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必然導致游牧
大自然給了我們江南水鄉(xiāng)、沃野中原和天府之國，也給了我們面積三倍于耕地的草原。
全世界游牧地帶，主要集中在北緯40度到55度之間的寒溫帶內陸，中國北方草原游牧帶是全球游牧帶的一部分。
草原只能長草，人們只能依靠食草動物生活，一個地方的草吃完了，就去另一塊草場，這就決定了他們的游牧生產方式。
草原無法種植，對農耕民族來說，占領了也沒用，所以不會去占領。
能不能把游牧民族消滅掉呢？做不到。
有草原必然會形成游牧生產方式，消滅了這一撥，會崛起另一撥，從匈奴，東胡，烏桓，鮮卑，柔然，突厥，契丹，回鶻，女真，韃靼，瓦剌，到噶爾丹，草原民族綿延不絕。
想要從根本上消滅草原民族的威脅，唯一的辦法就是消滅草原。
但人在自然面前是非常渺小的，這事只有大自然才能做到。
游牧民族無法威脅農耕民族，源于熱兵器的出現，但游牧生產方式并未消亡，只是他們現在變得能歌善舞，熱情好客，不再騎馬沖鋒打草谷了。
東北地區(qū)是農、漁、獵、牧結合的地區(qū)，對農耕地區(qū)并無依賴。
黃土高原和黃河上游地區(qū)，屬于半農半牧或農牧兼營的地區(qū)，對農耕地區(qū)依賴不大；
青藏高原也是農牧兼?zhèn)洌詺v史上對農耕文明并未帶來太大的困擾；
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對農耕民族的威脅最大，源于其是純游牧，種植業(yè)的發(fā)展十分有限，糧食依賴農耕區(qū)供給，農耕區(qū)封關罷市，他們就只能去搶。
游牧民族三大難題
草是老天爺長的，草原動物的皮可以穿，奶可以喝，肉可以吃，看上去很美好，但游牧生產方式有三大問題。
一是氣候影響生死存亡
草原給人們帶來馬、牛、羊、駱駝的同時，也帶來了雪災、暴風、蝗蟲、老鼠、草原兔，還有火災。
蝗蟲、老鼠、兔子會帶來減產，雪災、暴風會使牛羊全軍覆沒，人們就會面臨生存危機。
而當全球氣候變化，經歷冷期或冰期時，所有人就必須南遷，但農耕民族肯定不同意，戰(zhàn)爭就不可避免了。
歷史上，大規(guī)模的游牧南侵與氣候變冷正相關。
中國5000年歷史中，有四個寒冷期，導致了周朝滅亡、三國兩晉南北朝、北宋滅亡元朝建立、明朝冰期疊加疫情導致明滅。
有四個暖期，分別是夏商、秦漢、隋唐、南宋，南宋弱一點，但其人口首次突破了一億。
現在氣候變暖，有人認為中國必將迎來又一個盛世，這是美好的心愿，但國家強盛，關鍵是人，所有人都擼起袖子加油干才行。
二是人口無法快速增長
草的營養(yǎng)價值很低，所以食草動物都是吃貨，需要不停地吃，才能保證生長所需營養(yǎng)。
在古代，一個五口之家，農耕家庭需要50畝地，而一個草原家庭至少需要5000畝草場。
草場的面積決定了人口的上限，生孩子很容易，但你養(yǎng)不活有什么用呢？
人口少，就會被其他部落欺負，想要增加人口就要去搶別人的草場，我們在歷史書中看到的都是農耕與游牧之間的戰(zhàn)爭，事實上草原游牧民族之間的戰(zhàn)爭才應該是常態(tài)，只是游牧民族沒有文字，沒有史官，跟中原人打，中原人記，跟羅馬人打，羅馬人記。
三是治理農耕只能漢化
即使游牧民族占領中原，建立政權，也只能采用農耕地區(qū)的官僚體系，否則無法治理。
中原人口是游牧的百倍以上，游牧民族正常只有幾十萬人，除去軍隊之后，全部當官都不夠，所以元朝采用行省制，就是說你這個省一年給我交多少錢，出多少勞役，其他的我不管，做不到我就打你。
這就帶來一個后果，就是這個省必然是一個漢人治理的整體，所有省加起來就是一個漢人治理的超大社會，這就促進了農耕區(qū)的統(tǒng)一，中國一個省的力量足以打敗游牧民族，游牧政權隨時可能覆滅，蒙古帝國在歐洲的治理也是如此。
朱元璋是唯一一個從南打到北統(tǒng)一中國的人，其他朝代都是從北向南統(tǒng)一，根源就是游牧人口太少了。
