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開英
黃河是華北大平原的主要締造者，僅以大平原的冀魯豫三省交界地帶而言，已由地質(zhì)勘探資料證實，在遠古時候是一片低洼沼澤地和海灣，由于黃河等諸多水系，積年累月，晝夜不停的輸送泥沙，地面逐漸抬高，形成平原。它對中華民族的繁衍發(fā)展，提供了豐茂的水土資源條件，但是也曾頻繁地無數(shù)次的給這方人民帶來極其悲慘的災難。歷史就是如此無情似有情的向前演進著。自有史記載，大禹治水、疏川導滯，得到改善，但是以后黃河決口泛濫也從未停止。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宿胥決口徙，今天的濮陽市及其鄰域從此即與黃河結(jié)下不解之緣，歷盡秦、漢、晉、北朝、隋、唐、五代至北宋，黃河始終未脫離濮陽市境域，每出現(xiàn)一次決口，都要浸淹田稼、塌漂房舍、吞溺民眾，造成重大損失。究竟決泛多少次?有關(guān)史書也記載不清。而北宋時期決泛次數(shù)更加增多，所以有“黃河為患，以宋尤甚”的記述。僅以濮陽市周圍區(qū)域講，有記載的重大決口競達數(shù)十余處，為修治黃河，投入了大量役夫和財物，民眾長期上河工、服勞役，鬧得疲敝厭倦。明代內(nèi)黃邑令周源對宋時民眾修河有所追述：“不堪回首澶淵道，處處征夫起暮笳”。宋廷臣僚為修治黃河，引起了長時期的東流、北流之爭，其爭議焦點也在濮陽市周圍。由于史書記載簡略、為時久遠、州縣遷徙、村莊重名，不少決泛地點在哪?成為歷史疑案和懸案。較為重要并有名的幾處疑懸案，有漢時的王莽河，宋時的孫村決口等。王莽河是自王莽始建國三年(公元11年)，黃河自魏郡決口河徙，沖出一條新道，因新河流水順快，諸多治河議者不主張堵復，而成為新河，又因王莽篡位建國，國號為“新”，所以新河就這樣被稱呼起來，但是新河又摻雜時間概念，與以前的老河和以后的新河無法分辨，群眾直接了當?shù)姆Q其為王莽河，把所有與“新”有矛盾的字眼，全都解決了。但是，后來事隔數(shù)百年，有的史書對水經(jīng)注釋不妥，把始建國三年已斷流的西漢大河稱為王莽河，成為令人懷疑的疑案。到北宋時期由于諸多原因，對一些決泛地點記載和查找不清，而成懸案，使黃河史事出現(xiàn)混淆和矛盾。為此，本人借此，對幾個決泛地點作一查考探討。
一、孫村決口據(jù)《宋史·河渠志》記載，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澶州孫村埽決”。自此之后，孫村這個村名，成為大臣議論重點，先后在史冊中出現(xiàn)十余次之多，可見孫村口在其習寸治河問題上，占有十分重要位置。孫村究竟在哪?除只知在澶州之外，再未見詳盡記述，有些地方史志書冊說：孫村在清豐縣，也未指明哪個孫村，說明孫村在什么地方，其文章撰寫者也弄不確切。(一)三個重名孫村澶州境域(包括屬縣)，靠近古黃河故道者，有三個孫村：一在今清豐縣瓦屋頭村西2里；二在清豐縣雙廟村南1里；三在南樂縣西北，今衛(wèi)河西，距縣城約30里。為簡略敘述文字，依次稱其為第一、第二、第三孫村。第一孫村在橫垅故道以西，商胡故道以東，今潴龍河東堤右側(cè)。潴龍河東堤，南起黃龍?zhí)?橫垅河決沖刷潭)西側(cè)。經(jīng)孫村西、至瓦屋頭鄉(xiāng)北部西草場村西，綿延20余里，至今仍有寬厚的古堤遺跡，堤坎平均高3米左右，自堤坎向東，地形逐漸低平。第二孫村在商胡故道(今潴龍河)左岸，南起市區(qū)岳村鄉(xiāng)南田村，北至孫村，古左堤遺跡也很明顯。潴龍河河勢陡轉(zhuǎn)迂回狀態(tài)極其急驟繁多，說明黃河自此流經(jīng)時間較長。第三孫村，在南樂縣西境梁村鄉(xiāng)北部，東鄰衛(wèi)河左堤，其西其東均顯黃河故道遺跡。(二)黃河改道路線及爭議時段劃分1、黃河改道路線河決孫村埽的具體地點，因缺乏確切史載依據(jù)，無法、也不可能用一兩句話說清楚，所以首先應弄清在哪一次改道路線兩側(cè)決口。北宋初期，黃河流經(jīng)滑縣、浚縣、內(nèi)黃，至濮陽縣故縣(今縣城西南)西，折向東北，經(jīng)今縣城南，向東偏北方向流行，又經(jīng)清河頭以北向東流，至高堤口(今濮陽、清豐、莘縣、范縣四縣交界)東入今莘縣境(原范縣，1964年并入莘縣)。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九月，河決澶州橫垅埽，決口堵塞，回河東流之后，又于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七月，在橫垅埽第二次決口北流，流行時間14年。慶歷八年(公元1048年)，河決商胡(商胡即昌湖，今有南昌湖、北昌湖、婁昌湖、宗昌湖等村)，又改道經(jīng)今潴龍河西北流，流行時間32年。其流行路線經(jīng)北昌湖北，向東北流，又經(jīng)吳堤口西、翟灣東南，驟然呈現(xiàn)數(shù)次180度大轉(zhuǎn)彎，第一個轉(zhuǎn)彎經(jīng)岳村南、南田村東、拐向東北，又自單拐村南，西折至雙廟北，如此陡彎陡曲，至清豐縣北，再西北流，自南樂縣西北部人大名縣境。嘉祜五年(公元1060年)河流于魏之第六埽決口東流，并在此繼續(xù)開鑿東流泛道成為二股河。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河決澶州孫村、陳埽，自此之后孫村之村名，屢在記載中出現(xiàn)。其決口年代正是在商胡決口北流的30余年之間，所以該孫村或?qū)O村埽當在商胡故道兩側(cè)。元豐四年(公元1081年)四月，黃河在小吳埽復大決，詔令：“東流已填淤不可復，將來更不修閉小吳決口”，大河又由小吳北去。2、東流、北流之爭的時段劃分自景德元年橫垅第一次決口，至商胡決口改道北流，這一時期，在宋廷大臣之間，開始出現(xiàn)了回河東流故道和以新河北流的爭論，爭議的重點區(qū)域在今濮陽縣東北及市區(qū)東部岳村鄉(xiāng)，以宋初東流河道為東流，以橫垅、商胡河道以及六塔河為北流。這是東流、北流之爭的第一階段。自公元1048年商胡改道北流，至公元1081年大、小吳決口北流，這一時期東流、北流之爭的重點，北移至南樂和大名縣境。以二股河道為東流，以未鑿二股河前的北流(二股河口以下的西股)為北流。這一時期的爭論時間較長，而且爭論最激烈，可以劃作爭論的第二階段。第三爭論階段在公元1081年小吳大決不塞與公元1099年河決內(nèi)黃口之后，與孫村埽無甚牽涉，不再詳述。．(三)孫村決1：7地點的初步查證三個孫村都在商胡北流河道兩側(cè)，需逐一辨別：l、第一孫村。