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新中國已經正式成立，全國都沉浸在一片歡騰之中。但也有人不高興，蔣介石就是其中一位，國民黨雖然敗局已定，蔣介石卻依然看不清現實，企圖利用國民黨軍殘余勢力，在新中國繼續(xù)搞破壞。
湖南匪患嚴重，仍有20余萬土匪在湖南作亂，若不能徹底解決湖南的匪患，就如同一個定時炸彈，成為威脅新中國的隱患。為了解決這個心頭之患，毛主席在新中國成立以后，決定派黃克誠主政湖南，徹底解決掉湖南的匪患。
黃克誠雖然近視，常年需要佩戴眼鏡，但黃克誠極富遠見，往往比其他同級別將領看問題更具見地。黃克誠既有遠見，又有主見，當年日本宣布投降時，黃克誠很早就提出了進軍東北的重要性，與一向以高瞻遠矚著稱的毛主席不謀而合，此后又為我軍在東北占據主動立下大功。
10月下旬，黃克誠便立刻動身，登上前往湖南的列車，奉毛主席之命，前往湖南剿匪。毛主席對湖南匪患的嚴重性頗為了解，因此并未直接指派剿匪部隊，而是詢問黃克誠需要抽調多少兵力到湖南剿匪，將主動權交給黃克誠。
黃克誠深得毛主席信任，但也考慮到毛主席的難處，當時二野、四野正在大舉向華南進兵，正是用兵之時，若黃克誠抽調兵力過大，自然就會將壓力轉移到華南方面。所以，黃克誠深思熟慮以后，只向毛主席申請了一個軍的兵力用來剿匪，毛主席遂將四十七軍留給黃克誠。
黃克誠此次前往湖南，出任的雖然是湖南軍政委員會副主任，但事實上，正主任程潛馬上就要調入京城任職，黃克誠是真正意義上的湖南一把手。程潛對湖南的情況比較了解，得知黃克誠即將擔負起湖南重擔，專門派人給他送去一封信。
這封信送到黃克誠手中時，他正在火車站的候車室等候火車，看到程潛派人送來的這封信，黃克誠有些不明就里，因為這封信不是程潛寫給他的，而是寫給一個叫瞿波平的人，而黃克誠此前從未見過這個名字。
程潛派來的人，同時還帶來了程潛的一句話，“等你到湖南，這封信一定會對你有幫助?！?/span>黃克誠聞言，立刻表示感謝，并收下了這封信。他隨后開始繼續(xù)研究去湖南后的工作計劃，將這封程潛的來信，暫時束之高閣了。
黃克誠抵達湖南后，首要解決的問題，便是糧價問題。由于連年匪患不絕，湖南又遭遇水災，加上不良商家哄抬物價，導致糧價飛漲，民不聊生。黃克誠認為，“民以食為天”，若不能解決吃飯問題，其他的事情都無法辦妥。
不良商家囤貨居奇的問題，其實是國民黨留下的弊政，黃克誠費了很大的力氣，才逐漸扭轉了局面，穩(wěn)住了糧價，也穩(wěn)住了湖南的人心。黃克誠稱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zhàn)爭，最后我們經住了考驗，證明共產黨人不僅能打仗，還能治國安民。
解決了這個最緊迫的問題以后，接下來需要解決的問題，便是湖南的土匪問題。提起湖南的匪患的問題，具有一定的歷史原因。從遠的來講，湖南的匪患存在已久，早在清末時期，就已經有很多巨寇悍匪盤踞在湖南。
湖南山區(qū)深山溝壑縱橫，成為“藏污納垢”的場所，為這些土匪巨寇提供了“裂土為王”的地理優(yōu)勢。再加上清末官軍無能，此后蔣介石也剿匪不力，讓這些土匪獲得了生存空間，遺禍至今，已經根深蒂固，想要從根本上上清剿湖南匪患，絕非易事。
除了這些遙遠的歷史原因外，還有一些近期的原因。湖南解放與東北等地靠戰(zhàn)爭解放有很大不同，湖南境內大部分地區(qū)，都是和平解放。這種解放方式的優(yōu)點在于，既對城市的完整性有好處，又能讓湖南百姓免遭戰(zhàn)火，避免生靈涂炭。
