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注本二十四史》是1994年8月由國家文化部批準立項的大型文獻整理項目，由中華文化促進會發(fā)起主持，攜手華僑城文化集團, 聯(lián)合國內(nèi)頂級高校和研究機構(gòu)，匯聚全國 300 余名史學專家，基于“二十四史”而編纂，開“史家注史”的先河，被譽為“文史界的三峽工程”。本書充分利用當代史學研究成果、近現(xiàn)代考古成果以及金石碑刻等資料，在正史整理研究歷史上首次為二十四史進行全面注釋，形成一套反映數(shù)代學人研究成果的二十四史新注本，填補“二十四史”中后二十史無注釋的空白。
《今注本二十四史》問世，讓許多讀書界的朋友對“史家注史”發(fā)生了濃厚興趣：什么是“注”，為什么要“注”，“注”的價值和意義何在，以及既有古注為什么還要今注，等等。
（一）
最早的“注”，是注“經(jīng)”。即注釋《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jīng)”。
“六經(jīng)”也稱“六藝”?！稑贰吩谙惹匾堰z失，因又稱“五經(jīng)”。
“五經(jīng)”之注可以追溯到漢代。這說明漢代的文化人，已經(jīng)讀不懂先秦的典籍。
為什么讀不懂？有位國外漢學家說，中國古代典籍的“元文本”，是“非自明性的”。意思是，古文并不像現(xiàn)代漢語那樣，能夠令讀者“望文生義”。
所以如此，有人歸咎于文字、語言兩個系統(tǒng)的分離，有人歸咎于古時書寫（刻）困難所導(dǎo)致的過度簡約，也有人歸咎于古文作者刻意古奧、神秘（如易經(jīng)之語）。
據(jù)說與班固的同時代的大學者馬融，年輕時為了讀懂《漢書》，曾經(jīng)跟隨班昭專門學習古文。漢晉間研究《漢書》音義的人出了一堆，注家蜂起，可見班固文章之難解。
《說文解字》的注者，清人段玉裁說：“釋經(jīng)以明其義曰注”。
“以明其義”是注釋的基本功能。但是這四個字卻不能涵蓋“注”的全部含義、類別、方法和意義。
最初的經(jīng)注稱作“傳”。
“傳”即傳授、講解。目的是解釋經(jīng)文的含義。如漢初毛亨的《毛詩故訓傳》 ，簡稱“毛傳”、“毛詩”。毛詩不僅是最早的詩經(jīng)傳注，也是我國現(xiàn)存典籍最古老的注本；武帝時孔安國的《古文尚書》；解說《春秋》的“三傳”即《左傳》、《公羊傳》、《谷梁傳》，均為傳。
時間推移，每有新注補充和修正舊注，則稱為“箋”。東漢末年的經(jīng)學家鄭玄，其《毛詩傳箋》所以稱為“箋”，就是因為他是在《毛詩傳》基礎(chǔ)上寫成的。鄭玄的“箋”還有尚書，禮記等注本。因而被稱為“鄭箋”。
到了唐代，先秦典籍，包括漢代人寫的傳箋也成了古文，也難解讀了。因此唐代注家不但要注釋先秦典籍，還要注釋漢代的注，如此就出現(xiàn)了“疏”、“正義”之類注體。
“疏”是疏通，“正義”則是辯明本義。這類注釋，已經(jīng)不限于字、詞之義，還有了“串講”。
唐太宗令孔穎達著《五經(jīng)正義》并以朝廷名義頒布，使注疏之文超越學者個人見解而上升為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注”的地位遂被提升。
“以明其義”除了文辭解釋外，還包括“章句”
之學，就是人們常說的“句讀”（dou）?！熬洹钡姆柺且粋€圓圈?！白x”的符號是一個小點。其功能是“斷句”。顯然，句讀的功能同樣是“以明其義”，并與現(xiàn)代漢語的標點相類似，后文說到今注時，再一并說及。
宋代注疏的一大特色是學者不再滿足于解釋古書之義，他們借注疏發(fā)表自己的見解。誠李贄所謂“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這方面最突出的人物與著作當數(shù)朱熹及其《周易本義》、《詩經(jīng)傳》、《四書集注》。后者不僅代表了當時的經(jīng)學水平，而且成為后世科舉考試的題庫和標準答案。所謂科考，從某種意義上說，考的也是生員對于古籍的詮釋與發(fā)揮。
