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載于今日發(fā)行的1922期《作家文摘》】
在我最久遠的童年記憶里頂快活的事，當數(shù)跟著父親到原上原下的村莊去看戲。
在瓦溝里殘雪尚未融盡的古樓前接受音樂的熏陶，是震天轟響的大銅鑼和酥脆的小銅鑼截然迥異的響聲，是間接許久才響一聲的沉悶的鼓聲，更有作為樂團指揮角色的扁鼓密不透風干散利爽的敲擊聲，板胡是秦腔音樂獨有的個性化樂器，二胡永遠都是作為板胡的柔軟性配樂，恰如夫妻。我起初似乎對這些敲擊類和弦索類的樂器的音響沒有感覺，跟著父親看戲不過是看熱鬧。記不得是哪一年哪一歲，我跟父親走到白鹿原頂，聽到遠處樹叢籠罩著的那個村子傳來大銅鑼和小銅鑼的聲音，還有板胡和梆子以及扁鼓相間相錯的聲響，竟然一陣心跳，腳步不自覺地加快了，一種渴盼鑼鼓梆子扁鼓板胡二胡交織的旋律沖擊的欲望潮起了……我后來才意識到，大約就從那一回的那一刻起，秦腔旋律在我并不特殊敏感的樂感神經里，鑄成終生難以改易更難替代的戲曲欣賞傾向。
還有一次難泯的記憶。那是“四人幫”倒臺不久的事。西安城里那些專業(yè)秦腔劇團大約還在觀望揣摸文藝政策能放寬到何種程度的時候，關中那些縣管的也屬專業(yè)的秦腔劇團破門一擁而出了，幾乎是一種潮涌之勢。他們先在本縣演出，又到西安城里城外的工廠演出，幾乎全是被禁演多年的古裝戲。西安郊區(qū)的農民趕到周邊縣城或工廠去看戲，騎自行車看戲的人到傍晚時擁滿了道路。我陪著妻子趕過20里外的戲場子。我的父親和村里那幾個老戲友又搭幫結伙去看戲了。到處都能聽到這樣一句痛快的觀感：“這才是戲！”更有幽默表述的感慨：“秦腔到底又姓秦了！”這種痛快的感慨發(fā)自一個地域性群體的心懷。
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的經濟狀況初得改善，便買了電視機，不料竟收不到任何節(jié)目，行家說我居住的原坡根下的位置，正好是電視信號傳遞的陰影區(qū)域。我不甘心把電視機當收音機用，又破費買了放像機，買回來一厚摞秦腔名家演出的錄像帶，不僅把包括已經謝世的老藝術家的拿手好戲看了個夠，村子里的老少鄉(xiāng)黨也都過足了戲癮，常常要把電視機搬到院子里，才能滿足越擁越多的鄉(xiāng)黨。我后來又買了錄音機和秦腔名角經典唱段的磁帶，這不僅更方便，重要的是那些經典唱段百聽不厭。大約在我寫作《白鹿原》的四年間，寫得累了需要歇緩一會兒，我便端著茶杯坐到小院里，打開錄音機聽一段兩段，從頭到腳、從外到內都是一種無以言說的舒悅……在諸多評說包括批評《白鹿原》的文章里，不止一位評家說到《白鹿原》的語言，似可感受到一縷秦腔弦音。如果這話不是調侃，是真實感受，卻是我聽秦腔之時完全沒有預料得到的潛效能。
秦腔《三請樊梨花》劇照
我看過、聽過不少秦腔名家的演出劇目和唱段，卻算不得鐵桿戲迷。不說那些追著秦腔名角傾心傾情勝過待爹娘老子的戲迷，即使像父親入迷的那樣程度，我也自覺不及。我比父親活得好多了，有機會看那些名家的演出，那些蜚聲省內外的老名家和躍上秦腔舞臺的耀眼新星，我都有機緣欣賞過他們的獨稟的風采。然而，在我久居的日漸繁榮的城市里，有時在夢境，有時在一個人獨處的時候，眼前會幻化出舊時儲存的一幅幅圖景，在剛剛割罷麥子的麥茬地里，一個光著膀子握著鞭子扶著犁把兒吆牛翻耕土地的關中漢子，盡著嗓門吼著秦腔，那聲響融進剛剛翻耕過的濕土，也融進正待翻耕的被太陽曬得亮閃閃的麥茬子，融進田邊沿坡坎上荊棘雜草叢中，也融進已搭著原頂?shù)奶柕南脊饫铩＿€有一幅幻象，一個坐在車轅上趕著騾馬往城里送菜的車把式，旁若無人地唱著戲，嗓門一會兒高了，一會兒低了，甚至拉起很難掌握的“彩腔”，在鄉(xiāng)村大道上朝城市一路唱過去……
秦人創(chuàng)造了自己的腔兒。
這腔兒無疑最適合秦人的襟懷展示。
黃土在，秦人在，這腔兒便不會息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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