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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內閣人物:劉揆一

一(1878-1950),祖籍湖南衡山,后遷居湘潭,遂為湘潭人。他的一生經歷了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全過程,他既是中國民主革命的見證人,又是這個時期重要的領導者之一。特別是辛亥革命時期,他曾代替黃興,擔任同盟會執(zhí)行部庶務職銜、主持東京同盟會本部工作長達四、五年之久,幾乎與孫中山、黃興、宋教仁齊名;民國初年,他又出任過北京政府的工商總長,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fā)展作過積極的貢獻,毫無疑問,他在中國民革命史上所處的地位是不容忽視的。

劉揆一

家庭背景

劉揆一的父親劉方峣,字朋遠。為人極富正義感,他被迫在湘軍中服役時,曾不顧個人安危,放跑過太平軍總制林迪榮,自己則奪馬狂奔,逃逸鄉(xiāng)里,十多年后,經族兄劉欽繞推薦,入湘潭縣衙署當差。其時,哥老會首領馬福益活動在湘潭一帶,擁眾愈萬,清廷密令湘潭縣署派兵搜捕,劉方峣密告揆一向馬通風報信,馬幸免于難,對揆一遂以“恩哥”相稱。他們之間的這一情誼,竟成為華興會聯絡會黨的契機。

劉揆一的母親張?zhí)蛉耸且粋€勤勞質樸的女性,持家節(jié)儉,賢淑善良。家庭的耳濡目染,使年幼的劉揆一受益良多。劉揆一從很小的時候起就開始參加農業(yè)勞動,自幼即培養(yǎng)了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1888年,劉揆一隨父遷居湘潭縣城,進入城正街柳絲巷私塾讀書。在封建社會中,衙門差役是屬于所謂“三教九流”的下層社會,為一般人所鄙棄方峣公望子成龍心切,期待著擺一能走“學而優(yōu)則仕”的道路,以便通過科舉成名而改變家庭的社會地位,對一督責甚嚴。惟苦于私塾教法不良,遂從湘潭著名經學大師王闿運就讀,并參加了科舉考試,“幸不辱命,考取了秀才”由此奠定了深厚的國學根基。

1898年康有為領導的戊戌變法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這無疑給一帶來了新的希望,從此,便開始改治新學。但戊戌變法很快以譚嗣同等六君子被害而告失敗,他對維新運動所寄予的滿腔熱望一下子被嚴酷的現實擊得粉碎,由此悟出一個道理:“宜先破壞而后謀建設,欲革政先革命?!睆亩顾劝l(fā)了革命思想。于是,他參加了1900年唐才常領導的自立軍起義,并與唐才常之弟唐才中“共任湖南南路事”事甫發(fā)而敗,唐才常等二十多名自立軍志士又被淹沒在血泊中,這件事給他以深深的刺激,使他認識到“勤王”的道路也是走不通的。中國向何處去?革命以后究竟要建立什么性質的政體?他在思想上還是不太明確的。

創(chuàng)建華興會

1903年3月,劉揆一帶著追求救國救民真理的強烈渴望,自備斧資以行,赴日留學,入弘文學院速成師范科。在這里,使他涉獵了諸如法人孟德斯鴻的《萬法精理》、盧梭的《民約論》、英國人斯賓塞爾的《政治進化論》、德國人伯倫知理的《國法泛論》等資產階級社會學名著,耳目一新,轉而祟拜盧梭、孟德斯鴻學說。適值革命巨子黃興也在該校學習,兩人一見如故,遂“結為密友,相助切磋抵勵”,他們一致認為,“中國之所以積弱,因為清廷腐敗無能,要救亡圖存,首先要推翻清廷的統治,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又非武裝起義不能成功”。留日期間,他和黃興、秦毓鎏等發(fā)起組織成立“拒俄義勇隊”,旋改為“軍國民教育會”,一曾在該會學過軍旅之事,參加過行軍,射擊的訓練。黃興的幫助和斗爭的實踐使他的民主革命思想有了長足的發(fā)展,漸次趨向成熟。1903年10月,劉揆一自弘文學院結業(yè),回到長沙,便和黃興一道傾全力策動武裝反清斗爭。11月4日(陰歷九月十六日)是黃興三十歲生日,他們借為黃興做生日酒的名義,在長沙西區(qū)保甲局巷彭淵恂住宅秘密聚會,會上決定籌備成立華興會。翌年2月15日(陰歷癸卯年除夕),華興會以除夕聚宴為名,在明德學堂內董龍璋寓所正式舉行成立大會,會議公舉黃興為會長,劉一等人為副會長。

