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偉文 發(fā)布時間： 2008-11-25 07:38 來源：光明日報
中國的科技哲學可上溯至20世紀初從西方引入的有關邏輯、科學方法和科學文化的討論，學科建制化的科技哲學則由自然辯證法研究發(fā)展而來，經(jīng)過至少50余年的探索，已經(jīng)形成了自然哲學、科學哲學、技術哲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科技史、科技文化、科技倫理、科技傳播、生態(tài)哲學、信息哲學、工程哲學、產(chǎn)業(yè)哲學等子學科
群，從而在內(nèi)涵上拓展為關于科技的哲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自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xiàn)代化進程為科技哲學的興起帶來了巨大的契機。隨著其問題域的不斷拓展，科技哲學日益扮演起聯(lián)結科技與人文不可或缺的橋梁角色，這不僅昭示了新一輪學科內(nèi)整合和專業(yè)定位的必要，還對其學術品質與思想深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百科全書式學派的復興
科技哲學在中國的獨特性在于其與自然辯證法的淵源。在1956年制定的科學發(fā)展遠景規(guī)劃中，將當時蘇聯(lián)的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命名為自然辯證法，后成立中科院自然辯證法組，并試圖以此促成自然科學家和哲學社會科學家的聯(lián)盟。相關規(guī)劃草案指出：“在哲學和自然科學之間存在著這樣一門學科，正像在哲學和社會科學之間存在著一門歷史唯物主義一樣。這門學科，我們暫定名為‘自然辯證法’，因為它是直接繼承著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曾經(jīng)進行過的研究”。改革開放以后，從自然辯證法發(fā)展而來的科技哲學始終保留了“處于自然科學和哲學社會科學的邊緣與交叉地帶”這一百科全書式學派的基本特征。
改革開放后，作為學科基礎的現(xiàn)代自然科學的哲學問題研究首先得到了復興。相關的研究主要體現(xiàn)為：其一，為學科建設做準備。數(shù)、理、化、天、地、生、醫(yī)、心理等領域的哲學問題研究全面啟動。其二，對各門具體現(xiàn)代科學中的哲學問題展開爭論。對自然科學的哲學爭論早期主要集中在非標準分析、現(xiàn)代宇宙學、相對論、量子力學、物質層次結構等領域，起初沿襲了以既有哲學概念、范疇和規(guī)律作為分析工具的評價方式，但不久參與者開始倡導，應以實踐作為真理標準來消解概念類推式的論證模式。其三，推進哲學的知識化和科學化。除了大爆炸宇宙理論、夸克模型等知識被納入哲學教材作為自然演化和物質存在形式的新發(fā)展和新例證外，系統(tǒng)論、信息論、控制論、耗散結構論、協(xié)同學、突變論、超循環(huán)理論、自組織理論、混沌理論等系統(tǒng)科學（包括非線性科學）成為自然科學乃至社會科學的哲學問題研究的熱點。
自然科學的哲學爭論深化了學界對科學與哲學關系的理解。相關討論表明：在宇宙的有限與無限問題中，哲學上抽象的宇宙及其有限與無限和宇宙學中觀察的宇宙及其有限與無限實為相互平行的觀念，人擇原理與其說是凸顯認知的主體性不如說是主體對其認知有限性的自省；在物質的可分性問題中，夸克禁閉現(xiàn)象對不可分的支持固然值得一辯，但更應認識到，如果可分的概念本身不明確，作為形而上學信念或本體論約定的可分與不可分既不能證實也不能證偽；在量子測量等涉及現(xiàn)代物理學的認識主體性問題中，鑒于科學實驗現(xiàn)象中主體與客體的糾纏，作為自在之物的客觀性對主體實際上沒有意義；如此等等。這些結論表明，科學與哲學在嚴格的邏輯關系上是相互平行的，兩者的相互作用應該是隱喻層面的相互啟示，不應簡單地以一方框定另一方。
