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牛道又名石牛道,是古代關中、漢中通往巴蜀的道路之一。其名稱來源于一個歷史傳說故事:周顯王之世,蜀王從萬余人獵于褒谷,與秦惠王遇。秦王以金一筐贈蜀王,而蜀王回贈的禮物卻化為泥土。秦王怒,欲伐蜀,苦于不知道,乃刻五石牛于相會處,置金尾下,言能便金,以贈蜀。蜀王遣五丁力士塹山堙谷,拖牛成道。秦相張儀、司馬錯等隨后循道滅蜀。
這個故事最早見于托名漢揚雄的《蜀王本紀》,在《水經注·沔水》引蜀漢來敏《本蜀論》、晉常璩《華陽國志·蜀志》、晉闞馬因《十三州志》中都有記載。這個故事,固不可作為信史,因為蜀王既有萬余人從獵,應有大道,且據史載和出土文物印證,早在公元前13世紀,商帝武丁與其妻婦好曾征集軍隊討伐褒、蜀、巴方,戰(zhàn)于漢中;前750年,蜀望帝杜宇“以褒斜為前門”;前7世紀,蜀王開明氏二世盧帝曾攻秦至雍(今陜西鳳翔縣南);前387年,秦與蜀曾爭奪南鄭(今陜西漢中市東),秦蜀之間不可能沒有道路。故任乃強先生謂“足知此故事乃因李冰所作之'石犀’傅會以成”。但這個故事卻可用來研究秦蜀間道路的變遷。
由于歷史久遠、史料簡約、人事代謝,千百年來,金牛道的名稱、方位、路線顯得撲朔迷離,使人莫衷一是。
金牛道名稱的演變
金牛道的稱謂經歷了一個無名稱———石牛道———金牛道石牛道并用而又有區(qū)別———金牛道石牛道通用的過程。
一、無名時期(秦之前)和石牛道時期(兩漢至南北朝)。
金牛道的名稱源于“石牛便金”的故事。這個故事出現的年代目前有三說:其一,西漢時期。揚雄系西漢末年人,如果最早記“石牛便金”、“五丁開道”的《蜀王本紀》確系其所著,則此故事即可能出現于西漢時。其二,三國時期。據徐中舒先生考證,《蜀王本紀》系與來敏同時的蜀漢譙周所撰而托名揚雄。其三,秦漢之際。任乃強先生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中稱:石牛便金故事“其編造當在秦楚之際”。三說中以秦漢之際即有“石牛便金”故事所持年代最早,即使如此,則起碼從秦滅蜀的公元前4世紀末葉至秦漢之際的100多年間,當時的這條蜀道并無具體名稱,所以,《戰(zhàn)國策》、《史記》等歷史典籍,都記有秦大夫張儀等滅蜀之事,卻未記行程及所經道路。
“石牛便金”故事出現后的600多年,亦即自兩漢至南北朝,此道被稱為“石牛道”,而無金牛道之名,《華陽國志》、《水經注》等都記為“石牛道”。《蜀王本紀》、《華陽國志》中的“隨石牛道伐蜀焉”、“從石牛道伐蜀”,當系著者據“石牛便金”故
事追記,而非“伐蜀”時即有石牛道之稱。
二、石牛道、金牛道并用而又有所區(qū)別時期(唐宋時期)。
金牛道之稱始于唐。不過,“金?！敝某霈F,可追溯到北周庾信《周大將軍司馬神道碑》,碑文中有“開金牛之道,通牧馬之關”語,但這不是為道路命名?！敖鹋５馈弊鳛榈缆访Q始見于唐肅宗寶應元年(762)?！短茣肪?6《關市》條:“寶應元年九月敕:'駱谷、金牛、子午等路往來行客所將隨身器仗等,今日以后……任將器仗隨身……’?！边@時出現金牛路之稱,緣于唐初置金牛縣。《元和郡縣圖志》卷22載:“武德二年,分綿谷縣通谷鎮(zhèn)置金?？h,取秦五丁力士石牛出金為名”。開元十八年(730),按察使韓朝宗將金?？h治所東移40里,置于白土店,地當今陜西寧強縣東北45公里大安鎮(zhèn)。