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醉石（1886-1969）原名源鄴，字李侯，小字蒲傭，號醉龍、醉農(nóng)、韭園，別署醉石山農(nóng)。中年后所作書法、印章皆署名醉石，遂以此行天下。湖南長沙人。
唐氏幼時失怙，然性敏而好學，臨池日課，從不間斷，據(jù)文相質(zhì)，悠然意遠，祖父極鐘愛。十八歲時隨外祖李輔耀宦游浙江，后即客居杭州。因其外祖父一家均是飽學名士，故家中藏書之廣涉及經(jīng)、史、子、集，碑版圖錄，靡所不備。每有不解處，家人為之解答，常以筆錄之，天長日久，所學益進，為其修養(yǎng)、見地奠定較為厚實之根底。居杭得與浙中文人墨客相往來，朝夕浸潤于翰墨之場，可謂是鐘靈毓秀，熏陶非淺。西泠印社創(chuàng)設不久，其即熱心社事，出力甚勤。為早期社員之一。當時社內(nèi)勝跡甚多，其中有“斯文”一址，題額隸書三字，即為唐氏手書也。
此時他在書法篆刻創(chuàng)作上聲譽日隆，對碑碣拓本更有較強的甄別能力，又迥然有別于市井販售古董者。唐氏能說出此件為真，真在何處，此件為贗品，又假在何處。幾經(jīng)實踐驗之，遂為人信服，其名亦不脛而走。不久，故宮博物院文物館在北京初創(chuàng)，他被聘為顧問，其鑒賞之名，至終老為學界贊嘆。
一九二七年，北伐戰(zhàn)爭勝利后，唐氏與王福庵、馮康侯相繼任職于政府印鑄局。凡重要官印，或出手擬，或經(jīng)磋商會審，始付鑄制。諸老各有所長，相互益善也。唐氏一生有謙謙君子之古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故在北京、南京期間印界同仁對其口碑甚好。一九三四年西泠印社印刊行《現(xiàn)代篆刻第六集》即《唐醉石印存》，可見其早年風貌。一九三六年，他隨局西遷重慶，在此邂逅金石學家易均室（忠篆），既是同齡之人，又有相同雅好，多有交流，并有詩文傳世。抗戰(zhàn)勝利后，唐氏寓居上海，掛牌訂潤以鬻書刻印為自給。一九四八年，唐氏輯自治印成《醉石山農(nóng)印稿》一冊。此書流傳甚廣，為大江南北印人所景仰。
△醉石分書（唐醉石篆刻作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唐氏愈發(fā)孜孜于印藝，淬勵奮發(fā)。一九五一年一月，應邀赴武漢出任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后又兼任湖北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一九六二年，他在當?shù)爻珜?chuàng)立東湖印社，被推為首任社長。西泠印社六十周年大會時，當選為理事。一九九零年湖北省文史研究館廣收唐氏印蛻五百八十余方，輯印《唐醉石治印選集》傳世。不僅印式、風貌各異，也能全方位地看出他一生治印求藝之軌跡，堪稱佳構。
關于唐醉石藝術風格的形成。因他是“浙派”在民國期間的優(yōu)秀傳人，又是西泠印社篆刻創(chuàng)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之所以能飲譽中外，實乃其人格高尚與藝術魅力之相融合所致。我們后輩既要看到他治學求藝的初期、發(fā)展與形成個人面貌的全過程；也要在宏觀上正確、評估他在思想觀念上的轉(zhuǎn)變，尤其是他對待流派繼承的態(tài)度，比前賢先哲有所突破，頗具創(chuàng)造性、前瞻性。究其創(chuàng)作主攻方向、審美取向、藝術語言表達方式等，撮其大要分述以下三點：
一、自古以來，國人不論治學求藝，皆極重視師承，鑒古開今，淵源有自。唐氏早年經(jīng)友人引薦，曾從師婁縣張定（叔禾）。師督極嚴，以周秦兩漢入手，規(guī)方摹圓，不容失之法度。此說自《廣印人傳》《傅大卣手拓印章集存》《民國篆刻藝術》等相關論著刊載，已成定論。惟金陵印壇名宿八十六歲的汪庵云，唐氏在南京期間與之談起，其與王福庵在杭州時曾同拜一老師，為盟志印學，王字印傭，唐字蒲傭。此事待考，特此說明。事實上，一位名家，一生在師承上轉(zhuǎn)益多師，也是取精用宏的表現(xiàn)。
△綰秋榭（唐醉石篆刻作品）