同時，游牧區(qū)是移動的，無法形成穩(wěn)定的納稅體系，政權合法性只能建立在個人魅力和英雄氣概上，其他部落參加對其他部落或農耕區(qū)的劫掠，然后利益分享，屬于聯盟制。農耕區(qū)是建立在個人稅基礎上的，需要穩(wěn)定，更需要龐大的官僚體系管理，這就形成了兩套系統(tǒng)。
元朝采用的是二元治理結構，兩都巡幸就是這種治理結構的反映，游牧區(qū)是政治權力中心，農耕區(qū)是經濟中心，為了保證游牧貴族的特權，游牧區(qū)比農耕區(qū)還富裕，農耕區(qū)當然不干，最終元朝97年而亡。
北魏采取的是完全漢化的治理結構，但沒能擺平北方的游牧貴族，導致解體，壽148年；
清朝的治理結構是混合式，即游牧貴族和中原士紳共同治理，但為了防止?jié)M人被稀釋，禁止旗人出旗，隨著人口的增加，這些人沒有正經職業(yè)，只能提籠架鳥，靠糧餉或者典當度日，戰(zhàn)斗力迅速下降，這才有了晚清四大名臣自己的湘軍、淮軍，乾隆時中國人口已經有3億了，必然會任用大量漢人治理，壽276年，是一個正常王朝的時間。
治理中國這樣一個超級大國，必須處理好農耕與游牧的關系，中國現在有五大自治區(qū)，既是游牧區(qū)，又是少數民族聚居區(qū)，我們一直反對大漢族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就是要共同進步，共同富裕。
這三個問題的核心是人口問題，而其游牧方式是問題的根源。
人少，一場天災可能就會團滅，人少還可能會被其他部落消滅，想要增加人口就要搶別的部落的草場或到農耕區(qū)去搶，想搶成功又需要有人口優(yōu)勢，在沒有人口優(yōu)勢的條件下，只能比誰更猛，所以，勇氣是游牧民族評判一個人的最重要的因素，王位繼承也多采用兄終弟及，因為一個小屁孩是無法帶領大家沖鋒陷陣去劫掠的，但這種個人英雄主義又與農耕的官僚體系不兼容，所以，歷史上屢有游牧民族南下中原，但面對百倍于游牧的農耕人口，始終無法長久。
修建長城最為經濟
公元前119年，霍去病在狼居胥山祭天，在姑衍山祭地，兵鋒直逼貝加爾湖。
至此，匈奴遠遁，漠南無王庭。
漢匈之戰(zhàn)，歷時百余年，是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之間蕩氣回腸的斗爭與融合。
霍去病輕裝疾進，長途奔襲，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歷代都是爽文主角。
但這種主動出擊的打法，也將漢朝70年的積蓄打光了，老百姓怨聲載道，苦不堪言，漢武帝不得不寫檢討，頒《輪臺詔》。
而戰(zhàn)國名將李牧則創(chuàng)造了步兵大兵團圍遷騎兵大兵團的經典戰(zhàn)例，他的打法就是堅守不出，堅壁清野，引誘匈奴主力來攻，然后派騎兵斷敵后路，車兵擋正面，弓箭手在兩翼殺傷，圍而殲之，匈奴在李牧面前什么都沒搶到，十多萬人馬被圍殲，此后十多年，匈奴不敢接近趙國邊境。
毫無疑問，李牧的辦法，自身消耗少，傷亡少，又能大量殺傷敵軍有生力量，被后世歷代將領所采用。
李牧堅守的就是鼎鼎大名的雁門關，是長城上的重要關隘，以“險”著稱，素有“天下九塞，雁門為首”之說。
對付游牧民族，我們的前人想了很多辦法，和親、聯盟、分化、以夷制夷、貿易、修墻、主動出擊都試過，最終選擇了以長城為屏障，進可攻，退可守的辦法。
不僅我們修，游牧民族進入中原后也修。
鮮卑建立北魏后修長城防柔然；
女真建立金國后修長城防蒙古；
契丹建立遼國后修長城防蒙古；
回鶻人建立回鶻汗國后修長城防黠戛斯；
羅馬、波斯、朝鮮、越南、沙俄也都修過長城。
對付游牧民族的襲擾，這是最有效的辦法。
游牧民族，來無影去無蹤，就像“飛車黨”一樣，等你發(fā)現了，他們早就跑得沒影了。
你主動出擊，并不一定能找到其主力；
你發(fā)現了主力，他不跟你打，繼續(xù)往北退，拖都能拖死你；
即使你找到了主力也打贏了，但草原種不了地，打贏了還得退回去；
