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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人】如今在哪里?[2]

草原行者:耶律阿保機(872年-926年9月6日)

 

 

文化與文物

  契丹人在荒漠的草原上筑起都城、市鎮(zhèn)。而其游牧的生活方式決定了皇帝的巡狩制,捺缽(契丹語“行宮”的音譯)是處理政務的行政中心。遼設南面官和北面官雙軌官制,以“本族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使?jié)h人為其開墾農田,形成契丹特有的農牧混合經濟。遼代的冶鐵業(yè)發(fā)達,發(fā)掘出土鐵制的農業(yè)工具、炊具、馬具、手工工具可與中原的產品相媲美。遼代的鎏金、鎏銀、染織、造馬具、制瓷以及造紙等手工業(yè)門類齊全,工藝精湛。契丹鞍與端硯、蜀錦、定瓷被并列為“天下第一”。陳國公主與駙馬墓、耶律羽之墓等貴族墓葬出土的精美金銀器都反映出契丹獨特的民族特色和高度的工藝技術水平。遼瓷在中國陶瓷發(fā)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缸瓦窯村窯是一處目前所知遼代最大的古瓷窯遺址,可生產白釉、單釉和三彩釉瓷以及宮廷所用的官窯器物。

 

        瓷器的造型可分為中原式和契丹式兩類,中原式仿造中原的風格燒造,有碗、盤、杯、碟、盂、盒、壺、瓶等,契丹式則仿造本族習慣使用的皮制、木制等容器樣式燒造,器類有瓶、壺、盤、碟,造型獨具一格。如在內蒙古翁牛特旗廣德公鄉(xiāng)遼墓出土的雙猴綠釉雞冠壺和龍首綠釉雞冠壺就是仿契丹族皮囊容器的模式,在壺體側邊作出仿皮革縫制的痕跡,此類壺是契丹民族特有的生活器皿。目前分散到世界各地博物館,并作為博物館規(guī)模標志的,高達兩米的大羅漢瓷像,就是遼代產品,是從河北省易縣附近山洞中被外國人盜走的。


教育


教育方面實行設學養(yǎng)士和科舉取士。


【詩歌】
  契丹的詩詞既有氣勢磅礴之詞,也有清新優(yōu)美之句。
  【宗教】
  遼代盛行佛教,從山西應縣木塔佛像中發(fā)現的丹藏、佛經、和佛畫,河北豐潤縣天寶寺塔發(fā)現的佛經,內蒙古巴林右旗釋迦佛舍利塔中發(fā)現的佛經,堪稱佛教藝術瑰寶。
  【藝術】
  繪畫作品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耶律倍畫的《射騎圖》、胡環(huán)的《卓歇圖》、無名氏的《秋林群鹿圖》、《丹楓呦鹿圖》等名畫,均為曠世珍寶。契丹的雕塑作品刀法遒勁,栩栩如生。建筑藝術主要體現在佛塔和佛寺。山西省靈丘縣覺山寺西塔院中的覺山寺塔、北京市天寧寺塔、遼寧省遼陽白塔、海城析木城金塔造型美觀,是遼代最流行的密檐塔中的杰出代表作品。河北薊縣獨樂寺的觀音閣兼唐代和宋朝之長處,雄健壯麗。
  【醫(yī)藥】
  遼的醫(yī)藥久負盛名,《脈訣》和《針灸書》中的治療方法至今仍應用在臨床實踐中。
  【衣食住行】
  契丹人的衣食住行、風俗習慣與漢人迥然不同。服裝通常為長袍左衽,圓領窄袖,褲腳放靴筒內。女人袍內著裙,亦穿長筒皮靴。腰外系蹀躞帶,上掛金玉、水晶和琥珀等飾件,還有隨時可用的火石、筷子、餐具刀等。契丹人發(fā)型怪異,無論男女皆髡發(fā)。男子在兩鬢各留一綹頭發(fā),別處的頭發(fā)全剃光。婦女僅剃沿前額邊的頭發(fā)。契丹人住所為氈帳,皇帝的御帳稱為捺缽。婚俗特點是娶親不論輩分,近親結婚、離婚和再嫁均不受限制。契丹貴族盛行厚葬,遼陳國公主駙馬合葬墓是迄今為止發(fā)現的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豐富的契丹大貴族墓葬,出土的兩套有金花銀枕、鎏金銀冠、金面具、銀絲網絡、金花銀靴組成的殯葬服飾,完整的體現了貴族的殯葬習俗。耶律羽之墓室豪華富麗,天下奇珍瑰寶盡匯其中。
  【刑罰】
  遼朝契丹人犯法,原有投崖、生瘞(活埋)、射鬼箭(亂箭射死)、木劍(杖背)、大棒、鐵骨朵、沙袋(拷打)及鞭、烙(刑訊)等刑。圣宗以后,采用漢人刑名,有死、流、杖、徒四等。死刑有絞、斬、凌遲。