二、唐氏系舊家子弟、家學瞻富。憑其胸臆、天賦必能深悟“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之哲理。而廣義地“求師”，是按自身條件、氣質(zhì)、學養(yǎng)，有目的地向古人學。對“西泠八家”耳濡目染，非一時一日之所為。瀏覽、臨仿、博取，化為已有時才能審時度勢，掌握分寸。其于陳鴻壽、趙次閑兩家，最為用力。取陳之超逸簡古，擅切刀，縱橫爽利；得趙之工整挺拔，悟彼用復刀之長?！白尮湃藶槲宜茫俏覟楣湃酥??！币簿褪钦f他絕不照搬，不徒虛形，而求出神入化。值得注意的是：唐氏立足印壇時，正是“浙派”衰落時期，當時既無大家出現(xiàn)，而趙之琛晚年治印僅存形式技巧，漸趨僵化。出于藝術家的責任心，他在創(chuàng)作上既保留了浙派的精萃所在，自覺地突破陳式，從吳讓之“治印如寫，運刀如筆”中尋求“自我”：感悟趙之謙的“印外求印，箋墨交融”的主張；正視黃牧甫的善用沖刀，刻出專一表現(xiàn)的“光潔無倫”。故讀唐氏四十歲后印作，日漸大刀闊斧、蒼茫穩(wěn)健，這種穩(wěn)健絕非拘謹，而是以穩(wěn)健克服姿媚而含豪宕之致。他摒棄了往昔用刀過于瑣碎的習氣，絕去小家碧玉之氣，力求藝術語言高古、莊重、渾厚。愈至終老愈讓人感到老辣、質(zhì)樸。
三、唐氏一生酷嗜摩崖碑版、金石之學。極注重尋覓、鑒賞與收藏。余紹宋主編的《金石書畫》（《東南日報》副刊）第十九期有文章說南京城北一小酒家保手中有方疊文宋印，唐氏專誠往訪而得之。愈劍華《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評他曰：“博古多識，秦漢碑碣一入其目，真贗立判。工漢隸，精篆刻。留心印材，偶得佳石必摩挲品玩，幾欲具袍笏而拜之。何等癡迷執(zhí)著，沉浸經(jīng)年，自得方整古厚之氣。
△屈跡泥涂（唐醉石篆刻作品）
從中國篆刻藝術發(fā)展史的立場來論證，進入民國后，原處于式微的浙派有振興之勢。一是西泠印社的創(chuàng)建、成立有推動作用，二是出現(xiàn)了王福庵、唐醉石等又代表性的大家，他們奮起直追，善取其他流派名家之長，鼎力革新，風云際會，實乃力挽頹勢。學人稱為振興浙派的一支新軍。唐氏的業(yè)績尤為突出：妙契兼容并蓄，又不失浙派正宗。自古以來，人皆會說不囿于門戶、不囿于師說，然行動起來，頗為不易。況且繼承是為了弘揚、發(fā)展，以量化理念言之當是遞增，是一代勝于一代。不是遞減，更非“一潭死水”、抱殘守缺。故爾，唐氏對浙派的繼承，是立足于藝術語言表達方式的多元化。取人之長，補己之短。這就補充、擴容了浙派篆刻藝術的內(nèi)涵。只有不斷創(chuàng)新，一個流派才會有頑強的藝術生命力。于是，評估唐氏一生的成就，其個人與浙派、與印社是相濡以沫、相得益彰的。他在藝術上的建樹是對繼承作了嶄新的詮釋。他的膽識與抉擇，并非人盡有之。他順應了時代潮流，又為后人做出了榜樣。一百年來，浙派與西泠印社從杭州走向全國、走向世界，唐氏是重要功臣之一。
△節(jié)廠印泥（唐醉石篆刻作品）
鑒賞唐氏印作，從周秦古璽、漢白文、細朱文印等樣式來看，其印風寬博質(zhì)樸以雅雋出之，追求凝重古厚而絕棄斑駁、修飾，在漢白文印尤為凸顯，例如“潘伯鷹印”，“節(jié)廠印泥”、“唐源鄴李侯印”等，雖取徑不一，在豪放跌宕中均透有幾分空靈之氣。因他是篆刻家，又是金石學家也。
——此文轉(zhuǎn)載自《西泠百年印舉》（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孫洵，男，1936年10月生。南京市向陽衛(wèi)生院前任院長，現(xiàn)為主治醫(yī)師。西泠印社社員，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會員。自幼酷愛文史，先后問學于胡小石、陳中凡、黃淬伯、高二適、張壽谷、唐圭璋、徐復諸先生。從事書法篆刻創(chuàng)作的同時，潛心書史、書論、印史、印論的研究。參加撰寫《中國書法鑒賞大辭典》、《中國書法名作辭典》、《中國文化史之跡》、《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傳略》。有書法作品和論述在《書法》、《書法報》、《江蘇畫刊》等報刊上發(f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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