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講說“和衷共濟”故事之前，我們先認識四個人。
在上述四人中，晉武帝司馬炎、王濬（jun）、杜預是強烈要求出兵江南，滅吳統(tǒng)一全國的，而賈充總是以韜光養(yǎng)晦，堅定反對出兵統(tǒng)一東吳。
在西晉滅吳的人中，除了上述三個，還有一個羊祜。在《晉書》中，羊祜和杜預的傳記被放在了一起。早西晉最堅決要求滅吳的三個大臣，就是羊祜、杜預、王濬。晉武帝咸寧二年（276年），羊祜上書請求伐吳，晉武帝本人支持，但是以賈充為首的眾多朝臣則聲稱要韜光養(yǎng)晦，安圖享受，戰(zhàn)爭勝利了，并不能給他們帶來額外好處，堅決反對，武帝只能作罷。羊祜于是發(fā)出了那聲著名的嘆息：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
咸寧四年（278年）六月，羊祜病，晉武帝在其回洛陽后再次向其咨詢伐吳計劃，并提出讓羊祜在特制養(yǎng)病車上智慧諸將滅吳的設想。年十一月，羊祜病危，舉薦杜預代替自己的職務。武帝任命杜預為真難大將軍，都督荊州軍事。
在羊祜去世一年后，咸寧五年（279年），王濬上書晉武帝司馬炎起兵滅吳，晉武帝一度拍板伐吳，但不久針對朝廷內(nèi)的反對意見，武帝又放慢了伐吳的部署。朝廷內(nèi)韜光養(yǎng)晦的意見，往往不針對具體問題，但是清談家們的理論層次都很高，反對起來引經(jīng)據(jù)典，在大方向上具有無比的正確性。
此時，杜預也不斷上表，在前一道奏本還沒有得到回復，緊跟著的奏本就說的十分直接：朝廷伐吳的利益顯而易見，阻撓伐吳不是作戰(zhàn)計劃有什么缺陷，但是反對大臣總是提出不同的看法，根本原因在于伐吳不是他們自己謀劃的，伐吳成功不能給他們帶來利益。
晉武帝終于下定伐吳的決心。279年十一月晉軍兵分六路，總共發(fā)兵二十余萬，大舉伐吳。
晉武帝聽從杜預諫言，給予朝廷阻撓伐吳的重臣以大好處，于是伐吳最大的反對派賈充，被授予符節(jié)、假黃鉞、大都督，率中軍駐扎襄陽，名義上總督六路二十萬伐吳大軍。
太康元年（280年）前幾個月，六路伐吳大軍取得了巨大戰(zhàn)果，杜預鼓勵王濬從武昌支取建業(yè)（今南京），吳國水軍萬余人望旗而降。直到這時，在西晉朝廷中，以名義伐吳總指揮賈充為代表的反對派，仍然不斷宣稱伐吳是一個錯誤決策。
280年3月15日，王濬水軍攻至三山，這時建業(yè)西邊最后一處屏障，距離最終目標不過50里，晉武帝任命節(jié)制王濬的東路伐吳安東將軍王渾遣人請王濬商談進軍建業(yè)事務，王濬以“順風順水，船無法泊岸”為由抗命，揚帆直指建業(yè)。雖然王濬知道，立下滅蜀奇功的鄧艾死于冤獄，但是建立不世功業(yè)的雄心壓倒了恐懼。
這天，王濬軍員8萬，戰(zhàn)舟百里，鳴鼓吶喊著進入石頭城，接受了吳末帝孫皓的投降。
自己圍困差不多不設防的建業(yè)城百余日，最終被別人輕而易舉摘取了勝利果實，安東將軍咽不下這口氣，于是，抗命、不服從指揮，私吞吳國宮廷財物，乃至于意圖謀反……各種罪名迅速被制造出來栽贓給王濬，朝廷內(nèi)各職能部門也積極配合，要求廷尉（司法機關）鎖拿王濬。以至王濬在一道奏章中中感嘆“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
但王濬運氣比鄧艾好得多。晉武帝司馬炎相當寬容，對于二王爭功，他既不追究王濬抗命，也不斥責王渾誣陷，武帝讓大家皆大歡喜，一塊兒升官重賞，大家爭的就是升官發(fā)財嘛。
吳國末主投降，一直激烈反對伐吳的賈充十分恐慌，急忙到皇宮請罪，晉武帝撫慰了他。不久之后，賈充發(fā)現(xiàn)自己被列在封賞名單顯要位置，受賞的食邑是驚人的8000戶。
既往不咎，皆大歡喜，鷹派和鴿派和衷共濟，舉國相慶！
團結(jié)，團結(jié)，還是團結(jié)……
容忍內(nèi)部爭執(zhí)，按照規(guī)劃該做什么做什么，心如明鏡無視王渾們的小動作，和衷共濟，將是未來很多年的主流，“太康之治”曾在和衷共濟中出現(xiàn)過，小康時代也必然會來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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