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uzu 編輯：阿雷雷
在1923年擊敗希臘，簽訂《洛桑和約》之后，“土耳其之父”凱末爾著手以一系列改革創(chuàng)立新土耳其，大到新的政治制度，小到人們口中的的語言。
凱末爾
事實上，土耳其語言改革之前的官方語言“土耳其語”并不能代表土耳其人自己的語言，因為其中的阿拉伯語、波斯語介詞的數(shù)目遠遠超過了本土的詞語。盡管奧斯曼土耳其曾是政治上的巨人，但它在文化上卻無法與古老的波斯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相匹敵。因而，奧斯曼的上層社會就對相對發(fā)達的波斯文化與阿拉伯文化情有獨鐘，以至于他們寫詩時“阿拉伯語和波斯語字典的每一頁都為他們敞開著”。而宗教上的聯(lián)系更是強化了這一點。隨著時間的流逝，社會上層使用的語言與未受教育的普通民眾的語言差別愈發(fā)明顯，以致于兩者難以溝通。這對于急于建立一個統(tǒng)一的民族國家的凱末爾而言自然是一個難題。
以阿拉伯字母拼寫土耳其語的方式加大了階層間的文化鴻溝。一般只標注輔音的阿拉伯字母適合阿拉伯語，但不適合土耳其語。同樣一個拼寫，可能對應著土耳其語中好幾個意思、發(fā)音相去甚遠的詞語。這加大了識字的難度，將無力負擔長期教育的普通民眾排除在文化之外。一個充斥著文盲的國家難以成為一個現(xiàn)代化的國家。
面對這樣的情況，創(chuàng)立統(tǒng)一的民族語言的語言改革在凱末爾執(zhí)政時期是當務之急。事實上語言改革不僅是為了構建統(tǒng)一民族國家的實用目的，更是出于強烈的民族情感。赫爾德等民族主義思想家的學說在土耳其的傳播，使得民族語言愈發(fā)為人所重視，成為了民族國家的象征。從這種視角出發(fā)，舊“土耳其語”中大量的波斯語、阿拉伯語借詞不正是對土耳其文化的侵犯么？原先的阿拉伯字母不正是宗教認同蓋過民族認同的表現(xiàn)？在這一情感的指引下，語言改革構建了另一個意義上的民族語言。
由于宗教人士等潛在阻力，出于宗教信仰他們不愿放棄阿拉伯字母，也由于改革者內(nèi)部的意見分歧，直至1926年3月20日下屬于教育部的“語言統(tǒng)一委員會”才得以建立。兩年以后的1928年5月23日，土耳其政府突然要求語言統(tǒng)一委員會制定以拉丁字母為基礎拼寫土耳其語的方案；8月9日，具體方案被公布，凱末爾親自在伊斯坦布爾的Gülhane公園向大眾教授新拼寫方案；11月1日土耳其大國民議會頒布法令，要求在1929年1月1日之后所有的書籍都要用新字母（被稱為“土耳其字母”）拼寫，6月1日之后所有的文字通信都要以新字母拼寫。由于新字母的實用性，在非常短的時間里，字母改革就為大眾接受了。
之后的詞語改革卻不像文字改革那樣順利。在外來借詞問題上，改革者分成了兩個對立派別。一派支持社會學家Ziya G?kalp的觀點，出于便利交流的考慮，認為可以保留在生活中相沿已久的阿拉伯語、波斯語借詞，而另一派以Tunali Hilmi等人為代表，則為了“民族獨立性”支持刪去所有的阿拉伯語、波斯語借詞。文字改革之后，前一派控制了委員會，他們確實做了從民間搜集詞語等有助于消弭階層語言差異的工作，但是進展不大。
土耳其語言研究協(xié)會會徽
凱末爾本人是后一派的支持者, 因此“語言統(tǒng)一委員會”在1931年6月被廢除了，取而代之的是1932年6月12日建立的土耳其語言研究協(xié)會（1936年改名為土耳其語言協(xié)會——Turkish Language Association）。這個直屬于總統(tǒng)的協(xié)會基本上由后一派的成員所控制。這一組織的激進目標自然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反對。正如他們所言，語言作為“一個有機體”如何被人為改造呢？不過，凱末爾本人的巨大威望使這個組織在強烈的批評中生存下來。1933年起，這個組織采取了以下幾方面的措施：