【契丹文字】


   契丹文字與漢字對照在文化上,契丹人依照漢字創(chuàng)造了兩種類型不同的文字,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醯ぷ迨且粋€歷史文化悠久的民族,據史書記載,契丹原先沒有文字,建立的遼王朝后,由于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發(fā)展的需要和民族意識的覺醒,曾參照漢字的形體結構,先后創(chuàng)制了兩種契丹文字,即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用以記錄契丹語。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區(qū)別不是因為字寫 契丹文字得大小,而是因為創(chuàng)制時間的先后和拼音程度的強弱。先創(chuàng)制的拼音制度不太完備的稱大字,后創(chuàng)制的拼音形式比較完備的稱小字。


  公元920年春正月,遼太祖耶律阿保機下令創(chuàng)制契丹大字,秋9月制成,詔令頒發(fā)。這種大字是采用漢字加以簡化或增添筆劃而成的。解放前遼慶陵出土的“哀冊”上所寫的文字,都是大字。后來在慶陵壁畫上和許多遼代陶器上,也發(fā)現這種契丹大字。
  契丹小字,據史載是皇子迭刺創(chuàng)制的。解放后,遼寧錦西縣狐山遼蕭孝忠墓所出土的墓志和義縣、建平縣所出土的銅器、銀器上的契丹文字,就是這種契丹小字。
  契丹文字使用了好幾百年,但因通讀不易,所以并沒有深入民間,可是,它極大地影響了西夏和女真文字,是契丹族對文化的一大貢獻。

  消失與后裔

  在我國波瀾壯闊的歷史長卷中,曾扶搖而起一個搏擊長空的鷹之族--契丹。這個民族建立的大遼國,雄跨長城內外,以今我國北方遼河流域為核心地區(qū),在中華大地轟轟烈烈地拓創(chuàng)了200余年的輝煌,奇跡般地留下一個個驚奇、一個個謎團后,突然消失得杳無蹤影。


從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機建立契丹國家,到耶律延禧于公元1125年被俘遼亡,遼存國共209年。遼滅亡后,阿保機第八世孫耶律大石又于1124年建立了西遼,存國90多年,1218年為蒙古所滅。但令人不解的是,伴隨著大遼帝國的滅亡,最多時曾擁有120多萬人口的契丹民族也隨之消失得無蹤無影。

地圖上的外興安嶺

 


那么,這個曾經創(chuàng)造了眾多文明的優(yōu)秀民族到哪里去了呢?


史學界只能推測幾百萬契丹人的命運大致有三種:


第一,居住在契丹祖地的契丹人漸漸忘記了自己的族源,與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
  第二,西遼滅亡后,大部分漠北契丹人向西遷移到了伊朗克爾曼地區(qū),被完全伊斯蘭化。
  第三,金、蒙戰(zhàn)爭爆發(fā)后,部分“誓不食金粟”的契丹人投靠了蒙古,并在隨蒙古軍隊東征西討,擴散到了全國各地。


