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中國民族報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作為20世紀中國發(fā)生的第一次偉大革命，辛亥革命具有不可磨滅的歷史意義。它推翻了統(tǒng)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開創(chuàng)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新紀元，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大團結，推動了社會進步和人們的思想解放。一個世紀以來，對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在不同領域展開，并不斷走向深入。“民族視野下的辛亥革命百年”將帶來學者們以民族的視野對辛亥革命之于中國近現代歷史進程的意義與作用的思考，希望這些思考能夠給予讀者新的認識和啟迪，從而激勵我們?yōu)閷崿F無數革命先驅孜孜以求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理想而奮斗。
——編者
開啟了中國民族國家建構的新紀元
當1911年武昌首義的槍聲響起時，參加起義的鐵血義士可能也沒有想到：辛亥革命的爆發(fā)，開創(chuàng)了完全意義上的中國近代民族民主革命，開啟了中國民族國家建構的新紀元。
辛亥革命以前，中國的封建帝制延續(xù)了2000多年，逐漸形成了世界罕見的集權統(tǒng)治。1903年《國民日日報》發(fā)表的一篇文章稱：“故至秦而民權盡亡，及宋而臣權盡亡，至明末而漢人之權盡亡。凌夷至今，遂成一君權專制達于完全極點之時代。”
統(tǒng)治著龐大帝國的清王朝曾經取得過獨一無二的輝煌，然而這種輝煌掩蓋不了其內部體制的陳舊和弊端。從18世紀后期開始，各種因素導致清王朝的發(fā)展停滯并逐漸走向衰敗。與此同時，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yè)革命的世界強國先后進入了一個科學技術發(fā)展、民族主義、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興起的時代，并在近代世界掀起建構以領土、人民、政府、主權為基本概念的民族國家的強大潮流。
落后就要挨打。1840年鴉片戰(zhàn)爭的爆發(fā)，拉開了列強以武力大規(guī)模侵略中國本土，強行把古老、傳統(tǒng)的中國拉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漩渦之中，使其逐步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的序幕。面對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在軍事、外交等方面不堪一擊，簽署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中國的領土被割裂，主權遭破壞，淪入被世界列強恣意掠奪和壓榨的悲慘境地?？杀氖?，屢屢挨打的清政府并沒有意識到與西方的差距及自體的病入膏肓，直至大廈將傾才相繼進行所謂的變法和新政，只是為時已晚，挽救不了清朝行將覆亡的命運。
在中國被迫卷入世界體系的過程中，面對此“三千余年一大變局”，有識之士紛紛認識到中國社會的變革已到了十分必要和十分緊迫的關頭。從太平天國革命到洋務運動、戊戌維新等等，無論是普通民眾還是政府官員，許多仁人志士對變革進行了不懈的探索，可惜都沒有成功。歷史的教訓證明，清王朝的軟弱、腐敗以及綿延2000多年的封建專制才是阻礙中國社會發(fā)展的真正原因。不推翻封建帝制，不建立新的民族國家，中華民族永遠不能擺脫被欺凌和被奴役的命運，永遠不能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因此，打破傳統(tǒng)皇權統(tǒng)治秩序、建構現代民族國家，同樣成為中國奮起的必經之路。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中國被日本打敗之后，建立民族國家的思想像潮水一般噴涌起來，清末民初的革命家們更是明確提出了建設“民族國家”的具體設想，中國的民族國家建設進入了一種自覺的狀態(tài)。最終，在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領導下，武昌起義一聲槍響，中國人民掀起了推翻清王朝封建統(tǒng)治的革命高潮并取得了勝利。
辛亥革命的重大意義不僅在于推翻了清朝統(tǒng)治，結束了我國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更在于它為中華民國的建立奠定了基礎，開創(chuàng)了中國歷史上的民主共和政治，實現了中國由王朝體制向民族國家體制的重大轉變，其對中國社會政治轉型的深遠意義不言自明。
中華民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也是當時世界上少數幾個推翻封建統(tǒng)治、不設 君主立憲、直接建立民主共和制的國家之一?！吨腥A民國臨時約法》以法律的形式將三權分立的政治原則確立下來。該法還規(guī)定：“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成”，“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所謂的“君上大權”遭到徹底否定。辛亥革命所進行的民主制度的試驗，為后來中國革命和建設積累了經驗和教訓。盡管辛亥革命的勝利沒有使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得到根本解決，新生的中華民國沒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但是辛亥革命為中華民族的進步打開了閘門，成為中華民族從封建社會的漫漫長夜走向現代文明的偉大開端。因此，可以說，孫中山及其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中國建構民族國家的先行者和實踐起點。歷經整整一個世紀，民族國家建構一直是中國政治發(fā)展的主題，并逐步向民主國家轉型。
推動了中華民族認同和現代國家認同
