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檜第二次入相，專國十八年之久，地位基本上沒有發(fā)生過動搖。
這取決于三條：
一是如朱熹所說“挾虜勢以要君”，金人曾與高宗有約：“不得輒更易大臣”，所以秦檜才能有恃無恐；
二是他所奉行的屈膝投降政策，與高宗茍安江左的思想是一致的，君、相之間在政治上結成比較牢固的同盟；
三是在與金人的和議過程以及和議之后，長期地進行政治清洗，實行高壓政策，不給反對派有抬頭的機會。
而這三條所以能貫徹下去，而且又堅持得那樣久，與他長期地控制臺諫和執(zhí)政大臣，不擇手段地結交皇親、國戚、內侍、御醫(yī)，刺探宮中消息，閉塞高宗的視聽，有很大關系。史稱秦檜“陰險如崖阱，深阻竟叵測”，確實概括了他的性格特征。
秦代開始設置御史大夫，標志著封建社會對官吏監(jiān)督制度的建立。此后名稱雖有變化，但基本職能大體上是差不多的，它是皇帝制馭百官，維護中央集權的重要工具。唐、宋時把御史臺和諫院這兩個并行的機構合稱為臺諫。
御史臺的職能是“糾彈官邪，肅正綱紀”；諫院的職能是諫正“朝綱闕失”。而在實際上兩者卻很難分清，最具實質性的工作是糾彈官吏，保證最高統(tǒng)治者意志的貫徹實行。
這種監(jiān)察制度，在歷史上對保證封建秩序的確立和社會的正常運行起過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制度本身存在著不可克服的弱點，在實際運作中是弊端百出。
第一，它無法可依，基本上是以最高決策者（皇帝或專權的宰相）的個人好惡決定監(jiān)察取向；第二，它本身缺乏監(jiān)督機制，臺諫可以根據(jù)“風聞”彈劾官吏，彈劾失實，臺諫可以不負任何責任，因而冤案就不可避免；第三，按照規(guī)定，宰執(zhí)“不得薦舉臺諫官”，而且也要接受臺諫的監(jiān)督。
事實上這一點很難做到，因為它與宰相的“佐天子，總百官，平庶政，事無不統(tǒng)”的職權相矛盾。如果皇帝頭腦清醒，馭下有術，把臺諫的任免權緊緊抓在手中，確實可以對宰相的權利起到制約作用。但制約太死，又往往束縛宰相的手腳，不能有所作為。
如果皇帝昏庸無能，臺諫的進退取決于宰相，那就只能強化宰相的權力，皇帝就有大權旁落的危險。因此，在歷史上，君、相之間明里暗里爭奪臺諫的事是經常發(fā)生的。尤其是黨爭激烈的時候，各種政治力量都力圖控制臺諫，利用臺諫，打擊政敵，維護本集團的利益。這種弊端，在宋代的幾次黨爭中，表現(xiàn)得最為明顯，臺諫們幾乎就是當權一派的政治打手。
《宋史》上說高宗“其始惑于汪（伯彥）、黃（潛善），其終制于奸檜，恬墮猥懦，坐失事機”。所謂“恬墮猥懦”，就是才能低下，性格懦弱，不思進取。
所以，開始受到汪伯彥、黃潛善退避求和的思想所迷惑，最后受制于奸臣秦檜，白白失去許多恢復的良機。這樣的評價是很有道理的。
自從紹興八年，在和議問題上他與秦檜達成默契之后，不僅和成的希望寄托在秦檜身上，也把大權拱手讓給了秦檜。
他近于討好地對秦檜和大臣們說：
“宰相進退百官，凡士大夫，孰不由宰相進者。然宰相賢，則所引皆賢，豈當一概以朋黨疑之也。”
又說：
“朕謂進用士大夫，一相之責也。一相既賢，則所薦皆賢也?！?/p>
紹興九年二月，高宗欲進謝祖信為殿中侍御史，征求秦檜的意見說：
“朕欲用祖信為臺官，恐祖信不知朝廷今日事機，卿等可召赴都堂，與之議論?！?/p>
秦檜說：
“臺諫乃天子耳目，朝政闕失，所當論列?？趾糁炼继萌缓蟪冢荒軣o嫌?！?/p>
高宗說：
“大臣朕股肱，臺諫朕耳目，本是一體，若使臺諫譏察大臣，豈朕責任之意耶?！?/p>
