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土地革命戰(zhàn)爭初期，中國共產黨通過對國內革命形勢的研判，結合中國工人階級的生存現狀與思想水平，借助黨的文件與大眾媒介，塑造了以飽受欺壓、敢于反抗、團結統(tǒng)一為特征的中國工人媒介形象；在“九一八”事變與“一·二八”事變發(fā)生后，又樹立起以富有民族情感的反抗者和處于多重壓迫下的奴隸為主要特征的工人媒介形象。中國共產黨對工人媒介形象的闡釋，在展示中國工人階級本身具有極高的斗爭性與革命性的同時，也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教育與引導工人階級方面做出的不懈努力。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始，即將工人階級視為自身力量之基礎，認為只有依靠團結工人階級，“才能發(fā)達而成一政治上的勢力”。因而中國共產黨在始終致力于引導、啟發(fā)更多的工人同胞走上覺悟道路的同時，也極為重視對工人階級形象的塑造。但目前學界對中國工人媒介形象的研究尚不充分，尤其缺乏對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戰(zhàn)爭時期如何塑造工人形象的研究。本文試圖通過分析土地革命戰(zhàn)爭中前期(1927—1933年)中國共產黨對工人媒介形象的闡釋，對此加以探討。
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中國工人階級處于多重壓迫之下，不僅繼續(xù)承受著來自資產階級的剝削，而且深受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的殘害，同時，伴隨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與殖民，中國工人階級還遭受到其無盡的殺戮與抽剝。在國內革命形勢經歷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中國共產黨重新對國內革命形勢與政治形勢進行了研判，確定了中國革命運動的發(fā)展趨勢，并指出中國工人階級在擴大革命斗爭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性，不僅在其相關文件中對中國工人階級的政治地位進行了充分肯定，塑造了工人階級的革命領導者形象，同時也在大眾媒介中樹立起了工人階級革命斗士的政治形象。
一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對國內革命形的
判斷和對工人階級形象塑造的要求
1928年1月，中國共產黨對“二七”慘案以來的國內革命形勢進行了綜合研判，指出此時已經“是無產階級領導勞動民眾奪取政權的時候了”。這一結論的提出，奠定了1928年至1931年間中國工人運動的發(fā)展趨勢，工人運動開始朝著武裝斗爭方向發(fā)展，并在工農聯合政策的推動下，工人階級承擔起領導農民反抗資本家及地主的責任與義務。
盡管中國革命運動進入了新局面，但是中國統(tǒng)治階級(不論是帝國主義者還是軍閥資本家)對工人運動的壓制手段并未發(fā)生轉變，即“一是和緩革命的改良政策，一是露骨的白色恐怖”。大革命的失敗讓中國共產黨清楚地認識到，依靠投機軍閥的軍事力量打倒吳佩孚等舊軍閥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吳佩孚倒而工人依然被剝削被壓迫被屠殺，依然沒有組織工會的自由”。所以唯有工人階級掌握政權，才能徹底打敗各種新舊軍閥，使“'二七’屠殺的兇手永遠絕跡”。因此，鼓勵、動員中國工人樹立“奪取政權的決心”，就是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工作目標之一。