我國史學界以往認為,契丹人在不同時期、不同歷史條件下,大都融入其它民族之中。遼亡以后,除一部分契丹人隨耶律大石西遷以外,大部分契丹人仍留居在東北地區(qū)。這些契丹人雖大都與女真、漢族、蒙古族融合,但一部分契丹人還是以集團形式保留著契丹民族的風俗習慣。金、蒙戰(zhàn)爭爆發(fā)以后,許多契丹人起事,參加反抗女真人統(tǒng)治的斗爭。這部分契丹人有的被女真人鎮(zhèn)壓,有的投靠蒙古人。投靠蒙古人的這部分契丹人,隨著蒙古人東征西討,契丹人也隨之分散到了全國各地。


而隨耶律大石西遷的這部分契丹人,在西遼亡后到今伊朗克爾曼省建立一個起兒漫王朝,俗稱后西遼。但這部分契丹人的傳統(tǒng)習俗已不見,被完全伊斯蘭化了。但他們對西方的影響至今仍在,以至現代俄語和拉丁語一直把中國稱為“契丹”。


黃斌在《大遼國史話》中記述了一件有趣的事:13世紀蒙古族南征中亞、西亞等地,將中國火藥和管形火器的制作使用方法傳到阿拉伯國家,此時契丹已滅亡了100余年,但成書于13世紀晚期著名的阿拉伯兵書《馬術和軍械》,還把火藥配方記為“契丹花”,把管狀火器記為“契丹火槍”、“契丹火箭”。


達斡爾人是契丹人嗎?


是否還有沒被其他民族融合的契丹人呢?關于這個問題,清代就有人提出達斡爾人源于契丹人的說法,現代學者也認為達斡爾人是繼承契丹人傳統(tǒng)最多的民族。我們來到達斡爾人聚居的內蒙古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進行實地采訪,發(fā)現這里的達斡爾族有許多傳說、習俗、語言等,與史料上記載的契丹族有很深的淵源關系。


達斡爾族一直供奉本族菩薩庫烈佛,而庫烈兒是800多年前契丹北遷首領的名字。據史料記載,遼亡后,這個不肯降金的契丹將領,率領一部分契丹人來到嫩江流域,并按照契丹人的風俗,組織氏族部落定居下來。直到明末清初,根河地帶的達斡爾酋長根鐵木兒還被通古斯人稱為契丹酋長。


達斡爾族的狩獵、捕鷹、馴鷹、捕魚方式也與史料記載中的契丹人大致相同;達斡爾人愛下圍棋,他們的圍棋和棋盤與我們所見過的圍棋及棋盤有很大區(qū)別,但與遼墓中出土的圍棋及棋盤很相似;達斡爾族至今保持著“同姓可為友,異姓可為婚”的婚俗,同姓間不管疏遠了多少代,絕不通婚,這與契丹族同姓不婚的習俗也相同;達斡爾族的祭天儀及其神樹與契丹族的祭天及“樹君”有相通之處;達斡爾族過去盛行火葬和風葬,薩滿死后將尸體放在木架上,過幾年再將遺骨埋入土中。契丹人也是“但以其尸置于山樹之上”;兩族同屬阿爾泰蒙古語系,在語音、詞匯、語法等方面都有相同處;兩族都信奉薩滿教,“燒飯”致辭骨卜,崇尚黑色,崇拜太陽,行跪拜禮等。


此外,遼代把皇帝的宮帳稱為“斡爾朵”,守衛(wèi)斡爾朵和保護皇帝的軍隊叫斡爾朵軍?;实鬯篮?,斡爾朵就歸守這個皇帝的陵寢。守衛(wèi)阿保機的軍隊稱“迪斡爾朵”。專家推測,很可能“迪斡爾朵”在歷史長河中逐漸演變成現在的“達斡爾”。


云南發(fā)現了契丹后裔


遼亡時,還有一些契丹人南下或北投大漠,千百年來音信渺茫,蹤跡難尋。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從內蒙古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和云南民族研究所突然傳來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在距我國北方萬里之外的南部邊陲云南省施甸縣和保山、臨滄、大理、德宏、西雙版納等地,發(fā)現了15萬契丹人的后裔,其中以居住在施甸縣的為多。