該孫村既位于橫垅北流故道以西，又位于商胡北流故道以東，按爭論時段說，應以商胡故道為主查辨，亦即應從第二階段的東流、北流爭論為主要線索。據(jù)《宋史·河渠志》記述：元韋占二年(公元1087年)，張問奏言：“分河水入孫村口，置約，復還東流故道”。并得到宋廷的允準施行。該孫村與張問所說有矛盾：一是由此決口進不了第一階段的東流故道，即便進入橫垅河道，但仍屬第一階段的北流；二是張問的奏言在第二爭論階段后期，其所說歸東流故道，并非第一階段的東流。其先，在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十二月，開始修六塔河，引商胡河水人橫垅故道，嘉韋占元年(公元1056年)四月初一，堵塞商胡北流河道，引水入六塔河，河不能容，是夕決口，溺死兵夫不可勝計。如果又以此地分水，其與六塔河兩者地域相去不遠，兩者作用近似，所異者一是北流，一是東流。時隔僅30年，當不會忘記六塔河的嚴重教訓。2、第二孫村。雙廟南之孫村，在商胡故道以西，據(jù)《宋史·河渠志》記述，元{；占四年(公元1089年)八月，翰林學士蘇轍奏言：“臣聞河道西行孫村側(cè)左，大約人地二丈以來，今所報漲水出岸，由新開口地東入孫村，不過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漲水而奪二丈河身，雖三歲童子，知其難矣?！胶铀q，其西行河道若不斷流，則遏之東行，實同兒戲”。蘇轍的奏言，給我們提供了3個查辨依據(jù)：一是商胡河道不在該孫村側(cè)左流行，盡管商胡河道因年久動蕩迂回在孫村以南、以東和以北(商胡河迂回至該村南6里，迂回到該村東7里，迂回至該},-lzlt5里)，均不能認為西行孫村側(cè)左；二是所說河水方漲之時的西行河道(與東行河道對比稱西行)，無論指南樂縣二股河的西股為西行河道，或指第一階段的北流為西行河道，或指小吳大決北流河道為西行河道，費盡思索領(lǐng)會也解釋不通：二股河口以下之西行河道距此太遠，而且在下游；如以第一階段的北流為西行河道，則商胡河道本身競成為西行河，自相矛盾；如小吳河決北流為西行河道，其東至孫村只少有50里；三是如自該孫村決口，其水流必然進入商胡故道或在其左岸流行，均屬第一階段北流，不可能復歸東流故道。由以上情況分析，可以初步認定清豐縣的兩個孫村，都不是元豐三年河決孫村埽的孫村。(四)澶州、德清、梁村與孫村之關(guān)系．，由于地名變更和村莊重名，極易造成后人誤解，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宋史·河渠志》記載；“河決澶州孫村?！?；二是元{；占四年(公元1089年)，“都水使者吳安持因紓解南宮(今河北省南宮市)等埽危爭，遂就孫村為回河(使水東流)之策。及梁村進約東流，孫村口窄狹，德清軍皆被水患?！币虼?，“澶州孫村”和“德清軍被水患”成為某些史志書冊以為清豐境孫村的誤解依據(jù)。為此還需將澶州、德清軍和梁村稍加論證分析、作辨別參考。1、澶州。今濮陽市清豐、南樂、濮陽三縣和市區(qū)，自唐代一直延續(xù)到北宋初期，即稱澶州。據(jù)《續(xù)資治通鑒》記述：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分天下為十五路，屬河北路。據(jù)《宋史·地理志》記述：慶歷二年(公元1042年)，始置大名府路，轄大名、澶州等地。據(jù)《續(xù)資治通鑒》記述：熙寧六年(公元1073年)分河北路為東、西兩路，屬河北東路，此時河北東路轄大名、開德、河間三府、十一州及德清等五軍。大概自此時澶州升為開德府，又據(jù)《宋史·地理志》記述：(開德府)本澶州，軍一(德清軍)，縣七(濮陽、清豐、南樂、觀城、臨河、朝城、衛(wèi)南)。此后的崇寧年問，還有革置，但在元豐三年(公元1081年)之后，與此無關(guān)。由以上記述可知：澶州轄清豐、南樂，“河決澶州”當以在澶州境城(包括屬縣)理解，不能只指濮陽，或只指清豐。2、德清軍。后晉天福中(約在公元940年前后)，澶州號日德清軍，據(jù)《續(xù)資治通鑒》記述：北宋太平興國三年(公元978年)二月，帝(宋太宗)次(到達)德清軍。據(jù)《清豐縣志》記述：后晉天福六年(公元941年)，改頓丘鎮(zhèn)為德清軍，治所在今清豐縣城南舊城，開運二年(公元945年)，德清軍治所遷陸家店(今清豐西北古城)。宋慶歷四年(公元1044年)，遷清豐縣治所于德清軍故城。宋時的軍小于州大于縣，一般轄二至三縣，宋初，德清軍在黃河北，可能因開德府(澶州)交通管理不便而設(shè)置，并且在同時期、同一境域，既有德清軍又有清豐、南樂兩縣并存。據(jù)此推測德清軍當轄清豐、南樂。至少德清軍相當于一個大縣。所以“德清軍皆被水患”，其所指境域應向西北伸展到今清南縣邊界，甚至更向北。3、梁村。都水使者吳安持所說“梁村進約”的梁村與孫村口聯(lián)系極其密切，如弄清梁村所在位置，便于查辨孫村。在澶州境有兩個梁村重名，一在南樂縣西部梁村鄉(xiāng)政府東北2里；一在清豐縣古城西北7里。另有梁村鋪，梁村鋪是今南樂梁村鄉(xiāng)政府所在地，當是宋時傳遞鋪或漕運鋪之意，因在梁村附近交通方便而形成。南樂縣之梁村在第三孫村南，即在孫村上游，兩者相距約lO里，在上游置約使水人孫村El很符合道理；同在元{；占四年，蘇轍所言，“由新開口地東人孫村”，說明在孫村口的上游又有一個新開口，這個新開口更距梁村很近。據(jù)史書所載，黃河有數(shù)道河堤，靠近主流河者為縷堤，新開口地當在縷堤上，孫村口在最外一道大堤即正堤上，所以蘇轍奏言中有河身入地2丈，由新開口地漲水出岸，在灘地上水深六七尺的講述。清豐縣之梁村在縣西北，縣內(nèi)兩個孫村都在縣東南，梁村距第一孫村遠達60余里，距第二孫村遠達50余里。如自縣西北梁村進約，使水人縣東南的孫村口，按水力學原理講，梁村與孫村相距遙遠，根本不可能也起不到控制水流人孫村口的作用。關(guān)于元桔八年，因?qū)O村進約造成到處決口泛濫的史事，還有一些說明問題的史載事例：如按《宋史·河渠志》記述：元{右八年二月，趙稱上議疏“¨：…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在大名府境)河決患水不能閉也……今不謀此，而議欲專閉北流，此知一日可閉之利，而不知異日既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為力，而不知闞村方漲之勢，未可并人東流也?！标R村是今大名縣南部衛(wèi)河邊上地圖不載的小村。這一段文字記載，完全是說第二階段即南樂與大名交界處的東流、北流，又如：元祐八年五月，“水官卒請進粱村上下約，柬狹河門。既涉漲水，遂壅而潰。南犯德清，西決內(nèi)黃，東淤梁村，北出闞村……北流(指第二爭論階段的北流)因淤遂斷，河水四出，壞東郡浮橋?！