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英使馬戛爾尼晉見乾隆，帶來歐洲最先進的儀器
中華文明是古代六大原生文明之一，由于所處的獨特地理位置，中華文明的發(fā)展一直具有極強的獨立性，較少受到其他文明的影響。但隨著歷史向前發(fā)展，中國與世界的聯系也更為密切，直到明末清初“西學東漸”，中國人才第一次系統(tǒng)地接觸到西方文明。在中國傳統(tǒng)世界觀和西方新世界觀之間，士大夫們如何應對？
一、從天下到萬國
“天下觀”、“華夷觀”自春秋戰(zhàn)國形成以來，便一直是中國人認識世界的一種觀念。這種觀念說來也很簡單，似乎每個民族發(fā)展之初，都將自己當作世界的中心，中國也不例外。傳統(tǒng)天下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圓地方”，天籠罩之下的區(qū)域便是天下，而中國則位于天下之中，處于中央，是華夏，四周則是各種小國四夷，他們與中國猶如眾星拱月。
隨葬墓中常見的玉琮，即蘊含天圓地方的理念
其實中國古代對真實的地理世界已經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但這似乎只停留在實用層面上。到了對外交往與自我認識時，我們總喜歡帶入自己是“天朝上國”的思維中。中國是文明的象征，而四夷則是野蠻的代表，他們需要到中國來接受教化，并對中華文明心悅誠服，如此便誕生了傳統(tǒng)觀念中的“華夷秩序”。盡管這是一種文化意味大于政治意味的觀念，但在傳統(tǒng)士大夫的眼中，這就代表“天經地義”。
中國天下觀
這種對自然世界的認知觀念，進一步下沉到對社會秩序的認識上。傳統(tǒng)中國一切知識思想的理論依據，都離不開“天經地義”，也就是傳統(tǒng)的宇宙秩序。比附于現實秩序中，就如同孔子所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君王居于中心地位，繼而又發(fā)展出“君臣父子”、“尊尊親親賢賢”等一系列現實秩序。
萬國來朝
從漢到明，這種思想觀念與知識體系一直沒有受到大的沖擊。雖然宋朝的國力不足以使它成為真正的天朝上國，但天下觀始終不曾動搖。但這種情況到了明末卻發(fā)生了變化。
一方面，中國航海業(yè)有了很大的進步，對外探索的能力大大增加。宋代的海外貿易、明初鄭和下西洋、明末的民間貿易等，都在沖擊著原有的天下觀念。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通過新航路的開辟，西方已經探索并開始主動接觸中國。與西方人開始密切接觸、新的知識傳入，甚至于中外爆發(fā)沖突，都使得中國人原有的世界觀開始崩塌。曾經處于中心的中國開始邊緣化，世界也從曾經的天下時代，進入到萬國時代。
坤輿萬國圖
二、天崩地裂：西方天學與地學的傳入
最早與中國接觸的人群是西方的傳教士，他們來華的本意是傳播“基督福音”，但在中國最先引起巨大反響的，卻是他們帶來的西洋知識。明末清初，從西方傳入中國的知識不可謂不多，從利瑪竇開始，就不斷將西方的各種技術知識傳入中國，如數學、天文學、地理、軍事技術等等，但對當時士大夫產生最大震撼的，還是天文與地理。
利瑪竇與徐光啟
對天地宇宙秩序的深信不疑，是中國傳統(tǒng)知識的基礎，如果這個基礎受到質疑，士大夫心中恪守的道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利瑪竇在解釋《坤輿萬國全圖》時說道：“地與海本是圓形，而合為一球，居天球之中，誠如雞子，黃在青內。有謂地為方者，乃語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語其形體也?！?/strong>這開啟了對傳統(tǒng)“天圓地方”觀念的沖擊。
中國古代一直相信“天道左旋”，而西方傳教士卻說地球向右轉；中國古代堅信的“地為諸天之心，心如樞軸，定是不動”的理念，被西方科學的地球自轉所否定；古代中國通過觀察二十八宿及十二星次，對應地面的各個區(qū)域的“天文分野說”，也遭到了質疑。西方天文學對中國傳統(tǒng)知識體系的沖擊是全方位的。
古代天文望遠鏡