此處位于關中、隴右、漢中入蜀之道口,而“此道北以金?？h為道口咽喉,故稱金牛道”。金牛縣存在了200多年,至中唐寶歷元年(825)入西縣(今陜西勉縣西老城),仍置金牛驛于開元金?？h治,直至南宋。正是由于金牛縣的設置,寶應元年的公文中才有了金牛路之名。當然,這個名稱也許此前就有,初唐至盛唐前期應是金牛道、金牛路醞釀孕育的階段。寶應元年以后,“金?！弊鳛榈缆访渤霈F在文學作品中。如劉禹錫(772-842)《令狐相公見示題洋州崔侍郎宅》詩:“金牛蜀路遠,玉樹帝城春”,雍陶(805-?)《蜀路倦行因有所感》詩:“亂峰碎石金牛路,過客應騎鐵馬行”,李商隱(813-858)《行至金牛驛寄興元渤海尚書》詩:“深慚走馬金牛路,驟和陳王白玉篇”,胡曾(唐咸通時舉人)《金牛驛》詩:“五丁不鑿金牛路,秦惠何由得并吞?！?/p>
唐宋時期,是金牛道與石牛道并稱的時期,故北宋歐陽《輿地廣記》有“小劍山有小石門,穿山通道,長六尺余,即俗所稱石牛道,亦名金牛道。秦司馬錯由此以伐蜀”之記載。但這兩個稱謂之間又稍有區(qū)別,區(qū)別之一就是地理歷史著作多稱石牛道,而文學作品多稱金牛道,或許因學術著作注重溯源、追求準確(必定秦人所刻者為石牛而非金牛),而文學作品講究語言鏗鏘優(yōu)美是然。唐杜佑《通典》、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均稱石牛道而不稱金牛道;宋時,盡管北宋《輿地廣記》已有金牛道之稱謂,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祝穆《方輿勝覽》均記為石牛道。文學作品則不同,以稱金牛道為多,除前舉劉禹錫、李商隱等唐人詩中稱金牛道外,南宋詩人陸游亦有《金牛道中遇寒食》等詩題和“回首金牛道,加鞭負壯心”等詩句。區(qū)別之二是對金牛道、石牛道的方位認定不
完全相同(后文再論)。
三、石牛道、金牛道通稱并被稱為南棧道時期(元明清乃至以后)。唐代中期,自鳳州(今陜西鳳縣東北鳳州鎮(zhèn))南越鳳嶺,經心紅鋪、三岔,翻柴關嶺至武關驛(今陜西留壩縣東南武關驛鎮(zhèn))的道路被開通。這條道路在元代編修的《析津志》中稱為連云棧。連云棧北接故道至關中,南接褒斜道抵漢中。元明清時,自關中經連云棧至漢中的道路稱為北棧道,亦名秦棧;而金牛道相應地被稱為南棧道,亦名蜀棧,金牛道、石牛道又多了南棧道和蜀棧的稱謂,4個名稱可以通用,基本沒有區(qū)別。近世隨著川陜公路的修通,棧道逐漸被廢,南棧、蜀棧之名也逐漸湮滅,金牛道、石牛道之稱則耳熟能詳。與唐宋相似的是,《辭?！贰ⅰ掇o源》和今人編撰的歷史地理工具書大都以“石牛道”為正詞條,以“金牛道”為異名條,
而在日常生活、文學作品和文化宣傳中,則多稱“金牛”。如四川成都市設有金牛區(qū),劍閣縣劍門關下有前人留下的“金牛道”石碑,梓潼縣七曲山麓新建有“金牛蜀道”牌坊,陜西寧強縣五丁關下刻有“金牛峽”摩崖等。當然也有例外,四川梓潼縣就有古鎮(zhèn)名“石?！?。
金牛道方位的演變
像金牛道的名稱幾經變化方趨于穩(wěn)定一樣,金牛道的方位也有一個從模糊不清到基本定型的過程。由于金牛道名稱源于史傳,“傳說”則很難坐實,因而金牛道的方位大抵有以下幾說:
(一)稱褒斜道為金牛道。史傳秦王置石牛于與蜀王相會的褒谷中,于是早期即稱越過褒谷之路為石牛道。而自關中入斜谷(今陜西眉縣西南)循水越嶺而出褒谷(今陜西漢中市西北)至漢中的谷道,古稱褒斜道,因而就有了褒斜道與石牛道名稱的混淆。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唐初李泰《括地志》均記石牛道于褒谷。唐開元時徐堅《初學記》在援引《十三州志》關于金牛道的記載后,進一步說明:“今在褒城縣界”,亦指褒斜道為金牛道。中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則開宗明義地稱:“褒斜道,一名石牛道?！北彼巍遁浀貜V記》并云褒城縣有石牛山。從《蜀王本紀》和《華陽國志》中“張儀從石牛道伐蜀”的文字中體味,似乎自關中經漢中入蜀的道路統稱石牛道。唐宋時,盡管金牛道的名稱已經廣泛使用,但“石牛道在褒谷”仍出現在史地典籍中?！短藉居钣洝?、《元豐九域志·新定九域志》、《輿地紀勝》等均記石牛道于褒谷,而這一時期金牛道的概念卻與褒谷、褒斜道無涉。這是唐宋時金牛道與石牛道并稱而又具有的區(qū)別之一。
(二)以勉縣以西至成都全程為金牛道?！遁浀丶o勝》記西縣有金牛水,石牛道經金牛鎮(zhèn),鎮(zhèn)西有地名曰石牛頭。另前引劉禹錫、李商隱、胡曾等人的詩也為此觀點的反映。這也是后世的觀點。
(三)以劍閣道為金牛道。劍閣道在今四川劍閣縣南大劍山、小劍山之間?！冻鯇W記》卷8《劍南道》:“《華陽國志》曰:'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為飛梁閣道’,即古劍閣道也”?！锻ǖ洹肪?76:“(利州)益昌,古劍閣道,秦使司馬錯伐蜀所由,謂之石牛道”。《元和郡縣圖志》在肯定“褒斜道一名石牛道”的同時,又在卷22“利州益昌縣”條和卷33“劍州普安縣”條有劍閣道即石牛道的記載。其中“普安縣”條載:“劍閣道……秦惠王使張儀、司馬錯從石牛道伐蜀,即此也。后諸葛亮相蜀,又鑿石駕空為飛梁閣道,以通行路”。這些記載,反映了劍閣道被定性為石牛道的過程。唐玄宗《幸蜀西至劍門》詩有“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句,岑參《入劍門作……》詩有“不知造化初,此山誰開坼?！瓌C凜三伏寒,巉巉五丁跡”句。
(四)以五婦冢山一帶為石牛道。此說不見于史地典籍,但文學作品和日常宣傳中常見。五婦冢山亦稱五婦山、五丁冢,在今四川梓潼縣北。其名稱亦源于歷史傳說:秦惠王獻美女五人于蜀王,蜀王遣五丁力士迎之。還至梓潼,見一大蛇入山穴中,五丁相助拽蛇,山崩,壓死五丁及秦五女,而山分為五嶺,蜀王因命曰五婦冢山。這個故事與五丁拖石牛開道的故事很相似,時間又接近,遂有人把它與石牛道聯系在一起。唐李白《蜀道難》中“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后天梯石棧方鉤連”的詩句即本于此。近年梓潼縣在七曲山南麓修復古道、建“金牛蜀道”牌坊,與這個故事也有關系。
(五)以“勉縣至葭萌這一段”為金牛道。此說見于羅開玉主編《四川通史》第二冊(1993年10月四川大學版),但不知所據。