边@一段記述更加透澈的說明南樂縣孫村和梁村是河決孫村埽和梁村進約的真正地點：(1)按地理位置說，只有在南樂縣梁村進約，才能束狹東流河門。(2)及至在洪水到來之際，由于河門窄狹，下泄不及造成河門上游大段河道壅水，因壅水抬高了洪水水位，形成漫溢潰決，河水四出，就是說潰決口門不止一處兩處，而且東堤、西堤都有決口，才能西邊決口淹內(nèi)黃，南邊在東岸決口犯德清，東邊決口淤梁村，北邊又因進約潰決，水出闞村。以梁村與河門為中心而分南北，以梁村以上黃河南北線路為軸線而分東西。(3)清豐縣的梁村在古城(德清軍治所)西北僅六七里，即在德清軍境，又靠近德清軍城，史書記載中所說，既已淹了德清又何必重復東邊淤了梁村，而且闞村與梁村無法對比言東和北。(五)河決澶州南樂縣孫村埽的獨特引證材料。上文對幾個孫村互有關(guān)聯(lián)的史載材料，已作了初步辨別查證，另外有一些記述材料只適用于南樂縣孫村。1、二股河與魏之第六埽二股河口的概約位置?！端问贰ず忧尽酚涊d：嘉韋占五年(公元1060年)，河流派別于魏之第六埽，日二股河，其廣200尺，自二股河行130里，至魏恩德博之境，日四界首河?！独m(xù)資治通鑒》記載：嘉祐五年，河北都轉(zhuǎn)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jīng)，宜浚二股渠，分河水流入赤金河，可以紓(解)決溢之患”?！按赫?，鑿二股河”。魏之第六埽在哪?宋時大名府轄今魏縣、內(nèi)黃、大名等縣，澶州(開德府)轄濮陽、清豐、南樂等縣。商胡改道和小吳改道北流之時，大名府的黃河埽工，以近府開始，自北而南統(tǒng)一新編序號，魏之第六埽即大名第六埽。今南樂縣西界以西約6里的魏縣境，有村名日第六店，在清豐縣蘇堤村東北約9里，與蘇堤以衛(wèi)河相隔，(1979年衛(wèi)河施工時，冀豫兩省為爭取建蘇堤橋的橋址，河南省向海委要求建在蘇堤西北，河北省要求建在第六店正南，筆者本人為此事曾數(shù)次到第六店查看)。宋時黃河的埽工和沿黃河的漕運鋪均按派別編號，甚至同一地區(qū)的埽工和鋪也用同一個序號，第六店當是鋪或埽的演變。據(jù)《續(xù)資治通鑒》記載，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秋七月，“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決，湮館陶、永濟、清陽以北”。依此推測第六埽當在第四、第五埽之南，即第六店附近?！端问贰ず忧尽酚浭觯褐纹蕉?公元1065年)八月，張茂則奏言：“二股河東傾已及八分，北流只二分，八月戊申，北流閉，時北流即塞，而河自其南四十里許家港東去，泛濫大名、恩、德、滄、水靜軍五州軍境?！痹S家港位在大名南偏東約12里，在南樂縣大北張村(衛(wèi)河施工的河南省工段終點)北約lO里。從這一資料看，二股河口當在許家港以南、南樂縣西部境域。2、二股河的上游段在澶州境據(jù)《資治通鑒》記載大意說：熙寧四年十一月：“議者爭言疏導黃河之利，張茂則提出：二股河地勢最低，而且已有舊堤防作依憑，如今堙塞的河段才二十余里，如度量河水湍流的多少，使其回河人二股河，再保存清水鎮(zhèn)來分散其水勢，則急流可以變緩，決口可以堵塞?！彼紊褡谕馄浣ㄗh，“令河北轉(zhuǎn)運使司開修二股河上游，并堵第五埽決口”。任都水丞的程防，想盡量抽調(diào)各州修治河堤的兵夫疏浚二股河上游，要求抽調(diào)按以往規(guī)定不應到外地服役的鎮(zhèn)寧、河清幾處州軍兵卒到二股河上游參加施工，鎮(zhèn)寧(今濮陽縣西南之故縣)僉判程穎依已往規(guī)定拒絕抽調(diào)，程肪奏知朝廷之后，允其自鎮(zhèn)寧抽調(diào)八百人。其時正置天氣大寒，鎮(zhèn)寧兵夫從工地逃跑回到鎮(zhèn)寧，鎮(zhèn)寧州官畏懼程防，不敢開城接納，程顥說：“他們?yōu)榱颂颖芩劳觯约簹w回，不接納入城必生叛亂，程肪若責，我自當之”，并親自去開城門，撫諭約定，休整3日再回工地。此后程肪因回朝奏事過州，揚言：“渣州(工地)兵卒之亂，是由程顥從中誘使的。”由這一史例說明兩個問題，一是二股河上游確在澶州境；二是大名第六埽在第五埽之南，其第六埽的位置在大河西岸，即第六店一帶，其大河東岸即二股河首。如果二股河在今濮陽縣或清豐縣境，則濮陽兵卒一I-_河工服役，是職責所系，不能視為遠出外地施工。3、孫村決口與二股河東流的關(guān)系《宋史·河渠志》記載：元{；占元年(公元1086年)十一月，秘書監(jiān)張問奏言：“臣至滑州決口相視，迎陽埽(今?？h迎陽鋪附近)至大、小吳，水勢就下，舊河淤仰，故道難復。請于南樂大名埽開直河(載彎)并簽河(分流道)，分引水勢入孫村口，以紓(解)北京向下水患”。領(lǐng)都水事王令圖亦為然，太后(垂簾聽政)即將允準，北京留守韓絳奏：“引河近府非是”。因而又詔張問別相視。元裙二年二月，張問相視回，復奏“如前議，分引河水入孫村口，置約，使復歸東流故道(二股河)，”太后從之。說明孫村口在南樂大名埽稍下。關(guān)于“南樂大名府?！边@個詞句，依筆者淺識：其時南樂屬澶州，澶州黃河埽工共13埽，即濮陽、大韓、大吳、商胡、王楚、橫隴、曹村、依仁、大北、岡孫、陳固、明公、王八13處埽工，其中大北埽即在南樂西北邊境大北張村一帶，就是實證。因大河東岸是南樂縣境，大河西岸或是大名境或是南樂縣但緊鄰大名境界，按一般防洪工程規(guī)律說，大河西岸即便屬澶州南樂縣，但再西已無多大區(qū)域面積，由此決口出水，主要受害者是大名及其以下州軍，所以大河西岸埽工由大名修筑和管理，這種事例，不但宋時，而現(xiàn)在也仍然存在。按上述記載資料說明孫村當在二股河口稍下。4、孫村口是小吳決口北流后的爭議主題孫村口不但是商胡改造北流后的分水東流口門，也是以后小吳決口改道的分水口門，而且孫村幾乎轟動北宋所有臣僚。(1)小吳河決北流后的河行路線元豐四年(公元1081年)，小吳埽復大決，自澶州注入御河，(小吳口的具體地點，在內(nèi)黃縣南部梁莊鄉(xiāng)，下文另有查證)。小吳決口改道后的新道已遠離商胡河上段，即遠離清豐縣的孫村。其流行路線在元格三年(公元1088年)，戶部侍郎蘇轍上疏(向宋皇奏事)有所透露：“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湮滅已一二百里……”。說明自小吳決口北流，經(jīng)大名以西，通過人為工程改由大名以南，折向東行。(2)孫村口是小吳河決北流的爭論焦點元裙三年(公元1088年)，三省和樞密院所有官員包括右相范純?nèi)剩蜕鋮喂?