然后這一片草原權力真空會被其他游牧民族占據，周而復始。
修了長城，有三大好處。
一是到了長城邊上，游牧騎兵要停下來破壞長城，速度優(yōu)勢發(fā)揮不出來；
二是游牧民族攻擊長城必須集中主力，守方戰(zhàn)能消滅其有生力量，不戰(zhàn)，能據墻而守，耗死對方；
三是即使攻破長城，游牧騎兵也回不去，援兵會將其包圍，騎兵成了步兵，游牧民族不是對手。
戰(zhàn)國時期，秦、趙、燕也都修了長城，但沒有連通，匈奴照樣來去自由。
二戰(zhàn)時，法軍的馬其諾防線足夠堅固，但德軍從比利時的阿登森林進攻法國，法國卒！
盛世修墻，戰(zhàn)時守邊，形成整體防御才有效果。
唐朝自認為武德豐沛，盛世不修長城，等節(jié)度使造反了，想修也來不及了。
互相倒逼組織升級
歷史學家發(fā)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農耕強，則游牧強；農耕弱，則游牧弱。
春秋戰(zhàn)國，中原打得昏天黑地，游牧民族劫掠很容易，往往是十幾個人，幾十個人就能劫掠成功，所以他們的劫掠經常是以部落為單位的。
秦始皇統(tǒng)一了中國，乃使蒙恬北筑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
此時的匈奴不丁點兒大，但修了長城，劫掠難度成指數級上升，游牧民族必須形成強大的軍事集團才有可能成功，秦始皇去世第二年，冒頓弒父篡位，整合了游牧各部形成了強大的匈奴。
匈奴強大到什么程度呢，秦朝國土面積只有340萬平方公里，而匈奴有600萬平方公里，從東北一直到中亞，都是他的勢力范圍，后來漢武帝拼命打通河西走廊，就是因為走廊的南、北、西三個方向都是匈奴的小弟，三面包圍壓力山大。
白登之圍，匈奴能出動40萬大軍，這是一個非?？植赖臄底?，因為即使是中原朝廷，組織40萬人遠征都很困難，長平之戰(zhàn)，雙方40萬對40萬，秦趙兩國把家底都拿出來了，秦國贏了，但也傷筋動骨了，過了十幾年才緩過來。
這就不難理解，漢武帝為什么寧愿背負一世罵名，也要消滅匈奴了。
長城，倒逼游牧民族提高組織能力和融合程度，漢朝對匈奴、唐朝對突厥、北宋對契丹、明朝對蒙古，都是如此，中原強，游牧就強。
反之，當中原混亂時，游牧民族就會變得松散，因為劫掠或訛詐變得容易，游牧民族內部就會鬧派系斗爭，不愿意服從管理，進而形成多個部落。
兩晉到南北朝時期，光鮮卑就建立過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南涼、西秦、北魏等國家。
如果這個理論成立，那么不修長城是不是就不會形成強大的游牧帝國了？
游牧部落不統(tǒng)一，就會形成多如牛毛的無組織游牧騎兵，國家就需要在幾千公里的邊境部署重兵，這個代價可比修長城貴多了，修長城是一時貴，部署重兵是天天貴。
明成化年間，韃靼頻繁襲擾河套地區(qū)，朝廷連年派遣大軍征討，延綏鎮(zhèn)巡撫余子俊請修長城，并算了一筆賬，每年軍費要979萬兩銀子，動用400萬民夫，而修1770里長城只要122萬兩，不用民夫用軍士，兩個月即可完成。
長城修建完成后，“寇抄漸稀，軍民得安耕牧馬焉”
中原強，則游牧強，游牧強，逼著中原必須更強，直到一方崩潰，雙方在不斷的斗爭與融合中，形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
游牧民族沖散歐洲
長城作為國防前線，頻繁上演著對峙與沖突，交流與融合。
平庸的朝代，據長城而守，可保人畜平安；
強勢的朝代，以長城為出發(fā)地和后勤補給地，向外開拓。
蒙古入主中原，長城不在宋朝手上，是后晉石敬瑭將幽云十六州獻給了契丹；
滿清入關，是吳三桂降清，山海關門戶洞開，導致了明滅。
斯塔夫里阿諾在其所著的《全球通史》中慨嘆：“攻不破中國長城……往往使得游牧民族不斷向西入侵、挺進，在經過了一系列沖擊波式的向西入侵之后，最終形成了渡過奧克蘇斯河、多瑙河或萊茵河的大規(guī)模蠻族入侵”