據兩個研究所1990年以來的調查,這些契丹人就是當年隨從蒙古軍隊遠征云南而落籍于此的。他們歷經元、明、清和中華民國及新中國幾個歷史時期,至今仍保留著許多契丹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F在,他們在自己祖先的墳墓上仍使用契丹小字,統(tǒng)稱“本人”。他們的體質特征也與當地人明顯不同,長得比較高大。這些人有阿莽蔣、阿莽楊、阿莽李等姓,明清以來已改為蔣、李、趙、何、茶等姓。


在這些契丹人的后代中,以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蔣家云所珍藏的《勐板蔣氏家譜》中記載的蔣氏家族變遷史最具有代表性:“蔣氏祖先姓耶律氏,名阿保機,創(chuàng)建遼朝,為金所滅。后裔以阿為姓,又改為莽。在元初,隨蒙古軍隊南征有功,授武略將軍之職。明朝洪武年間,因麓川平緬叛有功,分授長官司,并世襲土職。后又經歷數代,改為蔣姓。”這個家譜清晰地記載了勐板蔣氏家族是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的后裔,及其姓氏的演變過程。


在保山地區(qū)施甸縣由旺鄉(xiāng)木瓜村蔣文良家中,還發(fā)現一本《施甸長官司族譜》,其開篇記有一首四闋七言詩:遼之先祖始炎帝,審吉契丹大遼皇;白馬上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駕女來。一世先祖木葉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欽授位金馬,北戰(zhàn)皇封六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機;金齒宣撫撫政史,石甸世襲長官司。祖功宗德流芳遠,子孫后代世澤長;秋霜春露考恩德,源遠流長報宗功。


這首七言詩不僅道出其族源和家族的英雄歷史,也點出了“名作姓”的姓氏變化歷程。在這本族譜中還插有一幅“青牛白馬圖”,描繪的是有關契丹起源的古老傳說。


在施甸縣由旺鄉(xiāng)木瓜村寨西隅還建有一座祠院,即蔣氏宗祠。祠院呈南北進深,分前后兩院,祠院的正門按契丹人的習俗開在東墻上。在祠院東開門樓正面尖頂檐下,篆刻有“耶律”二字,再下是豎方長匾,匾框內有“蔣氏宗祠”四個大字。在門飾柱之間寫有一副對聯曰:“耶律庭前千株樹,莽蔣祠內一堂春?!?/strong>在祠院內的墻壁上,繪有具有濃郁北方草原風格的彩繪,類似于遼墓出土的壁畫,表現出他們對自己祖先的懷念之情。


近年來,我國專家通過DNA測定,發(fā)現云南這些契丹后裔與北方遼墓出土的契丹人同源度比較高,并同現今的達斡爾人有很高的同源度,即有最近的遺傳關系,從而解開了契丹后裔之迷。


補充:據東北學者考證,遼朝滅亡后,一部分“誓不食金粟”的契丹人流落東北沈陽和蒙古附近,繼續(xù)過起了游牧生活,后來金朝滅亡,契丹人才開始遷往城市。明朝年間,東北耶律部歸順大明,被賜姓劉、豐等漢姓,后來一部分投降后金,一部分開始西遷至伊朗附近,完全伊斯蘭化。