(六)以古金牛驛至今陜西寧強縣城為金牛道。元代,金牛驛設置自唐址西移數里,地當今陜西寧強縣大安鎮(zhèn)西烈金壩。明清時,此地以南有地名五丁關、金牛峽,亦傳為五丁力士所開,遂以為金牛道。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幾說中,以漢中至成都平原之間的某一段古道、棧道為金牛道本不為錯,但若反過來把金牛道定性為某一段則不全面、不準確。此外,也還有其他一些地方有與“石牛便金”相關的歷史傳說。如《元豐九域志·新定九域志》中“旱山”(位于今陜西南鄭縣南)條引《十道志》云:“山傍有石牛,蓋秦所造,以紿蜀者?！?/p>
唐代金牛縣的設置,金牛道的命名,使金牛道與褒斜道有了明確“分工”,其方位逐漸明晰。明清時南、北棧道的劃分,使金牛道的方位完全“定格”,這就是自陜西勉縣西南行至四川成都的全程。清人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56的表述是:“金牛道,今之南棧。自沔縣而西南至四川劍州之大劍關口,皆謂之金牛道,即秦惠王入蜀之路也?！?/p>
金牛道路線的演變
顧祖禹關于金牛道的表述,只講了自沔縣至劍州,而不涉及中途行經地,這正是學問大家的嚴謹之處,因為金牛道的路線在不同歷史時期差異是很大的。
1979、1989和1999年的三版《辭?！?1988年江西教育出版社的《中國歷史地名辭典》,1996年上海辭書出版社的《中國歷史大辭典》等工具書,都列有“石牛道”或“金牛道”詞條,釋文不盡相同,但關于金牛道的路線大體一致,這就是:自今陜西勉縣西南行,經寧強縣,越七盤嶺入四川境,經朝天驛、廣元趨劍門關至成都。按古地名來說,所經的主要地方有:西縣、金牛驛、五丁關、寧羌州、七盤關、朝天驛、利州、葭萌、劍門關、涪城、雒縣,大體即現在川陜公路的路線。《辭?！凡⑹沼薪鹋５婪Q謂的來歷即“石牛便金”的傳說。按其釋義,似乎今天的川陜公路就是古代金牛道的線路,張儀、司馬錯滅蜀時就是按此路線進軍,事實并非如此。金牛道的主線有過兩次大的變動,它在先秦至南北朝、唐宋時期和元明清時代路線是不同的,主要是金牛驛至葭萌段的變化。這里按其每條路線的代表時期,分為秦漢金牛道、唐宋金牛道、明清金牛道論述。
一、秦漢金牛道———經白水關之道。戰(zhàn)國、秦、漢時,金牛道的路線殊難考究。張儀、司馬錯滅蜀,乃至爾后秦庶長甘茂伐陳壯、漢太中大夫張騫通南西夷、更始帝遣柱功侯李寶將兵攻蜀的具體路線,史籍未載。但史料表明,早期蜀道是經過白水關的。白水關在今四川青川縣東北白龍江右岸,白龍江古稱白水,西漢于此筑城置縣?！顿Y治通鑒》卷40載,東漢建武二年(公元26年),割據四川的成家公孫述使將軍侯丹開白水關,取南鄭(今陜西漢中市東)。這是開白水關路的早期記載。爾后,建武六年(30),劉秀詔隗囂從天水伐蜀,囂上言“白水險阻,劍閣敗壞”以拖延。順帝時,議郎李固經洛陽、漢中“出為廣漢雒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上述史實說明,自隴右、漢中入蜀均需經過白水關?！度龂尽分断戎鱾鳌贰ⅰ洱嫿y傳》載,東漢末年,益州牧劉璋為自固,遣大將楊懷、高沛把守關頭(即白水關),防御割據漢中的漢寧太守張魯。而劉備隨后設計殺掉了楊、高二人。建安二十三年(218),劉備取漢中時很可能即越白水關而進軍。進軍時,“遣陳式等十余營絕馬鳴閣道,(徐)晃別征破之……?！瘪R鳴閣道的地望,史家有不同觀點。清《昭化縣志》記為“今三堆鎮(zhèn)”,在今廣元市西北、白龍江東岸。