歐洲一盤散沙，跟他們沒有能力建墻形成整體防御直接相關。
歐洲歷史上的長城都是羅馬時期修建的，而東方游牧民族的沖擊引起的連鎖反應直接使西羅馬覆滅。
歷代文人攻訐長城
長城與黃河一樣，是中國人的精神圖騰。
黃河鑄造了中華民族的集體主義精神，詮釋了什么叫“多難興邦”；
長城凝聚了中華民族的家國主義情懷，詮釋了什么叫“保家為國”。
黃河書寫了中華文明的演進過程，保衛(wèi)黃河就是保衛(wèi)中華文明；
長城挺直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脊梁，即使國破家亡，也要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
但總有人語出驚人，自斷脊梁，痛罵長城“勞民傷財”“禍國殃民”
罵長城的人認為安全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他們認為：“祖舜宗堯自太平，秦皇何事苦蒼生。不知禍起蕭墻內，虛筑防胡萬里城?！?/p>
現代文人更是“對我們民族心底的'長城情結’一直不敢恭維”，他們認為“長城萬里長，盛世不添磚”，“長城，是中國人最不該值得自豪的愚蠢工程”，他們也認為盛世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建長城要錢，守長城很苦，如果沒有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天然沖突，是沒有人愿意建長城的。
世界十大古文明，只有中國沒有中斷過，就是因為歷代祖先知道消滅不了游牧民族，仍然前仆后繼，不斷斗爭的結果。
漢唐盛世，首先是精神層面的高度自信。
霍去病，攻河西，戰(zhàn)漠北，千里奔襲，以敵之長，攻敵之長，面對賞賜，豪氣干云，“匈奴未滅，何以家為”；
班超書香門第，父親寫《后傳》，哥哥寫《漢書》，妹妹班昭更是妥妥的才女一枚，但班超僅憑36人就平定西域50多國，一介書生獲封“定遠侯”，何等的奇智神勇；
唐代更是“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黃沙百戰(zhàn)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對比遍地英雄的漢唐，某些文人筆下的無病呻吟，在歷史的鏡子面前，顯得無比幼稚。
安全與發(fā)展，是人類文明的主線。
沒有安全就沒有發(fā)展，沒有發(fā)展，安全就得不到保障。
平原建城，人口在城內，耕地在城外，保衛(wèi)一個點；
依勢建關，城池在關內，耕地也在內，保衛(wèi)一個面；
邊境建墻，保護城與關，據墻攻與守，保衛(wèi)一個國。
城池、關隘、長城構成了農耕文明三位一體的防御體系。
中國有4000年建城史，3000年建關史，2600年建墻史。
基建狂魔本色始終在線，無不首先考慮安全。
秦直道直通九原，是為防止匈奴作亂；
漢長城修到新疆，是為保護西域商路；
新219國道，從廣西東興修到新疆喀納斯，全長10860公里，亦是為了邊境安全。
安全永遠是第一位的，國沒了，人還在，百姓才是真的苦。
這就是“大仁政”與“小仁政”的區(qū)別。
“大仁政”是苦百姓一時，求長久太平；“小仁政”是不苦百姓，但會國破家亡。
有為的政治家，都會毫不猶豫選擇“大仁政”，即使留下一世罵名，也要罪在當代，利在千秋。
萬里長城如此，漢擊匈奴如此，京杭大運河如此，抗美援朝也是如此。
而完成這些壯舉的人，被歷代文人反復攻訐，仿佛只有他們關注民生。
印度不修長城，被游牧民族反復蹂躪；
歐洲不修長城，至今仍一盤散沙勾心斗角；
美洲不修長城，印地安人只能在保留地里茍延殘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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