清代古籍整理與研究，重在文本校勘和材料的考據(jù)，方法上更加進步。由阮元主持纂刻，并一印再印的《十三經(jīng)注疏》，以及他所寫的《?？庇洝?，可以說是經(jīng)學注疏的集大成之作！
傳、注、箋、疏、正義、?？敝猓杏衅渌恍┟恐T如訓詁、串講、音義、解、詮、述等等，其基本功能都是對古文典籍的解釋和講述，使之由隱而顯，由晦澀而清晰。
我注意到有的學者認為從古文到白話文的轉(zhuǎn)譯也是一種注釋。我還沒有準備好接受這種看法。暫且不論。
注“經(jīng)”的同時，其他古書的注疏也逐漸出現(xiàn)和擴展，包括對古代歷史著作的注釋和研究。
（二）
歷來有種說法，注經(jīng)在先，注史在后。
不過明清學人如王陽明、章學誠則主張“六經(jīng)皆史”。在他們眼里不僅《尚書》、《春秋》是史，即使《詩經(jīng)》這樣被后人列入文學類的篇章，也在以歌謠的方式記錄史事。張蔭麟《中國史綱》即引《詩經(jīng)·小雅》的《采薇》《出車《六月》等篇述及周厲王末年周人出征獫狁的史事。上古經(jīng)史不分，文史也應(yīng)如是。因而先經(jīng)后史之說怕也不甚恰當。
經(jīng)史分門別類是漢代以后。而歷史文本的注釋，其突出成就也體現(xiàn)于“前四史”即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范曄《后漢書》、陳壽《三國志》四部史書的注釋。其代表作分別是《史記》三家注（即南朝劉宋裴骃的《史記集解》、唐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唐張守節(jié)的《史記正義》）；唐代顏師古《漢書》注，李賢編纂的《后漢書》紀、傳注，和南朝宋人裴松之《三國志》注。
“今注本”編委會的一位同仁告訴我，注史之由蓋出以下三個原因。一是史籍文辭深奧，不注釋難于理解；二是史書傳抄流轉(zhuǎn)，極易出現(xiàn)文本謬誤；三是史著每出于一氏，見識有限，容易偏頗。通過注釋可以增補缺失，修正史實。趙并引述裴氏寫給宋文帝的《上三國志注表》加以說明：“壽書銓敘可觀，是多審正。誠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wù)在周悉。上搜舊聞，旁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guān)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也罔不畢取以補其闕?；蛲f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并皆抄內(nèi)以備異聞，若乃紕謬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p>
僅此一段，已說明后世學者為何將裴松之譽稱為“史之忠臣”。裴松之廣征博引，為《三國志》補充了大量史料。
另一裴注，則是裴骃注《史記》。裴骃是裴松之的兒子。他的貢獻之一是開創(chuàng)“集解”的體例。依據(jù)采自多家，對于不同版本，不同注釋，采取“并收諸說”的方法，此外還要附上自己的意見。他還主張“注不破經(jīng)”，就是注疏家不應(yīng)改損原作，必須體現(xiàn)對原典的尊重。
講到忠于原典，還應(yīng)說到另外一個“前四史”的注者，就是唐貞觀年間，奉太子李承乾之命注釋《漢書》的顏師古。據(jù)說顏注之前的《漢書》注本已有20家，而顏注所以脫穎而出，原因之一就是顏師古反對某些注者“多引雜說，攻擊本文”。他主張“一遵軌轍”即按照原文加以注解。這一原則與裴骃“注不破經(jīng)”的主張完全一樣。裴松之被譽為“史之忠臣”，顏師古也被后人譽為“漢書功臣”，看來忠于原典是極其珍貴的注書傳統(tǒng)。
“前四史”注釋的研究，是一個很大的題目。今年夏季我提出文促會應(yīng)當在適當時候舉行一次“前四史”研究的國際論壇，希望中國古代歷史研究成為國內(nèi)外文化交流的一個很好的主題。
（三）
清代有位很特別的作家張潮，此人善于寫作格言式的散文。他的《幽夢影》里有這樣一句“著得一部新書，便是千秋大業(yè)；注得一部古書，允為萬世宏功”。