華興會成立伊始,便把武裝起義提上了議事日程,并決定采取'雄據一省與各省紛起'的方針,首先在湖南發(fā)動起義。為便于聯絡會黨,又建立外圍 組織同仇會,邀馬福益等會黨頭目參加。 在華興會主要成員中,與會黨關系最為密切的首推劉一,因為他與哥老會大龍頭馬福益有一段異乎尋常的關系,他們之間的情誼便成為華興會聯絡會黨行動的契機。接著,便有黃興、劉一、馬福益三人茶園鋪礦洞的會晤。

光緒三十年春,劉揆一、黃興在湘潭縣茶園鋪秘密會晤馬福益,共同制定了發(fā)動長沙起義的計劃。他們決定11月16日(農歷十月初十)西太后七十歲生日那天,在長沙祝壽會場安放炸彈炸死到場文武官員,乘機攻占長沙。會議后,劉揆 一到醴陵淥江中學擔任監(jiān)督,暗中負責調度會黨及聯絡軍隊。他和黃興等還變賣家產 ,充作這次起義的活動經費。人們仿照日本軍制,將會黨編成革命軍旅,黃興以同仇會的會長兼任大將;劉揆一為中將,掌理陸軍事務;馬福益為少將,黨理會黨事務。

正當起義準備工作積極進行的時候,不幸因事機不密,為湘撫陸無鼎偵知。黃興和劉揆一被通緝。九月,三人相繼逃入上海,起義未經實現,即遭失敗。黃、劉抵滬后,上海發(fā)生了萬福華槍擊廣西巡撫王之春事件,機關遭破壞,黃、劉又被迫離滬,亡命日本。

同盟會干事

一從二次東渡,流亡日本,直至武昌起義后歸國,是他從事革命活動的第二階段。在此期間,他雖曾走過一段曲折的歷程,但也渡過了他革命生涯中黃金般的時期。

劉揆一來到東京,遇到的一個重要問題是關于加入同盟會的問題。1905年7月29日,宋教仁約集劉揆一等至黃興寓所,討論華興會成員是否加入同盟會的問題,會上意見分歧。劉揆一由于起義失敗心情悲觀,在對孫中山缺乏了解、同盟會宗旨不太明確的情況下,他不愿將華興會解散,主張“不入孫會之說”,黃興則主張“形式上入孫逸仙會,而精神上仍存吾團體之說”,“終莫能定誰是,遂以'個人自由’一言了結而罷。

毋庸諱言,劉一亡命日本之初,存心分裂雖無之,而心境悲觀誠有之,由于長沙起義和鄂、寧起義相繼流產,革命黨人在國外無法立足,被迫流亡海外,均處于被通輯的危難境地,昔日好友馬福益的遇難更使他倍增憂愁,他確曾一度產生過舍棄革命的想法,并邀宋教仁同學英文,準備考“入帝國大學”,后因萍瀏醋起義爆發(fā)而作罷論。這種由于起義新敗而產生的悲觀情緒象烏云一樣籠罩著所有革命黨人的心境。

1906年12月4日萍瀏醴起義爆發(fā),萍瀏酸起義的主要領導人劉一的弟弟劉道一不幸被捕遇難,東京同盟會本部于2月3日召開追悼大會,遙至哀悼,揆一作《哭炳生弟》詩,表達了他在國難家仇交織下的悲憤心情。2月18日,其父又因受剌激撲地中風而歿,在不到五十天的時間里,弟死父亡,揆一在精神上所受到的剌激是不言而喻的。他決心化悲痛為力量,在哥老會眾的幫助下,將母親和妻兒接到東京定居,誓與清廷斗爭到底。就在1月7日,他終于加入了同盟會,3月1日,他又接替宋教仁,代理黃興庶務之職,并長達四、五年之久,直至武昌起義爆發(fā)歸國為止。他思想上的這種轉變,主要是由于通過實踐的檢驗,認識到同盟會的革命綱領與自己終身為之奮斗的革命目’標完全一致,認識到孫中山“對歐美的民主政治有精湛的研究,他的先進的革命思想體系就決定了他有資格成為同盟會的當然領導。

