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4月18日，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與人文高等研究院、北京曹雪芹學會聯(lián)合主辦了黃一農(nóng)先生關于《廢藝齋集稿》的專題講座；4月19日，北京曹雪芹學會又應白先勇先生的提議，召開了“《紅樓夢》程本、脂本及藝術研究”座談會。兩次會議都提出一個尖銳問題，為何《瓶湖懋齋記盛》在乾隆23年鑒定的明代商祚創(chuàng)作的《秋葵彩蝶圖》，卻在乾隆10年就編輯到《石渠寶笈》的畫冊中？豈不荒唐矛盾嗎？有鑒于此，現(xiàn)重發(fā)我會會長胡德平先生于2005年3月寫就的一篇文章《戲劇性的一幕》，回應以上問題。
2005年春節(jié)期間，《〈瓶湖懋齋記盛〉再談》完稿。我和幾位朋友著實高興了幾天，不想一個尖銳的問題漸漸顯現(xiàn)腦海。
曹雪芹鑒定商祚《秋葵彩蝶圖》是乾隆23年（1758年），但此圖在乾隆10年（1745年）就已編入《石渠寶笈》“卷之七辰一”部分。這一問題確實可以全盤否定前文的研究成果。這是致命一擊，擊中命門。
一、《秋葵圖》的收藏記錄
臺北出版的《故宮書畫圖録六》記載明商祚《秋葵圖》軸為：
本幅絹本 縱一二八五公分 橫七八二公分
石渠寶笈初編重華宮著録
著色畫?？钤啤Ｉ天駥?。上鈐一印。錦衣商氏。
御題行書（乾隆癸未御題。詩文不録）
御筆題籤 籤上有乾隆宸翰一璽。
鑒藏寶璽 五璽全。重華宮鑒藏寶。樂善堂圖書記。
石渠繼鑒。嘉慶御覽之寶。宣統(tǒng)御覽之寶。
臺北故宮藏《秋葵圖》
《石渠寶笈》卷之七記錄為：
一軸。上等。辰一。儲重華宮。素絹本。著色畫?？钤?。商祚寫。上鈐一印，漫漶不可識。軸高四尺二分，廣二尺四寸五分。御筆題籤。籤上有乾隆宸翰一璽。
《石渠寶笈》和《秘珠殿林》是清內(nèi)務府專門記錄收藏的書畫著錄書。兩書的編輯長達74年，全書總計255冊，是我國古代書畫著錄書的頂級巨作。我國文物界都承認，《石渠寶笈》或稱《石渠寶笈初編》編纂始于乾隆9年（1744年）2月，成于乾隆10年（1745年）10月?！妒汅爬m(xù)編》始于乾隆56年（1791年）1月，成于乾隆58年（1793年）5月?！妒汅湃帯肥加谇?8年2月，成于嘉慶21年（1816年）6月，本文著重想談論一個問題：乾隆10年10月以后收藏的部分名畫是如何處理的？
二、《石渠寶笈》的續(xù)入工作
乾隆8年（1743年）12月16日在編纂工作開始的上諭中，就明確表示，收入的藏品應：
“分別部居，無相奪倫，仍仿照書畫譜例，輯成一書，俾使后人披籍，而知其所在。嗣后復又舊藏內(nèi)府者，按號續(xù)編，亦承平勝事也?！?br>
乾隆13年（1748年）7月25日下旨：
“重華宮續(xù)入《石渠寶笈》、國朝人、列朝人上等字畫手卷一百五十卷。傳旨：'著照前七色袱子樣配做袱子，刻玉別字（注：原文如此，疑為“子”字）交南達成做。欽此?！保ā肚宕蕦m禮俗》第27頁）
乾隆20年（1755年）4月初3下旨：
“重華宮《續(xù)石渠寶笈》上等手卷三十卷，傳旨：'著俱各做袱子，刻玉別子，照七色袱子樣交南達成做送來，欽此。’”（同上）（注：因無《續(xù)石渠寶笈》一書，似應改為“續(xù)《石渠寶笈》”的標點記識為妥。）
由上可知，《石渠寶笈》著錄編成之后，內(nèi)務府陸續(xù)收集的書畫仍然不斷續(xù)入《石渠寶笈》的書畫著錄之中。查到的乾隆諭旨是兩處，但續(xù)入《石渠寶笈》的工作絕不止于這兩次。因為乾隆諭旨中就說道“著照前”的樣式做“袱子”，“刻玉別子”?？梢娛嵌啻位蚪?jīng)常性進行的。那么雪芹、董邦達等人在乾隆23年鑒定過的《秋葵彩蝶圖》入續(xù)《石渠寶笈》就沒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礙。
三、第一張續(xù)入《石渠寶笈》的名畫
