的生活成本指數超過100。英國的非谷物價格水平和倫敦的生活成本指數趨于穩(wěn)定甚至略微下降，這對于依靠工資收入的勞動者來說是重要的，相對于英國高工資，低價格能保證和吸引有效需求。
可見，從17世紀末期開始，英國的整個財富有了相當大的增長，英國大部分群體的實際收入提高了，購買力和生活水平得到了顯著提升。財富雖然不是平均分配，差距巨大，但各個階層的收入都有了很大的增長，特別是中間階層的財富急劇膨脹。在收入增加的同時，物價穩(wěn)中有降，從而使得實際購買力提高。因此，我們有理由同意N.克拉夫茨(N.Crafts)等學者的觀點，到18世紀，大多數英國人的購買力增強，生活水平得到了提升。
三、 18世紀英國大眾消費欲的膨脹與服飾消費的改變
18世紀英國經濟增長引發(fā)了消費欲望，從而導致消費社會的興起。普通大眾的物質生活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其中服飾消費的變化最為顯著和引人注目。這是由于：一方面，服飾消費屬于顯性炫耀式消費，色彩艷麗、質地優(yōu)良、款式新穎的服飾更能吸引人的眼球，給人留下好印象；另一方面，服飾消費相對于住房、家具等消費來說，費用較少，因而做出服飾消費的決定更為容易，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一般會優(yōu)先考慮服飾消費。服飾消費的變化是家庭收入增加和家庭決策改變的結果，也與節(jié)日、求偶、婚姻、就業(yè)、社會認同等社會和心理因素密切相關。
第一，服飾消費的改變與家庭收入增加和家庭決策有關。只有收入增加，家庭才能在此基礎上做出合理的決策，購買一些質地優(yōu)良和時尚的服飾。上文從宏觀層面分析了英國各階層收入增加和購買力提升，而蘭開夏郡的理查德·萊瑟姆(Richard Latham)一家的家庭賬本為研究普通人的服飾消費提供了個案。萊瑟姆家庭是一個典型的約曼農家庭，耕種19英畝農田，土地肥沃，屬于混合農業(yè)，年收入大概是40英鎊。賬簿覆蓋的時間是理查德·萊瑟姆婚姻生活開始的1724年到1767年理查德去世，賬本詳細地記錄了服飾上的開銷。洛娜·韋瑟里爾整理了萊瑟姆一家的賬簿，并將賬簿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724年到1741年。這一時期萊瑟姆處于婚姻的早期，家庭開支巨大，加之1728年續(xù)租佃花費40英鎊，經濟上并不寬裕，服飾上的開支有限，服飾僅占總開支的8%，布料主要是羊毛和毛絨。在這18年里，萊瑟姆僅購買了2套外出的衣服，他的妻子僅購買了3件襯裙和3個帽子。從成本構成來看，60%的服飾支出用來購買基本的布料和必需的鞋子，特別是小孩的鞋子和布料。第二階段，從1742年到1754年。這期間，家庭擁有了三臺棉紡車，女兒外出務工，家庭收入增加，服飾支出比上一階段增加了3倍。從支出構成來看，特別是長袍和飾品顯著增加，占到服飾支出的57%。長袍和飾品的增多，說明萊瑟姆家庭在追求數量的基礎上，更加注重時尚服飾的購買。例如，萊瑟姆為大女兒貝蒂購買了4件長袍，其中一件是由藍色花綾制成，為了使圖案一致剪裁時花綾的長度和尺寸消耗更多，每碼價值20先令5便士，另外一件是印花棉布長袍。第三階段，從1755年到1766年。這個階段女兒們都離開了家庭，整個家庭的服飾支出下降了81%。但從支出的構成來看，購買長袍的價值占整個服飾支出的比重高達54%。