費孝通先生曾經說過：“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在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的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以后，中國各族人民在對外爭取國家的獨立和統(tǒng)一、對內爭取社會的變革和進步的過程中，休戚相關，榮辱與共，結成了更加緊密團結的整體，實現了中華民族從自在的民族實體向自覺的民族實體的偉大轉變。其中，辛亥革命作為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運動，對于推動中華民族意識的形成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中華民族”概念是在20世紀初出現的，最初只是指代漢族。當時，中國的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已經達到空前緊張的程度。在這樣的歷史關頭，資產階級革命黨人高舉“排滿”旗幟，起到了一呼百應的作用，取得了辛亥革命的成功。但是，“排滿”體現了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特別是在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影響下，中國的邊疆危機和民族問題不斷暴露、日益激化，“排滿”并不能代表國家利益和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因此，辛亥革命時期，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及時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口號，在中華民國成立后又迅速建構具有現代內涵、使國內各民族融為一體的“中華民族”概念，在憲法中規(guī)定“民族平等”，團結了包括滿族在內的各族人民，使國內民族關系出現了新的變化，對強化中華民族認同意識、維護國家統(tǒng)一起到了積極作用。例如，1913年初參加西蒙古王公大會的各蒙古王公及其代表發(fā)出通電，聲明：“我蒙同系中華民族，自宜一體出力，維護民國。”
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中華民國的建立，對于推動中國各民族的現代國家認同，同樣產生了積極影響。辛亥革命時期，云南軍都督府發(fā)布的文告中不僅提出“聯(lián)合中國各民族構造統(tǒng)一之國家”，還宣稱“漢、回、蒙、滿、藏、夷、苗各族視同一體”，充分考慮到了云南多民族的歷史與現實。
中華民國成立后，具有憲法性質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對中國的領土、主權等作出了明確的規(guī)定，使近代國家觀念進一步傳播。特別是“中華民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的規(guī)定，使民眾對自己在國家中所處地位的認識，從觀念上發(fā)生了巨大變化，有了國家主人的感覺。新生的共和政權還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明確規(guī)定：“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qū)別。”臨時大總統(tǒng)孫中山也在一系列的文告、電報、批示及演說中多次號召“合滿、漢、蒙、回、藏為一家，相與和衷共濟”，指出“今日共和政體，人人自由，五族平等……界無分乎軍、學、農、工、商，族無分乎漢、滿、蒙、回、藏，皆得享共和之權利，亦當盡共和之義務”。由于民族平等觀念與“五族共和”思想得到廣泛提倡，人們開始認識到各民族要攜手建設新國家，各民族的團結是振興中華的途徑。如康有為所言：“凡滿、蒙、回、藏同為國民，無多立彼疆此界之分，則內能結合，足以永靖亂源，外之宏大，益以鞏固邦基矣。”
中國各族人民為辛亥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多民族國家，各族人民在推動中國歷史發(fā)展以及開發(fā)、建設和保衛(wèi)祖國方面，都作出了應有的貢獻。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以后，中國各族人民為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主義的壓迫，進行了不屈不撓、艱苦卓絕的斗爭，充分表現了英勇無畏的革命精神。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者登上中國的政治舞臺后，他們所倡導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也得到了少數民族進步人士的支持和擁護。辛亥革命是中國多民族國家國情的真實反映，各民族優(yōu)秀兒女都為辛亥革命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辛亥革命前，各少數民族人民或積極參加革命黨人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或組織和參加武裝斗爭，沉重打擊了清王朝的統(tǒng)治。1905年中國同盟會的成立，標志著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一批少數民族青年成為同盟會會員，如安?。ㄒ妥澹?、趙鐘奇（回族）、刀安仁（傣族）、楊杰（白族）、曾汝璟（壯族）、彭施滌（土家族）等，都是在日本加入同盟會的。同盟會成立后，通過各種方式和途徑廣泛宣傳民主思想，使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了他們的革命宗旨和主張。1906年，列名參加同盟會的人員已經超過1萬，其中有許多少數民族。如壯族的王和順、黃明堂、關仁甫、李幼卿、農實達，回族的羅云五，土家族的鄧玉麟、溫朝鐘、黃玉山、牟鴻勛、田應全、田應詔，苗族的王憲章，侗族的王天培、李世榮，蒙古族的云亨、安祥等，都是影響較大的同盟會會員。他們通過思想宣傳、捐獻財產、籌集經費、創(chuàng)辦報刊、編譯書籍、組織革命團體、發(fā)動參與武裝起義等方式，為同盟會的革命活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同時，也有相當一部分少數民族人士在時代潮流的影響下，自覺地投入到反帝反封建斗爭中，有力地支持了日益興起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
武昌起義爆發(fā)后，各地少數民族人民積極響應，和漢族人民一道掀起了推翻清王朝統(tǒng)治的高潮。參加武昌起義的新軍中就有許多少數民族官兵，如回族的馬驥云、沙金海是同盟會的重要成員，參與了武昌首義醞釀過程和戰(zhàn)斗。在各地的起義中，少數民族人民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四川、云南、貴州、廣西、湖南、湖北、陜西、內蒙古、新疆等地的革命活動中，都有大批少數民族群眾積極參與。如陜西是西北地區(qū)最先響應武昌首義的省份，在西安地區(qū)就有一兩千名回族群眾直接參加了光復之役；湘西的苗、土家、漢等族約2萬余人進攻鳳凰廳，貴州松桃廳苗、漢等族3000多人赴鳳凰廳助戰(zhàn)，促使湘西光復。