地理學特別是輿地圖的發(fā)展，也不斷沖擊著中國人的世界觀。地圖雖然不是文字，但它卻始終傳遞著一種觀念，例如地方志總是凸顯出行政區(qū)域與宗教區(qū)域。中國古代傳統(tǒng)的地圖雖然不乏相當精確寫實的科學記載，但大多傳遞著天圓地方與天朝上國的思想。當西方的世界地圖傳到中國后，士大夫們大為震撼。“地如此其大也，而其在天中一粟耳，吾州吾鄉(xiāng)，又一粟中之毫末”，曾經的中國處于世界的中心，現在的中國卻成了世界的一角。利瑪竇在獻圖時，十分注意將中國的比例擴大，但萬歷皇帝似乎并沒有對這種大逆不道的地圖表現出強烈的排斥，反而十分喜愛。無可否認，這種輿地圖向時人傳遞出了“小中華而大四夷”理念。
看似被視為實用技巧的西方天學、地學的傳入，其實恰恰打中了中國傳統(tǒng)知識體系的七寸，使得“天經地義”走向“天崩地裂”。基督教教義和西方哲學思想，士大夫們尚可利用“忠孝仁義”的理念進行批駁，但經過西方科學所證實了的天學和促進了海防交通發(fā)展的地學，卻讓士大夫非常難堪，因為他們根本無法反駁。這種情況下，士大夫們會做出什么反應呢？
三、批駁與融合：士大夫對沖擊的回應
面對新知，士大夫中不乏肯定與接受的人。如徐光啟、李之藻、張京元等人，他們與傳教士來往密切，接受并傳播著這種知識，包括皇帝在內，其實都對新知識充滿了好奇。
徐光啟畫像
但這種與中國傳統(tǒng)知識體系可謂方枘圓鑿的西洋知識，想要被接受，仍然需要一個緩沖期，特別是天朝上國的自信仍然存在，華夷之辨的觀念仍然占據主流思想之時。所以，時人采取了兩種巧妙的做法來對待新知識：
第一，憑借歷史記憶，將這些新知都歸于中國古代所特有的知識中，這就是所謂的“西學中源”。這一理論也與傳統(tǒng)知識相關，“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禮失求諸野”為之提供了依據。他們將各種西方知識與古代傳統(tǒng)知識相比附，例如，地理知識已經有鄒衍的“大九州”說，數學知識來源于《周髀算經》?？滴醯劬驮f：“古人歷法流傳西土，彼土之人習而加精焉”。為西學找到中國歷史的依據，不失為一種折衷妥協的做法，也能夠讓傳統(tǒng)的中國知識分子心理好受一些。
影視劇中的康熙帝
另一種做法就是完全將新知識當作實用性知識，也就是說，將西方新知視為形而下的“器”，而堅持中國傳統(tǒng)是形而上的“道”。這種做法可以理解，當新知識沖擊到傳統(tǒng)思想的基礎，而我們又沒有做好準備時，這樣的逃避或許可以避免更大范圍的“三觀”崩壞。
但問題是，當形而下的“器”不斷發(fā)展壯大，以至于沖擊威脅到了形而上的“道”時，國人又該如何自處呢？
康熙帝師南懷仁
于是反抗抵制的思想應運而生。他們拒絕西方的知識，將其視為蠻夷的胡言亂語。這其中包括許多明末著名的思想家，如王夫之便說利瑪竇是“身處大地之中，目力亦與人同，乃倚一遠鏡之技，死算大地為九萬里”，直斥其為“呆狂”?；蛟S這才代表了當時大多數士大夫的心態(tài)，對這種“離經叛道”的指責與對“天經地義”的道的維護，本就是士大夫的任務。好在當時處于明末清初，中西沖突尚不劇烈，而西方真正改變中國，則要等到200年后的“鴉片戰(zhàn)爭”，此后天朝在面對西方科學時，就真的毫無招架之力而瀕于崩潰了。
文史君說
明末清初的第一波“西學東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系統(tǒng)地接觸西方的知識與思想，雖然是被動的接受，但也為中國的知識界注入了一股新鮮的活力。但可惜，由于不斷涌入的新知對中國傳統(tǒng)思想體系造成了極大的沖擊，康熙“禮儀之爭”禁教以后，這一進程即告中斷。到了1840年后，西方文明以強權和霸道的姿態(tài)出現在國人面前時，我們卻表現得更加手足無措，在保持自我與近代化的道路上走得異常艱難。如果在明末清初我們就能扭轉天朝上國的既定思維，接受、學習、消化西方新知，清朝和近代中國的路或許不會如此屈辱。
參考文獻
葛兆光：《宅茲中國》，中華書局2019年版。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
李忠林：《西學中源說論略——從夷夏之防到師夷長技》，《史林》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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