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改判者認為，雖然王剛看不起病很可憐，但這不該是法官要考慮的問題，以販毒嚴重的社會危害來看，對王剛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沒有什么問題?！胺傻臍w法律”，才會有最公正的判決。改判死緩無疑是對王剛的縱容，對毒品的受害者不公，對因販毒而被執(zhí)行死刑的人同樣不公，褻瀆了法律的尊嚴。
然而，對王剛的改判正是“法律的歸法律”的結果。在二審中，王剛的辯護律師提出“王剛患有嚴重的尿毒癥，實施毒品犯罪的動機是為了賺取巨額醫(yī)療費”的辯護意見，并沒有被內蒙古高院采納。內蒙古高院強調，王剛雖患有嚴重疾病需要治療，但這不能成為販賣毒品危害社會的理由。
王剛之所以二審被輕判，是法院認為，王剛歸案后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并積極向公安機關提供毒品犯罪上線的情況，且檢舉他人販賣毒品犯罪已查證屬實，有立功情節(jié)，法院才決定對其改判死緩。
在本案中，法院雖然沒有采納檢方“患有嚴重疾病需要治療”的意見，但畢竟是以其他理由輕判了，免其一死，某種程度上是回避了爭議。但假如王剛沒有任何立功情節(jié)呢？是不是就難逃一死？從法理上來說，法官到底可不可以因罪犯的犯罪動機而從輕判決？
從罪刑法定的角度來說，根據(jù)刑法第347條，販冰毒50克以上的，法定刑是“處十五年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換言之，王剛甚至是有進一步輕判為無期徒刑或十五年有期徒刑的空間的。王剛這種因“患有嚴重疾病需要治療”才鋌而走險的情況，屬于法學上的“善良罪犯”，是可以考慮酌情輕判的。
根據(jù)學者說法，“善良罪犯”指的是這樣的人：他們平時是勤勉的同事、慈祥的父親、賢惠的妻子或者孝順的孩子，和那些“面目猙獰，窮兇極惡”的罪犯不同，他們的犯罪動機都始于一個善良的愿望，犯罪動機都有些“迫不得已”，為了自己或者家人能夠生存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這一群體在我國并不罕見，在網(wǎng)絡上隨意搜索就會發(fā)現(xiàn)大量“善良罪犯”的案例——“農民為救患尿毒癥兒子 買假發(fā)票騙醫(yī)保獲刑”，“刻章救妻男向法院退還17萬透析費”，“女子為夫治病鉆空子 騙取醫(yī)保20余萬”……這些新聞中的犯罪分子，常常是為了挽救自己或者自己的親人才走上犯罪道路的，犯罪的主觀惡性不大甚至沒有。
河南農民郎計紅就頗具代表性，2010年，他為了給自己身患尿毒癥的妻子籌透析用的救命錢，在到處借錢碰壁之后，“萬般無奈”之下去搶別人的包，最后被法院以搶奪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并處罰金2000元。按照《刑法》對搶奪罪的量刑，應該判處被告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這個判決看起來非常輕，當庭的審判長郭翔升認為，雖然被告人的行為構成了搶奪罪，但考慮到被告人郎計紅是因為家庭經濟困難，為其妻子籌集醫(yī)療費而一時沖動實施的犯罪，犯罪主觀惡意不深，社會危害不大，且被告人認罪態(tài)度較好，能積極退贓，確有悔罪表現(xiàn)，據(jù)此可對其使用緩刑。
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吳丹紅認為，“迫于無奈”雖然不是實施犯罪行為的借口和理由，也不是減輕、從輕量刑的法定情節(jié)，但法律也不能無視犯罪的社會原因，尤其是在社會弱勢群體犯罪行為背后的一些主客觀因素。他認為，如果其犯罪的主觀惡性不大，或者存在一些可以酌定量刑的情節(jié)，可以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給予較為輕緩的處理方式。
在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建偉看來，對“善良罪犯”從輕處罰才符合刑法正義。針對犯罪人的個體差異，不同犯罪原因、動機等作出有差別的處罰才更符合正義的要求，同罪同罰不一定是正義。以郎計紅搶奪案為例，如果這種給患病妻子籌救命錢搶劫，與好逸惡勞進行搶劫同罪同罰，這樣的判決恐怕很難得到認可。
有學者更明確指出，現(xiàn)有的刑法解釋方法只注重了法條主義的導向，寄希望于三段論的演繹邏輯來獲得確定、客觀、公正的判決，忽視了多元價值觀和利益觀的存在，忽略了人民群眾的感受。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首先是依循常情行事，如果法律與常情相悖，勢必會影響法律自身的正當性。
當代社會，公民對政治、司法的參與度是空前的，這就決定了法官不可能只注重法律的形式，而忽略民眾對法律判決的直感體驗，為了提高司法權威和司法公信力，提高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與認同度更顯必要。最高人民法院院副院長江必新認為，法律的實施一定要考慮社會效果，社會效果在所有國家都是司法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我們這樣一個轉型國家，在法律制度還不完善，司法公信力還不夠高的情況下，更應該強調社會效果。
對“善良罪犯”的從輕處罰，在法律界有一個專有名詞，叫“司法人性化”。然而，雖然針對多數(shù)“迫不得已”的犯罪，很多民眾都覺得應該從輕處罰，可也隱隱擔心，這樣的人性化會不會被濫用了。所以，“司法人性化”也應該是有底線的。司法人性化并不是要法官在判案的過程中，一切以人情和公眾反應為依據(jù)，實際上，當情與法發(fā)生沖突時，司法人性化還是要堅持刑罪法定的前提，人性化是指法官根據(jù)案情酌情使用自由裁量權。要保證基本的司法公正，事實的認定，應當尊重證據(jù)和程序，不能受人情的影響。
為了防止“司法人性化”被別有用心者利用，偏離法制軌道。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馬特認為，至少要做到：第一，對民不對官。對公民違法可以考慮人情，對政府及其工作人員違法不能考慮人情。因為現(xiàn)代法治就是限制政府的。第二，可寬不可嚴。情有可原，可以酌減，但不能以人情而加重責任，如“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則濫用死刑。第三，程序要公正，判斷要獨立。法官對于人情的考量，涉及當事人主觀惡性、社會危險等判斷，這應當是在程序保障下自由心證的結果，而不能屈從于公眾情緒、輿論壓力、私人關系等外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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