中華民國的建立在民族地區(qū)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各族人民紛紛以各種形式，對新生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政權表示承認、支持和慶賀。如青海章嘉活佛特派大喇嘛卻吉為專使，代表章嘉和青海蒙古各盟旗王公及各大寺院，于1912年3月10日到達北京，祝賀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表示擁護共和政體；3月15日，甘肅護理總督趙惟熙、咨議局長張林焱、昭武軍統(tǒng)領馬福祥自命代表全省行政、民意、軍界，聯(lián)合致電民國政府，承認共和；12月，哲里木盟盟長齊默特色木丕勒代表該盟10旗發(fā)出通電，公布東蒙古王公會議取得的成果及哲盟各旗傾心內向之意；1913年1月，烏蘭察布盟和伊克昭盟16旗札薩克王公在歸綏召開西蒙古王公會議，一致決議擁戴共和，聯(lián)合東蒙反對庫倫獨立。而反對共和的陜西前線統(tǒng)帥升允鼓動甘新地區(qū)清軍將領出兵勤王，指使陜甘提督馬安良率軍進逼咸陽。著名回族宗教人士王寬阿訇應民國政府之請，從北京發(fā)報勸阻馬安良停止進軍。電文中說：“共和成立，五族平等，信仰自由，無妨教典。弟以依瑪尼為證，誓諸真宰：共和政體，決無妨害吾教，請勿中奸人謠言之詭計。……兄執(zhí)西北軍機牛耳，處此潮流激蕩、民情鼎沸之世，共和元勛、民族英雄、宗教偉人，只一反掌耳。時機難再，幸勿失之！”馬安良接到該文后，即令部隊撤退，陜西之危遂解。不久，西北諸馬軍閥紛紛通電贊成共和。
歷史局限與現實啟迪
反抗斗爭。相反，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各族人民爭取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的新民主主義運動中，把握了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國情，走出了一條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道路，實現了從“工農共和國”向“人民共和國”的轉變，最終做出了在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實行民族區(qū)域自治的抉擇，開啟了中國民族事務的新紀元。
辛亥革命100年來，中國各族人民走過了一條曲折艱苦又充滿希望和成就的道路。在民族成分復雜的國度構建現代民族國家，是對西方傳統(tǒng)民族主義的重大挑戰(zhàn)，而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則是我國各民族面對的重大歷史任務。當前，我國正在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不斷前進。同時，在紛繁復雜的國際環(huán)境下，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也都面對著主權、領土、民生、民族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章開沅先生說：“孫中山晚年對世界主義，特別是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關系的思考，經過百年世界風云變幻的映照，在全球化浪潮已經席卷世界各地的今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tǒng)治，實現了中國從古代王朝國家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轉變。但是，辛亥革命勝利后的中國如何繼承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歷史基礎，怎樣構建一個現代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仍是一項艱巨的任務。綜觀整個中華民國時期的民族事務治理，實際上經歷了思想觀念方面的彷徨：從“排滿”的種族建國到“五族共和”的聯(lián)邦建國；從國家有“中國本部”和“蒙、藏、回疆”之分，到民族有“中華民族”與“少數民族”之別；從源流同一的“宗族論”到“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歷史“融合論”。這些變化體現出民國政府一直未能真正把握住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基本國情，未能確立多民族構成的中華民族這一國家民族地位。在民族事務的實踐中，仍局限于傳統(tǒng)的“蒙藏回疆”，而無視民族眾多的現實和民族平等的真實，無法改變階級壓迫、民族壓迫的社會實質，所以也未能遏制民族分離主義的活動，未能消除各族人民的天，仍然可以發(fā)人深省。”從這個意義上去理解，辛亥革命留給我們的啟迪是無限的。（作者方素梅）
周鐵農：談“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的幾個問題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際，怎樣看待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的關系？這看起來像是老問題，實際上卻是新問題。因為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受“告別革命”論的影響，有人否認和貶低孫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這里，我圍繞這個論題談幾點看法。
■為什么說孫中山領導的反清革命是歷史的必然？
從1840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七十年歷史，是一部古老中國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強行沖開國門，中國人備受欺凌的災難史，也是一部中國人艱難探索救亡振興道路的變革史。太平天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不甘淪落的中國人曾一次又一次地變革圖強，但是，一次又一次地慘遭失敗。
首先，局囿于皇權主義的農民起義沒有出路。從1850年到1893年，大規(guī)模起義就有30多次，其中太平天國運動聲勢最為浩大，歷時14年，影響力遍及半個中國。然而，這些農民起義最后都歸于失敗。
