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與危機，是歷史一體之兩面，危亡之中蘊含著盛世的機遇，盛世之中卻又埋下了危亡的種子，這在中國歷史的發(fā)展中體現的尤其明顯。本文試以北京與關中歷史地位的轉換，探討一下中華文明在盛世與危機交錯下的發(fā)展歷程。
中華文明發(fā)源于黃河流域，尤其是晉西南盆地，即所謂的河東地區(qū)，洛陽盆地，即所謂的河南地區(qū)，豫北地區(qū)，即所謂的河內，以及淮上地區(qū)，淮河上游的山前臺地和谷地，和關中地區(qū)，即渭河谷地，可以說是中華文明形成的核心地區(qū)。而三河——河東、河南、河內，加淮上和關中，也長期在中國歷史上占據重要地位，尤其是政治地位。
根據現有史料來看，夏朝的統治中心在河東、河南、淮上一帶，商朝的統治中心在河內，周朝的統治中心在關中和河南。而之后的各帝制朝代，秦漢隋唐的統治中心基本都在關中和河洛地區(qū)，直到五代和宋朝之后，中國的統治中心地帶逐漸向北京地區(qū)轉移。
這種轉移，表面上來看，是由于北方少數民族地區(qū)的崛起。北京作為由草原和森林地區(qū)進入華北平原的第一個大城市，同時加上其優(yōu)越的地理形勢——左環(huán)滄海，右依太行，背靠燕山，俯視華夏，和優(yōu)越的自然環(huán)境，水源充沛的山前小平原，不澇不旱，適合居住，成為了崛起的北方少數民族統治中國的自然而然的選擇。距離老家近，又方便統治中原漢地。
然而從深層次的原因來看，中國統治中心由關中河洛地區(qū)轉移到北京，其實也是由中國歷史發(fā)展的大勢決定的。唐朝是中國古典時代的頂峰，然而歷史是沒有天花板的，中華文明想要打破由唐朝創(chuàng)造的歷史格局，并且更進一步，就必須另尋出路。
唐朝是公認的盛唐，然而歷史并不會因為你的輝煌而止步不前，那么從當時的情況來看，中國歷史又有哪些發(fā)展趨勢呢？
首先是北方少數民族地區(qū)逐漸形成國家組織。這和兩晉南北朝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建國完全不是一個概念，這是在幾百年的交流和碰撞下形成的新局面。原來處于部落形態(tài)的北方草原和森林地區(qū)逐漸文明化，并由當地民族在當地建立國家組織，進而改寫了中國歷史進程，這是第一次出現。
當然少數民族地區(qū)出現國家組織并不是第一次，在這之前還出現過高句麗和渤海國，但是他們的歷史影響太小，只能算是北方少數民族地區(qū)崛起的先聲。
北方少數民族崛起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漢地經濟的繼續(xù)發(fā)展，商業(yè)充分發(fā)展，市民社會形成，中國已經完全不同于中古時期的純粹商業(yè)文明。由此帶來的則是中國南方的徹底開發(fā)，南方地區(qū)從此成為中國的經濟重心。
進步的南方和崛起的北方，這從此成為中國歷史發(fā)展的兩條主線。中國若要發(fā)展，需要向南方看齊，中國若要安全，則必須解決好北方問題。而社會的發(fā)展和文明區(qū)域的擴大，同時向中央政府提出了兩個問題，即政府的管理需要由粗放走向精細，常備兵源，特別是京畿地區(qū)駐扎的兵力，必須增加。
政府管理精細化，則中央政府需要增加管理人員，兵力增加，也就是軍隊數量增加，這對中央政府統治中心地區(qū)的供養(yǎng)能力都提出了要求。而原來的渭河谷地自然而然就被淘汰了，關于關中的供養(yǎng)能力問題很多地方都有論述，在此不再贅述。
原來的統治中心淘汰之后，新的統治中心必然要選在東部平原地區(qū)，以借助東部的物力供養(yǎng)中央政府。而政府能力的加強，中央集權的提高，又避免了地方對中央的威脅，讓統治中心轉移到東部成為可能。
所以從后梁朱溫開始，中國的首都從長安轉移到了開封，但這只解決了一個問題，即供給問題，而由北方少數民族地區(qū)崛起造成的安全問題并未解決。直到元朝以北京為都一統天下，這個問題才得到徹底解決。之后明清兩朝繼續(xù)以北京為都，也算是對北京地位的認可。雖然明初一度定都南京，但也很快又遷回北京，因為定都南京解決不了安全問題，而定都北京也可以通過運河解決中央政府的供養(yǎng)問題。
其實現在隨著技術條件的改變，統治中心其實有了更多選擇，以現在的運輸條件，供養(yǎng)問題在大多數中國大城市都很好解決。安全問題其實選哪里都差不多，核武器和火箭的出現讓原來的山川地勢失去了意義。
中國現在依舊定都北京很大程度上是由歷史心理和中國的陸權傳統決定的，其實如果定都鄭州或者武漢，感覺應該也不會有多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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