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開篇有云：“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也成為中國古代史上顛撲不破的真理。
漢、唐號為盛世，是當時東亞乃至世界范圍內(nèi)的強大帝國，最終也難以避免走向滅亡。但仔細來看，它們分裂的方式明顯不同：東漢之后魏、蜀、吳三分天下，唐亡之后卻有五代十國諸多政權的并立和更迭。（五代十國是指從唐朝滅亡到宋朝統(tǒng)一期間存在的諸多政權，五代指在中原立國梁、唐、晉、漢、周五個王朝，十國指吳、南唐、前蜀、后蜀、吳越、閩、南漢、北漢、楚、荊南十個割據(jù)政權。）
五代十國政權雖多，但是存在的時間都不長，最短的后漢只有四年。政權的頻繁更迭成為亂世的主流，而割據(jù)政權的林立給人們留下了碎片化的歷史印象。那么，相對于漢末的三國鼎立，為何唐末會呈現(xiàn)出這樣的局面呢？
世家大族的天下
01
東漢末年政治腐敗，朝中外戚和宦官專權，清流士人遭遇黨錮之禍；地方民不聊生，黃巾起義風起云涌，各州郡屯駐重兵，形成軍閥割據(jù)的局面。經(jīng)過董卓之亂和軍閥混戰(zhàn)，東漢政權早已搖搖欲墜，但當時卻少見稱帝和割據(jù)自立者，各路諸侯仍在大漢的旗幟之下爭斗。
“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將這種現(xiàn)象歸功于自己。他曾經(jīng)說過，我作為宰相，已經(jīng)做到了人臣的極致，早就超過了我的期望。如果國家沒有我，不知道多少人稱帝，多少人稱王（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他還將自己比作春秋時期的霸主齊桓公和晉文公，認為自己像他們一樣雖然兵勢廣大，卻仍然能夠尊奉周天子。
曹操雖然到死都沒有稱帝，但并不是沒有取代漢朝的想法，只是當時的環(huán)境并不允許。曹操在建安十七年進爵魏公，想要行“九錫”大典，效仿前朝王莽代漢的經(jīng)驗，為禪讓做準備，但最后因士族的反對才作罷。曹操的重要謀臣，被他視為“吾之子房”的荀彧，也因反對他稱帝而被迫“飲藥而死”。
老版電視劇《三國演義》截圖，“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
漢末世家大族聚族而居，他們占有大量土地和人口，發(fā)展莊園經(jīng)濟。依靠宗族和部曲、賓客，他們能夠組建自己的軍隊，在漢末的地方動亂中武力自保，而更為重要的是，他們還壟斷了當時最重要的知識——經(jīng)學。
兩漢時期，由于獨尊儒術政策的施行，通經(jīng)可以入仕做官，所以刺激了大批士人的學習熱情，不僅游學風氣盛行，太學成為學術文化的中心，而且私家教授十分發(fā)達，形成了濃厚的家學傳統(tǒng)。在漢末的政治動亂中，太學逐漸荒廢，家學卻以保存并逐漸興盛起來。
家學之所以成為世家大族的專利，除了深厚的歷史傳承外，與當時書寫的材料有直接的關系。東漢時期雖然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造紙技術，但尚不成熟，最主要的書寫材料仍然是布帛和簡牘，這就讓書籍成為一種奢侈品，制作和保存極為不易。
南北朝時，北周軍隊攻破江陵，大藏書家梁元帝進入東閣竹殿，令舍人高善寶焚所藏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并且感嘆說“文武之道，今夜窮矣！”可見當時的藏書成本仍然很高。這樣，普通百姓難以獲得圖書，學習知識，當然也無法入仕為官了。
作為當時國家統(tǒng)治最重要的基礎，世家大族受到儒家學說的影響，仍然保持著較為濃厚的正統(tǒng)思想和大一統(tǒng)觀念，而得不到他們的支持，稱帝只會變成眾矢之的。袁術在建安二年獲得了秦漢的傳國玉璽，隨后利用“代漢者，當涂高”的讖言公開稱帝，很快遭到了呂布、孫策等人的討伐，宣告失敗。
電視劇《三國》中的袁術
因此，作為傀儡的漢獻帝一直到建安二十五年曹操死后，才禪位為根基穩(wěn)固的曹丕，隨后劉備和孫權才紛紛稱帝，正式開啟了三國時代。
唐代士族的衰落