其次，洋務運動不可能富國強兵。屈辱的《北京條約》簽訂后，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一批清朝的中央和地方官員，發(fā)起了洋務運動，企圖引進西方先進的技術設備實現自強。但由于政治制度的腐敗和軍事體制的混亂，大清帝國還是被明治維新后迅速崛起的日本打敗了。甲午戰(zhàn)爭的失敗標志著洋務運動的夭折，也暴露出清朝統(tǒng)治者的腐敗與無可救藥。
再次，甲午戰(zhàn)敗后興起的維新派的上書、請愿，同樣求不來政治的改良。在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為代表的底層知識分子的鼓動下，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定國是詔》，戊戌變法自這一天開始。但是光緒所要推行的新政，無論是裁汰冗員、廢八股，還是開學堂、練新軍，沒有哪一項得到執(zhí)行，反而觸怒了慈禧太后為首的封建頑固派。9月21日，慈禧太后重新訓政，幽禁光緒、通緝康梁、廢除新政。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六君子”被殺于菜市口。
百日維新被扼殺的事實，使清政府失去知識精英的支持。有識之士意識到，依靠腐敗、頑固的清政府是不可能推進中國政治和經濟現代化的，更難以挽救民族危亡。“六君子”淋漓的鮮血使大批有識之士醒悟；隨后的八國聯(lián)軍入侵及《辛丑條約》的簽訂，使他們最終拋棄了幻想，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由此可見，革命是客觀時勢所逼！
此時的中國處在極端深重的民族危機中。亡國滅種的威脅，像一個可怕的陰影籠罩在每個愛國者的心頭。而當時清政府不僅是封建勢力的頑固堡壘，并且已變成“洋人的朝廷”。這個反動政府的賣國和腐敗，已經展現得淋漓盡致。人們實在忍無可忍，再也不能對其抱有希望了。正是帝國主義的狂妄野心和步步緊逼，封建帝制對于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無能為力和日益成為民族復興的巨大障礙，才使得近代中國孫中山領導的反清革命成為必然。
■為什么說孫中山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孫中山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用現代革命方式進行反清革命的先覺者和先驅者。毛澤東在《青年運動的方向》中指出：“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規(guī)地說起來，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的。”雖說孫中山具有明確的反清革命思想是很早的，但他并不是一開始就具有反清革命思想的，并不是天生的革命家，他的思想經歷了一個從改良到革命的轉變過程。
1894年的孫中山，思想上還很搖擺，處于革命與改良的十字路口。他一方面鼓吹革命，并開始準備著手從事革命工作；但另一方面還想嘗試通過清政府實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孫中山上書李鴻章，提出了一個發(fā)展工商業(yè)、改革教育制度和選拔人才制度的理想藍圖。用他的話來說，就是要做到“人能盡其材，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這個主張顯然是溫和的社會改良主張。遺憾的是，李鴻章對孫中山的上書態(tài)度極為冷淡。孫中山非常失望，由此放棄了對清政府的幻想，毅然決然走上革命的道路。1894年11月，他在檀香山成立了第一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團體——興中會。孫中山起草的興中會章程明確揭示了中國所面臨的嚴重危機：“方今強鄰環(huán)列，虎視鷹瞵，久垂涎于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他在入會的秘密誓詞中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chuàng)立合眾政府”的革命目標，第一次提出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的革命主張。
1895年的廣州起義，是孫中山用革命的手段來實現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理想的第一次。從此，孫中山真正開始了革命活動，直接采取武裝斗爭的形式來進行反清革命，并開始在人們的心目中成為“革命黨”的旗幟。
■孫中山是“只會革命，只知破壞，而不知建設”嗎？
近年來，對于孫中山的革命人生，有人提出異議。比如，有人說孫中山是“只會革命，只知破壞，而不知建設”；有人以所謂“現代化史觀”，把革命與現代化建設對立起來，根本否定孫中山革命活動的正當性，進而否定辛亥革命的歷史功績。在此，有必要對這種錯誤的觀點加以澄清。
近代中國有兩大歷史任務：一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是要經過革命手段來實現的；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就需要通過長期的建設才能實現。前一項任務是為后一項任務掃清障礙、創(chuàng)造必要的前提。
孫中山本人曾經講過：革命是萬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革下去。孫中山何嘗不想通過改良的辦法實現國家的現代化？他當然知道這樣付出的代價和破壞會少些，但通過上書李鴻章，孫中山看到了清政府的腐敗，意識到不推翻這樣腐敗的政府，是難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因此，革命目的是為了實現現代化，要實現現代化必須首先進行一場民主革命。在和平改良的道路走不通的情況下，在中華民族處在生死存亡之秋而不允許你慢慢來的情況下，孫中山才斷然決然地起來革命。因此，革命黨人走上革命道路是被迫無奈的，孫中山如此，黃興、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等大批知識精英又何嘗不是如此？他們都是鑒于清政府之腐敗無能而被迫以革命的方式挽救中國危亡的。