如何更有效地進行斗爭，是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面臨的重大問題之一。中國共產黨認為，首先不應把斗爭束縛在大規(guī)模罷工運動層面，還應包括諸如“怠工、包圍工頭廠主、停工示威”等小規(guī)模斗爭。其次，要讓反日運動與職工運動聯系起來，將其視為一種政治斗爭。再次，因為中國工人在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也遭受著中外資本家的大舉進攻，并長期處于薪資微薄、工作時間長久、勞動條件惡劣的情境之中，所以革命工會要抓緊進行經濟斗爭，證明以工會為代表的組織“不僅是號召無產階級作政治斗爭，并且也能以擁護無產階級日常生活中之經濟上的利益”，以此實現對廣大工人群體的動員與組織。
中國共產黨為適應革命形勢需要，提出了塑造工人階級形象的要求與部署。如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項英在論述當時中國工會組織發(fā)展狀況時指出，應注意改正“中國之無組織性，與不會利用組織的毛病”，在避免工會成為脫離群眾存在的包辦工會的同時，也要加緊消除以兄弟團、姊妹團為代表的工人原始組織的封建思想。項英關于工會組織的論述，是對工人群體革命組織性的界定。對工人階級組織性的培養(yǎng)，并非簡單將工人群體納入某個團體組織之中，而是要能夠提高工人階級的政治認識與階級認識。如果缺少這一要求，那么工人群體極有可能會為國民黨勞資合作理論蒙蔽，轉而加入各種反動工會或黃色工會。因而，項英強調，在今后的職工運動中，必須建立起“強固的工人階級的力量”，動員工人階級“積極領導農民斗爭”，“奪取政權”。項英的報告旗幟鮮明地表明了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工人階級形象的兩個重要特點：其一是因階級覺悟而形成的團結形象，其二則是因政治立場堅定、斗爭情緒激昂而形成的革命運動領導者形象。
上述形象特點的形成有兩方面原因。第一，國內革命形勢的發(fā)展對工人階級的歷史任務產生了影響，尤其是民族資產階級對革命的背叛，使得工農階級成為中國革命運動的主要動力。第二，世界革命進入第三期后，工人階級開始呈現出極為明顯的“左傾”與革命化，預示著“要有極巨大的、具有世界的歷史意義的事變到來”，且該事變一定具有十分明顯的階級沖突性質。在國際、國內形勢及以蘇聯為革命中心的國際工人運動的影響下，中國革命運動的“新的革命高潮將不可避免的要到來”。因此，在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一面宣傳“反對階級合作的思想”“反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欺騙宣傳”，一面實行著赤色職工國際第四次大會的決議，努力通過學習國際職工運動的斗爭經驗，實現國內革命工會的鞏固與發(fā)展。不論是動員無產階級群眾緊密團結在階級組織周圍，還是樹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領導權，亦或是加強工人階級在農民運動中的領導地位，這些都對工人階級革命運動領導者的媒介形象進行了強化。同時，職工運動與農民運動的聯系與結合，也促進了工農階級的聯合，這就使得工人階級不僅能夠在階級組織中團結本階級力量，同時也能夠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農民群眾。
總的來說，這一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對城市工人運動采取了樂觀、激進態(tài)度，認為工人階級因局勢沖擊和革命意識的復蘇，能夠在革命運動中發(fā)揮出巨大能量。伴隨著土地革命的開展，在工農聯盟政策的引導下，工人與農民共同成為當時革命運動的兩大主力，處于互相支持與互相影響的狀態(tài)之下。中國共產黨認為，只要能夠將民眾日常生活中的經濟斗爭與政治斗爭，同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的總斗爭相聯系，就能夠最終實現全國總同盟罷工，從而達到武裝暴動推翻國民黨政權的目的。在該理論的影響下，中國工人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格外激進的色彩，既因為工人群體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斗爭意識和革命熱情，也離不開中國共產黨對工人群體性格和行為的闡釋。
