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社會科學
文學與社會科學的關系十分密切，對文學作理性的、思辨的、科學的分析研究的文藝學本身就屬于社會科學的范圍。在文學發(fā)展的漫長歷史中，宗教、哲學對文學的影響乃至控制處處可見。20世紀以來，弗洛伊德的心理學，以索緒爾為代表的現代語言學也對文學和文學批評有著深刻影響。對這些影響和滲透的研究不僅有助于解釋文學史的發(fā)展，深入理解文學的內涵和意蘊，而且可以更清楚地認識文學的開放性品格。
文學與宗教
從文學發(fā)生學的角度看，人類歷史上文學藝術與宗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原始神話與巫術儀式常?；烊谠谝黄稹２粌H創(chuàng)世神話、天啟神話、英雄始祖神話等神話形態(tài)中充盈著宗教色彩①，而且很多其他樣式的原始神話，也往往與巫術儀式等交融在一起。雖然在后來的歷史發(fā)展中文學與宗教成為人類精神生活的兩種方式，但它們仍有很多的共同點，如兩者關注的對象都是人和人的生活，特別是人的心靈和精神，都表現出對人的關懷和對終極的追問，并且宗教與文學都通過想象和幻想，營造著人類精神家園的夢，都具有強烈的情感和感受等。此外，宗教經典中有不少篇章具有文學價值?！妒ソ洝凡粌H是基督教的教義典籍，也是一部優(yōu)美的古希伯來文學選集，其中《約伯記》、《雅歌》和《啟示錄》還創(chuàng)造了一些文學體裁，古希伯來民間流傳的神話故事、歷史傳說、戰(zhàn)歌、愛情詩等都在《圣經·舊約全書》中得以保存和流傳。
一、文學史與宗教
在中外文學發(fā)展史上，宗教對文學發(fā)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響，兩者之間具有密切復雜的關系。在西方，《圣經》同古希臘文學一起，構成了西方文學的兩大源頭。從某種意義上說，西方文學是在宗教的懷抱里長大的，基督教與西方古典文學的關系之密切怎樣估計也不過分。美國比較文學學者斯托爾克奈特曾說：“對過去十六七個世紀里西方文明的任何時期的精神和文化生活的評論必然涉及那一時期的領導者如何理解和解釋《圣經》。”①縱觀西方文學史，《圣經》不僅為一代代作家和詩人提供了大量的題材和人物原型，而且基督精神往往內在于文學作品之中。就夏洛蒂：勃朗特的《簡·愛》而言，人們只有認識和把握了小說中的宗教意識，才能更深切地體會到其所表現的人性與神性的沖突和統(tǒng)一，從而獲得某種普遍性和超越性。可以說，《圣經》是理解西方文學乃至西方文化的“密碼”，離開基督教知識和背景，很難真正讀懂西方文學。
佛教與我國古代文學之間的相互依存、相互生發(fā)的關系是有目共睹的。佛教自東漢傳人中國之后，不僅給中國古代文學輸入了新內容，帶來了新的形式，而且潛移默化地改變著中國文人的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其中比較重大的有兩點。一是格律，發(fā)端于沈約、謝眺等人倡導的永明體，就是從梵文經典那里學來的，它受到轉讀佛經的啟發(fā)。據陳寅恪先生考證，“中國文士依據及模擬當日轉讀佛經之聲，分別定為平上去之三聲，合人聲共計之，適成四聲。于是創(chuàng)為四聲之說，并撰作聲譜，借轉讀佛經之聲調，應用于中國之美化文，一。永明體創(chuàng)四聲八病說，經過后來詩人的不斷改進，到初唐以后就形成了嚴格的作詩格律，為唐代詩歌的繁榮奠定了形式基礎。二是變文的講唱體和鋪敘手法，可以說唐宋以來的各種俗文學形式，如話本、鼓子詞、諸宮調、彈詞等都與它有淵源關系。因此，佛教東來后中國文學的變化史是一個大有研究的課題。
近代以來，中國新文學的先驅則看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價值和獨特作用。陳獨秀于
二、文學創(chuàng)作與宗教