關于革命與建設的關系，孫中山對胡漢民說過幾句很重要的話：“建設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設，即不必破壞，更不必言革命。”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以后，孫中山一度認為，現在革命成功了，應該可以進行和平建設了。他關于中國現代化建設的許多設想都是在民國初年搞的。他與袁世凱會談時說：“希望你當了大總統(tǒng)，十年之內可以練十萬兵；我在十年之內能夠造出二十萬里鐵路”。這也說明此時孫中山是真想搞現代化建設的。但嚴酷的現實是，正在他在日本考察鐵路的時候，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被袁世凱派人暗殺了。這樣，孫中山意識到修鐵路、搞實業(yè)的民生計劃不可能實現，原來現代化建設 的設想也難以做到，就被迫回國發(fā)動“二次革命”。“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凱要做皇帝，他又組織中華革命軍，反對袁世凱稱帝。等到袁世凱死了，他就把中華革命軍解散了。當時有人不贊同他的這種做法，說還有北洋軍閥專橫，不要急著把軍隊解散。孫中山回答說：當我們還沒有證據證明這些人要背叛共和的時候，我們不能保持軍隊。這樣，他就把軍隊解散了，他并不是迷信武力，更不是對革命有什么特殊嗜好。張勛復辟后段祺瑞拒絕恢復《臨時約法》的時候，他又發(fā)動護法運動，維護共和制度。
可見，只要和平還有希望能夠做到的時候，孫中山就力求和平，只有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從事革命斗爭。
■孫中山是如何領導這場民主革命的？
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政府的反動統(tǒng)治，有其客觀必然性、合理性和正當性。但究竟應該怎樣進行這場革命呢？孫中山主要從三個方面著手：
一是組建新式革命政黨（相對于舊式會黨而言，下同）。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不是中國舊式的農民起義，更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改朝換代，而是具有近代意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新式的、近代的、民主的革命。說它是新式民主革命，是因為它有著近代式的組織領導方式，有著明確的近代革命綱領，采取了新的革命斗爭方式。世界近代意義的政治活動通常都是由政黨來領導的，辛亥革命是中國革命黨人第一次用政黨形式來組織領導的新式革命。這個新式的近代政黨，就是孫中山1905年8月在東京創(chuàng)建的中國同盟會，它既不是中國傳統(tǒng)的秘密會黨，也不是先前分散的革命小團體，而是正規(guī)的近代革命政黨，堪稱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華民國的成立。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從此，中國歷史掀開了新的篇章。
■如何認識孫中山思想的現代價值？
今天回望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它究竟給我們留下了怎樣的遺產？其中又有哪些現實性的啟示？我認為，孫中山振興中華的偉大理想，孫中山開創(chuàng)的革命事業(yè)，孫中山的思想理論，孫中山愛國革命、不斷進步的精神，以及孫中山的偉大旗幟，都是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而孫中山追求民族獨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主張，孫中山“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民之需要”的理念，孫中山以實業(yè)化為中心，以民主政治為杠桿，以科學、教育和文化的發(fā)展為必要條件，走中國特色發(fā)展道路的藍圖設計，都是我們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參考和借鑒。我認為，其中具有突出現實意義的有以下幾項：
一是民族平等思想。如何處理國內民族問題成為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孫中山強調：“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為眾生謀幸福，因不愿少數滿洲人專利，故要民族革命。”他認為，在滿清政府的反動統(tǒng)治下，中國民眾處于“雙重奴隸”的境地，既是滿清封建統(tǒng)治者的奴隸，同時又是外國列強的奴隸，推翻滿清專制統(tǒng)治，是中國人民謀求自由平等的第一步。很顯然，孫中山倡導革命反清，既是為了謀求去除國內各民族之間的不平等，同時也是為了去除中華民族與列強之間的不平等；在革命反清口號的背后，正體現了孫中山對民族平等的執(zhí)著的追求。
辛亥革命爆發(fā)后，鑒于實行民族壓迫政策的滿清封建王朝被推翻，孫中山轉而從正面闡述民族平等思想，代之以提倡“五族共和”，強調各民族在政治、宗教和經濟上都應享有平等地位和平等權利。1912年1月，他在致蒙古王公電中明確宣布：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專制統(tǒng)治“并非仇滿，實欲合全國人民，無分漢、滿、蒙、回、藏，相與共享人類之自由。”在宣傳民族平等的同時，他還號召漢、滿、蒙、回、藏各族人民加強民族團結。
二是國家統(tǒng)一思想。孫中山自始至終將謀求國家的統(tǒng)一作為民族主義的核心內涵。早在1903年發(fā)表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論》中，他就對列強提出的分割中國的論調作了批駁，指出“分割論”違背了中國的歷史和民情，是不可行的。中華民國成立后，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tǒng)宣言書》中首先將致力國家的統(tǒng)一作為中華民國的立國方針，并把國家的統(tǒng)一具體歸納為五個方面：民族之統(tǒng)一、領土之統(tǒng)一、軍政之統(tǒng)一、內治之統(tǒng)一、財政之統(tǒng)一。
辛亥革命以后，面對軍閥割據混戰(zhàn)、國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孫中山更加強調統(tǒng)一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國是一個統(tǒng)一的國家，這一點已牢牢印在我國的歷史意識中，正是這種意識使我們能夠作為一個國家而被保存下來，盡管它過去遇到了許多破壞力量”。他強調，“統(tǒng)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tǒng)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tǒng)一，便要受苦。”
孫中山對國家統(tǒng)一思想所作的闡述和他為謀求國家統(tǒng)一所作的努力，體現了一代偉人的宏偉的政治家氣魄和崇高的愛國主義情懷。臺灣與祖國大陸已經分離了數十年，這不符合中國歷史發(fā)展的趨向和海峽兩岸中華兒女的根本利益。重溫孫中山關于國家統(tǒng)一的思想，以孫中山愛國統(tǒng)一思想為紐帶，團結和推動海內外所有愛國的中國人共同努力，對于促進海峽兩岸經濟文化交流，最終實現國家的完全統(tǒng)一，有著十
