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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鄭欽安服膺仲景學說，遵循六經(jīng)法度，與傷寒派有著密切的關聯(lián)。但分析其學術(shù)思想，與傷寒派既有聯(lián)系，又有不同，既有繼承，又有開拓，富于獨創(chuàng)性，從而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新學派。對比一下，其主要區(qū)別在于：
(一)仲景以六經(jīng)為綱，鄭欽安以陰陽為綱，判分萬病
仲景以六經(jīng)為辨證綱領，鄭欽安以陰陽兩綱，判分萬病。他說：“以病參究，一病有一病之虛實，一病有一病之陰陽，知此始明仲景之六經(jīng)還是一經(jīng)，人身之五氣還是一氣，三焦還是一焦，萬病總是在陰陽之中?！J為“六經(jīng)還是一經(jīng)"，“萬病總是在陰陽之中”，從六經(jīng)到陰陽兩綱，這顯然是一個發(fā)展?！皻v代以來，著作者數(shù)十余家，皆含糊不清，并未將陰陽底蘊明明指出，一味在后天五行生克上論。鋪張滿紙，究竟人身立極一兀妙義，二氣消長機關，全未說透。宗旨不明，源頭不澈，故知斯道之精者寡矣"(《醫(yī)理真?zhèn)骶砣?。自《內(nèi)經(jīng)》提出“善診者，察色按脈，先別陰陽”以來，許多醫(yī)家也奢談陰陽為綱，但真正貫徹于臨床，“認證只分陰陽”，“功夫全在陰陽上打算”，無出欽安之右者。為了判分陰陽兩綱，鄭氏總結(jié)了陰陽辨訣，進一步點化為“用藥真機"，作為辨別陰陽兩證的綱領，簡明扼要而頗切實用，可謂前無古人?！懊耖g中醫(yī)網(wǎng)”的三七生先生評價說：“不讀張仲景，辨證無要領；不讀鄭欽安，陰陽不過關。"對其“陰陽辨訣’’給予很高評價。
(二)鄭氏對三陰證的研究更全面，對陰火的認識更深刻，富有創(chuàng)見
一般研究《傷寒論》者，多詳于三陽證，略于三陰證。然而“陽證易辨易治，陰證難識難療。鄭氏補其不逮，專以陰證設論，對陰證作了全面的闡發(fā)，強調(diào)指出三陰上逆外越的變證與假象，對陰火之證的認識、論述尤為深刻，富于開拓性，這是鄭氏學說中最獨到、最精華的部分。可以說，鄭氏豐富、深化了對三陰癥的認識，進而擴展了附子、四逆湯等溫熱藥的運用范圍，積累了十分豐富的經(jīng)驗，這些可以說是對仲景學說的發(fā)展。
(三)在附子運用方面，鄭氏風格獨特，超出仲景
火神派最突出的用藥特色就是擅用附子，主要表現(xiàn)在對附子的早用、廣用、重用等方面，這是對仲景學說的推進和發(fā)展，也可以說是火神派與傷寒派的最大區(qū)別。
仲景扶陽，病至少陰時方用四逆輩，鄭欽安則一見陽虛癥即投姜附，提倡早用。強調(diào)“凡見陰氣上騰諸癥，不必延至脫時而始用回陽，務見機于早，即以回陽鎮(zhèn)納諸方投之，方不致釀成脫癥之候?！彼f：“細思此方(四逆湯)，既能回陽，則凡世一切陽虛陰盛為病者，皆可服也。何必定要見以上病形(虛陽欲脫之兩目忽腫，頭痛欲裂等癥)而始放膽用之，未免不知幾也。夫知幾者，一見是陽虛癥，而即以此方，在分量輕重上斟酌，預為防之。"
仲景四逆湯主要用于回陽救逆，故在論治內(nèi)傷雜病的《金匱要略》中罕用四逆湯，鄭欽安則頻頻用于內(nèi)傷“久病"之證，擴大了該方的應用范圍，強調(diào)“此方功用頗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數(shù)百種病。因病加減，其功用更為無窮，予每用此方救好多人。"此為鄭氏一生最得力處，他認為“凡一切陽虛諸癥，如少氣、懶言、身重、惡寒、聲低、息短、舌潤、舌黑，二便清利，不思水飲，心悸、神昏、不語，五心潮熱，喜飲熱湯，便血、吐血，閉目妄語，口臭難禁，二便不禁，遺尿遺屎，手足厥逆，自汗，心慌不寐，危候千般，難以枚舉，非姜附何以能勝其任而轉(zhuǎn)危為安也乎?"(《傷寒恒論;問答》)可以說，凡見陽虛，方方不離干姜附子，難怪稱之為“姜附先生"了。
仲景扶陽用附子最大量是大附子一枚，溫經(jīng)止痛最大量是附子3枚，折合今天約為七八十克。而鄭欽安、火神派諸家經(jīng)常大量投用，多至一百至數(shù)百克，遠遠超過仲景，確實驚世駭俗，獨步醫(yī)林，唐步祺先生說鄭欽安用四逆湯，“直可說前無古人"，言之有據(jù)。
從以上可以看出，鄭欽安的學術(shù)思想繼承了傷寒派，但在上述幾個方面有所發(fā)展，有些經(jīng)驗超出仲景，可以說源于傷寒，又脫出于傷寒，獨樹一幟，建立了火神派，當然這絲毫無損于仲景的醫(yī)圣地位，而對傷寒學說的發(fā)展只能起到促進作用，這些都是毫無疑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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