據(jù)我所知，最早續(xù)入《石渠寶笈》著錄的兩張為乾隆11年丙寅（1746年）。一為宋李迪《牧羝圖》卷，時為丙寅春正月，但只有七位大臣奉旨敬題詩文中記有年月，乾隆御詩不著年月。一為元代大畫家黃公望（字子久）的《山居圖》。乾隆最早在此畫上的題語是在丙寅春月，可以說這兩幅畫續(xù)入《石渠寶笈》的時間難分先后。
乾隆10年乙丑（1745年），《石渠寶笈》編成以后，這年冬天乾隆得到黃公望《山居圖》一幅。次年（1746年）丙寅，乾隆先后多次在畫中題詩，識書，查到的確切日期就有“丙寅春月題語”?！伴L至后一日再識”，“乾隆丙寅谷雨日御題”，“乾隆丙寅清和月御筆”，“丙寅皋月御識”，“丙寅小寒重華宮御識”，“丙寅長至后一日”，“丙寅長至月鑒定，無上神品”?！氨搴驮隆钡穆淇钊掌诤蜆邮胶驼灼靿Ρ谠娨惶幝淇钔耆嗤?/p>
乾隆終其一生，在《山居圖》中著墨詩文共56處，并認定《山居圖》就是黃公望繪制的、廣為傳頌的《富春山居圖》（《故宮書畫圖録十七》）。
富春山居圖
在《山居圖》中蓋滿了鑒藏寶璽，五璽齊完自不待言，除此還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御賞”、“畫禪室”、“內(nèi)府圖書”等等?！赌留茍D》和《山居圖》這兩幅畫中均有一枚印璽應引起我們格外注意，這就是“石渠繼鑒”之璽。兩畫相較，雖然入選《石渠寶笈》時間難分先后，但關于“石渠繼鑒”印璽的解釋，還是在乾隆對《山居圖》的御題文字中得到清晰的說明。
四、“石渠繼鑒”的作用
乾隆于乙丑年得黃公望《山居圖》，未想到第二年丙寅（1746年）冬他又得到黃公望一張《富春山居圖》，此圖更吻合歷史相沿的名人記錄。這下先入為主、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乾隆要在群臣中丟人了。但《石渠寶笈》的編纂者在鑒定中都為尊者諱，一口咬定前者是真，后者是假，極力挽回了乾隆的顏面。
對乙丑年得到的《山居圖》和丙寅年得到的《富春山居圖》，乾隆是怎么處理的呢？在他認定了前者是真品，后者是贗品的前提下，他也為贗品的藝術而嘆絕，不忍丟舍。他認為：“雖然摹董而即董，肖黃而即黃。蓋非今日俗人所能為，且其別種，亦有實出舊人手筆，而古香清韻，堪以繼武石渠寶笈者?！保ā豆蕦m書畫圖録十七》）特決定將贗品“俟續(xù)入石渠寶笈，因為辯說……俾知予市駿懷雅，不同於侈收藏之富者，適成為葉公之好耳。”矛盾的是只有《山居圖》蓋有“石渠繼鑒”的印章。而《富春山居圖》卻沒有“繼武”入選。以后嘉慶又作翻案文章，才把《富春山居圖》收入《石渠寶笈三編》。
何為“繼武”，辭海釋云：“行走時足跡相連。……后以比喻繼續(xù)前人的事業(yè)?！奔创?，我們可以明白，“石渠繼鑒”印章是一種標識，是一種帶鑒定性質(zhì)的信物，有皇家認可的權威意義。其作用就是肖規(guī)曹隨，按照原來的作法，繼續(xù)過去的腳步，在《石渠寶笈》書中續(xù)入經(jīng)過鑒定的歷史名畫。據(jù)我所知，這類畫都是宋、元、明時的字畫。清人畫不在此列。而商祚的《秋葵圖》，或稱《秋葵彩蝶圖》就是這一類型的書畫，因此就必然要加鈐“石渠繼鑒”印信。此畫經(jīng)過雪芹鑒定后入皇宮，與《石渠寶笈》不斷續(xù)入質(zhì)量優(yōu)等的書畫事實并不矛盾，只是在《石渠寶笈》開始了《石渠寶笈續(xù)編》工作之后，這一經(jīng)“石渠繼鑒”的審定工作才告停止。
還要多說一句，《石渠寶笈續(xù)編》開始于乾隆56年正月，但這一年還有一幅宋人《寒林樓觀》畫卷也編在《石渠寶笈初編》之內(nèi)，并蓋有“石渠繼鑒”一璽。畫中，乾隆有御題詩文一首，注明年月為“辛亥新正上濣”，即為乾隆56年正月，并且還是乾隆56年1月的上旬（上濣），那么此畫既可編進《石渠寶笈初編》，亦可列入《石渠寶笈續(xù)編》，《初編》之尾和《續(xù)編》之首，在時間上或相疊，或相接，我認為不必計較過嚴，在我看來，此畫很可能還是有“石渠繼鑒”印章并編入《石渠寶笈初編》的最后一幅作品。
五、何謂《石渠寶笈初編》