二是提出新式的革命綱領。一個領導新式近代民主革命的政黨，必須確立明確的民主革命綱領。同盟會的革命綱領，就是著名的十六個字：“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chuàng)立民國，平均地權。”這是孫中山順應世界近代化潮流在政治上探索的結晶。1905年11月，他在《民報發(fā)刊詞》中首次將同盟會的十六字綱領歸結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所謂民族主義，其基本內涵就是推翻以滿族貴族為首的清政府的反動統(tǒng)治。反滿并不是反對一切滿人，而是針對滿人建立的反動政權。在推翻清朝政府、建立共和國以后，國內各民族“立于平等地位”，因此，其民族主義以“五族共和”作為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準則。所謂民權主義，其基本內涵就是反對封建專制主義，建立民主共和國。孫中山對未來的共和政體作了這樣的構想：“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大總統(tǒng)由國民共舉，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所謂民生主義，其基本內涵就是平均地權、節(jié)制資本、實行“集產社會主義”。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是當時使中國臻于獨立、民主和富強的最先進的革命綱領。
三是走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堅持反清武裝斗爭，是孫中山和他所領導的新式民主革命的突出特點。孫中山創(chuàng)建興中會后即著手策劃廣州起義，后又發(fā)動了著名的惠州起義。同盟會成立后，從1907年到1911年春，孫中山在西南地區(qū)策劃了八次起義。持續(xù)不斷的武裝起義，沉重打擊了清政府的統(tǒng)治，動搖了清政府的統(tǒng)治根基，提高了革命黨人的威望，擴大了武裝革命的影響。1911年4月的黃花崗起義，孕育了武昌首義的成功。從1895年策動廣州起義算起，孫中山領導革命黨人進行了17年的艱苦斗爭，前赴后繼，不怕犧牲，屢蹶屢戰(zhàn)，為辛亥革命積聚著成功因素。1911年10月，武昌新軍的槍聲終于點燃了焚毀清王朝的燎原大火。1912年1月，革命黨人在南京建立了臨時政府，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宣告了中分強烈的現實意義。
三是關注民生幸福、實現國家富強的理念。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后留給后人最有價值的思想遺產，當數他重點闡釋的民生主義。關注民生幸福，追求社會進步，實現國家富強，是民生主義的基本內容。臨時政府成立后，孫中山認為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已經實現了，下一步應該著力于民生主義。他辭去臨時大總統(tǒng)后，全力倡導民生主義，認為“民國鞏固”要靠“振興實業(yè)”，他熱衷于民生主義的實踐，從事社會革命，專務現代化建設。發(fā)展生產力應該從哪里著手？他認為關鍵在于交通，特別是鐵路建設，故他自告奮勇要當全國鐵路督辦，想在十年內修筑20萬里鐵路。
孫中山敏感地意識到，只要實行以土地國有和節(jié)制資本為主要內容的一系列民生主義政策，就能夠避免出現大資本家，就能防止社會財富集中于少數人手中，就能防止資本家專制。民生主義的出發(fā)點，是防止壟斷性的大資本家出現，反對大資本家壟斷社會財富；民生主義的歸結點，是社會和平協(xié)調發(fā)展，消弭勞資間的階級斗爭。他認為，實行民生主義，經濟生活上人人平等，共同富裕，就能保證中國永遠不再革命。因此，在社會發(fā)展目標上，孫中山公開聲稱民生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不相沖突，而且是好朋友。
孫中山民生主義思想中有一些與社會主義的原則相近的東西，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孫中山關于發(fā)展生產力的思想，關于節(jié)制私人資本的思想，關于縮小貧富差別的思想，關于正確處理勞資關系的思想，關于全社會和平協(xié)調發(fā)展的思想，關于共同富裕的思想，都鮮明地體現了重視民生、發(fā)展民生、和諧社會的旨趣，是值得我們今天借鑒的。□周鐵農
（作者周鐵農，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革中央主席、中國辛亥革命研究會會長）
何廣：歷史上對“辛亥革命”的紀念和解讀
圖為《辛亥革命大事錄》內頁。
“辛亥革命”如今是人們耳熟能詳的一個詞，一般理解為“1911年爆發(fā)的中國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圍繞辛亥革命，中國現當代還出現了一種重要的文化現象——辛亥革命紀念，從民國始迄于今，未嘗稍斬。
“辛亥革命”一詞從誕生之日起，其含義就不斷演變。而辛亥革命紀念之中該詞的運用最為密集，各方對其表達尤為充分，遂為研究者提供了絕佳的視角來探討其詞義的流變及其背后的深層原因。
“辛亥革命”一詞的誕生
較早見諸記載的“辛亥革命”一詞，出自署名為渤海壽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記》。此書出版于1912年6月，收錄了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間的各報章事關革命的報道。同年，以“辛亥革命”為書名的，還有署名草莽余生編輯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錄》（見右上圖），張紹曾為該書作序，指出草莽余生為廖少游。廖少游又名廖宇春，在辛亥革命期間奔走南北議和，閱歷廣泛，“特就昔日所歷之境，所與之役，與夫見聞……抄集成冊。始八月十八壬子迄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凡百有八日”。其起止時間換算成公歷為1911年10月9日至1912年2月13日，所述辛亥革命時限與《辛亥革命始末記》基本相合。上述兩書所載事實，都發(fā)生于農歷辛亥年，稱之為辛亥革命十分相宜。