但和平解放對于湖南而言，其實也有弊端，由于沒有經歷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盤踞在湖南的土匪巨寇們，得以保存實力。一些國民黨殘余勢力，也得以隱藏，讓頑敵保存了力量，只等著我軍稍有疏忽，他們便會趁機作亂。
所以，湖南的土匪，根深蒂固，盤踞湖南多年，經營日久之下，各地土匪、山寨都有自己的武裝和地盤，外來的解放軍想要一舉攻破土匪有難度。而且，這些土匪在國民黨殘余勢力的影響下，逐漸成為反動勢力，剿匪其實就是人民解放戰(zhàn)爭的延續(xù)。
彼時，湖南的匪患頗為嚴重，全境內有近20萬的土匪，規(guī)模超過百人的股匪多達170余股。這些土匪分布在湖南各地，尤其以湘西最為突出，正所謂湖南匪患，湘西近半。
而且，在湘西還盤踞著許多規(guī)模很大的土匪，例如土匪翟波平，就是湘西巨匪之一，匪眾一度達到過近兩萬的規(guī)模，是當地的一大禍患。這些土匪打家劫舍、無惡不作，令各地良民居無寧日。
如果湖南匪患只是這種程度，想要剿滅雖然難度大，但只要解放軍介入，逐一清理之下，總會迎來清剿完成的勝利日子。遺憾的是，剿匪并非是派兵清剿這么簡單，因為在湖南的土匪背后，有國民黨的支持和鼓動，令這些如同散沙的土匪，有了統(tǒng)一的步調。
解放戰(zhàn)爭后期，解放軍節(jié)節(jié)勝利，國民黨軍的敗局已定。為了保住大西南，阻止解放軍繼續(xù)南下，國民黨不敢繼續(xù)在正面戰(zhàn)場與我軍對戰(zhàn)，逐漸將目光投向湖南各地的土匪。國民黨聚攏散兵游勇，收編各地土匪，以國民黨軍殘部為骨干，組建新的反動武裝力量。
解放軍攻占南京以后，蔣介石命令宋希濂，將湘西地區(qū)的股匪收編為暫編軍、暫編師，僅僅數月時間，在利益的驅使下，宋希濂就收編了3個暫編軍、12個暫編師。為了掌控這些土匪，國民黨可謂煞費苦心，一邊與這些土匪稱兄道弟，一邊又派特務進入隊伍掌控武裝。
收編進度神速，令國民黨看到了希望，囂張氣焰再次高漲。他們企圖建立“千里人防長城”，與解放軍對抗，宋希濂作為執(zhí)行此次任務的負責人，更是眼高于頂，似乎前陣子被我軍打得潰不成軍的人不是他一般。
宋希濂是黃埔一期，自詡是高材生，不將解放軍將領放在眼中。他認為，除了林劉彭粟徐等幾位將軍以外，他都不怕。當解放軍負責到湖南剿匪的人選定了黃克誠以后，宋希濂態(tài)度更加囂張，大肆宣揚黃克誠不善軍事指揮，作戰(zhàn)能力不行。
宋希濂為了鼓舞土匪們的士氣，專門親自去拜訪了土匪頭目們，將自己對黃克誠的看法傳達給他們，還罔顧事實，多加渲染，謊稱毛主席派黃克誠來，就是一個敗筆。土匪們不了解黃克誠，對宋希濂的話信以為真，這種說法很快就傳播開來，導致土匪們聽聞黃克誠即將來湖南剿匪，卻全都不感覺害怕。
其實，宋希濂的話真假參半，黃克誠最擅長的是戰(zhàn)略目光，軍事指揮雖然不是他的最強項，但他頭腦冷靜，思路清晰，反而更適合剿匪。畢竟，剿匪是一項很復雜的工作，不能完全寄希望于軍事戰(zhàn)爭，否則結果不會理想。
正因為黃克誠擁有清晰的頭腦，他在抵達湖南之初，就將湘西匪患的情況進行了一次梳理。在黃克誠看來，湘西匪患雖然雜亂，卻并非無跡可尋。在諸多的匪患之中，可以分為國民黨殘軍、在本地歷代為匪的慣匪，以及小規(guī)模的零星土匪等。