宗教對文學的影響首先表現在作家身上。有些作家或詩人本身就是宗教的虔誠信徒，他們的宗教信仰對他們的創(chuàng)作思想有深刻影響，托爾斯泰就是一個突出的代表。在他的創(chuàng)作中，基督教的博愛精神與人道主義精神的結合形成我們常說的“托爾斯泰主義”。但是作為批判現實主義盼大師，基督教教義也使托氏的創(chuàng)作產生極大的矛盾。一方面，托爾斯泰是天才的藝術家，創(chuàng)作了無與倫比的俄國生活畫卷，并在作品中激烈抨擊了教會的虛偽和罪惡；另一方面，他又是發(fā)狂的篤信基督的教徒，極力宣揚“勿用暴力抗惡”，主張“道德自我完善”，由此使其創(chuàng)作體現出文學與宗教的矛盾統(tǒng)一。
對中國文人影響較大的是中國化的佛教——禪宗。禪是梵文的音譯略寫，意為“靜虛”，即通過靜收止觀達到精神專注、物我兩忘的澄明境界。中國的山水詩融人了佛教的清靜，謝靈運、王維、孟浩然、柳宗元等人的詩中都具有禪心。王維就是一位比較典型的融藝術與禪趣于一體的詩人，他在詩中多次提及“夜禪心更寂”、“閑坐但焚香”、“安禪制毒龍”等，對禪宗的深刻領悟使他晚年的山水詩如“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等充滿了“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式的禪趣。蘇軾的詩中也有禪悟，他在《送參寥師》中寫到，“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用藝術感受的方式傳達出禪宗“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物我歸寂的境界?！霸姙槎U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元好問的這兩句詩道出了詩與禪的密切關系。
其次，宗教為文學創(chuàng)作提供了素材和意象。歐洲文學史上有不少名篇取材于宗教，如彌爾頓的三部長詩——《失樂園》、《復樂園》和《力士參孫》就取材于《舊約全書》?！妒穲@》援引《舊約全書》中亞當、夏娃因受撤旦引誘，偷吃知識樹上的禁果，被上帝逐出樂園的故事，塑造了一個驕傲、野心勃勃，同時又深受上帝壓迫的撒旦的形象；《復樂園》則根據《新約．路加福音》里耶穌在約旦河畔由圣徒約翰施洗后，經歷圣靈安排的撒旦誘惑這一考驗的故事，強調了信仰消除情欲的強大威力；《力士參孫》取材于《舊約全書．士師記》中以色列民族英雄參孫被妻子大利拉出賣給非利士敵人后寧死不屈，和敵人同歸于盡的悲劇故事，表現了堅強的革命精神。在這個系列史詩里，舊有的宗教故事經過加工提煉后脫胎換骨，表現出作者在英國大革命及復辟時期的痛苦、感受和思考，成為文學和宗教藝術結合的范本。不僅如此，宗教中的一些形象還成為文學中常見的原型和意象，如十字架、天使、猶大、原罪、伊甸園等經常在西方文學作品中出現。D·H·勞倫斯的作品就經常出現“伊甸園”的模式。從第一部小說《白孔雀》到《查特萊夫人的情人》，勞倫斯一直在尋找伊甸園式的極樂之地，探尋靈肉合一的理想的兩性關系。而我國的《山海經》，魏晉時期的志怪小說，以及后來的《西游記》、《封神榜》等也都可以明顯地看到佛教的影響。
再次，宗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豐富了文學藝術的表現技巧。例如，佛教文學中的豐富的想象和散韻并用的文體對我國古代文學尤其是通俗文學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佛教中的前世、今生和來世的觀念，因果輪回、三界五道的觀念，大大擴展了中國人思維的時間和空間。同時，佛教的面壁玄思，天上地下、無奇不有的超時空的想象力給了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以很大的啟迪。在魏晉時期的志怪小說中，“夢幻式”、“離魂式”、“死而復生式”等敘事模式的出現，就與佛教有直接關系。中國小說中“話本”的發(fā)展，也與佛教“俗講”有相當深的淵源?！罢f話”即講故事，本是民間自古就有的娛樂，后來佛教傳人中土，為了廣泛宣傳教義，爭取更多的信徒，于是有了所謂的“俗講”，即用通俗化的方式宣傳佛教教義。俗講吸收了民間說唱的一些方式，在宣講教義時穿插了歷史故事、民間傳說，甚至還有一些現實生活中的故事?！罢f話”受到“俗講”的影響，在敘事技巧上更為成熟，為其后小說的成熟做了很好的準備和鋪墊。