二
土地革命戰(zhàn)爭初期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工人形象的闡述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工人階級的生存狀況與政治境遇急劇惡化。為應對此種惡劣情勢，中國工人階級在中國共產黨與革命工會的領導下，保持革命熱情繼續(xù)同反革命勢力進行斗爭的同時，也愈發(fā)清晰地認清了自身所承載的歷史責任，從而更加堅定地團結在革命工會周圍。
（一）
飽受欺壓的中國工人形象
通過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當時政治形勢的分析，能夠十分直觀地感受到中國工人群體所遭受的壓迫與剝削，于是，中國工人階級便以飽受欺壓的媒介形象出現在社會輿論之中。中國共產黨將1927年國民黨反革命政變稱作一場新的“二七”慘案，指出自反革命政變發(fā)生之后，工人階級便開始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下。如廣東工人除面臨“強制減薪加時”的壓迫外，“工人稍有一點不甘受壓迫與剝削之反抗表示”，就會被當局和資本家“加之以'共產’罪名，嚴加懲辦”，如果工人不服從苛捐雜稅的抽取，也會被“即行拘禁，甚而加以死刑”。
羅章龍對長期處于軍閥割據狀態(tài)中的鐵路工人報以極度同情。中國鐵路工人因“工人文化的先進，工會組織的強大”，一度成為工人運動中的架海金梁，無奈自“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來，中國鐵路工人遭受到十分厲害的反革命進攻。如武漢地區(qū)的京漢路工人和粵漢北段工人，在“共產時代”締結的勞動條件統(tǒng)統(tǒng)被取消；軍閥勢力甚至隨意開除工人，禁止工人開會、交談、罷工，還派遣武裝警察監(jiān)視工人行為，使得這兩處鐵路工人的生活狀態(tài)“完全回復到古代奴隸的境遇”。而京津、河南和山東地區(qū)的鐵路工人，由于身處戰(zhàn)爭中心地區(qū)，所以“兩三年以來他們都說不上有正當工資”，軍閥在發(fā)給工人工資方面互相推諉，“所有的軍閥都希望在鐵路收入榨取大批款項為他們擁兵自衛(wèi)的資料”。有時即使發(fā)放了薪資，卻“也是七折八扣不兌現的紙幣”“半斤或一袋的面粉”，工人終日仿若乞丐一般艱難生活。
鐵路工人的遭遇，只是中國工人悲慘境遇的冰山一角。羅章龍指出，生活在“帝國主義和中國資產階級雙重剝削和壓迫下面的中國工人”，不僅承受著“工廠中羅旋般的壓榨，軍警式的管理，資本合理化的吃人制度”，更忍受著國民黨的反動統(tǒng)治，在層出不窮的“欺騙工人的花樣”中，“全國工人生活普遍的降落到空前未有的深淵中去了”。這些對中國社會現實的論述與描寫，向社會大眾呈現出一個飽受軍閥與資本家壓迫與剝削的工人階級媒介形象。
（二）
敢于反抗的中國工人形象
正是由于中國工人處于此種惡劣境遇之下，他們才更具有反抗帝國主義者、資本家及國民黨壓迫的潛力，中國共產黨始終鼓勵工人階級進行反抗斗爭，由此形成了勇敢斗爭、敢于反抗的工人媒介形象。如參加廣州暴動的工人階級，不僅確保了運輸及交通的順暢，還“饑不吃飯，渴不飲水，竭身陷火的英勇與敵人作戰(zhàn)，空拳木棍殺擒敵人”，展現了驍勇善戰(zhàn)的工人形象。又如浙江省工人曾因“生活的痛苦與國民黨的壓迫”而紛紛起來進行激烈的反抗和斗爭，杭州工人自發(fā)組織工人聯合會，公開表示對國民黨工會的不信任；天臺的數百鹽業(yè)工人自動進行“反抗增抽捐稅的運動”等。
中華全國總工會認為這些斗爭事實都表明中國工人階級并沒有屈服于國民黨軟硬兼施的雙重政策，反而英勇地進行著反抗。如在1928年下半年內，僅上海一地，前后就曾進行罷工90余次，參加工人多達20萬之眾，范圍涵蓋國內鐵路礦山等處；北方地區(qū)也以天津紗廠罷工為代表，體現了工人階級對國民黨的態(tài)度由“不滿意而進到憤恨和直接的沖突”。中華全國總工會將這些斗爭稱作“工人階級在長期鎮(zhèn)壓中對于國民黨鐵血政策與欺騙政策的總答復”，在社會輿論中形成了堅強不屈的工人階級形象。