從萊瑟姆一家的情況可以得知，女兒長大后，她們的勞動增加了家庭收入，從而推動了服飾消費的增長和服飾質量的顯著改變。史學家讓·德·弗里斯(Jan De Vries)在研究工業(yè)革命的動力時，提出將建立于家庭分工基礎上的勤勞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替代工業(yè)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認為勤勞革命不僅對家庭的物質生產和生活有革命性的影響，而且從廣義上來說，對家庭的消費模式也有革命性的影響。近代早期的家庭為得到更多的新式消費品，家庭中投入的勞動顯著增加，主要表現(xiàn)在勞動強度加強和婦女兒童參加了能獲取報酬的勞動，從而促進收入增加和經濟的發(fā)展，對消費品的追求是由家庭中人們生活和工作方式的變化帶動的。根據讓·德·弗里斯的理論，正是萊瑟姆家庭的決策：混合經濟、生產的相對專業(yè)化特別是小孩參加有報酬的勞動來賺取工資，改善了家庭條件，提升了服飾消費的能力。
第二，服飾消費的改變是自我展示的需要。由于商業(yè)經濟的發(fā)展，英國人口流動性加劇，英國進入一個現(xiàn)代商業(yè)社會、陌生人社會。從對萊瑟姆家庭給女兒購買時尚服飾的動機分析中可以知道，因為女兒們長大成人，為了在社會上贏得別人的認同、尊重，將工作服飾和在節(jié)日、特殊場合穿的時尚、奢侈服飾區(qū)分開來。服飾穿在身體外面，能在公共場所展示，還能獲得自我滿足感，吸引別人眼球，引起別人關注。曼德維爾在《蜜蜂的寓言》中對這一現(xiàn)象和心理進行了解釋：“在沒有人認識的地方，人們往往會因為衣服和其他隨身用品而受到相應的尊重。我們根據人們的華麗外表去判斷其財富，根據人們訂購的東西去猜測其見識。正是這一點激勵著每一個人，只要一個人還算有本事，他就會在意自己小小的長處，就要穿高于自己社會地位的衣服，在人口眾多的大城市里尤其如此。在那里，無名小輩在一個小時中能遇上50個陌生人，卻只能遇見一個熟人，因此可以享受到被大多數人尊重的快樂?！?/p>
因此，盡管收入有限，人們總是渴望獲得一兩件時尚漂亮的服飾，特別對于年輕的成年男女來說更是如此，他們總是渴望在節(jié)日、星期天等特殊場合穿上時尚漂亮的服飾。每當圣誕節(jié)、復活節(jié)、圣神降臨周、禮拜天等重大節(jié)日，即使是貧窮的年輕男女都穿上盛裝。1766年約翰·坎寧安(John Cunningham)的詩歌《節(jié)日長袍》的開頭部分寫道：“節(jié)日里人們都穿著長袍，戴新式時髦的帽子。”18世紀英國人享受著充滿生機的節(jié)日活動，不管是神圣的還是世俗的，每年都有大量的慶?；顒?，節(jié)日是大眾男女展示服飾的最好場合。1726年，伏爾泰訪問倫敦，在格林尼治集市看到所有人都穿著節(jié)日盛裝，他分不清楚哪些是仆人、學徒和主人，哪些是鄉(xiāng)下人和城里人。
在特殊場合，也需要穿著體面，當時英國著名的日記作家塞繆爾·佩皮斯(Samuel Pepys)也充分意識到服飾的社會意義。克拉克(Clerke)先生和佩皮斯約好一起共進午餐，為此佩皮斯花費一筆很大的錢為妻子購買了一件長袍。一個人不得不維持屬于特定社會群體的外在形象，而合適的穿著是外在形象的一個重要方面，佩皮斯感覺到在日常生活中服飾越來越成為一件大事。
第三，服飾的改變是青年男女求偶、婚姻的需要。在當時許多人的自傳中，服飾是年輕人最為渴望的，增加一些服飾特別是時尚漂亮服飾是開支中優(yōu)先考慮的。時髦服飾有多種含義，是性成熟的標志，是吸引異性的方式，也是經濟獨立的象征，穿著得體和有紳士風度宣告了令人尊重的社會地位，也是自我快樂的源泉。威廉·赫頓(William Hutton)是伯明翰的一個紙經銷商，1723年出身于德比一個梳毛工家庭，7歲就開始在德比絲廠做學徒。1739年，16歲的赫頓在日記中詳細記載了他購買服飾的心理動機和對新服飾的渴望：“到了一個兩性之間互相打量的年紀，取悅周圍女孩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穿上時髦的服飾，因為時尚服飾是打開愛情之鎖的鑰匙，漂亮的服飾能吸引她們的眼球，引起她們關注我。我非常羨慕穿新衣服的人，也希望自己能擁有一兩件，但現(xiàn)在我還無力購買?！币驗闆]有信用，沒人借錢給他。經過近兩年的省吃儉用，他終于購買了一套服飾。他說：“女孩子開始關注我，而且我自己也不由自主地欣賞自己?！?743年，他為別人做了一把揚琴，獲得16先令報酬，他用這筆錢買了一件新上衣，也就在這一年，一個女孩和他相愛了。1746年，他擁有了自己的針織機，并從事裝訂書籍的營生，由此變得更加富有，不僅能購買具有紳士派頭的服飾，而且能購買銀手表等奢侈品。