這等于公開宣布把進用士大夫的權力全權交給秦檜，其中也包括進退臺諫的大權。等到他發(fā)現(xiàn)自己大權旁落的時候，已經造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想糾正也無從下手了。
正如朱熹所說：
“高宗初見秦檜擔當?shù)煤妥h，遂悉以國柄付之：被他入手了，高宗更收不上。高宗所惡之人，秦引而用之，高宗無如之何；高宗所欲用之人，秦皆擯去之。舉朝無非秦之人，高宗更動不得。”
紹興八年，初次與金人和議，朝野上下議論洶洶，反對和議的呼聲很高。
秦檜雖有高宗支持，但還是不敢貿然行事。一心投靠秦檜的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獻計說：
“相公為天下之大計，而群說橫起，何不擇人為臺官，使盡擊去，則相公之事遂矣。”
以秦檜的政治經歷來說，他在靖康間先后任過殿中侍御史、右司諫、御史中丞等，當然了解臺諫在政治斗爭中的作用；更何況在他第一次入相時，就是因為失去臺諫的支持，敗在呂顧浩的手下，這是他永遠也不會忘懷的。
所以，一經勾龍如淵的提醒，他便立即采取措施，任命勾龍如淵為御史中丞，對臺諫官作了相應的調整。勾龍如淵果然不負所望，在初成和議中幫了不少忙。后來因為和起居郎施廷臣之間有私忿，互相攻訐，高宗一怒之下，把他兩人都罷了官。
到了紹興十年，臺諫基本上控制在秦檜手中了。這一年，金人撕毀盟約，扣押南宋迎奉使臣，完顏宗弼揮軍南侵，重新占領已經歸還給南宋的河南、陜西地，和議失敗了。按照常情，這是重大決策失誤，作為力主和議的秦檜應該上章待罪，臺諫們理所當然地要上章彈劾。
但是秦檜卻“傲然不肯退”，臺諫們不僅沒有上章彈劾，相反，御史中丞王次翁卻出來為秦檜保駕。
此后，臺諫就成了秦檜手中的玩物，他對誰不滿意，就指使臺諫去彈劾誰。
不少彈章就出自秦檜的手筆，臺諫出面不過是做做樣子。為了堵塞言路，他還以諫官、御史侍經筵。所謂經筵，就是與皇帝一起討論經史，一般是由精于經術的儒臣擔任。
這些人有“帝師”之尊，與皇帝接近的機會多，可以借講解經典或講述歷史事件而針砭時弊，向皇帝進言。秦檜為了防范有不利于自己的言論發(fā)生，先是以其子秦熺為侍講，以親信巫伋為說書，此后，“除言路者，必預經筵，以察人主之動息，講官之進言”。
秦檜控制臺諫的手段，主要是誘之以高官。他選擇的臺諫官，一般都是幸進之徒。這些人依附性強，只要能升官，是不惜背師滅祖的。在秦檜專國期間，先后選任的臺諫有好幾十人，凡是能按秦檜意旨行事的，都得到升遷。
更有甚者，經臺諫而進入執(zhí)政大臣行列的有十二人之多。王次翁，崇寧二年(1103)禮部別頭試第一，但仕途很不得意。紹興六年，呂頤浩帥長沙，以同鄉(xiāng)關系，辟為參謀官；可能是道不同不相為謀吧，不久即請致仕。
秦檜再相，又起用了他。紹興十年為御史中丞，金人敗盟，秦檜出現(xiàn)政治危機，王次翁出面相助。秦檜忌趙鼎復用，王次翁一論趙鼎，由泉州罷歸紹興；二論趙鼎，降為散官，謫居興國軍；三論趙鼎，由漳州移潮州安置。當年七月，就進為參知政事。
萬俟卨是政和二年進士，早于秦檜三年，做了三十年的官，也只是個湖北提刑，因迎合秦檜，告訐岳飛，于紹興十年六月入為臺諫官。他協(xié)助秦檜收三大將兵權，誣殺岳飛父子及張憲；大理寺丞薛仁輔、李若樸、何彥猷認為岳飛不該死罪，萬俟卨劾罷之；劉洪道與岳飛有舊交，萬俟卨劾其“足恭媚飛”，劉洪道以此廢黜終身；秦檜忌參知政事范同單獨奏事，萬俟卨兩上彈章，論罷范同，使遠謫筠州；又論李光“鼓倡”，孫近“朋比”，二人皆一再竄謫；張浚寓居長沙，萬俟卨妄劾張浚“卜居逾侈，至擬五鳳樓”。就因為這樣，他一升再升，到紹興十二年八月，即進為參知政事。