張的說法或許有失夸大。但如考慮到中華傳統(tǒng)文化發(fā)展的獨特途徑與背景，則他如此強調(diào)古書注釋的價值卻不是沒有理由的。
論及古注的價值和意義，假如我們把“原典”與“注釋”視為兩個整體，兩個大的系統(tǒng)，就不難發(fā)現(xiàn)它們的關(guān)系正可以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相輔相成加以形容。
注釋不僅是知識的，也是學術(shù)的，甚至，經(jīng)典的注釋完全可能與原典平起平坐，不再是原典的附庸。
比如前面提到的毛詩、春秋三傳、易傳、史記三家注、三國志裴注、五經(jīng)正義、四書集注、十三經(jīng)注疏，原典與注釋已不可分，乃至“不分伯仲”。
其中如唐孔穎達《五經(jīng)正義》，因是奉唐太宗之命而作，已成那個時代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宋朱熹的《四書集注》也成為后世科考的題庫與標準答案。
回到“今注本”。
18世紀以今，國人全面編修“二十四史”，概有四次；即乾隆四年啟動的“武英殿本”，“欽定二十四史”由此問世；民國時代商務(wù)印書館張元濟主持之“百衲本”；新中國中華書局編修之“點校本”，以及經(jīng)文化部批準立項，1994年由中華文化促進會主持編纂之《今注本二十四史》，簡稱“今注本”。
四次編修，其旨各異。依次分別為成書、版本、點校、注釋。
“今注”是今人之注，今時之注。今注非同古注卻大量引入古注，包括史學界倍加珍惜的前四史注。古注而外，今注還廣泛吸收了由古而今歷代史家研究古代歷史的豐厚成果，包括百多年以來的考古發(fā)現(xiàn)?？梢哉f是繼往開來。
今注本的編纂體例和方法，可以從編纂委員會集納的工作通信里看到。我想說到的是，在我看來，新中國以來的兩次編纂，即點校本與今注本，雖然事分先后，題旨不同，但都屬今注范疇。
顯然，?？?、標點均為注釋。
尤其標點，是更為純粹的今注。古文無標點。前面提到的章句、句讀，主要是一種斷句的簡單標記。而且直到清朝末年，大部分出版物也是不標句讀的。
現(xiàn)代意義的標點符號是“五四”以后才伴隨現(xiàn)代漢語出版物產(chǎn)生的。
古代漢語加上現(xiàn)代的標點符號，不僅起到斷句的作用，而且對準確而細致地表達文辭的語義乃至表情，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中華書局“點校本”在中華文化古籍整理與現(xiàn)代轉(zhuǎn)化方面走出了重要的一步！
而無論就學術(shù)規(guī)模還是價值而言，以“史家注史”為特色的第四次編纂無疑超越前三次，從承前啟后的文化發(fā)展觀看，這種超越也是應(yīng)然的。
講到這里，關(guān)于“注”的價值與意義，也許可以這樣予以概括了。那就是：中華文化典籍之所以能夠不斷地獲得解讀、詮釋、講述、弘揚，以至愈益博大精深，所以代代傳承而沒有湮滅，沒有中斷，一個不可或缺的關(guān)鍵字，就是“注”。
沒有“注”，就沒有經(jīng)典文獻的傳承。甚至可以說，兩千多年的所謂“經(jīng)學”，幾乎就是注疏之學！
湯一介先生生前一力倡導(dǎo)創(chuàng)立中國的詮釋學，應(yīng)該是與此有關(guān)。
只是“注”到今天，在已經(jīng)獲得一部容納古今詮釋的龐大歷史書系以后，我們或許應(yīng)該暫且作一停頓，這個停頓可以是50年，也可以是一個世紀。這期間，讓我們從歷史的文本與詮釋，走入歷史的內(nèi)在精神。有人說“二十四史”中隱藏著中華民族五千年的“精神密碼”。既是“密碼”，則需破譯，并且從中感受到力量和方向。我們需要一次精神的超越，像人類第一次覺醒，第一次軸心時代所經(jīng)歷的那樣，由史而經(jīng)，由事而理，由器而道，由形而下到形而上，從詮釋走向發(fā)現(xiàn)，從闡述走向創(chuàng)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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