服飾對未婚青年女性也同樣具有重要意義。在婚前購買時尚漂亮的服飾可以吸引異性的注意，以便嫁得更好。笛福的小說《摩爾·弗蘭德斯》中的女主人公摩爾·弗蘭德斯認識到穿著的重要性：服飾能提高她的身價。很多追求她的男人僅從她的穿著上判斷她的財富，都誤認為穿著華麗的她是非常富有的寡婦。例如，愛爾蘭的土地所有者就是從摩爾·弗蘭德斯穿著奢華來判斷她非常富有，為了得到想象中的財富才向摩爾求婚。18世紀的英國，很多女性為了嫁得更好，她們選擇穿超越她們社會地位的服飾，這使得服飾隱含的社會階層屬性變得越來越模糊，穿著超越自己社會地位的服飾可能導致社會誤解，摩爾四次都嫁得很好，其服飾誤導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服飾的改變是求職、工作的需要。不管是仆人、學徒還是律師、商人等中間階層，由于工作的需要必須穿得更加體面、時尚、文雅。為了在求職競爭中脫穎而出，謀得一份好工作，即使是普通人也花費很大一筆錢去購買一兩套時尚服飾。1769年，馬修·達利(Mattew Darley)的版畫作品再現(xiàn)了穿著時尚的年輕女性在就業(yè)登記辦公室等待雇用和面試的情景。由于工作的需要，當時一個學徒服飾的價值達到了10—20英鎊。
羅伯特·希頓(Robert Heaton，1726-1794)是約克郡的一個羊毛制造商，在1768年到1792年，他詳細記錄了28個女仆的開支。根據他的記錄，大部分女仆的工資都花得一干二凈，而開支中的86%是用來購買服飾，其中花費在長袍上的開支最多，占了服飾開支的43%，飾品占了22%，每人至少擁有1件甚至更多的長袍。一些是工作穿的，是二手長袍或者是用較為便宜的毛絨制作，如瑪莎·巴特菲爾德(Martha Butterfield)購買了一件二手比利時毛呢長袍并翻新，價值4先令6便士，瑪麗·格林伍德(Mary Greenwood)和南?！せ裟匪?Nancy Holmes)每人花費7先令6便士購買一件綠色的長袍。此外，他的仆人還購買更加昂貴和華麗的印花棉布或者印花亞麻布長袍，這種長袍的價值一般在15先令到21先令之間。內衣是凸顯女性身材的重要服飾，在18世紀已經開始流行，有些是昂貴的鯨骨支撐起來的，一般只有富裕的家庭才能購買得起。但希頓有6個女仆購買了新鯨骨內衣，其價格在16—24先令之間，另外還有8人購買了較為便宜的內衣或者是二手鯨骨內衣。除了主要服飾以外，飾品是服飾中的第二大開支，飾品相對來說不僅時尚而且價值較小，幾乎所有的仆人都有圍裙、披風、手帕、圍巾、帽子等。
在18世紀的精英眼里，沒有一個勞動群體比傭人在服飾上更奢侈。當時的小冊子、戲劇、諷刺畫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看法，經常將仆人的服飾作為攻擊對象：一是仆人的服飾超越了他們本身的地位，很難從服飾上區(qū)分仆人和主人，模糊了階層的區(qū)分。佩皮斯日記中寫道：“赫伯特(Herbert)上尉到我的住處，他非常認真地詢問昨天和我老婆在一起的穿黑色衣服的女士是誰，他不相信是我妻子的女仆默瑟(Mercer)，但的確就是她。”二是仆人決心獲得昂貴的時尚服飾，阻礙了儲蓄，刺激浪費的習慣，導致不忠誠和邪惡。三是仆人的時尚服飾刺激了其他下層大眾的仿效。當時的評論者認為仆人更容易接觸時尚，他們在推動時尚服飾的傳播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仆人是平民服飾時尚的引導者。