這些土匪按照輕重緩急來看，影響力最大，戰(zhàn)斗力最強的土匪要屬國民黨殘軍。也就是宋希濂收編的那些暫編軍和暫編師，應當列為首要消滅的反動武裝力量。黃克誠制定的剿匪策略非常奏效，剿匪之初僅僅三個月時間，47軍就消滅了國民黨殘軍2.3萬人，取得初步勝利。
宋希濂再也沒有了此前的囂張氣焰，白崇禧鼓吹的“千里人防長城”，也隨之被粉碎。國民黨殘軍的武裝力量被消滅以后，湖南就只剩下那些大小土匪，這些土匪的戰(zhàn)斗力要遠弱于國民黨殘軍，這就令我軍產生一種錯覺，認為剿匪工作進展順利，很快就可以剿滅湖南全境的土匪。
但事實上，前文筆者也已經提到了，僅僅依靠軍事手段剿匪，是萬難達到全面剿清湖南土匪的。在掃滅國民黨殘軍以后，很快就遭遇了困難。這些看似實力不強的湘西老土匪們，對當地情況十分了解，猶如抓不住的泥鰍一般，剿匪的解放軍很難捕捉到他們的身影。
此后的三個月里，47軍主力部隊如之前剿滅國民黨殘軍一樣，到深山中尋找土匪們的主力部隊，準備一戰(zhàn)定乾坤。但土匪自知軍事力量不如我軍，始終采取躲避隱藏的手段，避免與我軍搜山的軍隊發(fā)生戰(zhàn)斗。
這就導致了幾萬人的部隊，大部分時間在山里打轉，卻始終沒有任何斬獲。最可氣的是，小股部隊進山的情況下，還會遭到土匪的突然襲擊，雖然找到土匪的主力，卻又無法殲滅，處境十分被動。
1949年11月，1140師派出的一支剿匪隊伍就吃了這種虧。當時這支剿匪隊伍一共有幾百人，為了完成剿匪任務，在沒有全面了解當地情況之下，就進行了一晝夜的急行軍，迅速進入了一處兩側是懸崖峭壁的地形之中。
這種狹長如谷、兩側高峰的“壕形地”最底端，是一條水流湍急的河流，不利于行軍作戰(zhàn)，卻利于伏擊。當地土匪顯然提前偵察到了我軍的行蹤，提前利用地形設下埋伏，趁我軍休整吃飯時，突然涌出上千名土匪武裝，對我軍發(fā)起猛烈攻擊。
雖然我軍戰(zhàn)士作戰(zhàn)經驗豐富，立刻有序組織反擊，并撤出了不利地形，但由于土匪先發(fā)制人，又搶占了制高點，居高臨下沖鋒之間，還是讓我軍一戰(zhàn)就犧牲了數十名戰(zhàn)士，留下了血的教訓。
要知道，41軍將士馬不停蹄地忙碌數月，也才僅僅斬獲了土匪數百人而已?？梢?，剿匪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湘西剿匪首戰(zhàn)告捷的41軍，為何剿滅當地老土匪時卻碰了壁，戰(zhàn)斗力自然無需質疑，主要是因為湘西的土匪在當地經營多年，即便在群眾之中，也有一些根基。
這些老土匪非常狡猾，在多年的為匪生涯之中，全都總結出一套特別的“生存之道”。他們雖然平日里打家劫舍，無惡不作，卻很少在自己地盤周邊采取殘暴行動。即便是在外欠下滿手血債的大土匪頭目，回到自己的地盤也會換上另外一副偽善的面孔，“善待”周邊百姓。
甚至還有土匪頭目總結出三個規(guī)定，嚴令自己的手下遵行，不許對地盤周邊的百姓動手。這三個規(guī)定分別是：
第一，打家劫舍時，要搶有錢人，盡量不要去動那些窮人；
第二，外出搶劫時，不許侮辱百姓家的婦女；
第三，搶劫過程中，可以搶奪財物，但耕牛除外，不能搶。
這三點就是各大生存下來的土匪，總結出來的“規(guī)矩”，在自己地盤周邊搶劫時，要嚴格遵守。土匪的這三點規(guī)定，并非是良心發(fā)現，而是他們能夠長期生存下來的原因所在。對此，湘西著名的大匪首瞿伯階，曾經專門給自己手下的土匪講解過原因。
他告訴手下的土匪們，只有嚴格遵守這三個規(guī)定，才能更久遠的生存下去。這也是為什么他能將土匪規(guī)模擴大到上萬人，并且無論是清軍，還是國民黨軍，都無法將其剿滅的真正原因。