萍瀏酸起義失敗后,孫中山被迫離日。由于受當時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同盟會內部的離心傾向日趨明顯,同盟會領導意見不一,內部發(fā)生分裂,劉揆一為顧全大局,力排眾議,反對分裂,作了一些調解的工作。并拒 絕召開罷免孫中山的總理職務的會議,維護孫、黃合作。宣統元年(1909)八月,因經費問題,陶成章聯合李燮和等發(fā)表'七省同盟會中匿名書',列舉罪名攻擊孫中山。十月,劉揆一和黃興、譚人鳳聯合致函各報社,否認陶等函件的效力,使陶等的謀劃未能得逞。

同盟會內部所出現的尖銳斗爭決不是偶然的,這是當時國內外激烈的階級斗爭在革命隊伍內部的反映。劉睽一嫉惡如仇,對來自敵人的暗殺陰謀采取徹底揭露、堅決斗爭的態(tài)度,而對于那些與孫中山持有政見分歧者,則耐心說服,做了大量排難解紛的工作,在“望淺,眾意不屬”,遭受圍攻,甚至毆辱的情況下,仍然堅持與人為善的態(tài)度,有時竟不惜忍辱負重、委曲求全,堅持維護革命隊伍內部的團結。

就任工商總長的波折

民國成立之初,在孫中山讓位袁世凱、黃興辭去南京留守、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為袁世凱所攘奪的嚴峻形勢下,劉一“體大業(yè)之艱難”,置個人“毀譽”于不顧,決意“屈身入閣”,擔任北京政府的工商總長,他曾一度傾全力致力于實業(yè)救國運動,“宋案”發(fā)生,袁世凱復辟帝制的陰謀徹底暴露,他毅然辭卻工商總長職務,投身到反袁立國斗爭的洪流中去,是他從事革命活動的第三階段。

劉揆一被袁世凱任命為工商總長, 有過不少的波折。唐紹儀辭職后, 袁世凱本意是想唐內閣各員暫仍其舊, 他在與同盟會代表張耀曾、李肇甫、劉彥、熊成章等四人的談話中曾有過流露: “如唐總理決計辭職, 則第二次內閣余以為國務員中可一切任用舊人, 惟總理及一二國務員必不肯留者略為更動可耳”。盡管后來一再挽留宋教仁、蔡元培、王正廷、王寵惠等諸人, 但他們堅決不同意留下, 袁世凱只有作罷, 另謀出路。最終參議院通過由陸征祥重新組閣。

當時人們對陸征祥組閣充滿希望。而當真正到重新組閣時, 問題便一個接著一個。起初, 在陸征祥內閣成員的組成上, 關于工商總長一職, 起初并不是劉揆一。袁世凱先是提名沈秉堃, 可共和黨聲言反對。遂改為蔣作賓, 結果不獲參議院通過。最后再提劉揆一, 以“同意者四十五人, 不同意者三十六人, 同意者多數?!盷 而終獲通過。劉揆一當選工商總長, 可謂一波三折。當然, 這僅僅是工商部部長人事更迭表現的一角。其實, 民初工商總長選擇之所以頗費周折, 就是因為黨派意見摻雜其間。

黨會林立是民初政壇一個非常重要和奇特的歷史現象。民初盡管黨派林立, 而左右政黨趨勢的主要是“北洋、國民、進步三派, 北洋派常占行政優(yōu)勢, 國民派常占立法優(yōu)勝, 進步派因緣離合于二者之間 。在實際的政治生態(tài)中也是北洋集團、國民黨、進步黨發(fā)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但其他小黨的力量也不容忽視。他們在政治權勢上的角逐, 直接影響著內閣的穩(wěn)定。

正是由于民初黨爭, 劉揆一當選工商總長后, 又遭到同盟會同人的非議。袁世凱與同盟會代表談話后, 反對政黨內閣之意昭然若揭。同盟會也于1912年6月28日舉行會議拿出對策, 會上蔡元培提議:同盟會各國務員應全行退職, 以示本會主張純粹政黨內閣之意見。劉揆一首表反對, 以為本會在北京已屬勢力薄弱, 若國務員退出, 則將來內閣消息亦難聞問, 前途殊多滯礙。宋教仁則再次申明自己的觀點“此次國務院改組, 本人向主張純粹政黨內閣;至他黨組織, 本會各員退出, 本人早已發(fā)表, 刻即他人不欲退出, 本人一人亦決辭職;即本會同志必不贊成, 則余即出黨亦可, 決不使自己主張之宗旨致相矛盾也?!?顯然也不同意劉揆一的主張。經過激烈的討論, 最后大家支持宋教仁之提議, 決定同盟會會員加入內閣者, 即開去黨籍。于是劉揆一處境十分孤立。