仆人的時尚服飾，部分是自己購買，部分是主人贈送。仆人的穿著也體現(xiàn)主人的地位和財富，所以在當時，富有的主人也通常為仆人購買時尚服飾，而很少穿制服，有時候仆人甚至穿主人的衣服。例如，1742年，普利福伊(Purefoys)為他的仆人購買了用金色蕾絲鑲邊的卡羅琳花式斜紋呢帽子，價值8先令，而同時期，沒有裝飾的帽子價值僅3先令。1740年，他又給仆人購買每碼價值4先令的羊毛布料制作的雙排扣長袍。前文提到的約曼農萊瑟姆一家在1760年之前沒有購買超過每碼2先令6便士的羊毛布用來制作長袍。仆人的服飾不僅昂貴，而且大概每隔2年就換一次，比普通勞動者更換更為頻繁。
第五，服飾的改變還與“非自愿消費”(Involuntary Consumption)有關。在時尚服飾的消費上，著名學者約翰·斯蒂爾斯提出了“非自愿消費”這一概念。它是指通過非市場化或者半市場化機制，非主動選擇獲得服飾并進行消費?！胺亲栽赶M”的服飾來源眾多，例如，通過比賽贏得獎品，雇主給雇員的獎品、禮物，慈善捐贈等。18世紀下半葉，在理查德·阿克萊特(Richard Arkwright)棉紡織廠，為了鼓勵生產，他不僅給生產能手頒發(fā)獎金，而且還將時尚服飾當作獎品，激勵員工積極性，增加工廠競爭力。1725年，在利茲(Leeds)的梅斯利(Methley)舉行的賽馬比賽上，獎品就有時尚昂貴的長袍。葬禮參加人數經常體現(xiàn)出逝者的地位和名聲，一些富人為了吸引窮人參加葬禮，以博得好名聲，往往給參加葬禮的窮人提供一些禮品，其中衣服最為常見。例如，1748年，在安妮·約瑟菲娜·懷恩(Anne Josephina Wynne)女士的葬禮上，其家人給一百多位來參加葬禮的窮人每人提供20先令以及一件長袍、一件襯衫、兩雙鞋子、兩雙襪子。在18世紀，遺贈也很平常，馬歇爾(Marshall)夫人的遺贈中規(guī)定，每年從6英鎊租金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為6個貧困婦女每人提供一件長袍。巴克蘭(Buckland)先生每年用5英鎊租金為10個貧困男人提供長袍。
第六，服飾的改變還和成衣業(yè)的發(fā)展與服飾生產方式的轉變有關。服飾的發(fā)展不僅反映了當時人們穿著的材料、款式、顏色等的變化，而且涉及服飾的制作和供應。18世紀之前，只有鞋子和帽子有現(xiàn)成的成衣出售。除此之外，在18世紀之前大部分服飾要么是家庭自己生產，要么是到裁縫店定制，定制服飾的價格一般來說比較貴，主要針對富有階層，普通大眾往往很難支付高昂的價格。所以時尚服飾的向下傳播必須要突破傳統(tǒng)的定制方式，突破行會的壟斷，通過分工協(xié)作，提高生產效率，降低成本，生產出大量的廉價服飾，普通大眾才有可能消費更多的質地優(yōu)良、款式新穎的服飾。
18世紀，由于軍事訂貨、濟貧、殖民等需要，廉價成衣需求量大增，傳統(tǒng)的量體裁衣制作方式已經不能適應新的形勢和需要，加之大量低工資的女性加入制衣行業(yè)，對傳統(tǒng)的成衣匠行會制度造成極大沖擊。為了賺取更多的利潤，開始出現(xiàn)專門的服飾承包商，他們向布料商購買原材料，然后將工作分發(fā)給手工工場，工場依靠涌入城市的女工，批量生產出廉價服飾。這種質地優(yōu)良、色彩豐富、廉價實用的服飾深受大眾歡迎，從而進一步推動了服飾消費的變化。
四、 18世紀英國服飾消費的變化與社會變遷的加速
服飾消費的變化是英國社會大轉型的結果，反過來，它的變化又對當時英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思想觀念的變遷產生了重要影響。
