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高才（中）見證孫中山侄孫孫必達、黎元洪嫡孫黎昌晉（右）相逢
作為起義武昌的中華民國軍政府首位中央大都督、民國唯一兩任大總統(tǒng)與三任副總統(tǒng)，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因其是湖北黃陂人之故，史稱“黎黃陂”或“黃陂”；在震驚中外的武昌首義中，他的出山為震懾清廷、號召天下發(fā)揮了別人不可替代的作用——筆者在《首義大都督黎元洪》一書中稱之為發(fā)揮“四兩撥千斤”作用。
由于黎黃陂的身份具有半舊半新，甚至充滿矛盾的特色，所以筆者在書中對此公進行了這樣的描述：既為被褒為“首義元勛”，又有人貶稱“床下都督”；既稱之為“開明謹厚”的一面，也有人說他“柔懦誤國”；既誓死捍衛(wèi)共和，又曾上過袁世凱的賊船；人稱“黎菩薩”，又似“泥巴菩薩”……孫中山先生稱他為“中華民國第一偉人”，章太炎先生說他“功比孫黃”。
坊間關于黎元洪之“床下都督”的傳聞，筆者經(jīng)過在海內外查閱原始檔案、拜訪辛亥革命史學名家章開沅、馮天瑜、嚴昌洪、皮明庥諸公，反復考訂，得出的結論是：事出有因，證據(jù)不足。最近又訪問了黎元洪總統(tǒng)府副秘書長瞿瀛的女兒瞿綿老人，再次得到了印證。她親口告知：“家父生前告知，黎元洪是避于房后，非藏于床下。”今將筆者系統(tǒng)考訂并寫成《“床下都督”的百年之冤》載入中華讀書報的全文，分享給諸君。同時，在南京電視臺五集專題片“風云百年”中，予以解說——
研究辛亥革命史與民國史，乃至中國近代史，黎元洪是繞不過去的重要人物。尤其是他在辛亥首義時執(zhí)掌都督印，厥功甚偉。孫中山曾稱他為“民國第一偉人”，章太炎贊其“功比孫黃”?？墒?，“長期以來，黎元洪就沒有享受歷史公正”。
“床下都督”缺乏證據(jù)
辛亥首義一舉光復武昌，黎元洪被革命黨人逼為都督。從此百年來，關于“床下都督”的傳聞，其說不一，信者說其有，不信者道其無，百年來一直為學界所關注。
筆者為撰寫首部黎元洪傳記小說《首義大都督黎元洪》，在海峽兩岸查閱了大量典籍、走訪了相關人士后發(fā)現(xiàn)，早在首義前，鑒于黎元洪在新軍中的威望與地位，革命黨人曾醞釀推選黎督鄂。
曾參加武昌首義并任民國首屆國會眾議院議員的胡祖舜（恢漢），在《武昌開國實錄》（武昌久華印書館，1948年）中作了闡發(fā)。他說：“（黎元洪）為人有謹厚之稱，平素頗得軍心，職務雖在第八鎮(zhèn)統(tǒng)制張彪之下，而聲譽則遠過之。
對于黎元洪出任都督的過程，早在民國初年，日知會會員張難先曾遍訪參加武昌首義的當事人，以及第一個簽名入盟的同盟會員曹亞伯（《武昌革命真史》著者，中華書局，1929）等各方面人士，寫成《湖北革命知之錄》等，作了詳盡的介紹。文中明確指出，黎元洪是“避入房中”，并非從床下拖出。
胡祖舜在《六十談往》中也有類似記載：“工程營湯啟發(fā)率支隊巡中和門前后一帶，見有人負皮箱一口，自黎宅出，啟發(fā)等疑為盜竊，叱止之，詢所自采及其何往，始知為黎協(xié)統(tǒng)之伙夫，再三盤詰，復知黎走避黃土坡其參謀黃（應為'劉’）文吉家，遂跟蹤前往，見黎與執(zhí)事官王安瀾等坐談，啟發(fā)遂請其往楚望臺與吳兆鱗相見……”（胡祖舜：《六十談往》，武漢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教研室編：《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選輯》，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第一版）