02
雖然經(jīng)過南北朝時期的戰(zhàn)亂，門閥士族逐漸走向了衰落，但在唐朝他們?nèi)匀挥兄喈敶蟮挠绊懥ΑＬ拼孔逡晕逍掌呒覟橘F，即太原王氏、隴西李氏、趙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他們?nèi)瞬欧泵?，門第頗高，當朝的高官勛貴都以與五姓聯(lián)姻為榮，是當時社會流行的風尚。
貞觀時，唐太宗李世民命吏部尚書高士廉等人刊定姓氏，撰寫天下士族譜牒為《氏族志》。高士廉仍以博陵崔氏的崔干為天下第一等，這引起了太宗極大不滿。他要求高士廉以當時官爵的高下來排定姓氏次序，于是將皇室的李姓提升為第一等，將崔干降為第三等。
五姓七家自矜門閥，不與普通士族通婚，太宗還下令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等七家子孫，不得互相通婚，時人稱之為“禁婚家”。但這種做法沒能改變當時社會的風氣，族望仍然為時人所尚，五姓七家甚至有女兒終老不嫁，也不與異姓通婚者。唐初的名臣良將，如魏徵、房玄齡、李勣等都積極與其通婚，“禁婚家”甚至成為一種榮耀。李唐雖然貴為皇族，卻也自卑于門第，還曾試圖攀附河北趙郡李氏。唐太宗將唐代的祖陵——宣皇帝李熙的建初陵和光皇帝李天賜的啟運陵修建在趙州昭慶縣（今天的河北隆堯），表明李唐出自于此。
士族雖然在社會上依然保留著很高的地位，但他們對知識和仕途的壟斷逐漸被打破了。
一方面，造紙技術在唐朝已經(jīng)相當發(fā)達，紙張的品種增多，著名的“十色箋”“薛濤箋”都出現(xiàn)在此時，而且隨著造紙原料的擴大，成本也進一步降低。紙張成為社會上的主要書寫材料，為書籍的大規(guī)模傳播和教育的平民化奠定了基礎。
另一方面，政府大力推廣經(jīng)學的普及。唐初孔穎達校定五經(jīng)，隨后由政府頒布《五經(jīng)正義》于全國，成為普遍行用的教科書，在官私學校中被士人奉為圭臬。南北朝時期門閥士族依賴家學傳承而為學術中心的現(xiàn)象不復存在了。與此同時，唐朝還建立了科舉制度，普通百姓可以通過參加考試進入政府做官，這也進一步削弱了士族在政治上的特權。
韓滉《文苑圖》
尤其重要的是，在唐末的政治和軍事動亂中，士族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宋朝人王明清說：“唐朝崔、盧、李、鄭及城南韋、杜二家，蟬聯(lián)珪組，世為顯著，至本朝絕無聞人”。崔、盧、李、鄭位列五姓七家，而韋、杜是長安城南頭號高門，當時俗語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可見其地位之高。但這些從漢末開始，綿延數(shù)百年時間，歷經(jīng)無數(shù)王朝興替的龐大家族，卻在唐末走向了衰亡。
黃巢的叛軍攻陷長安，他在寫下“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后百花殺”的著名詩句后，大肆屠殺忠于李唐的士族精英；唐末朱溫挾持哀帝前往洛陽，憤恨士族自視清流，在黃河邊上將包括宰相在內(nèi)的30余名朝臣殺害，并將死尸投入黃河，朝班為之一空，史稱“白馬之禍”。
經(jīng)過這些動亂和屠殺，門閥士族的根基被摧毀，對于皇位的傳遞和繼承不再產(chǎn)生影響。五代的士族不僅再無忠君觀念，本身也成為皇權的附庸。五代的名臣馮道，號為“長樂老”，他歷仕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四朝，擔任宰相二十多年，先后輔佐后唐莊宗、明宗、閔帝、末帝，后晉高祖、出帝，后漢高祖、隱帝，后周太祖、世宗十位皇帝，成為這一時期士人的典型。
“長樂老”馮道
軍人集團的崛起
03
五代前后只有短短五十三年（907~960），卻歷五朝八姓十四君，立國時間最長的后梁只有十七年，最短的后漢只有四年，“短命”可以說是五代王朝的共同特點。在這一時期，士族已經(jīng)逐漸衰落下去，地方上的軍人集團崛起，成為決定皇位歸屬的唯一因素。