《中國歷代戰(zhàn)爭史·劉備攻取漢中作戰(zhàn)經過圖》亦將馬鳴閣定位于此,并在文字中敘述:“劉備本軍攻馬鳴閣(今四川省昭化縣西北),另遣將陳式等十余營絕馬鳴閣道,……但馬鳴閣旋仍為劉備所攻破,……遂進擊陽平關及廣石。”如果說進軍路線還存在疑問,劉備自漢中還成都時則十分明確是經過白水關的?！度龂尽は戎鱾鳌放嶙⒁兜渎浴份d:劉備為漢中王后還治成都,“起館舍,筑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余區(qū)”。蜀漢炎興元年、魏景元四年(263),魏將鐘會“攻破關城”,而蜀將姜維則“退趣白水,與蜀將張翼、廖化等合守劍閣拒會”。上述事例,說明白水關是東漢乃至以前自漢中入蜀的必經之路,戰(zhàn)
略地位十分重要。一條道路的開發(fā)利用有一定的連續(xù)性。我們有理由確信,先秦、秦漢時金牛道(古稱秦漢金牛道)均經白水關。秦漢金牛道的路線是:自漢中勉縣(古沔陽縣、西縣)西南行,經寧強縣大安鎮(zhèn)(古金牛驛)、陽平關(古陽安關、關城),自燕子砭(古青烏鎮(zhèn)、除口戍)西南渡嘉陵江,由廣坪、金蟬寺抵白水關,沿白龍江到昭化(古葭萌),溯清江河西至沙溪壩,順大劍溪峽谷上,越劍門關經武連驛抵梓潼,歷綿陽(古涪城)、廣漢(古雒城)至成都。此為金牛道最初的路線,亦即張儀、司馬錯攻蜀所行之道。唐武德時金?？h的治所也在此道必經的寧強縣代家壩一帶。三國兩晉南北朝時,這條道路一直通行。東晉太寧時,成主李雄曾遣其將李王含等出白水;南北朝宋、氐漢中之戰(zhàn)中,仇池王楊難當據守白水城,宋梁州刺史蕭思話置戍于葭萌水(即白水),元嘉十九年(442)宋龍驤將軍裴方明克平白水城,是此道得到利用的事例。唐宋以后,白水路并未全廢。南宋時,蒙古入寇,史有宋“三關不守”之記載,“此'三關’謂仙人、陽平、白水也?！敝敝撩髂r,李自成、張獻忠的隊伍均有過白水關之經歷。不過唐以后白水關道已非入蜀主干道,因為循嘉陵江之道已經興起。
二、唐宋金牛道———循嘉陵江之道。這里的循嘉陵江指自今陜西寧強縣陽平關沿嘉陵江抵四川廣元。嘉陵江道與白水關道的區(qū)別是,自勉縣、寧強大安至燕子砭后不渡嘉陵江西南行,而折南沿嘉陵江東岸直抵廣元。此道廣泛利用于唐宋,故稱唐宋金牛道。但史料表明,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此道即開始興起。今廣元市城北45公里嘉陵江東岸原有中唐所置籌筆驛,傳說為諸葛亮攻魏時駐軍之地。唐人杜牧、李商隱、薛逢、薛能、羅隱等皆有題詠,孫樵《出蜀賦》有:“眄山川而懷古,得籌筆于途說,指前峰之孤秀,傳臥龍之余烈”之句。宋《輿地紀勝》卷184載:“籌筆驛,在綿谷縣,去(利)州北九十九里,舊傳諸葛武侯出師嘗駐此?！闭f明唐宋時即有諸葛亮于此道中籌劃軍機之說,這是其一。其二,兩漢之前金牛道不經過現在的廣元市區(qū),這一帶也沒有縣以上行政建置,
但蜀漢時置昭歡縣(新編《廣元縣志》謂治所在今廣元市北朝天區(qū)之沙河,任乃強推斷“〔今〕陽平關亦可能即為昭歡縣”);東晉孝武帝時析晉壽縣(今四川廣元市西南昭化)東北境置興安縣(今四川廣元);北魏時置西益州,西魏時改利州(今四川廣元);北魏時還置除口郡(今陜西寧強嘉陵江西岸燕子河口)。這些位于嘉陵江道口的行政建置的設置,說明這一帶的地理位置日趨重要,而南北行人過往經此應是其“重要”的主要因素。