但在民國初年，辛亥革命一詞使用并不廣泛，稱呼辛亥年武昌起義至清帝退位這段史事的詞匯，名目繁多。民初的報章，如《申報》、《大公報》以及政府公報中，“武昌首義”、“共和成立”、“民國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詞連篇累牘，而“辛亥革命”極為罕見。即便是孫中山先生，在民初言及辛亥革命時所用名詞也沒有一定之規(guī)。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期間，以孫中山名義發(fā)布的公文中，有“武漢首義”、“民國締造”、“民國光復”、“革命”等說法。1917年孫中山在汕頭各界歡迎會上，追述革命歷程，稱“一次革命，起于武昌，為推翻滿清之專制。二次革命，則在南京，為袁世凱暗殺宋教仁而起。”不見直書“辛亥革命”，而“二次革命”之說至今仍然沿用。
在20年代前后，“辛亥革命”的使用開始升溫且影響日廣。1919年8月，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中連載《民眾的大聯(lián)合》政論長文，使用了“辛亥革命”一詞，并就其內涵有過精煉的闡述。1921年10月梁啟超以《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jié)之樂觀》為題，發(fā)表演講，詮釋了辛亥革命內涵。第一次國共合作初始，陳獨秀撰寫《辛亥革命與國民黨》，專門探討革命失敗的原因，“辛亥革命”漸成專有名詞。
隨著北伐的節(jié)節(jié)勝利，在有關紀念中，“辛亥革命”字樣出現得特別頻繁。1927年雙十前夕，中國國民黨中央制定了宣傳大綱，第一條就是“繼續(xù)辛亥革命的精神，矯正辛亥革命的缺陷”。1930年7月10日，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第100次常務會議通過了《革命紀念日簡明表》和《革命紀念日史略及宣傳要點》，以制度的形式明確規(guī)定了對辛亥革命的紀念，此后“辛亥革命”人所共知，遂成流行詞匯，以迄于今。
民國時期，各政治派別對辛亥革命的紀念與解讀
民國時期，辛亥革命不僅是剛過去的歷史，而且是民國立國不可缺少的歷程，因而對辛亥革命的解說，就不僅僅是學術意義上的探討，也是影響到各政治力量的現實地位的政治宣言了。歷史上關于辛亥革命的紀念與解讀，不同時期的政府，不同的政治派別可謂眾說紛紜。在今天看來，這些論說不但豐富了我們對辛亥革命的認識，透視出民國時期思想文化變遷的軌跡，也展示了民國年間政治力量消長的歷史圖景。
1.孫中山等革命黨人認為辛亥革命有民族民主革命性質
民國初年，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對這場革命多有論述和解讀。1912年9月3日，孫中山在北京五族共和會與西北協(xié)進會上發(fā)表演說，指出“我國去年之革命，是種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確認了辛亥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性質。
革命的進程，誠如他在《八年今日》一文中的描述：“今日何日，乃革命黨員熊秉坤開槍發(fā)難，清朝協(xié)統(tǒng)黎元洪被迫而起革命軍于武昌之日也。隨而馮國璋焚燒漢口，隨而袁世凱病起彰德……無如黨人遍布國中，響應四起，遂致清朝江山不可收拾，于是而南北和議開，于是而非袁莫屬之論起，時予方在倫敦從事于外交問題之解決，正當著手舉世同情，乃屢促共和國體之速定，正式政府之成立，欲乘時要求友邦之承認，乃遷延兩月，頭緒全無，加以遠聞國人，尚有主張清帝之君憲者，予深恐革命大功虧于一簣，故不得不舍外交之良機，而奔馳回國……于是草創(chuàng)政府于南京，而共和國體乃定焉。”這既是孫中山的個人經歷，實際上也勾畫出從武昌起義到南京臨時政府成立的歷史脈絡，這正是辛亥革命的核心內容。同時也褒揚了革命黨人肇建民國的歷史功勛。
在這篇發(fā)表于1919年10月10日的紀念文章中，孫中山還鑒于當時時局，感慨“今日何日？正官僚得志，武人專橫，政客搗亂，民不聊生之日也”，“今日之民國，竟成亡國士大夫之天下也”。盡管“革命軍起矣，民國由之立矣，但革命之事業(yè)尚未成功也，革命之目的尚未達到也”。革命尚未成功這一論斷，以后得到了中國國民黨的進一步發(fā)揮和解說。
2.北洋系在辛亥紀念中，存在著刻意“去革命化”的傾向
民初執(zhí)政北京的北洋系，對辛亥革命的解釋則曖昧其詞，語焉不詳。1912年10月10日，由北京政府內務部舉辦追祭禮，國務總理趙秉鈞代表袁世凱恭讀祭文，只以“時會既開，國風丕變，帝制告終，民豪聿見”數語，表現民國肇建過程，肯定諸位烈士終結帝制之功，對民族革命幾乎不提。
1913年袁世凱就任正式大總統(tǒng)，他在長達萬余字的《蒞任宣言書》中，提及辛亥之役只有寥寥數語，只說“武昌事起，為時勢所迫，身當其沖”，簡筆勾勒了自己從武昌起義出山到上位臨時大總統(tǒng)的歷程，突出了五族共和的主題。
實際上北洋系在辛亥紀念中，存在著刻意“去革命化”的傾向。1912年由孫中山、黃興等發(fā)起在北京舉辦革命紀念會，會期將屆，接內務部通知，更名為共和紀念會。1913年底北洋系將領段祺瑞督鄂，對武昌起義門、聚義門之名頗為反感，認為“以二城門為標榜，致軍民腦筋易起浮動觀念”，下令恢復其原名中和門、通湘門。
這種貌似怪異的表現，其實有其合理解釋。首先這與袁世凱為首的北洋系經歷有關。對于袁世凱的北洋系而言，武昌首義后，北洋六鎮(zhèn)即擔負起撲滅南方革命烈火的責任，在山陜、長江沿線與民軍反復廝殺。在北洋系的經歷中，恰恰是他們的力戰(zhàn)，造成了五族共和局面。清帝退位詔書上分明寫著“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tǒng)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軍民協(xié)商統(tǒng)一辦法”。其次，高舉“共和”大旗，也是國家建設的現實需要。民元4月以后，袁世凱為首的北洋系居于執(zhí)政地位，民國初建，政府的亟務是統(tǒng)一和穩(wěn)定，“五族共和”已成國策，紀念中過分強調革命，顯然不合時宜，不利于國內各族敦睦，穩(wěn)固國基共建民國。無可否認，北洋政府要員原在清政府任職，辛亥之役中，一段時間曾效忠清朝，與革命軍進行過正面的軍事對抗，紀念之中宣傳革命之功，無異于授人以柄，其執(zhí)政地位尤顯尷尬。這也是民元北京政府只宣揚“共和”，不愿也不能宣揚辛亥紀念中的“革命”的原因了。
3.“辛亥革命，乃革命黨和咨議局合演的一出‘痛飲黃龍’”
1919年，尚未成為職業(yè)革命家的毛澤東在《民眾的大聯(lián)合》中，指出“辛亥革命乃留學生的發(fā)蹤指示，哥老會的搖旗喚吶，新軍和巡防營一些丘八的張弩拔劍所造成的，與我們民眾的大多數毫無關系……然而我們卻有一層覺悟，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設的。”在批評辛亥革命未能聯(lián)系廣大民眾之外，毛澤東說明了辛亥革命是由留學生、哥老會、士兵等群體發(fā)動參加的，還是取得了“倒去”“圣文神武的皇帝”，開始“建設”“大逆不道的民主”等成果，較為簡練地道出了辛亥革命組織、發(fā)動的歷程及其政治成果。