，尚書王存，戶部侍郎蘇轍以及文彥博、胡宗愈、曾肇、王令圖、張向等都參與了北流、東流之爭論，其爭論焦點多集中在孫村，今援引兩個事例，以顯示孫村的重要地位和其概要范圍(用白話文敘述)：其一是王存、胡宗愈的一段奏言：“前些日子，聽說太后意旨，令仔細慎重商議，然而數(shù)日以來，諸多意見仍未統(tǒng)一起來。有人說，令建議者作出保證，寫出軍令狀，臣等也是建議中人，思索再三，覺得此法不妥。因此，請?zhí)笤倥晒賳T前往查視。即便建議者作出保證，但他們的見解也不過達到現(xiàn)在認識程度，如果按其建議動工修河，一旦因效果不好，造成災害，后果不堪收拾，既使給他們加罪，也與事實無所補益……若能全回大河，使水人孫村故道，豈不是上至朝廷下至臣民的通愿?但恐不能成功，其危害將比今天大得多?！远魑阂员?，另尋疏導歸海去處，不必專主孫村?！逼涠翘K轍與曾肇的一段奏言，蘇轍說：“臣聽說有關(guān)修河的材料到闕，而昌言：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北，水勢奔快……朝廷若以河事會臣．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保無河患，……雖然已派遣范百祿等人出去察看治河(北流)的利與弊，但是誰保他們不是觀望風聲和猜測圣旨意圖說話。愿立即收回購買梢草的機構(gòu)和職權(quán)，來歲也不要調(diào)派開河兵役，使范百祿等人知道圣意對東流、北流無所偏依，讓他們不至于阿附他人意見，以誤國家。”曾肇說：“數(shù)年以來河北災傷，今年稍有熟收，民力尚未恢復，雖然回河之策已定，梢草已具，也無辦法可施，以前王令圖、張問欲開引水簽河，導水入孫村口，還復故道，議商此事者，多有懷疑……王孝先獨反其說，其初要求開減水河，將他召赴都黨詢問之時，又請求以二年為期。等到朝廷責問．他又慌忙地說，來年取水入孫村口，若河流順，工料有所準備，就可閉塞(北流)，回復故道。完全是推托搪塞之詞”。上列兩個事例，雖似離題稍遠．但其大意處處聯(lián)系到孫村。由此可證明孫村口既是商胡河道下段的二股河口門之一，也是小吳河道的東流主要口門，它與清豐縣的孫村毫無聯(lián)系。5、孫村近金堤元豐三年河決澶州孫村埽的孫村，西距金堤不遠，《宋史·河渠志》記載：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十月，知澶州王令圖建議“浚迎陽(迎陽鋪在浚縣)舊河，又於孫村金堤置約，復東流故道。”此處所說‘金堤置約’，即西接金堤向河內(nèi)修筑攔水堤壩?！独m(xù)資治通鑒》記載：元桔八年(公元1093年)十二月，“先是(其初)水官銳意回河，請日：河流淺狹，權(quán)堰斷(暫以堰壩截斷水流)，使水入孫村口”。又河北轉(zhuǎn)運副使趙稱上《河議》書略說：“自有司回河幾近三年，工費騷動，半于天下，復為分水，又已四年，古所謂分水者，回河流，看地勢，導而分之，蓋其理也。今乃橫截河流，置埽約以扼之……”。兩次記述均指出橫截河道的置約辦法。筑長堤以障水的措施，始自戰(zhàn)國，西漢哀帝初(公元前6年)賈讓上治河三策，其中記述：“堤防之作，始于戰(zhàn)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堤去河20里?！庇终f：“從黎陽(?？h)北盡魏界，故大堤去河遠者數(shù)十余里，內(nèi)亦數(shù)重，此皆前世所排也”，其所說正是西漢以前大河流經(jīng)的黃河古堤?！抖迨泛忧咀⑨尅穼鸬痰慕忉屨f：金堤，西漢前專指東郡：魏郡、平原郡境內(nèi)的黃河兩岸大堤，因其高厚堅固，又以石護岸，故稱金堤?！秲?nèi)黃縣志》記述：“金堤在縣東，上接大名，下連滑浚，沿延數(shù)百里，漢成帝時，王延世運土塞河決，因金堤而增筑之，上有秦女樓，金堤驛”。這是大河左金堤；依據(jù)有關(guān)縣志和現(xiàn)在古堤斷續(xù)遺跡，其右堤南自濮陽縣土壘頭，經(jīng)戚城，清豐西關(guān)，棗格村東，南樂縣閆王廟，寺莊東，遠古寧甫村南南北一線斷堤殘垅遺跡即西漢前大河右金堤。在孫村金堤置約，復東流故道，并橫截河流筑堰，應是自左岸起自金堤向河內(nèi)伸展橫向堤甥，逼水東流。雖然東漢后自濮陽縣境東流的河堤，后來人有稱金堤者，但距清豐縣的兩個孫村均甚遙遠．無法也不可能把孫村與金堤聯(lián)系在一起。6、澶州至北京官道與孫村自澶州(今濮陽縣城西南)去大名，須過河至北城(今濮陽縣城)，經(jīng)清豐(萬歷四年即公元1044年，治所遷至清豐縣西北的古城)，又經(jīng)南樂(先在縣城西北谷村，因水患，于元豐四年即公元1081年，遷今址)，再經(jīng)孫村附近渡東流大河正北去大名。這是宋時官路，今古城村南有村名日“官路邊”。據(jù)《宋史·河渠志》記載，元豐占八年十月丙寅，監(jiān)察御史郭知章言：“臣比緣使事至河北，自澶州人北京，渡孫村口，見水趨東者，河甚寬而深，又自北京往沼州(河北省永年縣)，過楊家?？趶投?，見水趨北者，才十之二三，然后知大河宜閉北行東，乞下都水監(jiān)相度”。郭知章并非因河事去大名，已在濮陽南北城之間渡過一次黃河，不必要再自澶州北城向東北繞道數(shù)十里，由清豐縣東南的兩個孫村渡河；而且大河自商胡改道北流后，在其下游(南樂縣境)又分成二股河，如自清豐縣的孫村渡河去大名，還需3次渡河方能到達大名。如再加楊家棧，共渡河4次，與郭知章所說極為矛盾。(六)孫村決口地點結(jié)論黃河自慶歷八年(公元1048年)河決商胡埽改道北流，又于嘉稿五年(公元1060年)，自魏之第六埽分為二股，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澶州孫村口在二股河口稍下，經(jīng)過人為置約和疏改，自孫村口出水仍入二股河東流河道。河決孫村埽的埽工在南樂西北孫村附近，亦即南樂縣孫村是真正的元豐三年，河決孫村埽的孫村。有些地方志等史書記述孫村埽在清豐縣孫村附近，當屬誤解。當孫村的所在地點未弄清之前，有關(guān)諸多宋時黃河史，出現(xiàn)混亂和相互矛盾，而不得其解，當孫村、梁村等地點弄清之后，再看宋時黃河史，則順理成章，本人為此，俗煩累贅，而不敢茍且把此歷史事地更正記述下來。二、大吳、小吳和曹村(一)曹村決口《續(xù)資治通鑒》記載：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八月，河溢曹村，遂即堵塞。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七月已丑，又大決曹村，澶淵北流(指商胡河決改道北流)遂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梁山張澤濼，又分為兩支，一支東南入淮，一支北流人渤海。