其三,兩晉南北朝時,今四川成都、廣元至陜西寧強、漢中一帶戰(zhàn)事頻仍,必利用嘉陵江道。兩晉時,晉與巴蜀割據勢力的多次戰(zhàn)爭;東晉時前秦與晉爭奪巴蜀,晉、后秦、氐楊互相爭奪漢中之戰(zhàn);南北朝時氐與宋東洛(在晉壽,今四川廣元境內)之戰(zhàn),齊中兵參軍王圖南自劍閣與據守關城(今陜西寧強縣西北陽平關)的農民李烏奴之戰(zhàn);北魏與梁漢中、川北、關城的幾次戰(zhàn)爭;梁與西魏漢中之戰(zhàn);隋柱國梁睿與北周益州總管王謙川北之戰(zhàn);等等。這些此起彼伏的戰(zhàn)役戰(zhàn)斗,有些仍自白水關道行,但亦不乏沿嘉陵江出兵者。
自古青烏鎮(zhèn)沿嘉陵江而下抵利州,是金牛道的第一次大改線,此路線成為唐宋600多年往來漢中、巴蜀間的重要路段。唐宋金牛道沿途有百牢關、老君洞、龍洞、籌筆驛、問津驛(嘉川驛)、嘉陵驛、吉柏津、劍門關等關隘勝跡。這條道路比秦漢金牛道便捷,但改線路段依山傍水、谷狹路險、建設工程浩大,也只有在唐初經濟快速發(fā)展、修路蔚然成風的背景下才能實現。白壽彝先生認為:在隋唐和宋的690年中,在政治上出現了兩次大統一,“表現在交通上,一方面則由于國內的統一,而唐宋州郡干路,往還交織;另一方面,則由于民族地位的優(yōu)越,隋唐底域外交通大見昌盛。這兩方面,無論就哪一方面說,唐宋盛時的情形都較秦漢時代為進步?！碧扑谓鹋５赖男纬?就是這種“進步”的微小體現。據唐劉禹錫《山南西道新修驛路記》的記述,開成四年(839),山南西道節(jié)
度使歸融大修蜀道,其中由褒城至劍門一段驛路,由同節(jié)度副使石文穎主持,建“次舍十有七”。嘉陵江道應為此次所修之重點。不過此前此道已能通行,此后更為順暢,成為一條政治、軍事、文化之路。天寶十五載(756),唐玄宗經此道逃奔西蜀,詩人李白以“秦開蜀道置金牛,……天子一行遺圣跡”歌詠之,南宋詩人陸游經此道往興元府(今陜西漢中)時,特別指出:“自金牛以西,皆明皇幸蜀路”;廣明二年(881),在黃巢農民軍已破長安的嚴峻形勢下,已逃至興元的唐僖宗如同自己的先祖玄宗,亦經此道奔蜀。唐末王建襲閬州(今四川閬中)、攻三泉(今陜西寧強縣西北陽平關之擂鼓臺)、敗李茂貞,三度利用此道。唐五代時詩人大都有入蜀的經歷,而王勃、盧照鄰、張說、武元衡、元稹、賈島、溫庭筠、薛逢、薛能、李商隱、雍陶、羅隱、姚鵠、張蟲賓,抑或楊炯、駱賓王、李白、杜甫、岑參,皆經此道出入,可見金牛道改道后之“繁忙”。兩宋時仍以此為金牛道。宋初王全斌伐蜀經此道。北宋文同、宋祁、石介、趙經此道入蜀為官。南宋孝宗乾道八年
(1172),陸游入設在興元府南鄭縣(今陜西漢中)的四川宣撫使王炎幕府,七八個月間兩度經金牛道往返于興元、利州間,或“道出潭毒關下”,或“自三泉泛嘉陵至利州”,對沿途的龍洞閣、籌筆驛、龍門洞、老君洞、金堆市等都有題詠。當然,前列唐宋詩人或官員,有經漢中入蜀,行金牛道西縣至成都全程者,有自隴右歷陳平道入蜀,行金牛道金牛驛至成都大段者,此不詳分。