與此同時，科學方法論和科學思想史研究空前活躍。鑒于科學的理性精神和實證方法，來自科學的實例為真理標準大討論提供了有力的證據(jù)，科學方法論的研究因此備受關注。追趕的熱情促使研究者選擇性地聚焦于科學發(fā)展所呈現(xiàn)的整體化趨勢，作為方法論的系統(tǒng)論、控制論和信息論由此成為研究熱點，決策、規(guī)劃、管理的方法論研究也開始啟動，成為日后軟科學和管理科學的先聲。愛因斯坦、玻爾、馬赫、彭加勒、海森伯、薛定諤、玻姆等著名科學家的科學觀和哲學思想研究全面展開。在對科學革命及其“激動人心的年代”的遲到的辨析中，作為現(xiàn)代科學、哲學與文明基礎的新的經(jīng)驗論、唯理論和批判理性主義的思想源頭得到重新評價。其中，《愛因斯坦文集》的全部出版標志著對哲人科學家的思想研究步入學術化階段，有關馬赫和彭加勒的研究則使科學思想研究從刻板印象轉向理性客觀的文本分析。
經(jīng)過一段新陳代謝與專業(yè)化積淀之后，科學與哲學和一般哲學范疇的糾結趨于淡化，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研究逐漸超越傳統(tǒng)爭論，轉而從學理上推進“科學化的哲學”。一方面由自然科學哲學問題衍生出的數(shù)學對象、暴漲宇宙論、智能、生態(tài)價值等問題得到深入探討，另一方面，有關熵、混沌、分形、自組織演化等涉及系統(tǒng)性、復雜性和非線性科學的哲學問題成為研究熱點，漲落、超循環(huán)、非平衡、非決定論和非還原論等科學與哲學觀得到了系統(tǒng)闡發(fā)，并試圖以此勾勒出“新科學革命”、“新自然觀”和“第二種科學”的基本形相。隨著科學哲學、自然哲學等新范式的出現(xiàn)和高級科普的引進，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的哲學性和專業(yè)性進一步提升，轉向作為其應有之義的“科學中的哲學”，并拓展至科學技術中的哲學問題。近年來，研究者進一步聚焦時間、空間、信息、因果性、模態(tài)、附生性、涉身性、逾層凌域、自組織方法論等更具體的概念和方法，對時間與空間的概念、還原論與整體論、生成論與構成論、計算與實在、復雜性與非決定論、認知與身體等問題展開了深入研究，量子力學哲學、生物學哲學、認知科學哲學、空間哲學、生態(tài)哲學、信息哲學、計算哲學等領域因此呈現(xiàn)出復興或興起的態(tài)勢。 科學哲學的引進和定位
因受羅素與杜威的影響，20世紀初最先引入中國的科學哲學思想以實證主義和實用主義為主調。20世紀中葉前后，金岳霖、洪謙和江天驥等人曾做過較系統(tǒng)的科學哲學研究或評價工作，此后基本中斷。時隔30年再次引入科學哲學時，其主導范式已從邏輯經(jīng)驗主義經(jīng)歷史主義學派走向后實證主義。這一差距激發(fā)了研究者以前所未有的熱情投入到對科學哲學各流派代表人物的著述的譯介之中，一度在知識界掀起“科學哲學熱”。
科學哲學的再次引入成為進一步進行觀念調適的切入點。邱仁宗在《科學方法和科學動力學——現(xiàn)代科學哲學概述》（1982）的《跋》中引用經(jīng)典觀點指出，對科學哲學的評價要堅持實踐標準，用科學實際去檢驗，而不能以我們所理解的一些原則為標準。舒煒光在集體著作《當代西方科學哲學述評》的緒論中將眾多科學哲學家的思想看作正在編織中而無完工之日的思想流動網(wǎng)，并指出不論是一個哲學家還是一個哲學派別的哲學思想，都不是一個孤立的封閉的圓圈，都會與別的哲學思想圓圈相交。正是由于科學哲學以科學實踐為評價標準，加上比傳統(tǒng)思想更具思想雜交優(yōu)勢，自然就成了新時期哲學發(fā)展和觀念調適的突破口。批判理性主義和歷史主義在此之后的傳播中再次展露鋒芒。波普爾的知識論和證偽主義使人們認識到，知識是進化的產(chǎn)物，它既是客觀的也是猜測性、有限的和可錯的；庫恩的不可通約性的思想讓人們看到了范式間的平行關系和范式轉換的整體性與歷史性。這些作為新觀念的舊思想觸發(fā)了知識界對科學理性和進步的選擇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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