上海法商水電工人也在斗爭中表現出了勇敢無畏之精神，不僅主動建立工會小組，還積極懲罰、肅清內部工賊，對背叛工人的沈福生“飽以老拳，并將他逮捕”，以及在談判中對出賣工人階級利益的劉云、程子卿等人施以毒手尊拳等，種種行為都展現了上海法商水電工人即使面臨著國民黨的嚴重監(jiān)視，也能夠大膽斗爭。同樣積極進行抗爭的還有上海茂昌蛋廠女工。在罷工運動中，全廠女工一齊動手將長期在廠內作威作福的買辦大打一頓，并將其“剝削工人得來的漂亮西裝”扯得粉碎。中外巡捕進廠試圖壓制女工的抗議行為，工人不僅面無懼色，聲言“要死大家死到一塊，要坐牢大家去，要我們不吵萬不能”；還反而將巡捕包圍起來，“左一個耳光右一個耳光”，把原本神氣活現的巡捕“打得面上又紅又腫”。面對如此大膽的工人，記者稱“茂昌的工人真勇敢，群眾的力量真?zhèn)ゴ蟆薄?/span>
（三）
團結統(tǒng)一的中國工人形象
中國工人由于歷史傳統(tǒng)的原因，其本身具有十分強烈的團體傾向。工人群體的團結互助行為，有時發(fā)生在一廠之內，有時則會遍及某一行業(yè)或地區(qū)。如上海浦東英美煙廠工人在“西人”試圖以“違背廠規(guī)”為由停歇某工人職務時，全車間工人能夠“將車停閉，作一致援助之表示”，“舉行全體罷工”。又如在上海電車工人罷工時，中華全國總工會曾發(fā)文贊揚上海各業(yè)工人的團結互助，稱其“本著階級的精神，組織了援助電車罷工后援會，實行援助電車罷工工友”。羅章龍也認為，“只有工人階級廣大的親密的聯合作戰(zhàn)，互相策應，互相救助，才能夠抵抗中外資本的聯合進攻而得到最后的勝利?！?/span>
中國工人群體在產生階級意識之前，是依靠各類互助組織和斗爭組織進行團體工作的，如以青幫為代表的各類“抱義氣”組織。在大革命失敗以后，很多工人離開革命工會，轉而加入各種原始組織，如兄弟團和姊妹團。在南方城市中，工人也形成了原始結合，組建了一批行會式工會。這些組織的存在，盡管一定程度上將工人聯系在一起，卻也對階級斗爭的發(fā)展造成了阻礙，模糊了工人群體的階級意識。中國共產黨指出，這些組織盡管是原始的、復古的、秘密的，但也可成為革命工會的基礎，因此工運工作者要用無產階級的思想來改造這種原始觀念，并“經過黨團領導這些組織實行斗爭，而在斗爭的過程中領導這些組織，使他們合并統(tǒng)一團結到赤色工會的組織方面上來”。
在培養(yǎng)工人群體的團結意識時，中國共產黨十分注意區(qū)別團結在革命工會中的工人與團結在三民主義旗幟下的工人，對于國民黨開設的各類用于蒙蔽工人的官僚工會，都積極帶領工人進行反對，“不斷的暴露國民黨官僚工會及黃色工會機關的罪惡”，并“在斗爭中宣布反動工會領袖賣階級的行為”。用“工人組織自己的工會，反對任何機關的委派工會”“工人自己選舉工會職員”等口號，與改良主義工會劃清界限，讓工人群眾能夠團結在革命工會周圍，加深對自我階級屬性的認知，從而結成堅實的工人團體。
截至1930年，中國共產黨認為該時期內“一般工人群眾的政治覺悟的確日益提高”，尤其是先進工人，他們“更日益表現對于推翻國民黨和武裝暴動必要的認識”。但不可否認的是，大革命的失敗不僅給中國共產黨造成了嚴重損失，也讓中國工人的精神思想與生活狀況落入低谷。加之缺少革命工會的領導，中國工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后，就集體陷入了“散漫無組織的狀態(tài)中”。
其中更有中國國民黨各派試圖利用工人進行權利爭奪戰(zhàn)，竭力“挑撥工人互相仇視，使工人內部分裂，嗾使工人互相殘殺”，最后則以治安維持者的身份對工人“加以暴動的罪名大施壓迫和屠殺”，用來掩飾其利用、殺戮工人的行為。為了阻止這種情況的繼續(xù)發(fā)生與惡化，中國共產黨提出要“領導全國工人群眾起來作一嚴重的反抗”，“揭破國民黨分裂工人屠殺工人的陰謀，號召全國工人階級團結一致的在階級戰(zhàn)線上反對屠殺工人的國民黨”，重申塑造工人團結形象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綜上所述，中國共產黨始終強調對工人群眾的思想意識進行引導與教育，認為“工人階級的勝利，只有在思想上戰(zhàn)勝了我們的敵人，才能獲得最后的階級勝利”。