三、明清金牛道———越五丁關之道。越五丁關之道的形成是金牛道的第二次大改線。具體路線是:自寧強大安鎮(zhèn)西南之烈金壩(元金牛驛)折南,經寬川鋪、五丁峽(亦稱金牛峽)越五丁關,過柏林驛、寧強縣城、牢固關、黃壩驛,翻七盤關入蜀,經轉斗鋪、中子鋪、朝天嶺、明月峽至廣元(古利州),接唐宋金牛道。這條道路的形成緣于人們對交通便捷的要求和寧羌州的設置。它初修于元,成熟于明清,故此文稱明清金牛道。這一時期,秦漢、唐宋金牛道沿線的白水、除口、三泉、金牛等郡縣已先后被廢,而遠離這兩條道路的巴山腹地卻興起了寧羌州(今陜西寧強)。元元統年間(1333—1334),曾整修七盤關至利州段。明洪武四年(1371)和二十八年(1395),明軍兩次屯駐羊鹿坪(今寧強縣城)。洪武三十年(1397),移原治徽州(今甘肅徽縣)的寧羌衛(wèi)于羊鹿坪,后又置寧羌州,延續(xù)400多年后改為寧羌縣、寧強縣。隨著行政建置的出現和功能完善,自州治修一條北通沔縣、漢中府,南達廣元的道路則成為當務之急。特別是北通漢中之路,此前未見官方大修,寧羌衛(wèi)、州的官員開始主持鑿山開道、砌階架橋。明萬歷《寧羌州志》載:“弘治年間,州守張公簡以(五丁)峽當要道,行旅多艱,乃于險阻之處或架以橋,或培以級……?！睆埡喰掼徍蟮膷{路仍“幽邃逼窄,僅容一人一騎”,是不可能用于軍事行動的,但這仍未妨礙文人雅士附會幾百年前五丁開道的故事于此。明初,五丁關、五丁峽、金牛峽之名即在這條道上出現。盡管也有有識之士一開始就對附會提出異議,如明永樂年間進士薛王宣就說:“使五丁開此峽,繆妄不稽”,并有詩“梁州舊禹跡,謬矣五丁傳”,“昔日稱天險,如何鑿得開?”但終擋不住秦漢、唐宋金牛道日趨廢棄,隨著新的道路利用率提高,其神奇?zhèn)髡f勢必日趨盛行之勢。明清以迄近現代,詠五丁關、金牛峽的詩人不勝枚舉,其中尤以明楊慎、王
士性,清董新策、李重華、張問陶、李調元和明清寧羌地方官陳孜、陳昌言、金玉麟的詩作為著。清康熙年間的寧羌知州劉,專撰《金牛峽賦》,內有“維彼五丁其力,伊何乃揮巨斧,手擎嵯峨”之句。就連清詩壇領袖王士性,經此道入蜀,一方面在《蜀道驛程記》中援引了薛王宣的觀點,一方面也寫詩歌詠五丁峽,稱旅程為“南窮石牛道”、“金牛此路深”。與此同時,明清兩代的《漢中府志》、《寧羌州志》均記五丁關道為金牛道,與文學作品相互影響,互成聲勢。系史于地、史地融匯的清初“三大奇書”之一的《讀史方輿紀要》,也有“五丁山,……其峽曰五丁峽,亦曰金牛峽,相傳即秦作五石牛紿蜀,蜀令開道引之處也”的記載,秦漢唐宋金牛道則漸被人忽視。
那么,是否越五丁關之道也可能是先秦時金牛道路線呢?回答是否定的。如前所述,其一,先秦以迄兩漢南北朝的軍事政治活動,無有與今五丁關、寧強縣城一帶有關的記載,五丁峽、五丁關等地名出現于元明清以后;其二,元明以前,無五丁關一線置縣的可靠記載,也未見驛站,人員過往供應問題難以解決;其三,唐武德時金?？h治所遠離這一線,說明古人也認為金牛道與這里無關。凡此種種,皆可證越五丁關之道是一條后起之道。
本文金牛道名稱、方位、路線的徙變,只反映了金牛道北段今陜西寧強大安至四川廣元昭化之間干線的變化,其南段如劍閣段線路變遷及若干支線的情況不在本文討論之列。這些變化,既體現了科學技術發(fā)展對工程建設的推進,反映了人類對彼此交往日益要求快捷、頻繁的現實,也使遠古歷史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愈來愈模糊。先王之跡既遠,世事更替變換,再過數百上千年,后人或以現在漢中至成都的高速公路線路為金牛道,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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