乾隆9年（1744年）旨令作《石渠寶笈》，乾隆56年（1791年）又開始編纂《石渠寶笈續(xù)編》，乾隆58年（1793年）開始編纂《石渠寶笈三編》。三階段的著錄合稱《石渠寶笈全編》，并用工整小楷繕抄在朱絲欄頁冊中。共繕抄兩部，藏于深宮，才算最終定稿。那么最初的《石渠寶笈》就更名為《石渠寶笈初編》了。由此便形成了這種制式。《石渠寶笈三編》的書畫必要加鈐“寶笈三編”之章。《石渠寶笈續(xù)編》的書畫要加鈐“寶笈重編”、“石渠定鑒”兩章?！妒汅懦蹙帯返臅?，在乾隆10年以后“繼武”、“續(xù)入”的書畫上必要多蓋一“石渠繼鑒”之章。其典章規(guī)范十分嚴格清晰，真正做到了乾隆期望的那種“分別部居，無相奪倫”，“按號續(xù)編”，天下一統(tǒng)的要求。
六、兩張稍有例外的書畫
我查到的鈐有“石渠繼鑒”的清宮書畫共88幅，86幅都在乾隆10年10月編成《石渠寶笈》以后“繼武”續(xù)入的。但有兩幅例外。一幅是，元陸廣的《仙山樓觀》軸。此畫系乾隆4年己未（1739年）收入皇宮內(nèi)府，本不應加鈐“石渠繼鑒”，為何加鈐呢？因為乾隆25年庚辰（1760年）又經(jīng)乾隆過目鑒賞題識過，所以才有加鈐“繼鑒”之結(jié)果。一幅為，明崔子忠的《蘇軾留帶圖》軸，此畫系乾隆5年庚申（1740年）收入皇宮內(nèi)府，也不應加鈐“石渠繼鑒”，為何加鈐呢？因為乾隆于27年（1762年）、30年（1765年）、45年（1780年）、49年（1784年）四次鑒賞題識，所以又有加鈐“繼鑒”這一結(jié)果的再現(xiàn)。正如嘉慶年間阮元所說：“至于乾隆十年以前，先入'石渠寶笈’之件，則無'石渠定鑒’、'寶笈重編’二璽。而間有'石渠繼鑒’者，乃以入前書，而復加題正也”。 （《〈石渠隨筆〉卷八》）原因何在？當時大量書畫編入“石渠寶笈”書中，難免沒有雖經(jīng)乾隆初次鑒賞，但卻遺漏在外而未入編的書畫。以后又被乾隆重新見到，再次題識，便新加蓋“石渠繼鑒”印璽后“繼武”續(xù)入“石渠寶笈”。這種現(xiàn)象只屬個別現(xiàn)象，所以阮元才說間有“石渠繼鑒”印章的使用。這有“復加題正”為據(jù)不能認為僅是推論。
元 陸廣《仙山樓觀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明 崔子忠《蘇軾留帶圖軸》
如果加鈐“石渠繼鑒”的乾隆收藏品出現(xiàn)在乾隆10年10月完書以前，并且沒有乾隆10年10月以后的再次或多次的鑒審，那么本文的觀點立論就會完全動搖。
七、兩幅未見到著名年款的圖畫
在加蓋“石渠繼鑒”印璽的名畫中，還有兩幅畫在臺北《故宮書畫圖録》中未見到有注明年款。一為宋人郭忠恕的《臨王維輞川圖》。圖中只有于敏中奉勑敬書的文字，未著年月。一為明人沈周的《寫生》。圖中盡管有乾隆御題“筆參造化”四字及詩文二十四首，也未寫明日期。因未窺全圖，不能做管見蠡測之斷，只能假以時日再做研討。
八、結(jié)束語
這篇論文，彌補了《〈瓶湖懋齋記盛〉再談》一文的薄弱環(huán)節(jié)，并大大開拓了人們對曹雪芹生平的認識。一場戲劇性的研究使我獲益不少，也使我認識到作為非專業(yè)人士研究問題的內(nèi)在功力之不足。在此謹向史樹青、孫機、嚴寬、馮平、孟祥林等同志對我的幫助，致以深深的感謝。本文所引資料，主要來自于臺北“故宮博物院”出版的二十二卷本的《故宮書畫圖録》。由于兩岸的文化交流現(xiàn)仍有不少障礙，所以對此問題研究的空間還有很大的余地，深盼兩岸學術界能打破這一阻隔，共同探討祖國文化的寶貴遺產(chǎn)，光復舊物，為民族振興而共同努力。如果拙作仍有錯誤，則歡迎兩岸讀者討論指正。
并附已查到蓋有“石渠繼鑒”印璽的繪畫目錄，以供讀者研究。
胡德平 二零零五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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