而從思想上戰(zhàn)勝敵人的表現就是具有斗爭精神和革命精神，不為改良主義理論所欺騙，始終能夠團結在革命工會周圍，堅持不懈地進行經濟斗爭和政治斗爭。中國共產黨塑造了積極正面的工人階級形象，將工人階級稱作“'二七’，'五卅’的戰(zhàn)士，是上海三次暴動的英雄，是收回漢口，九江租界的急先鋒，是廣州暴動，中國蘇維埃的建設者”……種種政治形象的確立與宣傳，不僅肯定了中國工人群體本身所具有的積極斗爭精神和團結力量，也進一步鼓勵工人繼續(xù)進行“反資本家進攻的斗爭”。中國共產黨對該時期工人群體媒介形象的闡釋，既是工人思想現狀的一種表現，更是中國共產黨對工人階級的無限期待。
三
土地革命戰(zhàn)爭中期中國共產黨對白區(qū)及
淪陷區(qū)工人形象的闡述
中國共產黨結合政治形勢與工人實際，在指出白區(qū)及淪陷區(qū)工人具有領導各階級民眾奮起反抗國民黨的壓迫統(tǒng)治與帝國主義的殘忍侵略的責任與能力的同時，著重刻畫了他們勇于反抗、堅持斗爭的革命者形象。
（一）
民族情感激蕩下的工人反抗運動
在“九一八”事變發(fā)生后，勞動界做出了種種表示以表達其愛國熱情與民族尊嚴。如工人李錦山聽聞奉天事變后，“憤日人暴橫，政府示弱”，“氣憤填膺，遂暗赴藥房，購買安眠藥水，背人吞服圖盡”。上海日商紗廠工人在“目睹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無端奪取東三省”后，自動成立“上海市日商紗廠工人抗日救國會”。由南京工會組織而成的工界抗日救國會也公開宣布“全體會員，不買日貨，不用日貨，不作日傭，不供給日本原料”。
伴隨著民族情感的勃發(fā)，中國工人運動得到了一定發(fā)展。城市產業(yè)工人進行的罷工斗爭多具有政治性與進攻性，在以國民黨及黃色工會為主要斗爭對象的同時，針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大罷工也日益激烈。如“九一八”事變之后，香港地區(qū)隸屬日商的碼頭工人和駁船小工，因“恨日人之橫暴，愛國之心油然而生”，拒絕一切起卸貨物及載客工作，認為“日本竊占東省，關系我民族存亡，各處民眾均一致起來抵抗”。日商碼頭工人還向政府呈文，聲言“工人等恨國土被占，同胞被戮，義憤填膺，無可宣泄”，愿“盡力反日工作，為政府后盾”。盡管這些罷工大部分尚為自發(fā)運動且屬于經濟斗爭范疇，但已涉及多個產業(yè)，如“市政、紗廠、印刷、北方鐵路、礦工”等。
面對工人階級的抗爭，不論是帝國主義者，還是國民黨和資本家，都“更加殘酷的使用暴力來壓迫工人的斗爭”。國民黨從法律層面對工人群體進行鉗制，出臺工廠法、工會法對工人進行強制仲裁，明令禁止工人階級為爭取自身利益而進行的各種抗爭活動，對斗爭工人實施逮捕等。資本家則通過控制就業(yè)對付工人，采取開除政策，“整個的部分的開除罷工工人”，日本資本家甚至以“關廠政策對付工人”。為了穩(wěn)定局勢，國民黨也會與資本家合作，一邊“到處收買流氓工賊，在企業(yè)中組織法西斯蒂隊伍”，對工人戰(zhàn)線進行分裂，或者“利用失業(yè)工人及災民來破壞罷工”；一邊“在工廠配置武裝廠警”，對工人“施行嚴格的檢查”和戒嚴。國民黨宣傳“一致對外”“增加生產”等口號，讓資本家有合法理由“加重工人工作，減少工資”，千方百計地“進行資本主義的合理化”?？偠灾摃r期內國民黨與資本家協力合作，一致“在'退職’的口號之下來反對工人的反日罷工”，用“違法行動”的名號“解散罷工工人”，控制工人的反抗斗爭。
在該情形下，中國共產黨提出要通過赤色工會擁護工人階級切身利益，完善“工人階級群眾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資本家的進攻”的組織。具體工作內容包括通過組織反帝示威提高工人情緒；在企業(yè)中增加中共黨員及工會會員，以此團結工人群眾在工會周圍；建立工廠委員會并領導罷工斗爭，組織工人反日義勇隊等。
（二）
“一·二八”事變后的工人形象基調：
奴隸與反抗者