不可否認，文學在接受宗教洗禮的同時，也表現出對宗教的反叛和改寫a在中外文學史上，都不乏一些具有反宗教傾向的文學作品。《十日談》中就有很多恣意嘲笑諷刺宗教偽善的故事。十個男女青年為躲避黑死病，在佛羅倫薩鄉(xiāng)間一個別墅中共度十天，講了一百個故事，這些故事大多揭露和諷刺了天主教僧侶生活腐朽、道德敗壞而又偽善虛偽的面目，熱情稱道現世生活，表現出歐洲文藝復興初期對禁欲主義的否定和批判。王爾德的《莎樂美》雖取材于《圣經．馬太福音》，但表達的卻是唯美主義的思想觀念和藝術特色?！妒ソ洝分械闹鹘鞘巧瘶访赖哪赣H希羅底，她憎恨約翰，并慫恿女兒莎樂美在跳舞后要求用約翰的頭作為回報。而王爾德的《莎樂美》則在關鍵情節(jié)上作了改寫，劇中莎樂美癡情于約翰，愛慕他驚人的美，遭到拒絕后請求父王將他殺死。希律王要求莎樂美跳“七重面紗之舞”，然后滿足她瘋狂的愛欲。王爾德的詩劇突出的是愛與美的巨大力量，推崇肉體的感性至上思想，成為英國文學中反啟蒙、反現代性的作品。
三、文學批評與宗教
在西方，提到宗教對文學批評的影響，會很自然地想到闡釋學的歷史。“《圣經》闡釋學是現代闡釋學的前史?！?span lang="EN-US">(伽達默爾語)最初闡釋學主要用于對《圣經》的釋義，一般分四個層面：一是直義，二是寓言層面，三是道德層面，四是神秘意義。中世紀神學家奧古斯丁在《基督教教義》中用一首小詩對這種解釋方法作了簡潔的概括：“字面意義多明了，寓言意義細分曉，道德意義辨善惡，神秘意義藏奧妙。”19世紀德國神學家、哲學家施萊爾馬赫則將這種闡釋《圣經》的方法上升為普通闡釋學，定義為“理解文本的藝術”。在他那里，闡釋學不僅是神學的基礎，而且成為一切人文科學的基礎。后來的德國哲學家狄爾泰則進一步從認識論和方法論上完善了施萊爾馬赫的理論，成為文學闡釋學的莫基者。
現代闡釋學將傳統(tǒng)闡釋學方法論性質的研究轉變?yōu)楸倔w論性質的研究。海德格爾認為，人的存在或稱“此在”從根本上說是歷史的，它總是與人們置身的具體情況卷在一起，歷史性的個人生存應成為哲學關注的焦點。而人對世界的理解又依賴于一種“先在”。這種“先在”或稱理解的前結構，它是解釋發(fā)生和進行的前提。伽達默爾也指出：歷史性正是人類存在的基本事實，無論是理解者還是文本，都內在地嵌于歷史性之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歷史的局限，而是承認并正確地對待這一歷史性。在談到對“意義”的理解和解釋時，伽達默爾認為，作者的意旨不能窮盡作品的意義。對作品的解釋，離不開解釋者的歷史條件，“總是由解釋者的歷史環(huán)境乃至全部客觀的歷史進程共同決定的”。當作品從一種文化環(huán)境移到另一文化環(huán)境的時候，一些新的意義就可能從作品中抽取出來。因此，作品的意義存在于過去和現在的對話之中，不同時代的不同讀者對文學作品將會產生不同的解釋。
中國傳統(tǒng)文論主要受佛教影響。我國第一部完整且成體系的文論著作——《文心雕龍》就與佛教關系極大。從概念層面看，其中的“道”、“心性”、“物感”、“文質”等概念，都近于玄學和佛教的意義層面；從論述方法看，其“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的論證思路，明顯有別于儒學經驗式的論說傳統(tǒng)而打上了佛學“由觀假象而觀實象”的影子。隋唐以后，禪學興盛，不少文人喜歡引用禪理來談論文學，“以禪喻詩”成為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特色之一。盡管禪與詩在對待情感和世事上差別很大，但在把握對象世界的運思方式和語言策略上兩者十分相似。禪宗認為佛之真諦是難以用語言表達的，只能靠主體的體驗去感悟其言外的意蘊，即所謂的“參禪”。禪師們在傳授中常常借助比喻、隱語等方式旁敲側擊，所謂“學詩渾似學參禪”([北宋]吳可《學詩詩》)就是用禪宗參禪的方式去理解詩歌。司空圖的“韻味說”、嚴羽的“妙悟說”和王士禎的“神韻說”等都是從禪理引申過來的，這些文人借用禪理的妙諦來論述詩歌的奧妙，由此在中國詩壇上形成了一種淡泊清空的詩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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