其他人的情況，也大體上是這樣。
與此相輔的是揀汰異己。
秦檜時刻關注臺諫們的一舉一動，一經發(fā)現(xiàn)有離心傾向，立即令其出臺。
蕭振字德起，溫州平陽人。登政和八年(1118)進士第。在任侍御史期間，為秦檜排擊趙鼎、逐出劉大中，出了不少力，但在王庶反對和議不成，提出辭去樞密副使時，他卻上章挽留，與秦檜意見相左，秦檜很快改任他為工部侍郎，后又令其出知州郡，遠離朝廷。
從紹興八年三月秦檜再相，到紹興二十五年秦檜死去，先后進入政府的執(zhí)政大臣有王庶、劉大中、孫近、韓肖胄、李光、王倫、樓炤、王次翁、韓世忠、張俊、岳飛、范同、何鑄、萬俟卨、孟忠厚、程克俊、李文會、李若谷、楊愿、何若、段拂、汪勃、秦熺、詹大方、余堯弼、巫伋、章復、宋樸、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熊、湯思退、董德元等三十四人。在這些人中，王庶、劉大中為趙鼎所薦用，但罷官是在趙鼎罷相后，秦檜當權的時候；其他三十三人皆為秦檜所薦用。
這中間，有三種人是秦檜在特定情況下薦用的：
一是借重聲望，彈壓輿論。
紹興八年十二月初成和議，秦檜薦李光作參知政事，高宗并不贊成。秦檜說：“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議自息?！备咦谶@才同意。
因為當時有聲望的士大夫絕大多數(shù)對和議持反對態(tài)度，有的罷官，有的辭職，紛紛去國，秦檜十分孤立。李光登崇寧五年進士第，作地方官，不避權貴。靖康間，作右司諫、侍御史，敢于論事。高宗即位后，多作地方軍政大吏，政績卓著。因此，在士大夫中頗有聲望。
這時，他由江東安撫大使入為吏部尚書時間不長，對和議沒有明確表示反對。秦檜想借重他的名望一起押榜，一則可以彈壓輿論，二則可以“分謗”。秦檜這個目的達到了，為此，士大夫對李光頗有微詞。后來，李光識破秦檜的陰謀，當著高宗的面，指斥秦檜“盜弄國權，懷奸誤國”，兩人分道揚鑣。
因此，秦檜必欲置李光于死地。紹興十一年十一月，與金人重開和議，也是出于同一個目的，秦檜許時在福州的張浚以樞密使的職位，條件是贊成和議，遭到張浚的嚴詞拒絕，答以“敵不可縱，和不可成”。為此，張浚后來也屢遭打擊。
二是以虛易實，明升暗黜。
秦檜為了掃除和議障礙，解除三大將兵柄，除張浚、韓世忠、岳飛為樞密使、副，明是升官，其實是釜底抽薪，用虛名把實際兵權換下來了。三大將一旦失去兵權，也就只能任其擺布了。
三是偷梁換柱，李代桃僵。
紹興十二年九月，朝廷決定在紹興府建徽宗陵寢。按舊例宰相應作山陵使，親蒞其事。事畢，宰相辭位。秦檜當然不愿去，除信安郡王孟忠厚為樞密使，為攢宮總護使，代行其事。陵寢竣工后，孟忠厚打算回樞密院供職，秦檜指使言官引故事論列，令孟忠厚出判福州。
這真是一舉兩得，既避免了自己的去位，又從身邊趕走了一個異己者。
秦檜用這三種人作執(zhí)政官，屬于權宜之計，一旦目的達到，立即除去。
因為這些人，大都有獨立的政治見解，有較高的社會聲望，又有廣泛的社會聯(lián)系，這些都會對他的地位構成威脅，不及時除去，就會給自己留下后患。
皇親、國戚、內侍、御醫(yī)，這是成天圍在皇帝身邊的一群人，他們不僅能了解皇帝的好惡、動息，有時還可以影響皇帝的行為，甚至左右皇帝。
所以，貴戚、宦官干政，由來被視為朝廷的大忌。但由于這些人與皇帝的關系太近密了，貴戚、宦官干政，甚至專權的事是屢禁不絕的。一些幸進之徒，便千方百計利用這層關系謀取權位。遠的不說，北宋后期就特別嚴重。