中國共產黨對工人奴隸形象的描述主要從兩個方面進行，一個方面是敘述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指出“日本帝國主義奴役屠殺中國民眾，霸占中國領土的政策之兇暴性質”。中國共產黨如此形容淪陷區(qū)工人生存現狀：“東三省與上海附近地方……無數千萬的工農勞苦群眾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炮火下化為灰燼，工廠關門市場毀為一片焦土”，即使有工農在侵略者的炮火之下幸存，也會最終“死于饑餓與失業(yè)”。
有關日軍行事殘忍的新聞報道層出不窮。如日軍在沈陽迫擊炮廠工人住所“拋擲霤彈”和“以槍刺亂戮”，造成“工人死傷者三十余人”；駐扎在上海滬西一帶的日軍陸戰(zhàn)隊，素來“形勢洶洶，時思尋釁，恐嚇婦孺”，時常發(fā)生日本水兵不問情由即“紛持木棍槍柄，向眾工人猛擊亂毆”事件，足見“日水兵之兇橫，時思尋釁生事”。也有日本巡邏兵向路邊小販“有意尋釁，以棍毆打，致受微傷”；時有工人不服，“與之理論，亦被毆打”。還有日軍在上海街頭無故“綁去印刷工人二十五人”，并將其中十三人毆至重傷。
除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迫害中國民眾外，其他帝國主義者也乘“九一八”事變的發(fā)生而加強了對工人階級的剝削。由美國資本家經營的上海電力公司曾在1932年6月以“營業(yè)影響”為借口，大批開除“工作十余年之老工人”，并且對這批被“驟然辭退”工人的“儲蓄金、退職金，扣留不發(fā)”，致使電力工人衣食無著。
第二個方面是揭露國民黨投降行為，認為國民黨是中國民眾奴隸化的幫兇。中國共產黨指出，國民黨“不惜以血的屠殺勞苦群眾來獻媚日本帝國主義與出賣上?！钡男袨椋褪菄顸h“公開與日本帝國主義一起來壓迫革命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的證明。除帝國主義及國民黨政府對工人等勞苦群眾施行壓迫統(tǒng)治外，中國地主資產階級也因經濟危機的深入而加緊剝削工人階級，試圖以此“抵償經濟危機的損失與尋找經濟危機的出路”，具體表現為“減低工人的異常微小的不能一飽的工資，取消月賞，延長工作時間，大批的開除”等。
國民政府機關也對國內工人階級訴求置之不理，試圖以此消解工人階級愈發(fā)激昂澎湃之斗爭情緒，1932年5月發(fā)生的上海郵務員工罷工運動就是郵工對交通部官員尸位素餐的反抗。郵工是中國工人階級中“富于思想之革命分子”，此次因目睹中國郵政日漸傾頹，甚為憂慮而萌生拯救郵政的心緒。經各界郵務員工反復研討后，認為“今日郵政衰敗之原因，非盡由于天災人禍，影響業(yè)務上不振所致”，實因郵政的組織、制度，認為單純增加郵資不能解決郵政危機，反而會成為“將來郵政慘敗之伏線”。因此“匯集三萬六千郵工之意見”擬定救郵方案，本著“維護國家事業(yè)、保障民眾利益”的目的呈送交通部。然而交通部對此方案不聞不問，“毫無開誠接受之確切表示”。上海郵務工會“不忍坐視郵政事業(yè)之覆亡，迫不得已，惟有含辛忍痛，急起自救”，以罷工“促當局之反省”。此番行動“乃出自愛護郵政、愛護國家之心，初非以謀工人自身利益所可比擬。雖含辛茹苦，茍能挽救郵政一線之生機，死亦何辭！”郵務工人力竭聲嘶、言辭懇切，而交通部官員無動于衷、“諉若無聞”。
中國共產黨深度刻畫了咄咄逼人、殘忍屠殺中國民眾、大舉侵略中國領土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形象，戳穿了國民黨政府的假面，揭發(fā)其退讓投降、出賣國家利益行徑，進而描繪出其日本帝國主義者最大幫兇的政治形象。而中國工人階級作為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反抗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的中堅力量，必然是以英勇的反抗者形象存在。中國共產黨將工人階級的各種罷工斗爭——“占廠，解除警衛(wèi)隊的武裝，監(jiān)禁管理人員”稱為“革命的反攻”，認為這些行為體現了工人“熱烈的戰(zhàn)斗精神”。