軍人集團的興起，始于唐朝的募兵制改革。唐前期實行兵農(nóng)合一的府兵制，后來由于吐蕃、契丹等邊疆政權的威脅，唐朝開始在邊疆設置大量的軍隊駐守，臨時征發(fā)的軍隊難以滿足需要，逐漸被職業(yè)化的軍人所取代。但邊疆駐守重兵而內(nèi)陸空虛，最終引發(fā)了安史之亂。為了應對叛亂，唐朝在內(nèi)陸設置了大量的藩鎮(zhèn)，保持了規(guī)模龐大的常備軍。藩鎮(zhèn)的軍隊多召募本地人充任，由政府負擔士兵及家口的衣糧開銷，他們不事產(chǎn)業(yè)，單純依賴軍餉為生，乃至父死子繼，在當?shù)匦纬杀P根錯節(jié)的勢力，逐步發(fā)展成為“地方軍人集團”。
這些士兵視從軍為職業(yè)，只在乎自身的經(jīng)濟利益，忠君意識淡薄，常常為了賞賜、軍餉等發(fā)動兵變，動輒殺逐主帥，搶奪府庫。在和平時期，唐中央任命的藩鎮(zhèn)長官尚能以朝廷權威和豐厚的賞賜來控制地方軍人，保持藩鎮(zhèn)的穩(wěn)定，但黃巢起義爆發(fā)后，朝廷權威喪失，對藩鎮(zhèn)軍隊的控制力大大下降，各藩鎮(zhèn)的軍人集團驅逐主帥，搶奪軍權，出現(xiàn)了許多割據(jù)的藩鎮(zhèn)。它們成為五代十國形成的基礎。
五代十國的政權都是依賴軍隊建立起來的，因此掌握軍權和穩(wěn)定軍心就成為維系政權的必要條件。這讓皇權的神圣性徹底喪失，不僅沒有兩漢時期“君權神授”的觀念，對于君主的出身也毫無要求。比如建立后梁的朱溫，他尚未及冠時父親就去世了，母親王氏攜其兄弟三人寄養(yǎng)于蕭縣劉崇之家，史書稱其“既壯，不事生業(yè)，以雄勇自負，里人多厭之”，是典型的鄉(xiāng)里無賴之徒。他后來加入黃巢叛軍，降唐后被授予宣武軍節(jié)度使，通過不斷的征伐建立后梁，終結了唐朝近三百年的國祚。
吳越國王錢镠，年輕時也“少拳勇，喜任俠，以解仇報怨為事”，帶有鄉(xiāng)里黑社會的性質(zhì)，后來跟隨鎮(zhèn)將董昌擔任軍校，一步步升遷為鎮(zhèn)海軍節(jié)度使，建立了吳越國。這種觀念在五代時期頗為盛行，成德節(jié)度使安重榮直言：“天子寧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為之爾！”
朱溫 皇權的神圣性喪失，軍隊成為決定帝位歸屬的唯一因素，這導致了五代政權更迭的頻繁發(fā)生。想要稱帝的將帥常常通過加強與士卒的聯(lián)系，來增強自己的權勢，為改朝換代做準備。后晉時期禁軍長官李守貞在與契丹作戰(zhàn)時，積極優(yōu)待士卒，出征時賜與錢財，號稱“掛甲錢”，班師時又加賞勞，稱為“卸甲錢”。后來他發(fā)動叛亂，正是認為禁軍士卒曾在他麾下得賞賜，一定會支持他。但新的禁軍長官郭威在出征時又大加賞賜，士卒轉而開始支持郭威，他也因此獲得了代漢建周的資本。
除了軍將為稱帝籠絡士卒，五代時期還有許多驕兵悍將為了邀功請賞而扶策天子。趙匡胤“黃袍加身”的故事我們已經(jīng)耳熟能詳了，但這種做法在五代時期并不是孤例，建立后周的郭威也有過類似舉動。后漢時隱帝聽信讒言，派遣使者攜密詔誅殺鎮(zhèn)守鄴都的郭威。郭威隨后親率三軍南征汴京，入京后請李太后臨朝聽政。忽報遼兵來犯，李太后令郭威出征，軍至澶州，將士嘩變，將撕裂的黃旗批在郭威身上，“黃袍加身”，擁郭威回京。李太后只得令郭威監(jiān)國，隨后在百官勸進下，授郭威符璽，下詔郭威即皇帝位，建立后周。 三國和五代十國雖然同屬分裂時期，但在整個中國歷史上卻屬于不同的時段。盡管秦末陳勝、吳廣就已經(jīng)高喊“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但貴族依然在中國存在了相當長的時間。漢末三國開啟了魏晉南北朝的門閥貴族政治，在“王與馬共天下”的時代，士族是支撐皇權穩(wěn)固最重要的力量。唐代以來，隨著造紙術的進步和印刷術的出現(xiàn)，書籍傳播的成本逐漸降低，士族在知識上的優(yōu)勢逐漸喪失，而科舉制的興起也讓平民有了更多步入仕途的機會。士族的衰微讓武人政治成為五代的主流，呈現(xiàn)出與三國截然不同的形態(tài)，也使中國真正進入了一個平民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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