如童貫、梁師成、楊戩、李彥等人，都是權傾朝野，位至使相的宦官，特別是童貫，長期掌握軍權，進至知樞密院事，封為廣陽郡王，蔡京、王黼等就是靠著這些人而位至輔相，鞏固自己的權勢。他們相互勾結，淆亂朝政，把北宋推向滅亡。
高宗鑒于北宋傾國的歷史教訓，限制外戚、內臣的權力，但最后還是不免受到這些人的影響。秦檜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和權勢，當然不會不利用這種關系。
高宗有一出身宮女的貴妃吳氏，深得寵幸。但其原配康王妃邢氏靖康末隨徽、欽二帝北遷，存亡不知，高宗只能虛位中宮以待。紹興十二年，韋太后南歸，得知邢氏于紹興九年已卒于五國城。秦檜抓住了這個效忠皇帝，結納吳氏的好機會，多次上表請正位中宮，立吳氏為皇后。
吳氏在紹興十三年做了皇后之后，對秦檜是心存感激的。秦檜有一孫女，曾強行招贅郭知運，后中止婚姻。秦檜為了結歡吳皇后，又將這個孫女嫁給吳皇后的弟弟吳益為妻。
這種關系，對鞏固秦檜的權勢所發(fā)生的影響，史籍上沒有明確的記載，但是可以想見的。秦檜死后，御史中丞湯鵬舉彈劾吳益，說吳益“以庸瑣之才，恃親昵之勢，乞褫職名，以示至公”。
高宗出面解釋說：
“朕于奠檜日，諭檜妻子，許以保全其家，今若遽出其婿則傷恩，臣僚無得更有論列?！?/p>
后來，秦檜的子孫，雖然在政敵攻擊下，官是罷了，卻沒有一個人遭到貶謫，這無疑得力于高宗和吳皇后的庇佑。
建炎三年，高宗駐蹕揚州，“方有所御幸”，金兵驟至，受到突然的驚恐，“遂患董腐”，失去生育功能。有一靠“負擔喝藥”，出賣祖?zhèn)骱诨⒌樯慕芍?，名叫王繼先，被召入宮，給高宗治療這一病癥，得到超過常情的寵幸，“遭遇冠絕人臣”。
外間紛紛傳言，說王繼先以房中術事主。紹興三十一年八月，殿中侍御史杜莘老彈劾王繼先“怙寵干法，富埒公室”，高宗不高興，杜莘老因密言：“外議謂繼先以左道幸，恐謗議叢起，臣且不忍聽。”
所謂“左道”，當是指這件事。就是這樣一個為輿論所不齒的人，秦檜也與之相交，甚至“使夫人詣之，敘拜兄弟，表里引援”。
王繼先后來官至昭慶軍承宣使，其子安道為武泰軍承宣使、兩浙西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守道為右朝議大夫直徽猷閣、兩浙西路安撫司參議官，悅道右朝奉郎直秘閣、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孫琦右承議郎直秘閣。
王家在臨安“廣造第宅，占民居者數(shù)百家，都人謂之快樂仙宮”，“又于諸處佛寺建立生祠，凡名山大剎所有，大半入其家”；“良家子為奴者凡百余人，籍其貲以千萬計”。
王繼先蓄臨安名妓劉榮奴，其子悅道則蓄金盼盼，“父子聚麀，傷風敗俗”，欽宗死亡的消息傳來，內外舉哀，王家照常飲宴作樂，“令妓女舞而不歌，舉首頓足為戲，名為啞樂”。這都是倚恃皇帝的恩寵和秦檜的庇護。秦檜從王繼先那里自然也得到不少好處。
大珰張去為，先為韋太后宅提點官，遷內侍省押班，內侍省都知，倚恃韋太后和高宗的恩寵，頗干預朝廷政事。
秦檜與之交結，利用他刺探宮中動息；張去為則利用秦檜獲得高官厚祿，他屢屢升遷，一直到延福宮使。
趙甡之《中興遺史》說：
“大抵上以國事委之檜，家事委之去為，一身委之繼先。”
這三人互相勾結，表里為奸，把持朝政，其核心人物自然是秦檜。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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