當黎得悉要他出任都督，予以堅決拒絕。經(jīng)好言相勸仍無動于衷，“眾不耐，乃有人曰：我等好意來請，乃尊重統(tǒng)領也；如堅執(zhí)不去，則自取禍耳！黎躊躇
胡祖舜參與了武昌起義，并任黎元洪之鄂軍都督府軍事參謀官，此處雖有為尊者諱處，但字里行間，仍流露出黎元洪的心態(tài)：被動、膽怯而又頑固、自愎。
同盟會員居正，則在《辛亥札記》（后更名為《梅川日記》，大東書局，民國三十六年）中，引用了首義當事人李西屏（原名李翊東）撰《武昌起義紀事》（李西屏：《辛亥首義回憶錄》，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一文所羅列的三種傳聞：“有謂自其室中挾出者，有謂馬榮自其床下挾出者，又有謂自參謀家挾出者……”
另外，黎元洪本人亦自稱是“避匿室后，當被
可是，后來胡氏在其自傳中則說：“黎初以革命黨
只是，胡、鄒均不是首義的親歷者，所說不過是“謂之”“或曰”之類的傳聞，并未羅列任何證據(jù)。
學界認為，早期關于武昌首義的記載，以曹亞伯著《武昌革命真史》、張難先著《湖北革命知之錄》與胡祖舜的《六十談往》最為著名。治學嚴謹?shù)慕逃矣嗉揖杖缡钦f：“這些著作人，都參加了當時的實際活動，見聞比較真切。曹君搜羅當時的文件甚為豐富，張書考訂甚為周詳，胡書敘述，極為生動?！保ㄓ嗉揖眨骸段迨貞涗洝?，中華書局，1948；《余家菊（景陶）先生回憶錄》，臺北慧炬出版社，1994.1）上述三書均無“床下都督”之說，應該說，是最為可信的。
時隔半個世紀后，臺灣著名學者沈云龍著《黎元洪評傳》，針對“床下都督”的說法，進一步明確指出是“傳聞之誤”，“揆諸事實，有不盡然者”（沈云龍：《黎元洪評傳》，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1）。
著名史學家皮明庥則在《究心鄉(xiāng)邦人物，解讀黎氏行狀》中指出：“文壇上常將黎氏譏為'床下都督’，缺乏佐證?！保ㄗ咀鳌妒琢x都督黎元洪?序》，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
時至2007年6月24日，在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舉行的《首義都督黎元洪》學術研討會上，嚴昌洪、蕭致治、吳劍杰、王士毅等知名學者，從史學和人體常識的角度，也對“床下都督”提出了質疑。蕭教授采訪過武昌首義百歲老人喻育之，喻當時明確地告訴他，“床下都督”不符史實。吳教授認為，此時身體已經(jīng)發(fā)福的黎氏，是不可能鉆進床下躲藏的。
新聞戰(zhàn)推波助瀾
那么，“床下都督”到底是怎樣傳播開來的呢？拙作《首義都督?黎元洪》第十六章《狼狽為奸，為虎作倀搞報禁》，對此進行過解讀?，F(xiàn)結合最新研究成果，再作進一步闡發(fā)。
事情的起因是黎元洪與袁世凱狼狽為奸，將首義元勛張振武誘騙到北京，于1912年8月16日凌晨，將張殺害。案發(fā)后，舉國上下口誅筆伐“袁民賊”、“黎屠夫”。武漢地區(qū)因此引發(fā)了一場關于“床下都督”的諷刺小說戰(zhàn)。
早在辛亥革命前后，武漢報人多為科舉時代的舉人、秀才和留學生。其中有些人，漢語根底較深，以吟詩作賦、撰寫八股文見長。風竹蓀和宦誨之，時人稱為“二鳳”。蔡寄鷗、貢少芹等人，既能寫政論性文章，又能寫各種風格的文言文小說。胡石庵文筆生動，馬野馬、鄧狂言則文筆犀利。