他們不是劫富濟貧的俠客，卻不允許搶劫、殺害窮人，因為搶劫窮人沒有意義，窮人又沒有錢，搶又搶不到錢，反而因此多了一個敵人。而且，窮人往往很重義氣，你對他三分好，他就會敬你七分，你不搶他、不殺他，他會認為你“講義氣”，下次有官軍來剿匪，他就會替我們通風報信。
那么，為什么不許侮辱婦女呢？因為你一旦侮辱一個婦女，得罪的就是一家人。這些人會將土匪視為死敵，下次遇到會拼死反抗。所以，瞿伯階告訴土匪們，可以多娶妻妾，拿出一些錢，就可以完美解決這個問題了。
至于不能搶耕牛，原因就更簡單了。在窮人看來，手中的錢沒了可以再賺，但耕牛沒了，也就意味著家里無法種地，失去了生存的保障，被搶耕牛以后，他們只有與土匪拼命一條路可以走，會讓土匪逐漸失去生存空間。
瞿伯階為何深諳此道，因為這全都是他自己的親身經歷，他的地盤在龍山一帶，一直以來嚴格遵守這三個規(guī)定，這才保障了他在龍山的地位，當地百姓全都愿意給他通風報信，幫他們躲避官軍的追剿，這些好處全都來自他對龍山周邊百姓的“寬仁”和“恩惠”。
那么，是不是說瞿伯階這種土匪屬于良心未泯之人呢？當然不是，土匪不事生產，若非依靠燒殺搶掠，又如何維持他大魚大肉的生活呢？這一切只不過是土匪頭子的偽裝而已，他們的“偽善”只是為了更好的搶劫。
瞿伯階到底有多狠辣？只要是對凝聚土匪有利，對匪幫發(fā)展有益，他甚至連自己的親生父親都可以“犧牲”。早在1945年，國民黨對他進行過一次大規(guī)模剿匪，瞿伯階感覺難以抵擋，便將父親安置到一戶農家，并威脅這家農戶幫忙隱瞞身份。
當國民黨大軍抵達后，手段同樣十分狠辣，對那些包庇土匪的人一律嚴懲。這家農戶見狀，頓時倍感畏懼，為了避免被誤會成窩藏土匪的窩點，他主動勒死了瞿伯階的父親，扔進了窖井之中，躲避禍事。
結果，國民黨軍剿匪不力，很快就撤走了。瞿伯階率匪眾卷土重來，到農戶家接父親回家時，才從農戶口中得知了實情。土匪素來殘暴，大家都以為瞿伯階會殺了農戶報殺父之仇時，瞿伯階卻一反常態(tài)，饒恕了這個農戶，他的說法是：
“父親已經死了，即便殺了這個人，父親也無法活過來?！?/p>
如此一來，瞿伯階不僅沒有傳播兇名，反而留下了美名，被當地許多人視為“大善人”。此后，國民黨數次派兵進山剿匪，全都無功而返，反而令瞿伯階的規(guī)模越來越大。程潛主政湖南以后，打算以招降的方式解決匪患。
但瞿伯階這只老狐貍非常狡猾，表面上接受程潛的招降，卻只帶一部分匪眾出山，其余匪眾仍留山中虎嘯山林，一箭雙雕，令程潛也大呼頭疼，卻又無可奈何。但程潛在這段時間，與瞿伯階和他的兒子瞿波平有了些交情，這也是程潛給黃克誠那封信的原因。
47軍剿匪工作受阻后，引起了黃克誠的重視，他召開會議探討此事時，許多人提出建議，讓黃克誠再向中央請兵。黃克誠聞言很生氣，他將一組數據擺在眾人面前，“有的部隊一個月殲滅土匪8名，有的部隊一個月抓到2名土匪……”
黃克誠反問，這是兵力不足導致的嗎？這是剿匪的辦法不對、方向不對。在黃克誠看來，47軍剿匪，兵力已經足夠了，而且當時46軍也在湘南駐扎，隨時可以支援剿匪。黃克誠越說越生氣，火氣上來以后，開始批評47軍就知道作戰(zhàn)，不講究方法，令47軍軍長曹里懷十分尷尬。
隨后，黃克誠又做了自我批評和檢討，并安排了47軍下一步工作方向。此前，黃克誠就開始著手了解湘西剿匪的困難所在，自然也弄清楚了瞿伯階講究的那一套“土匪招數”。雖然當時瞿伯階已經死了，由他的兒子瞿波平擔任新的土匪頭子，但他依然繼承了父親的策略。