灌淹縣45，壞田30萬頃。宋神宗詔命修閉，而故道已堙，淤而高仰，水不得下，命樞密都承旨韓縝相視，韓縝視回奏言：漲水沖涮新河，已成河道……欲只用新河，量加增修，可以經(jīng)久，(帝)從之。直至元豐元年(公元1078年)夏四月戊辰(二十四日左右)，才堵塞決口，《宋史·河渠志》記為四月丙寅(二十二日左右)，兩者記述基本一致。五月甲戊朔(初一日)，曹村新堤成，長110里。計用工190余萬，用材1289萬，錢米各20萬?！皴ш柨h城西南25里，澶州南城西10里一帶，有吉凌平、董凌平、馬凌平、常凌平、李凌平5個緊鄰村莊，即原曹村。該村正處于宋大河故堤遺跡高處，由凌平東北至今濮陽城關(guān)沿線，有候道口、徐堤口、劉堤口、宋堤口、南堤等村，有明顯的古堤(漢右金堤、宋左堤)垅脈。曹村決口時，因有“龍見河決”之事，．上報宋廷，故元豐元年堵塞決口之后，為表示慶功和吉利之意．沼命改曹村埽為靈平埽，凌平當是繁體“囊”字的省筆演變，人民共和國建國后進行文字改革，始將繁體“囊”改作靈，而凌平少省筆記法早在文字改革之前，一直沿用，未予更正．(二)大吳、小吳決1．71、決口時間。至和中(公元1055年)，“河決小吳埽，破東堤頓丘口”。元豐三年(1080年)七月．“漓州孫村、陳埽及大吳、小吳埽河決，詔外監(jiān)丞修閉”。元豐四年四月，“小吳埽復大決，自澶州注御河”。詔日：“東流已填淤不可復，將來更不修閉小吳決口，候見大河歸納，應合修立堤防”。元豐五年七月“決大吳埽，以紓(解)靈平下埽危急”。這次河決當是人為扒口，《黃河變遷史論述》記述：“七月壬午，水沖靈平埽，依旨決大吳埽，使水下流?！?、地理位置與地形。今內(nèi)黃東南境，中召西北、梁莊東南有劉大吳、曹大吳、王大吳三村，梁莊東北5里有喬小吳、張小吳兩村，當是其時黃河決口之處。小吳東北有決口沖坑遺跡，坑潭呈北偏東方向，長條形狀，寬約400米，長約800米。大吳村正北有3個品字布列的沖坑，均小于小吳東北坑潭，說明水流稍有擴大散彎轉(zhuǎn)，兩處決口水流路線均北經(jīng)清豐內(nèi)黃邊界，北人南樂縣，又自大名注御河。3、史證材料。據(jù)《宋史張問傳》記載：“張問言：曹村、小吳南北相直，而曹村當水沖(頂頭河彎)，賴小吳堤薄，水溢北岸，故南堤無患。若筑小吳，則左疆而右傷，南岸且決，及并京畿為害”。這一記載，清楚確切的說明了小吳的地理位置，即曹村在河右岸，小吳在河左岸，兩村隔河南北相對。又依《續(xù)資治通鑒》記載：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八月，“是月河溢澶州，曹村埽決，鎮(zhèn)寧僉判程顥方救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渙以事急告顥，一夜馳至，渙俟于河橋，顥謂劉渙日：曹村決，京畿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為．請盡以兩軍(地方軍)見付，事或不集(濟)，公當親帥禁兵(國家軍隊)以繼之。渙即以本鎮(zhèn)印授顥，顥得印．不暇人城省親，徑走決堤，……顥命善泅者度決口，引大索以濟眾，兩岸并進，數(shù)日而合?！边@一記述文字有兩處需加說明：其一，“相去百里”：澶州州址和鎮(zhèn)寧軍軍址都在今濮陽縣西南故縣村即南城，自澶州去小吳，須經(jīng)惟一的北城之南浮橋，相距20里，自北城去小吳，須經(jīng)漓州去內(nèi)黃縣(縣址在今內(nèi)黃西舊縣)官道，今內(nèi)黃縣東南張包村是惟一的道口和渡口(參見《內(nèi)黃縣志》)。騎馬行官道必須經(jīng)張包，澶州北城距張包40余里，然后再自張包走小路去小吳，又是30余里。所以自澶州南城去小吳相去百里，實際直線隔河相距僅十五六里；其二“俟于河橋與不暇入城省親”：當程顥得知曹村決口消息后，打算與劉渙-一起_去曹村，按劉渙的意思還是經(jīng)澶州北城過浮橋去曹村，程顥因路遠不同意，乘船自下游(船順流而下)渡過河去，此時已距澶州南城很近，程顥因決口事急，沒有時間去南城告訴家中一聲，竟直接去了曹村。這一史實記載是曹村與小吳隔河相對的有力佐證。由此可以肯定今內(nèi)黃縣東南小吳村就是元豐年間河決小吳的確切地點。三、內(nèi)黃口(一)黃河決泛內(nèi)黃及沖坑遺跡今內(nèi)黃縣南部，大小吳以上，有3處黃河決口沖刷溝潭痕跡，自東而西，一是硝河，南起滑內(nèi)兩縣邊界，經(jīng)大柴村西、向西北彎轉(zhuǎn)，呈月牙形至后化村東，長達40余里，號稱45里硝河破；二是北海頭，自?？h善堂鄉(xiāng)臨河村南和王莊東，跨越浚內(nèi)兩縣邊界，至北海頭東，有斷續(xù)沖坑五六個，連接總長20余里；三在浚縣善堂西北．內(nèi)黃縣孫小砦西。這些決口沖刷遺跡在1970年以前，尚有蓄存水能力而未干涸。而且有較明顯的邊岸，水中有魚，問有雜草、蘆葦。前兩處遺跡均有橫截西漢以后大河故道之勢。后一處斜切禹河故道，這些沖溝和沖坑，如果發(fā)生在北宋以前，當早已堙埋淤淀，形跡消彌，北宋之后，大河南徙，當不是人為力量造成如此地形，所以當是北宋時黃河決泛所形成。宋時有涉于內(nèi)黃境域的黃河決溢和決口記載有5次(不包括大小吳)：一·在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十月．澶州河決．水西北流入御河，浸大名府城；二在元豐五年(公元l()82年)六月．‘河溢北京內(nèi)黃埽；三在紹圣元年(公元1094年)，于內(nèi)黃下埽閉斷北流，然至漲水時，猶有三分水勢；四在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六月末，河決內(nèi)黃口，東流斷絕，自六月末決口未堵塞，至八月，大河水勢已十分北流；五在元符三年，會四月，河決蘇村，注御河。(二)內(nèi)黃縣境域變革為了弄清5次決泛地點，尚需把內(nèi)黃南部變革情況作簡單介紹，北宋前中期，內(nèi)黃南部境域?qū)馘ぶ菖R河縣，后因地處黃河左岸，而且黃河屢在此境域決泛，造成東西交通切斷和行政管理不便，臨河縣廢。臨河縣治所在今?？h善堂鄉(xiāng)臨河村，縣廢之后，其縣東境域和縣北境域并入內(nèi)黃縣，其西南部包括城址并入浚縣，從此內(nèi)黃縣與黃河始有直接接觸。臨河縣何時廢或遷徙?未見記載，據(jù)推測，約在熙寧六年以后，元符二年以前，這一時期有許多州縣興廢和名稱更變記載事例，在此不多贅述。再者，此后內(nèi)黃南部境域有關(guān)河事的記述，不再出現(xiàn)澶州河決等記述字眼，開始以內(nèi)黃代替澶州。