1912年2月初，同盟會與文學社在武昌城的斗級營街創(chuàng)辦了《民心報》與《震旦民報》，其主旨是擁戴孫中山與黃興，而斥袁世凱與黎元洪；上海的《民聲日報》則與之針鋒相對，擁袁、黎而貶孫、黃。
同年8月初，上?！睹窳蟆飞习l(fā)表了一條湖北的消息：“武昌南湖炮隊發(fā)動倒黎運動，遭到鎮(zhèn)壓。”這條消息來自湖北通訊社的電訊，黎元洪于8月5日即以“電報造謠，搖惑人心”的罪名，逮捕湖北通訊社負責人冉劍虹，并準備立即“正法”，后因遭到上海各報的抗議，僅判處兩年監(jiān)禁。
復刊才兩個月的《大江報》也遭誅連，原因是主筆何海鳴揭露湖北軍政界的腐敗情形。尤其是其《惡政府之現(xiàn)狀》一文，對袁世凱政府進行了尖銳的抨擊。因此，黎元洪羅織“破壞共和”等罪名，于8月8日下令封報抓人。次日，黎又通電全國，指控《大江報》專取無政府主義，為圖謀不軌之機關，要求各地將《大江報》主筆何海鳴、凌大同一體嚴緝，就地正法。
為此，資深報人蔡寄鷗在《民心報》上憤然發(fā)表了《哀大江報》一文，諷刺“夫黎元洪者，不過一庸常人耳。英雄不出，遂令豎子成名”。譏黎陽夏失守后逃往葛店，是“善唱空城計”的“逃跑都督”。黎看后，當即下令將蔡抓到都督府問罪?！睹裥膱蟆吩鞘Y翊武領銜主辦，所以蔣迅速趕來說情，黎就送他個人情，但《民心報》就此查封了。
袁世凱與黎氏勾結屠殺了張振武后，武漢地區(qū)的兩大報紙《震旦民報》與《群報》非?；钴S，今天你出招，明天他應戰(zhàn)，展開了一場反黎與擁黎的文字戰(zhàn)。
《震旦民報》由著名黨人宛思寅與張蕓天共同主持。蔡寄鷗被聘為主筆后，首先在《震旦民報》發(fā)表了一篇社評，指斥黎元洪于起義之時，匿避于床下，名曰“床下都督”；漢陽失守后，又棄城潛逃，成為“逃跑都督”。對此，《群報》則極力為黎辯解，稱黎元洪“匿跡床下，覺豎子之不足與謀；棄城逃走，乃效法孔明之空城計也”。
這時，鴛鴦蝴蝶派作家貢少芹在《留守風流史》中，攻擊曾在南京擔任留守的革命黨人黃興。對此，馬野馬、蔡寄鷗兩大主筆，又以紀實的手法，用文言或半文半白的文體，分別迅速寫成了《床下英雄傳》和《新空城計傳奇》兩篇諷刺小說，并連續(xù)在《震旦民報》上發(fā)表，充滿了辛辣諷刺趣味，一時間轟動三鎮(zhèn)，影響全國,發(fā)行量也因此一增再增。于是，“床下都督”之說就不脛而走了。
時為黨人、后來成為著名學者的熊十力撰文說：“持讜論，昌正氣，大揭袁逆陰私；并力攻附逆之黎元洪。張、方遇害一案，袁世凱除異己，為盜國計，跡已著矣，天下方暗然莫之抗，獨《震旦民報》聲其罪?！?/span>
兩岸名家點評《首義大都督黎元洪》
黎元洪看到《震旦民報》的諷刺小說后，憤怒至極，一心想置之死地而后快。只是《震旦民報》設在漢口英租界內，鞭長莫及。最后終于借“改進團事件”羅織大獄，通緝編輯蔡寄鷗、鄧狂言、馬野馬諸人，并要求英領事引渡。蔡寄鷗被迫客走江西，《震旦民報》終遭查封。
貶黎的癥結所在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再加上后來袁氏將黎元洪幽禁在瀛臺，形同俘虜。在兩任大總統(tǒng)期間，又因為驕橫的北洋軍閥處處掣肘，狼狽下野。故一般人提到黎元洪，大都貶為“泥菩薩”或傀儡，如有幾本傳記就赫然以“傀儡總統(tǒng)”與“柔暗總統(tǒng)”為書名。