黃克誠研究出三個辦法，對應的正是瞿伯階父子那一套辦法，在軍事手段難以奏效的情況下，黃克誠清晰地判斷了當時的局勢，制定出的三個策略，可謂精準！
其一，黃克誠下令禁毒。此舉看似與剿匪無關，實則是在動土匪的根基。在湘西有“三多”的說法，指的是土匪多，槍多，還有就是“煙多”，這里的“煙”指的就是鴉片。
鴉片的利潤豐厚，卻毒害百姓，當地百姓之所以很多人種植，其實是受當地土匪的威脅。土匪逼迫當地百姓種植鴉片，可不是為了帶領他們致富，而是將他們當成搖錢樹。等鴉片到收獲的季節(jié)后，土匪就會低價從農戶手中買走，再高價賣出，從中牟取暴利。
黃克誠禁毒手段很高明，并未采取強制“一刀切”的辦法，而是采取了“拉腰一棍”的政策。直白來講，就是從輕管理種植的人和吸食者，將重心放在販運上。
一來販運者都是獲利者，基本由土匪在操縱，重點打擊這一層面可以有效打擊土匪；二來，販運一斷，鴉片自然流動不起來，種植的賣不出去，吸食者買不到，間接就斷了土匪的利益鏈；
其二，黃克誠下令在湘西進行土改，整治那些控制鄉(xiāng)村土地的土豪劣紳。這個行動與禁毒一樣，看似與剿匪無關，實則與剿匪息息相關。因為這些土豪劣紳是土匪經濟來源的另外一部分。
早些年土匪剛剛興起時，四處劫掠，將各地的土豪劣紳視為首要目標。這些人恨透了土匪，甚至打算養(yǎng)一個屬于自己的武裝來對抗土匪，但土匪來去自由，行蹤飄忽不定，很難應付。土豪劣紳們無力招架，便改變策略，每年定期給土匪一些“保護費”，這才免遭劫掠。
土豪劣紳們自然不甘心白白拿出這部分錢，便將壓力轉嫁到當地老百姓身上，對他們進行更加嚴苛的搜刮。如果遇到一些反抗者，或者是爭奪地盤的情況，原本敵對關系的土匪，反而成為他們的“黑武裝”，幫他們爭奪利益，兩者之間形成一種扭曲的合作關系。
所以，土匪們不用搶劫窮人，窮人的錢自然會通過土豪劣紳們的壓榨，依然進入土匪的錢袋子。這一點，與大土匪瞿伯階的三條“規(guī)矩”是有很大聯系的。所以，搞土改，限制土豪劣紳，其實就是在壓縮土匪的生存空間；
其三，黃克誠對土匪搞政治攻勢，進行招降，令那些被裹挾的窮苦人率先離開。在我軍采取了“嚴懲首犯”的辦法以后，失去了經濟來源的土匪，逐漸開始從內部瓦解。那些大土匪都是世代當土匪的家族，囤積的資源比較多，但好在有程潛的那封信，算是幫了大忙。
黃克誠以程潛送他的這封信為媒介，與湘西大土匪翟波平取得聯系，以翟波平為突破口，發(fā)起攻勢，勸他接受招降。事實上，翟波平當時的處境已經很難，周邊的小股土匪全部剿滅，經濟來源又斷了，生存空間越來越小，若不及時接受招降，后果可想而知。
翟波平迫于無奈之下，只好接受了收編。他是湘西的大土匪，接受收編以后，讓其他土匪紛紛效仿，也算為招降提高了效率。時間來到1951年，當年初入湖南時被宋希濂看不起的黃克誠，順利完成了剿匪任務，而宋希濂則一敗涂地，兩者之間相比顯得十分諷刺。
黃克誠數年來剿匪，剿滅國民黨殘軍在內的反動武裝和土匪共20余萬。值得一提的是，黃克誠剿匪與其他歷史上湘西剿匪情況有很大區(qū)別，以往剿匪都是官軍來了土匪消失，官軍走了匪患死灰復燃。但黃克誠剿匪，是從根本上讓土匪失去生存土壤，基本不存在死灰復燃，真正做到了讓湘西百姓過上安穩(wěn)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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