但是也給我們帶來一個新問題：一般縣治興廢多有記載，而臨河縣廢年月記載不詳，可能縣治有所遷移，今濮陽市區(qū)岳村鄉(xiāng)南部，黃河故道左岸，有臨河砦村，個別地方史志稍有透露，認為該村曾為臨河縣治所，因無確切證據(jù)，叉對本文關(guān)聯(lián)較少，當另作查考。(三)幾處決泛地點的概略辨別1、硝河。淳化四年河決澶州，早于小吳復大決之前，其時臨河縣屬澶州，也正是東流北流之爭最激烈之時，突然由上游決口，河水西北流入御河，造成御河這條河北漕運大動脈到處決溢和被泥沙堙淤。影響漕運，所以決口又予堵塞。如果這一年決于小吳口門下游，不會西北流入御河，既是西北高、東南低的地勢之必然，又被小吳決口所證實；同時必將泛濫下游州縣，這次決口早于小吳決口60余年，按洪水泛濫對下游州縣的影響，當大于至和二年，但小吳必下區(qū)域未有任何災患記述。硝河即今馬頰河線路，在濮陽、南樂、大名縣志中多有記載：濮陽縣志說：硝河在州(開卅I)西，源出?？h．流經(jīng)滑縣，分為二，一支流經(jīng)開州西，為馬頰河，又東北流經(jīng)戚城北，匯為趙村坡，東折人岳儒固(南樂境)；南樂縣志說：岳儒固河．在縣西北4里，岳儒固西南，自清豐里(固)村入境；大名縣志說，硝河兩岸產(chǎn)硝故名，其源出河南?？h流經(jīng)滑縣分為二，一支由內(nèi)黃人大名縣南界，東北注於三角潭，分十之三……。三書只說明硝河自滑縣分為二支，北支小南支大，但無說清硝河成河年月，從該河切斷西漢大河、東漢大河的形勢分析，成河時間當在北宋或者只是北宋及其以前的黃河左側(cè)排泄?jié)乘?，今?nèi)黃縣的硝河并非原硝河主流，最多只能算作北股支流所經(jīng)，它的河流方向當應自南而北，但很小，今遺存的這段45里硝河，溝形明顯，河岸陡嫩，寬達百余米，甚至更寬，最窄的子漕溝寬也有五六十米，長達40余里而無間斷，呈南北流行方向，不是一般澇水河道所形成。依據(jù)硝河以下地形和跡痕，以后化村，東姜莊，沿今杏園溝人衛(wèi)河。正符合淳化四年西北流入御河情況，人們已有所認識。2、元豐五年六月，河溢北京內(nèi)黃埽，緊接于當年七月，決大吳埽，以紓靈平(濮陽曹村、今凌平)下埽危急。一般說上游河溢，洪峰削減，下游不會再決口，從“紓靈平危急”來說，也當距靈平不遠。說明內(nèi)黃埽在大吳口門之下，也說明內(nèi)黃埽不是內(nèi)黃口。3、紹圣元年，“于內(nèi)黃下埽閉斷北流”的記述，并非指在內(nèi)黃下埽決口，所言“猶有三分水勢”也非指在內(nèi)黃下埽處有三分水勢北流，以其前后河事情況聯(lián)系起來看，當指元豐三年和元豐四年(紹圣前一二年)數(shù)次數(shù)處決口的下游河段中閉斷北流．回河東流而言。如果自大吳以上堵塞河道則東流北流之稱均不復存在，并且必將從更上游另行沖決而成新泛道。由此可以說內(nèi)黃埽遠在大小吳之下。(四)內(nèi)黃口的位置本節(jié)重點是探討內(nèi)黃口，所以把它專列一段討論。l、自元符二年河決，在記載中出現(xiàn)了“內(nèi)黃口”的名詞，一般說，內(nèi)黃口、頓丘口、清豐口等，當指河道剛剛進入或接近該區(qū)域的第一個河口、堤VI或道VI而言。內(nèi)黃東南部(臨河縣東部)，黃河幾乎全在此境域流行，凡黃河左岸皆屬內(nèi)黃縣境，根本分不出哪一個地方是內(nèi)黃口，哪一個地方不是內(nèi)黃口；但是，在內(nèi)黃西南部卻不一樣，內(nèi)黃新縣界已接近黃河，但未南伸至大河中心或岸邊，新縣界即當時左堤路線，這是由于黃河在?？h東北，緊靠內(nèi)黃向東流行，至臨河縣境中部才折向東南，臨河縣廢后，縣城臨河村是當時交通重要城鎮(zhèn)，黃河主流就自臨河村以南以東和東北流行，當臨河縣城及周圍直屬村莊劃歸?？h時，無法也不可能以河心為界，即不能把河左包括河西，河北等地劃歸內(nèi)黃．又因左堤仍然保留起著防御洪水作用，只能以左堤為新縣界。內(nèi)黃縣東南部，包括中召、粱莊、后河等鄉(xiāng)均屬臨河縣，后河以西7里稍偏南的店當村即屬臨河(見《內(nèi)黃史志選編》第一輯)，而臨河縣西部北界，因大河流勢所關(guān)，I臨河縣與內(nèi)黃縣界當自店當，后河東西一線，還應在北。依今內(nèi)黃縣邊界形狀，像似8塊小正方形成對排列組成的長方形，南北長東西窄，但缺少左下角的一個小正方形，當由臨河縣廢之后所形成。元符二年泛道，正是流行于所缺小正方形的右上角：2、Il缶河村距縣界僅約5里，唐代之時．黃河即在臨河村東側(cè)流行，唐詩人岑參在《臨河留題黎陽樓》日：“黎陽城南雪正飛，黎陽渡頭人未歸……邑中雨雪偏著時．隔河東郡人遙羨”等語(臨河曾為黎州治所)。黃河自大侄山東北流近內(nèi)黃界，不少史書多有記述。元符二年河決北流，正與海頭南北一線串珠式?jīng)_坑相吻合。3、元豐四年小吳大決之后，自澶州注入御河，詔令東流已填淤不可復，將來更不修閉小吳決廠1，自此之后大河自其一t-游北決不再復堵已成慣例，其原因：一是有詔命；二是大河決口越上移，越易危及京畿，如大河南決，無論東流議者或北流議者，都是不允許的，所以北岸決口皆決而不塞，包括元符二年北岸決口也未堵塞。如是競給我們提供一個很簡單的辨別決口遺跡發(fā)生于何年的方便，就是說，可以按照年代先后，自下而上的尋找決口地點，或者說，絕不會先在上游決口未堵又在下游決口。由此可以推斷，北海頭南北一線，自?？h了堤頭、善堂鄉(xiāng)王莊、內(nèi)黃縣老塔坡、漢晁、流河、穿越禹河故道流人衛(wèi)河的決泛線路，即元符二年河決流泛路線。4、內(nèi)黃口在哪?元符二年河決內(nèi)黃口，當是自左堤決口。其時左堤線路，按現(xiàn)遺殘堤脈垅，予以串連，其東部自東而西，經(jīng)王固埝、大吳北、小吳北、留固、張親砦，東大城、牡丹亍一線，其西部即浚內(nèi)兩縣邊界。內(nèi)黃口在浚縣善堂鄉(xiāng)的王莊(非?？h北的王莊)與內(nèi)黃縣郭桑屯之間。四、蘇村決口與蘇村河漲(一)蘇村決口《宋史·河渠志》記載：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會四月，河決蘇村”。這次決泛情況十分嚴重，治河官員遭到責罰，中書舍人、龍圖閣待制、河北都轉(zhuǎn)運使兼專功提舉黃河河事的張商英被免去兼職，其他治水官員一律罷官。蘇村在浚縣東北，位于浚縣、湯陰、內(nèi)黃三縣交界的?？h境，距北宋黃河故道約十六七里。此次決口當是蘇村埽決口。北宋?？h的黃河埽工有蘇村、齊賈二埽，今?？h東北，鄰近浚、內(nèi)兩縣邊界有齊家、賈村，兩村近鄰，齊賈埽當在此處。其時黃河自大侄山東北流，只左岸埽工屬?？h，河右岸屬滑州．?？h左岸多山丘，只東北一段河道易出險而有埽工，故只有蘇村、齊賈兩處埽工。