全國各地接連涌現的工人罷工浪潮，充分證明了工人階級在革命運動中的“先鋒領導作用”。如上海藥業(yè)職工以罷工為方法警告意圖取消原訂勞資條件的資方，指責其在此“西藥盛行”之際，“倭寇犯境，國難方殷，社會恐慌極端，失業(yè)陡增之秋”，不去圖謀救濟國家或“商戰(zhàn)競勝”，卻“以壓迫工友為能事”，“任意破壞勞資條件，藉故開除在業(yè)職工，拒絕失業(yè)替工”，藥業(yè)職工聲言要以罷工反抗資方不合理行為。上海虹口地區(qū)六家絲廠——怡昌、云成、祥成、通緯、裕經、興綸也相繼于1932年6月發(fā)動罷工，以“反對各資方擅自減低工資，破壞勞資條件，延長工作時間”的行徑。
中國共產黨統(tǒng)計1931年至1933年間罷工工人數時指出，“三年來參加罷工運動的工人數目是一年比一年多。一九三一年為772477，一九三二年則增到1110170”，1933年時，工人斗爭呈現出“高漲而尖銳化”的樣態(tài)，證明了“中國的工人階級已經站在反帝斗爭的前線……在整個中國爭取中國的獨立和統(tǒng)一的斗爭中獲得了領導的地位”。
四
中國共產黨對工人媒介形象的闡釋與塑的意義和影響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依托其對國內革命形勢的判斷，對工人階級形象的塑造提出了新的要求，并結合工人運動的發(fā)展趨勢與工農聯合政策，對工人階級媒介形象進行了闡釋。在土地革命戰(zhàn)爭中前期，不論是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還是反對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的斗爭，亦或是充滿愛國熱情與民族尊嚴的抗日活動，在這些革命運動的開展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借助大眾媒介的宣傳作用，在社會輿論中塑造了以飽受欺壓、敢于反抗、團結統(tǒng)一為特征的工人形象。
工人階級飽受欺壓形象的形成無疑對中國革命產生了積極作用。林育南認為，“我們的生活不與民眾接觸，不明瞭民眾生活之實際情形，不能感受民眾所感受的痛苦，不知道民眾所受的壓迫，如何能發(fā)生憤怨不平的感情？不深入社會，觀察舊社會之黑暗腐敗，舊經濟制度之剝削勞工，政治之壓迫平民……如何會對舊社會制度文化及統(tǒng)治階級發(fā)生仇恨和深惡痛絕的感情？……如何發(fā)出民眾的呼喊，表現反抗的精神？”因而，中國共產黨對工人階級飽受欺壓形象的刻畫，一方面為社會各界提供了一個接觸、了解工人階級生存現狀的平臺，以工人階級真實的苦難生活激起其他被壓迫民眾的“憤怨不平的感情”，從而推動更廣范圍的革命運動的爆發(fā)；另一方面也向工人群眾論證了這樣一種觀點，即每個工人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絕非個人的不幸，而是階級的苦難，由此便能夠推動工人群體萌生階級覺悟與斗爭精神，激勵工人階級以實際行動反抗壓迫。同時，對工人階級悲慘生活的描述，也讓工人階級的反抗運動師出有名，打破了統(tǒng)治階級對社會輿論的掌控。
對工人階級反抗者形象的描寫，在體現出工人的階級覺悟與革命要求的同時，也是對工人階級進行正向激勵的一種途徑?？隙üと穗A級反抗行為的正義性與合理性，不僅能夠使已覺悟的工人繼續(xù)保持斗爭狀態(tài)、增強革命熱情，同時也能夠用斗爭的勝利對尚未覺悟、尚未反抗的工人群體予以啟發(fā)與鼓勵，從而能夠動員更多的工人群體加入革命隊伍，最終實現“運用武力來推翻統(tǒng)治階級的政府和一切舊勢力”的革命目標。
而對工人階級團結形象的宣傳，一方面能夠鞏固工人階級團結程度，引導工人階級緊密團結在中國共產黨與革命工會周圍，繼續(xù)進行革命斗爭；另一方面也證明了工人階級情感之深厚，并以同盟罷工等實際案例向社會各界展示了工人階級所具有的巨大政治能量，從而動員其他被壓迫群眾加緊聯合與團結，與工人階級一致向統(tǒng)治階級發(fā)起反抗。
不論是工人階級的被壓迫者形象，還是反抗者形象與團結形象，這些特征均是工人階級革命運動領導者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壓迫與剝削的存在，為工人階級提供了斗爭的勇氣；反抗運動的此起彼伏，證明了工人階級革命精神的穩(wěn)固；而階級的團結與聯合，則彰顯出工人階級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的核心地位。由此就在社會中形成了如此輿論：工人階級不僅在實際行動中展現著革命先鋒的優(yōu)秀品質與無畏精神，同時其思想水平也能夠視作全國被壓迫民眾之榜樣，這是中國工人階級媒介形象的重要意義之一。