首先，服飾消費的變化促進了英國棉紡織業(yè)的革新和經濟的發(fā)展。如前所述，一方面，成衣業(yè)的發(fā)展與服飾生產方式的轉變促進服飾消費的變化；另一方面，服飾款式的大眾化趨勢也使服飾的批量生產成為可能。彼得·厄爾認為，17世紀末到18世紀上半葉，服飾的模仿非常普遍，城鄉(xiāng)在服飾類型、款式上沒有根本的區(qū)別，不同的只是服飾的質地和飾品多少，而不是服飾的樣式。這種同類型的服飾消費為服飾的大規(guī)模生產提供重要契機。只有服飾的款式需求相同才能推動批量生產，只有服飾消費需求量巨大，才能引發(fā)大量生產以及生產方式的變革。服飾消費的變化預示著近代工業(yè)社會的到來。
17世紀中后期開始，由于戰(zhàn)爭和海外殖民的需要，使得英國的陸海軍急劇擴張，軍隊、海員以及海外殖民定居者、海外殖民地奴隸等服裝的訂貨需求大增。這種強大的市場需求使得服飾的生產方式發(fā)生了很大的改變，傳統(tǒng)的量體裁衣的行會男成衣匠無法滿足這種需求，于是一種新的供應體系出現(xiàn)，承包商接受訂單，購買布料，依靠手工工場生產。手工工場雇用大量涌入城市的女工，則進一步降低了生產成本。成衣業(yè)的發(fā)展促使英國服飾業(yè)在18世紀之后取得了長足進步，主要服飾如長袍、夾克、馬甲、外套、成套服裝都實現(xiàn)了成衣制作，這是英國服飾發(fā)展史上的一個關鍵發(fā)展和重要變化。勞動分工的強化是判斷和衡量經濟發(fā)展的一個重要指標，也是現(xiàn)代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征。尼爾·麥肯德瑞克認為，18世紀第一次出現(xiàn)了批量生產的廉價衣服，這有點夸大其詞，因為當時主要的制作工序不是用機器剪切和縫制，大部分還是用手工制作，只是分工更加細化。手工工場的成衣制作只是工業(yè)革命機械化生產成衣的雛形。不過在工廠制普及前，成衣的數量還是十分驚人的。貝弗莉·勒米爾通過調查18世紀英國成衣貿易目錄和保險記錄，發(fā)現(xiàn)成衣的銷售量是相當大的。例如，1703年肯特郡(Kent)坎特伯雷(Canterbury)的一個叫羅伯特·阿姆斯登(Robert Amsden)的零售商的財產清單上有200件長袍、襯裙，400件上衣、馬甲、馬褲。當時的布商、服飾經銷商、商店店主一般都存有少量披風、上衣、襯裙、馬甲等，以及大量的帽子、手帕、圍巾、襪子?？藏悹栐凇秱惗厣倘恕分行Q，一些服飾商店的存貨價值上千英鎊。成衣業(yè)的發(fā)展使得廉價的時尚服飾成為可能，時尚服飾的大眾化趨勢更加明顯。
其次，服飾消費的變化弱化了服飾體現(xiàn)等級身份的傳統(tǒng)功能，促使社會等級結構的變化進一步加劇。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不斷發(fā)展特別是原工業(yè)化和工業(yè)化的推進，就業(yè)機會的增多，英國進入了一個高工資、高收入和低物價水平的時代。普通大眾通過辛勤勞動，就有能力購買質地好、時尚服飾甚至奢侈服飾?？傮w上來看，到18世紀，不管是上流社會還是中下層大眾，服飾質地都有很大的改善，特別是中下層大眾的服飾質地從皮革、厚重羊毛織品向亞麻、棉麻混合物、純棉織品發(fā)展。隨著質地的改善，服飾顏色也變得更加艷麗多彩，同時服飾款式和樣式也發(fā)生變化，服飾變得更加時尚，服飾上的飾品越來越多和繁雜。一方面，上流社會的時尚服飾沿著階層往下傳播；另一方面，中下層大眾的服飾風格有時候被上流社會所采用，或者至少被上流社會階層做體驗式的試穿。例如，18世紀之前，圓帽主要在平民中流行，之后流行于上流社會，說明時尚是相互影響的，并不是單向度的傳播。1739年，《紳士雜志》批評年輕的紳士將他們的服飾降低到仆人等級。紳士的穿著像馬夫，他們戴窄邊的帽子，穿素色的襯衫、馬褲，脖子上系印度圍巾而不是領結；參加議會的大貴族的服飾像農場主一樣沒有品位。1750年，法國公爵夫人柏格奇(Boccage)在倫敦看到大小姐穿戴白色的圍裙和小圓帽，穿戴非正式的服裝出現(xiàn)在集市、街道等各種場合。