蘇村埽在齊賈埽上游，依據(jù)地理、地形和有關(guān)資料對照，當時黃河自大1丕I上I東北流，又大彎轉(zhuǎn)折向東南，經(jīng)臨河縣城以南，沿今滑內(nèi)邊界東去，蘇村埽是大彎轉(zhuǎn)西北角險工，現(xiàn)存潭坑遺跡當在左堤外側(cè)。這一帶土地疏惡，沙土多，地形低下，村莊稀少，是古禹河故道和右岸背河洼地。自夏禹以后，直至北宋，黃河長期流經(jīng)此處，遺留下很多沙丘，堤垅和坡洼。甚至村莊名稱如下河里、白毛里、曲河、東池、丁池、了堤頭、劉坡、小灘、沙堤、均與黃河有關(guān)，今?？h境東西池即東西魚地，在宋時黃河右岸，滑州魚池埽約在此處。以小灘命名的小灘坡，是歷代御河、衛(wèi)河行洪滯洪的必經(jīng)之地。為排除這一帶積澇。于1962年以后，浚內(nèi)兩縣在此挖排水溝一條。名日?？h內(nèi)黃邊界排水溝，簡稱浚內(nèi)溝。小灘坡北側(cè)是禹河故道沙丘，?？h了堤頭正北，內(nèi)黃縣東化固村南的縣界上有明顯的沖坑溝潭遺跡，當是元符三年黃河決口沖刷而成。(二)蘇村河漲與黃御匯流據(jù)《宋史·河渠志》在御河篇內(nèi)記載：“崇寧二年(公元1103年)，黃河漲人御河，行流浸大名府館陶縣，敗廬舍，用夫(兵)三千，役(民工)二十一萬余眾修西堤(御河堤)，三月始畢，漲水復壞之”。元符三年和崇寧二年，兩決洪水由此決口泛濫，均橫穿禹河故道流注御河，此后多年，黃河與御河又匯成一股河道，稱作黃御匯流。史書對這兩次洪水決泛的記載中，有兩個字耐人尋味：會四月的“會”字，不多見，可以理解為剛剛到或才到四月份，黃河就發(fā)大水，決了口，“會”表示肯定語氣，即肯定在四月份河決蘇村；漲入御河的“漲”字，也很稀奇，宋時文言記事雖很簡略，但用詞卻很講究，當不會記錯，就是說黃河洪水確實是漲人御河，并且流泛數(shù)百里至館陶。一般說，河水漲升超過堤頂漫溢堤外而河堤未被沖壞，應記作河溢，如河堤被沖成決口，應記作溢決，如因堤防單薄或有隱患或質(zhì)量不高而決口，則記為潰決或河決。漲人御河而且其洪量能流泛甚遠，是何原因?由《續(xù)資治通鑒》得出了答案：原來自元符三年春蘇村人為決口之后，決口口門一直未有堵復；元符二年十二月壬戊．水部員外郎曾孝廣奏言：“大河見行滑州通利之問，蘇村埽今年兩經(jīng)危急。清自此埽危急之處，后來年水發(fā)之時，乘勢開埽，導河使之北行．下含內(nèi)黃縣西行河道，永久為便。(上)．從之?！鼻≈了脑曼S河發(fā)大水，洪水由蘇村埽下流御河．在蘇村埽之下沖刷成巨大潭坑，在蘇村埽以上的灘地內(nèi)，沖成溝糟新道，形成自然分洪道。所以崇寧二年有漲入御河的記載，“漲”字的用詞確是十分恰當。從此黃河又一次出現(xiàn)大分流，可惜后來有關(guān)河史書冊未予明確指出，包括《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釋》，也未把曾孝廣的奏請編選進去。不但如此．因為黃河占用了御河河道，黃河成為主題，御河自蘇村以下河段的名稱已不復存在，所以把這一河段的史事完全記人黃河身上，在記述御河史事時卻不再提及，今舉幾個事例作證明：1、建中靖國元年(公元1101年)春，尚書省言：“自去夏蘇村漲水，后來全河漫流，今已淤高三四尺，宜立西堤”。所說西堤即御河西堤，“全河漫流”和“已淤高三四尺”也是指御河。道理很簡單：黃河本身已經(jīng)決口，洪水下泄有路，不會再全河漫流，這是其一；其二，自元符三年四月至次年春，倘不到一個年度的時間，黃河淤高三四尺不可能，按現(xiàn)在黃河情況說，每年平均淤高1—2公寸，而且這是對淤積河段講，當決口后，其決口上游河道水流順快，應該沖深而非淤淀，對決口下游的原河道說，含沙量多的高峰水流，已自決口處外流，低含沙量的枯水時期，僅只半年時間，也不可能淤高三四尺(約合今l一1．3公尺)，但是自決口匯注御河后，卻有如此可能，不是可能，而是肯定，御河河道淺狹，黃水注人，必然全河漫流，由河內(nèi)和堤外，寬水面、淺水深，緩慢流泄，豈有不淤之理?2、這一時期屬東流、北流之爭的第三階段，接近爭論末期，北流議者占上風，主張北流的左正言任伯雨奏言：“河為中國患，二千歲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今朝。而徇眾人偏見，欲屈大河之勢從人意者，莫于今世。臣不敢遠引，只如元{右末年，小吳決溢，議者乃譎謀異計，欲立奇功，以邀厚賞。不顧地勢，不念民力，不惜國用，力建東流之議。……一旦決潰，又復北流?！比尾甑倪@一奏言是在“自去夏蘇村漲水，后來全河漫流”之后，緊接著發(fā)表如此議論的，他又接下去說：“為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堤防，約攔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乃為長策”。其所說寬立堤防也是指注入御河之后的堤防。3、崇寧四年(公元1105年)二月，工部提出奏請，“乞修蘇村運糧河堤為正堤，以支漲水”。上文已提到黃河河堤有數(shù)層數(shù)種，如縷堤、遙堤、正堤等，此處所言“運糧河堤”當指河北漕運大動脈一御河的堤防而言，而且當為西堤，道理是：由于御河東堤與黃河左堤已被決口切斷，已有記載，如元符三年三月，河北都轉(zhuǎn)運使兼專功提舉河事的張商英奏五事，皆言內(nèi)黃決口改道后的措置問題，其中第四事說：“筑御河西堤，開東堤之積?！庇訓|堤之外常年積水未排除，漕運不便，所說“以支漲水”，也說明把御河變?yōu)辄S河主流道，亦即黃御匯流。上舉三個事例說明蘇村決口未堵復，又形成二股河分流或改道形勢，其后，也未有堵口記載，甚至形成多股分流的爛攤子，第一階段的東流，第二階段的東流，小吳北流，內(nèi)黃口北流，蘇村北流，都未見堵復記載，甚至自元符三年以后，御河即成為黃河主流干道，直至北宋滅亡，黃河主流仍然行經(jīng)御河道路。據(jù)《宋史·欽宗紀和高宗紀》均記載有在靖康元年，康王趙構(gòu)自相州渡河去大名，說明其時黃河流經(jīng)大名西。直至金代大河南徙，黃河改流人御河的河道，仍然保留完好。金大定二十九年(公元1189年)后，大河自左岸決口，據(jù)《內(nèi)黃縣志》記載，該年河決縣漂，平地水深2丈余。此時的內(nèi)黃縣城在今縣城西28里的舊縣村。據(jù)《宋史·五行志》記載，金章宗明昌四年(公元1193年)六月，河決衛(wèi)州，魏州、清河、滄州皆被害。這些史實是蘇村決口未堵，黃河多年改流人御河的佐證。三個事例已把漲人御河的“漲”字，找到正確答案，無論春汛、夏汛、秋汛，只要黃河漲水，就流注御河。由此憶起一樁疑案：據(jù)《宋史-岳飛傳》記載“飛生未彌月，河決內(nèi)黃……?！