在民初政局不穩(wěn)的情況下, 同盟會此舉顯然是太過意氣用事。中國經過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 向來缺乏民主基礎, 純粹政黨內閣, 只能是一廂情愿。袁世凱對之也一再解釋“我國現今黨派雖多, 而于一黨之中求其人材與國務員地位之相當者, 一時恐難得其全數?!薄拔釃袢照h方在萌芽, 純粹政黨內閣尚難完全成立 。這在民初確是實情, 而并非是袁世凱有意不實行政黨內閣, 因為實行起來難度太大。為此, 袁世凱還奉勸同盟會諸君, “當放大眼光, 從中國全局著眼, 從世界大勢著眼, 斷不可沾沾于一黨之關系, 亦不能硬以平和時代政黨消長之成例, 適用于今日危急存亡之中國, 總須大家破除成見, 協力同心, 共同建設。為國務員者, 以熱心任事為主, 須有自信力, 萬不可輕聽局外之褒貶以為進退?!笨傊? 袁世凱對同盟會可謂做到動之以情, 曉之以理, 但同盟會就是不領情, 不僅要原同盟會閣員一律辭職, 而且不讓其他會員參與新內閣之中。處此境遇之下, 劉揆一可謂頂住重重壓力, 力排眾議, 勇于擔當, 敢于負責, 最后毅然決然地擔任工商總長一職, 并發(fā)布脫黨啟事: “此次置身國務員中, 雖實行個人主張, 亦以國勢所趨, 別有苦意。惟格于黨議, 只得自請脫黨?!?在民初政局不穩(wěn)的情況下, 這樣才是正確處理政黨和國家關系的最佳選擇, 劉此舉無疑是值得我們今天稱道的。

劉揆一任職工商總長期間, 正是工商部的開拓和創(chuàng)新時期, 他的工商思想和施政理念, 為后來工商礦各業(yè)的發(fā)展做了重要奠基作用。盡管其任期不到一年, 他通過大膽改革, 理順與其他職能部門的關系, 召開工商會議, 又主持礦業(yè)立法活動, 進一步完善了各級商會組織, 鼓勵私人資本主義的發(fā)展, 使辛亥革命后國內不景氣的商品市場逐漸趨于繁榮之勢, 物價有所回落, 各項商品出口的指標有所增長, 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部分緩解了當時的中央財政困難。虞和平先生曾對劉揆一的施政活動給予充分的肯定, 他指出“劉揆一是袁世凱政府的第二任工商總長, 任職一年 (1912年8月2日至1913年7月18日) 做了許多開創(chuàng)性的工作, 尤其在扶持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方面, 比張謇更為積極。

辭職隱居

民國2年,他別組'相友會',表示不與國民黨合作。后來由于內閣改組,又因工商部私借外債受到攻擊,7月,袁世凱準他辭去工商部總長職務。

民國4年8月,籌安會成立,楊度曾以5萬元相贈,以換取其參加勸進,為其堅決拒絕。民國5年初,他在天津創(chuàng)辦《公民報》,刊登反對帝制的言論,以號外披露《二十一條》,促進反袁運動的發(fā)展。3月,報館因此被日租界當局查封。

同年6月,袁世凱死后,黎元洪繼任總統,劉揆 一一度擔任國會議員,直到國會解散。

五四運動時,賦閑家中,但接觸了進步書刊,同情學生的革命行動和孫中山的護法運動。為留法勤工儉學籌集過經費。北伐戰(zhàn)爭前夕,他赴廣州投入革命洪流,和國民黨及共產黨領導人都有接觸和往來。大革命失敗后,他思想彷徨,莫知所從,寓居北京,閉門著書。民國21年他到南京,受聘為中國國民黨黨史編纂委員會纂修。

民國22年,蔣介石邀請一些名流、學者參加政府工作,劉揆一被聘任行政院顧問。'九·一八'事變以后,他不滿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主義,常寫詩詞加以諷刺。民國23年,他在天津《大公報》上發(fā)表《救國方略之我見》,主張恢復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停止內戰(zhàn),共同抗日,挽救民族危亡。這引起蔣介石的反感,不久即被 解除顧問職務,遂退隱家園。日軍侵入湖南期間,他隱居湘西洪江,和國民黨軍政人員很少往來。

全國解放后,黨和人民仍然沒有忘記這位民主革命的功臣。他被聘為湖南省軍政委員會顧問。毛澤東曾兩次給他寫信,征詢其對有關政策的意見,并派專人接他去北京治病,可惜由于病情急劇惡化而未能成行,于1950是溢然長逝,享年7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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