其實，在黎元洪身上有許多可取之利處。他雖出身行伍，但常常手不釋卷，這在當時魚龍混雜的社會里，的確難能可貴。張之洞之所以賞識他，就是看中他敬業(yè)樂群。他十分重視人才，對秀才出身或從日本留學歸來的軍人，不管政治傾向如何，只要是人才，他都“曲為維持，使之因才得職”。他首任總統(tǒng)時，起用蔡元培執(zhí)掌北京大學，更是傳為美談。
在首義之初，他經(jīng)過幾天的思想斗爭，毅然從大局出發(fā)，坐鎮(zhèn)都督府，對推翻帝制、締造共和起到了別人不可替代的作用；袁世凱軟禁他，逼其贊成帝制，他斷然拒絕；后又封他為“武義親王”，他誓死不受；他與段祺瑞同臺時形同水火，但一旦看到張勛復辟帝制，他斷然起用段祺瑞，把張趕下了臺……
在治國方面，他首倡的“軍民分治”與“廢督裁兵”的政治主張，他率先實行的“省長制”，開創(chuàng)了民國黨政分開、軍政分開等依法治國的先河；
在治軍方面，他訂立了全國第一個治軍法規(guī)《湖北練兵要義（十條）》，為陸軍正規(guī)化建設奠定了基礎；在經(jīng)濟上，他與華僑創(chuàng)辦中國遠洋貨船公司，開通了香港經(jīng)上海至美國舊金山的遠洋航線，填補了我國遠洋運輸?shù)囊豁椏瞻祝?/span>
在弘揚中華文化上，他的書法作品就遍及海內外名山名院名寺……難怪英國《大陸報》記者艾德溫?丁格里寫道：“如果沒有黎元洪，就沒有這場革命。歷史將證明，黎元洪是中國最偉大的改革者。”（《中國革命1911-1912》，第23、24頁）
當然，他與袁世凱曾一度狼狽為奸，尤其是屠殺首義之區(qū)的革命黨人，這是不能原諒的罪過。問題是，我們不能用革命黨人的標準或現(xiàn)在的標準，去苛求袁氏手下的副總統(tǒng)、歷史人物黎元洪。因此，在行將繡梓的《圖說辛亥首義》一書中，史學家皮明庥先生大聲疾呼：“我們?yōu)楹尾荒芟駥Υ底髁x那樣，對待黎元洪呢？”
關于黎元洪一直被邊緣化的原因，學者雍叔在《黎元洪與辛亥革命》一文中稱，所謂“床下都督”之說，就是革命黨人對他的一種“輕視”（臺灣《湖北文獻》，第161期，第5頁，1981）罷了。
辛亥革命史學泰斗章開沅先生更是一語道破其癥結所在。他說：“長期以來，黎元洪就沒有享受過歷史的公正。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僅有國民黨的正統(tǒng)史觀的影響，而且有共產(chǎn)黨革命史觀的影響，此外還有湖北地區(qū)若干首義志士的黨同伐異乃至揮之不去的潛在'反清情結’。這樣，就使我們難以對這位重要歷史人物及其相關史事作出客觀而公正的評述?！?/span>
不僅如此，就連“首義之區(qū)”武漢也被邊緣化：從首義時的“雙包案”、“寧漢齟齬”，到現(xiàn)今國民黨黨魁首訪大陸，不是到廣州，就是到南京，把開創(chuàng)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首義之區(qū)”拋到腦后了。
末了，我們還是以章開沅先生的話作為本文的結語吧。章先生在給拙作《黎元洪》的序言中寫道：
“武昌是辛亥首義之區(qū)，黎元洪在中國人走向共和的道路上，盡管步履蹣跚，坎坷曲折，但畢竟也是邁開第一步的先行者之一，我們理應給以必要的尊敬。同時，也要像張謇所說的那樣，以'公平之心理，遠大之眼光’看待這個歷史人物，'勿愛其長而因護其短，勿恨其過而并沒其功；為天下惜人才，為萬世存公正?！?/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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