边@一史實，后來諸多人產(chǎn)生懷疑，認為岳飛降生之年，黃河不流經(jīng)內(nèi)黃，而且岳飛生于農(nóng)歷二月，這時黃河不會發(fā)大水，但是詳析其時決口情況，則疑竇盡解，但并非肯定岳飛生于崇寧二年，為防離題太遠，不在此敘述。五、黃河李固渡口李固渡是宋時黃河重要渡口，北宋末南宋初，“宗澤救援開封，引兵奇襲李固渡，遣壯士連創(chuàng)三十余寨”，“開封留守杜充，聞金師至，乃決黃河入清河，以阻金師，金大定八年(公元1168年)河決李固渡，水潰曹州城，自是河不再復。”從此李固渡以光榮和恥辱名震中華，《中國自然》、《中國地理》、《中國歷史》以此為黃河第四次大改道。李固渡的具體地理位置在哪?成為千古疑案。弄清它的具體地點非常必要，滑縣水利局工程師崔孔熙同志曾有所查考，筆者本人在1957年大躍進之初，帶領(lǐng)一班水校學生支援水利化，在延津一年，后又因新安兩地水利糾紛，數(shù)次去過延津、滑縣邊界，稍有了解，為此，作一初步探討。據(jù)《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釋》：“李固渡位于滑縣南四十五里”。這一注釋似不甚確切，按這一帶的地形看，自滑縣老城關(guān)起向南偏西，有古金堤(即宋右堤)殘堤斷垅遺跡，且有白西南流向東北的柳青河故道，雖有沙土地帶，但較平坦，麗不明顯，李固渡如在滑縣南四十五里，則處于大河右堤之外，似不合理。南宋樓熠《北行日錄》記載：“乾道五年金大定九年(公元l169年)，臘月十二日，樓熠經(jīng)開封出使金國，因北渡無住宿處，向西北拐，夜宿胙城縣城(胙城在延津縣北部)，次日五更．東北行四十五里到黃河，聞因河決(大定八年即1168年，河決李固渡)浸損口岸，去年人使迂行數(shù)十里方得上渡，今歲臨時措置，只就淺水上積柴草為路里余，車馬行其上，簌簌有冰泮聲。河心有沙燈，甚寬，蓋河決所淤積者，一行人馬盡于此登舟。上下冰合二寸許，惟通舟處，見水面數(shù)丈。馬行三里許．飯武城鎮(zhèn)(滑縣沙店)，又東北行，四十五里，宿滑州(今滑縣老城關(guān))。次年正月，出使回，自滑州又四十五里武城鎮(zhèn)(沙店)，進早飯，然后人馬至河，見去程所行李固渡口，以冰泮水深．柴路不可行”。今滑縣延津交界的沙店、李皮砦一帶正符合《北行日錄》所說情況，胙城在其西南45里，滑縣在其東北45里。，另外附帶談一談：《北行日錄》全似日記，無甚意義，實際處于南宋與金對峙階段，又是出使金國，不敢明目張膽的流露自己的思想，但言語字句之間卻隱含對故土淪亡于金之后，更加殘破的挽惜愛國思想。今李皮砦南約3里，河道村西約7里，有兩個潭坑，西日老龍窩，寬2里，長4里；東稱苗家洼，寬約5里，長約8里，當是金大定8年黃河決口沖刷而成。兩個坑潭均是西部邊緣陡峭，東部邊緣平緩，地表砂磧，西部略粗東部略細，這些象征說明當時決口自西向東流泛。這兩個潭坑，其一當是建初杜充扒口所造成，另一個系金大定八年決口，決口流勢看，可能因地形關(guān)系，水流折向東南，今滑縣泥馬廟村南約14里，沙店東南約5里，有長達8里的明顯大沖溝遺跡，寬約百米，又趨東西流人柳青河。當?shù)孛癖娕d修水利，在該潭坑以南不遠的半坡店林場附近，挖掘出古村落遺址一處，埋深l一3米，出土瓦罐、磚塊、瓦礫等物，并有水井、鍋臺等，出土成罐銅錢，多達200余斤，其錢幣皆北宋及其以前所鑄造，當系黃河決口后堙埋地下。據(jù)《?？h縣志》記載：“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宗澤在衛(wèi)州(今衛(wèi)輝市)，聞金逼京師、擄徽欽，欲拒金歸路，邀還二帝，自衛(wèi)州起兵趨滑州，走黎陽至大名，因軍孤而不果?！薄端问贰ぷ跐蓚鳌贰坝性t以澤為付元帥，從王(康王趙構(gòu))起兵入援，澤言宜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康王趙構(gòu))不從，乃自將兵趨渡，澤遣壯士夜搗其軍，破三十余寨”。這一史料說明一個問題，如果李固渡在滑州南45里，欲攻李固渡，必先攻滑州(黎陽、滑州都在金兵渡河之路，有兵把守，衛(wèi)州則長時期在北宋的官兵駐守之下)，不可能構(gòu)成襲擊，而且也不必要引兵去衛(wèi)州。、以北宋時期的交通情況說，李固渡是京城開封與河北西路諸州軍來往和漕運的主要道口．自開封北出封丘門(北門)，經(jīng)封丘、居廂、黃德、牛市屯，直到黃河岸邊李固渡，，是正南正北直通官道，自李固渡過河，西通衛(wèi)共(汲縣、輝縣)，北去相磁(安陽、磁縣)，東北至浚州。所以李固渡既是渡口，又是繁華市鎮(zhèn)，難怪被洪水堙埋的宋村落遺址出土銅錢達200多斤，其具體方位，當在滑州(老城關(guān))南偏西30度的45里處，即滑縣沙店西，延津李皮寨南。六、結(jié)束語l、由于本人在當?shù)毓ぷ鳎辣韭毺攸c所需，時常下鄉(xiāng)走勘溝河．踏行沙荒，乘對當?shù)厍闆r稍有了解之便，依據(jù)確鑿可靠的史載資料，將古黃河幾處決泛地點，進行了查考分析辨別，因有史志作依憑，不加猜測臆斷，當應真實無誤。這些地點的弄清，使黃河史事，有了進一步系統(tǒng)完整概念，稍改以往混亂無章之感，將對研究黃河史事有所補益。2、全篇文章以孫村的辨認敘述較多：一是因?qū)O村在治河史事上地位重要；二是無直接記述資料可以借鑒；三是有些地方史志對其有所誤解，不得不從繁敘述。其它幾處決口，有的有明顯決泛遺跡；有的已略有地理方位的透露，有的則有重大歷史事件的佐證，故敘述稍略。至于蘇村，因史志資料系按年月記事性質(zhì)，對某一史事的前后左右聯(lián)系較差，甚至把黃河與御河相互混淆，相互隔離，使蘇村決口后，黃河多年(甚至直至北宋滅亡)改注御河的重大事件沖淡，所以也有必要提及。3、另外，通過對本文主題的探討，還附帶澄清了一些歷史疑案，也發(fā)現(xiàn)了一些在本文主題范圍內(nèi)不能解決的問題：元符三年(1100年)，會四月，河決蘇村，崇寧二年(公元1103年)蘇村漲水入御河，均確．有河決注御事實，岳飛降生于何年值得懷疑；又如“軍”的建制多數(shù)人認為軍與州(或縣)是等同的行政機構(gòu)單位，但德清軍、鎮(zhèn)寧軍以及通利軍等，都與州(或縣)并存于同一城鎮(zhèn)，似乎“軍”只專任一部分行政或軍事權(quán)利；以?？h臨河村為縣址的臨河縣撤銷以后，該縣是廢是遷?今濮陽市區(qū)有I臨河砦，清豐縣有臨河村是否曾為臨河縣城址?硝河貫穿西漢大河故道以至貫穿隋唐宋大河故道，其初始成河于何年代?等等，只好留待有心人和識者去解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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