為說明民眾聯(lián)合的必要性，毛澤東還以辛亥革命為例，“溯源吾國民眾的聯(lián)合，應推清末咨議局的設立，和革命黨——同盟會——的組成。有咨議局乃有各省咨議局聯(lián)盟請愿早開國會的一舉。有革命黨乃有號召海內外起兵排滿的一舉。辛亥革命，乃革命黨和咨議局合演的一出‘痛飲黃龍’”。這段話肯定了革命黨和咨議局在辛亥革命中的同等重要作用。
革命黨與咨議局分途并進，共同推動了辛亥革命，這種認識并非毛澤東獨創(chuàng)。早在民元，梁啟超就有類似的說法。1912年10月，自戊戌變法后即流亡海外的梁啟超應邀回京，受各方邀請發(fā)表演說，在題為《鄙人對于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演說中，他回憶“當去年九月以前，君主之存在，尚儼然為一種事實，而政治之敗壞已達極點，于是憂國之士，對于政界前途發(fā)展之方法，分為二派：其一派則希望政治現象日趨腐敗，俾君主府民怨而自速滅亡者，即諺所謂‘苦肉計’也，故于其失敗，不屑復為救正，惟從事于秘密運動而已；其一派則不忍生民之涂炭，思隨事補救，以立憲一名詞，套在滿政府頭上，使不得不設種種之法定民選機關，為民權之武器，得憑借以與一戰(zhàn)。此二派所用手段雖有不同，然何嘗不相輔相成！去年起義至今，無事不資兩派人士之協(xié)力，此其明證也”。 “現在之國勢政局，為十余年來激烈、溫和兩派人士之心力所協(xié)同構成”。激烈派自然是指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溫和派當然是咨議局立憲派了。
到1921年，梁啟超在《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jié)之樂觀》演講中，繼續(xù)談辛亥革命是由兩條路徑進行的觀點，“一面是同盟會人，暗殺咧，起事咧，用秘密手段做了許多壯烈行為；一面是各省咨議局中立憲派的人，請愿咧，彈劾咧，用公開手段做了許多群眾運動。這樣子鬧了好幾年，犧牲了許多人的生命財產，直到十年前的今日，機會湊巧，便不約而同的起一種大聯(lián)合運動。武昌一聲炮響，各省咨議局先后十日間，各自開一場會議，發(fā)一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占鋪產的掌柜，便乖乖的把全盤交出，我們永遠托命的中華民國，便頭角崢嶸的誕生出來了”。
與民初相比，梁也有觀點的漸變。他繼續(xù)說“當光緒、宣統(tǒng)之間，全國有知識有血性的人，可算沒有一個不是革命黨”。最后清朝被推翻“是全國人的自覺心，到時一齊迸現的結果”。10年前，梁氏猶且極力反對革命，于今 “革命黨”大而化之，囊括了“立憲派的人”了。而且據此，辛亥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務，分別落在了同盟會和立憲派中人肩上。
4.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敗了，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命題
隨著北伐的勝利，中國國民黨逐漸取得中央政權。此時，除延續(xù)孫中山對辛亥革命性質的定位外，國民黨在宣傳中還做了不同程度的發(fā)揮。1927年《上海民眾國慶紀念大會宣言》中指出“辛亥革命至少含有兩層重大的意義，其一，民族革命一部分的成功，其二，民權革命的確立……于種族革命之外，復為中國歷史上開一政治革命的新紀元”。在肯定辛亥革命具有兩層意義的同時，對于民族革命的成功略有保留，民族革命未能成功的那一部分當是指“帝國主義者對我們的壓迫依然如故”，使辛亥革命民族革命的性質之中加入了反帝內涵，這是對辛亥革命性質的一種引申。1940年潘公展在《辛亥革命與抗戰(zhàn)建國》中，進一步對辛亥革命反帝的意義加以闡發(fā)，贊揚辛亥革命是“被壓迫民族的國民革命運動的拓荒創(chuàng)舉”。
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敗了，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命題。1930年雙十紀念日中，何應欽對此做了一個比較簡潔的說明，指出“辛亥革命懵懂算是掛上了一個民國的空招牌，并沒有建設民國的實際，由推翻滿清一點而論，固然算是成功。由全部革命的目的而論，究不能不謂為失敗。革命的目的不只在推翻滿清，不只在獲得中華民國的虛名，而在造成一個三民主義自由平等的新中國”，明確了實現三民主義為辛亥革命的最終目標。從此意義上看，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敗可以自圓其說了。
20年代登上中國政治舞臺的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時期對辛亥革命也有切合時代特點的解讀
1927年10月10日中國共產黨發(fā)布的告民眾書中說，“辛亥革命的領袖孫中山先生，看見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是在于國民黨沒有民眾的基礎，而只有軍隊，所以在十三年決心改組國民黨”，認為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之一，是沒有發(fā)動群眾。
抗戰(zhàn)之際，面對共同的敵人，建立最廣泛的抗敵統(tǒng)一戰(zhàn)線成愛國國人關切的問題。1938年10月10日，周恩來發(fā)表《辛亥、北伐與抗戰(zhàn)》一文，指出 “辛亥革命前，孫先生聯(lián)合了當時革命團體，如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組成了同盟會，并聯(lián)絡會黨，聯(lián)合當時咨議局立憲派中革命分子，于是有辛亥革命的成功。這是中國統(tǒng)一戰(zhàn)線之最初形式”。對辛亥革命中各政治力量的聯(lián)合，促成革命成功，給予充分肯定。
1939年，毛澤東在《青年運動的方向》中指出，辛亥革命“有它勝利的地方，也有它失敗的地方。你們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趕跑，這不是勝利了嗎?說它失敗，是說辛亥革命只把一個皇帝趕跑，中國仍舊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并沒有完成”。對辛亥革命的社會性質、地位以及成敗做了述評。1945年，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中，對于辛亥革命的成敗做了進一步解說。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敗的論斷，中國共產黨是從反帝反封建角度來探討的，這和中國國民黨從是否實現三民主義任務的角度探討，是不相同的。毛澤東在三四十年代形成的關于辛亥革命性質、地位和成敗的論斷，后逐漸成為被普遍接受的觀點。
（作者：何廣，單位：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