一方面，為了讓普通人的語言進入“土耳其語”之中，該組織決定擴大從民間搜集詞語的規(guī)模。語言協(xié)會制訂了“搜集指南”，在各地組建由行政長官、教育官員、衛(wèi)生官員、學校負責人等人組成的搜集委員會，并以一家學校為單位組建搜集小組，按協(xié)會編寫的“搜集指南”有系統(tǒng)地開展工作。各搜集小組搜集并編入卡片的詞語逐級送至語言研究協(xié)會，最后由協(xié)會統(tǒng)一整理編排。第一次工作從一月起，歷時十九個月，共收到卡片十三萬張。隨后，協(xié)會對這些詞語進行了審核，留下了三萬余個詞語。
另一方面，語言協(xié)會也有計劃地剔除外來語。它每天在報社與電臺上公布十至十五個波斯語、阿拉伯語借詞，要求人們找出相應的替代詞并提交給報社或電臺。三個半月內(nèi)，共有一千一百多個詞語被提交，其中六百余個被接受。
協(xié)會還發(fā)起了一項古文獻梳理的工作，在專門委員會的領導下組織了一些人從早期奧斯曼帝國的文獻中尋找純土耳其詞語，在專門委員會領導下，語言研究協(xié)會一年內(nèi)共梳理了150部作品，制作了十二萬五千張卡片。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工作的負責人大多不是專門的語言學家。因此，這場規(guī)模巨大的詞語替換運動犯了許多始料未及的后果。人們不能確定新詞的用法——它們要么來源于久遠的古代，要么僅通行于狹小的地區(qū)或一部分階層。于是，這些新詞在當時人的文章里被任意使用、任意替換。對于同一個意思，每個人都有各自的表達方法，造成了明顯的語言混亂。顯然，這與統(tǒng)一語言的愿望背道而馳。
語言協(xié)會事實上也意識到了保留部分外來語詞的必要性。在政府或多或少的指引下與強烈的民族主義氛圍下，部分土耳其史學家提出了古代各文明都來自小亞細亞的說法。一部分語言學家，如Yusuf Ziya ?zer，受此影響在1935年末提出了“太陽語言學說”。這一驚世駭俗的理論認為土耳其語是世界上所有語言的祖先，并提出了一套牽強的方法論來論證這一點。這樣一來，土耳其語沒有必要驅(qū)除外來語詞——因為它們與土耳其語同宗。這種說法根本無法得到國際學術界的認可，不久就被拋棄。另一種說法效果好一些，它謊稱這些借詞本來就屬于土耳其語。
在經(jīng)過一番激烈的改革之后，純粹的土耳其語”?ztürk?e”得以制成，凱末爾也得以在1934年歡迎瑞典王儲訪問土耳其的儀式上用一些新詞匯發(fā)表演說。但這僅僅是一個開始——凱末爾死后語言研究協(xié)會被保留了下來，繼續(xù)進行詞匯替換的工作。1931年各家報社新聞報道中本族詞匯的比重僅為35%，而1977年時這一比重已經(jīng)上升到了66.5%。新土耳其語擺脫了過量阿拉伯語與波斯語借詞的陰影，縮小了階層間的語言分化。
但是隨著時代的發(fā)展，這場改革的阻力也越來越大。1950年，土耳其原執(zhí)政黨人民黨在選舉中被民主黨擊敗，新執(zhí)政黨在上臺后不久就讓語言研究協(xié)會非官方化，并將已經(jīng)改寫為?ztürk?e的憲法改為舊寫法。雖然1960年軍隊的軍事政變恢復了語言協(xié)會的官方性質(zhì)，但是語言協(xié)會的權威已經(jīng)不復當年。出于寫作的便利，許多作家愿意用奧斯曼時期的詞匯代替標準語詞匯，協(xié)會對于語言使用的干預能力已經(jīng)變得越來越小。
總的來看，民族主義的兩面性對于改革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這場改革既要促進語言的統(tǒng)一與大眾化，又要保證民族語言的“純潔性”，正如民族主義既要求本民族所有成員的統(tǒng)一，又要保證本民族“不受侵害”。于是，原有的對實用性的追求被愈發(fā)強烈的民族情感取代，溝通的工具重新變成了阻礙。語言改革是那個不平靜的時代的產(chǎn)物，也隨著社會回歸平靜而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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