上流社會服飾風格向下傳播和下層大眾服飾風格向上滲透，導致各個階層服飾風格特別是款式更加趨同，服飾所體現(xiàn)的等級身份界限變得模糊，瓦解了傳統(tǒng)的等級秩序。服飾階級屬性的弱化和審美趣味的變化，使得當時的精英階層都感到吃驚。1708年，笛福在《每周評論》中寫道：“人們看到一些上等人竟把印度地毯披在身上，而前不久妓女還嫌這種布料過于粗俗，印花棉布身價日高，從腳上升到人的背上，從地毯變成襯裙?！笨梢姡S著時代的變遷，人們的審美趣味也不斷地隨之變化。這種穿著的無明顯差異還表現(xiàn)在服飾風格與時尚的大眾化上，到18世紀，已經很難從服飾上判斷一個人的出身。1782年，德國牧師菲利普·莫里茨(Philipp Moritz)訪問了倫敦，他看到無論是上流社會的人還是底層社會的人都穿得很好、很整潔，甚至都看不到沒有穿鞋子、襯衣和襪子的乞討者。之后，從牛津到伯明翰的路上，看到幾乎所有的人都戴帽子，在穿著上各個階層沒有明顯的差異。
最后，服飾消費的變化促進了奢侈觀念的轉變。在重商主義時代，國家鼓勵出口、減少進口，特別是抑制消費進口商品，從而貯備更多的黃金等硬通貨。在17世紀，清教教會認為人不應該穿奢侈、華麗的服飾，強調節(jié)制、樸素，并干涉人們的著裝，將服飾與美德聯(lián)系起來，認為簡單的服飾體現(xiàn)美好的心靈，穿奢侈的服飾是自私和冷酷無情的象征。在清教的影響下，道德學家、經濟學家對進口和穿戴奢侈服飾進行了攻擊和批判，認為每一位奢侈者是公眾的敵人，而每一位節(jié)儉者都是社會的福音。極力主張政府對進口商品征收重稅，減少進口商品和奢侈品的消費，抑奢觀念在社會中盛行。大部分中間階層受清教影響，在服飾消費上盡量簡潔。但隨著經濟發(fā)展、海外市場的拓展和家庭收入的增加，在實際生活中經常突破了清教的清規(guī)戒律。到了重商主義晚期，抑制消費、壓制市場的思想逐步發(fā)生改變，他們開始關注市場，并看到了市場的力量。印度棉布的進口釋放了潛在的需求，進口印花棉布和平紋棉布因其色彩艷麗、質地良好、穿著舒適而受到英國人的狂熱喜愛，刺激了英國國內市場。先前從未感知的市場力量進入部分有識之士的視野，促使他們的觀念開始出現(xiàn)變化。他們對奢侈品消費少了些道德的批判和約束，而多了些理性的認識和思考，開始從經濟角度來認識消費。例如，英國經濟學家達德利·諾思(Dudley North)對消費大唱贊歌：“貿易、工業(yè)和創(chuàng)新的主要動力來自于人們對奇珍異品的追求，人的追求欲刺激了人們努力地工作，如果人們滿足于粗茶淡飯的生活，我們將永遠生活在一個貧窮的世界里。”隨著資本主義工業(yè)的發(fā)展，經濟學家的目光從如何擴大貿易順差轉向生產市場，由流通領域轉向生產供應領域，強調從生產領域來研究財富的增長，提倡自由放任，從而建立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雖然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為了保證生產規(guī)模，要盡量避免過度消費，但他們都意識到消費是市場體系運作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亞當·斯密還將所有的社會成員視為消費者，認為消費是一切生產的目的。正是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經濟學家認為政府應該鼓勵模仿和進行生產技術革新。在強大的市場需求推動下，英國本土棉紡織業(yè)迅速崛起，為了替新興棉紡織業(yè)打開市場，社會輿論鼓勵大眾消費英國本土的棉紡織品。
本文作者王洪斌，湖南科技大學藝術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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