名人事跡 李光弼(708年-764年),中國唐代營州柳城(今遼寧省朝陽)人,契丹族人。 李光弼于唐天寶十五年(756)初,經郭子儀推薦為河東節(jié)度副使,率兵東出井陘(今河北井陘西北),參與平定安史之亂。先后攻破常山(今河北正定)﹑九門(今河北城西北)﹑趙郡(今河北趙縣)等地。五月,與郭子儀會師常山,乘敵疲憊出擊,大敗史思明部于嘉山(今河北曲陽境),進圍博陵(今河北定縣),軍威大振,使河北十余郡皆殺叛吏歸唐。 至德二年(757),史思明﹑蔡希德等率眾10萬進攻北都太原(今太原西南)。北都留守李光弼所部不滿萬人,先在城外鑿壕,又以挖出的土作坯數十萬,加固城壘。當敵攻城時,用大炮發(fā)巨石猛擊,還暗掘地道陷敵,不斷襲擊叛軍,使之不敢接近。史思明北返,李光弼乘隙出擊,大敗蔡希德,殲其部眾7萬,既守住了太原,又保證了唐軍左翼的安全。 乾元二年(759)七月,任天下兵馬副元帥。史思明軍突然渡河,陷汴州(今開封),逼洛陽。李光弼因兵力懸殊,乃棄洛陽,守河陽(今河南孟縣南),威脅叛軍側翼,使其不敢西進。隨后伺機出戰(zhàn),挫敗了叛軍對河陽三城的進攻,殲敵2萬。 上元二年(761),朝廷強令收復洛陽,他不得已而出兵,當時叛軍尚銳,加之大將仆固懷恩違反節(jié)度,因而兵敗邙山(今洛陽北),退保聞喜(今山西聞喜東北)。后復任河南諸道副元帥,出鎮(zhèn)臨淮,統(tǒng)河南諸道兵反攻叛軍,配合仆固懷恩等收復洛陽。他曾參與鎮(zhèn)壓浙東袁晁領導的農民起義軍。 廣德二年,因受朝廷猜疑,抑郁而死。



契丹人失蹤之謎

  上世紀90年代初,著名蒙古族研究專家陳乃雄先生曾親臨保山,詳細考察了當地家譜、地方志和傳說,并將326個“本人”的語詞與多民族詞語進行比較,發(fā)現其中100多個屬于阿爾泰語系,驗證了“本人”語言與達斡爾族語言之間確實存在著某種聯系。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新興的分子考古學為最終解決這個問題提供了切實有效的幫助。分子考古通過提取古代各種生物的DNA,并將其測序結果進行比較研究,可找出其內在的遺傳聯系,結論具有較高的科學性。社科院民族學研究所劉鳳翥、陳智超研究員和中國醫(yī)學科學院楊煥明、劉春蕓教授等專家合作進行“分子考古學”課題研究時,將契丹人后裔的研究列為重要內容。課題組先從達斡爾、鄂溫克、蒙古和漢族等人群中收集血樣,然后南下云南保山,從“本人”中提取100份血樣,又取道四川樂山,從正在那里展出的內蒙古耶律羽家族墓中出土的契丹女尸上提取了小塊標本。課題組完成對契丹遺骨、達斡爾人、蒙古人、鄂倫春人、漢人和云南“本人”的DNA測序后,進行了嚴格的比較檢測,最終得出結論,在達斡爾、鄂溫克、蒙古族和漢人群體中,達斡爾人與契丹人擁有最近的遺傳關系,而云南保山施甸的“本人”與達斡爾人有相似的父系起源,均為契丹人的后裔。追隨女真蒙古四處征戰(zhàn)契丹后裔流散至全國各地。


金滅遼后,許多契丹人被女真人派到北部邊疆,修筑抵御蒙古進攻的防御工事“金界濠”,隨后就駐防在那里。金滅后,部分駐防的契丹人在戰(zhàn)亂中向北遷移,保持了相對大而完整的族群,這一部分契丹人就是如今達斡爾人的祖先。而云南“本人”源自元代被蒙古人派遣到云南征戰(zhàn)的契丹族人的后裔。遼亡后,一部分契丹人在遼皇室耶律禿花的統(tǒng)領下歸附了成吉思汗。公元1254年,其孫耶律忙古代隨忽必烈滅大理,并受命率部留守云南。《明史·云南土司二》中記載的施甸長官司阿蘇魯,鳳溪長官司阿鳳即是忙古代的第三代孫,阿蘇魯也被當代“本人”視作祖先。經過740多年的歷史滄桑,如今契丹后裔在滇西不下15萬人。在繁衍過程中他們和當地民族不斷通婚,所以同達斡爾人相比,“本人”同契丹人的親緣關系要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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