土地革命戰(zhàn)爭期間，中國共產黨對工人階級媒介形象的塑造除對當時中國革命發(fā)展發(fā)生積極作用外，還對后續(xù)革命運動的籌劃與開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工人階級媒介形象的塑造與宣傳，有效地鞏固了工人階級的革命性與斗爭性，使得工人群體在本階級模范形象的動員與激勵下，能夠持之以恒地參與革命運動。而該時期圍繞工人階級形象塑造進行的各種黨政工作與輿論宣傳工作，也為抗日戰(zhàn)爭時期和解放戰(zhàn)爭時期工人階級形象的塑造與闡釋提供了豐富的理論經驗與實戰(zhàn)經驗。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塑造出來的工人階級媒介形象一定程度上延續(xù)了大革命時期工人群體的典型特點，同時又為適應變化中的政治形勢而有所改變，因而能夠在整個近代工人階級媒介形象變遷史中發(fā)揮承上啟下的作用。
中國共產黨自其成立，便始終強調自身工人階級政黨的屬性，十分重視工人階級革命力量的培養(yǎng)工作。因而，將工人階級塑造為敢于反抗壓迫與剝削、思想文化先進、具有強大戰(zhàn)斗力、革命運動領導者與民族解放運動先鋒等形象，實際上是對中國共產黨革命與先進形象的塑造。此舉不僅對于中國共產黨吸引和團結被壓迫民眾、擔當起革命領導者責任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將中國共產黨與以國民黨為代表的反動勢力鮮明地區(qū)別開來，有力地打破了反動勢力的各類虛假政治宣傳，極大程度地維護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形象。借助大眾媒介進行的輿論宣傳工作，使民眾直觀地認識到只有代表工人階級和勞苦大眾的中國共產黨才是中國的希望。因此，對工人階級媒介形象的塑造有助于中國共產黨在公眾輿論中確立自身良好形象，為后續(xù)革命運動的動員與開展提供了一個積極向上的社會輿論氛圍。
綜上所述，土地革命戰(zhàn)爭中前期，中國共產黨對國內革命形勢進行了研判，通過領導工人運動、宣傳實際案例，塑造了飽受國內外資本家和國民黨壓迫的工人媒介形象，促進了勇于斗爭、敢于反抗的工人媒介形象的形成。同時，因“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的發(fā)生，工人階級的抗日形象也頗具雛形。中國共產黨將中國工人視為抗日先鋒，并將工人階級的抗爭熱情與反抗資本家剝削、反抗國民黨壓迫聯系起來，刻畫了一個充滿反抗意識和愛國熱情的激進工人形象。層出不窮的工潮事件和罷工、怠工運動表明，值此國家危難之際，不論是因為大革命時期赤色工會對工人影響深遠，還是出于民族情感和愛國熱情，或僅是因為物質生活的困窘，這些因素都在促進工人由隱忍轉向激進，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教育下，中國工人階級始終都是社會群體中最為活躍的抗爭者。
作者：李妍妍，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2018級博士研究生。
來源：山東工會論壇，2022-11-17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漢冶萍公司檔案的搜集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14ZDB044)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引用原文】李妍妍.土地革命戰(zhàn)爭中前期中國共產黨對工人媒介形象的闡釋研究[J].山東工會論壇,2022,28(05):100-111.
（注釋及參考文獻見原刊）
聯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