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與《三國演義》關(guān)系三論
沈伯俊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 成都 610072）
摘要：史書《三國志》與小說《三國演義》的關(guān)系，歷來為《三國演義》研究者所重視。本文通過實證性研究，提出三點見解：（一）《三國志》是《三國演義》最重要的史料來源；（二）《三國志》并未為《三國演義》提供敘事結(jié)構(gòu)框架，承擔這一任務(wù)的，主要是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鑒》；（三）不宜簡單地說《三國演義》是“演”《三國志》之“義”。
關(guān)鍵詞：《三國志》；《三國演義》；關(guān)系
史書《三國志》與小說《三國演義》的關(guān)系，歷來為《三國演義》研究者所重視。敘述《三國演義》成書過程的論著，每每涉及這一關(guān)系；但大多淺嘗輒止，語焉不詳，其間不乏含糊之論。本文立足于對資料的全面把握，深入進行實證性研究，在此基礎(chǔ)上，主要提出三點見解：
（一）《三國志》是《三國演義》最重要的史料來源
對《三國演義》成書有直接影響的史書，主要有《三國志》（包括裴松之注）、《后漢書》、《資治通鑒》、《通鑒綱目》。其中，《通鑒綱目》的材料基本上來自《資治通鑒》，其突出特點主要是在思想傾向和編纂體例上自成一家，并對《三國演義》產(chǎn)生影響，因此這里姑且不列入比較范圍。那么，在其余三書中，究竟哪一部在史料的提供方面對《三國演義》的作用最大呢？要回答這一問題，必須對《三國演義》的情節(jié)進行實事求是的考察。需要說明的是，既然是考察《演義》情節(jié)的史料來源，那些基本出于虛構(gòu)甚至純?nèi)惶摌?gòu)的情節(jié)自然不在此列。試看以下諸例：
《三國》情節(jié) 《三國志》（含裴注） 《后漢書》 《資治通鑒》 結(jié)論
第1回：裝病誣叔 《魏書·武帝紀》注引《曹瞞傳》記載此事。 未涉此事。 未及此事。 依據(jù)《三國志》（含裴注，下同）。
第2回：怒鞭督郵 《蜀書·先主傳》記載，裴注引《典略》所記更詳。 未涉此事。 未及此事。 依據(jù)《三國志》而移花接木，將鞭督郵者由劉備改為張飛。
第4回：董卓廢少帝，立獻帝 所宣廢立策文，見《三國志·董卓傳》注引《獻帝起居注》。 《后漢書·靈帝紀》、《獻帝紀》均不載此策，《董卓傳》敘及此策，僅引一句。 據(jù)《后漢書·董卓傳》。 依據(jù)《三國志》。
第4回：捉放曹 《魏書·武帝紀》及裴注引王沈《魏書》、《世語》。 未涉此事。 據(jù)《三國志·武帝紀》及注引《世語》，未及殺呂伯奢家人事。 依據(jù)《三國志》。
第6回：孫堅得玉璽 《吳書·孫破虜傳》注引韋昭《吳書》：“（孫）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堅軍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 《袁術(shù)傳》注引韋昭《吳書》：“漢室大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者以投井中。孫堅北討董卓，頓軍城南，甄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氣從井中出，使人浚井，得漢傳國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卷六十，初平二年：“（孫）堅進至洛陽……乃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于城南甄官井中。” 依據(jù)《三國志》。
第9－10回：犯長安 第10回寫李傕、郭汜等索要官爵，與《三國志·董卓傳》幾乎全同。其中張濟為“驃騎將軍、平陽侯”，《三國志》誤，《演義》隨之而誤。 《后漢書·董卓傳》：“傕又遷車騎將軍，開府，領(lǐng)司隸校尉，假節(jié)。汜后將軍，稠右將軍，張濟為鎮(zhèn)東將軍，并封列侯。”《獻帝紀》大致同。 《通鑒》敘述據(jù)《后漢書》，但張濟官職寫成“驃騎將軍”。然而同冊興平二年又云：六月“庚午，鎮(zhèn)東將軍張濟自陜至。”七月“丙寅，以張濟為驃騎將軍，開府如三公。”，前后自相矛盾。前記誤。 依據(jù)《三國志》。
第13回：李傕、郭汜大交兵 《演義》寫李傕侄李暹“用車二乘，一乘載天子，一乘載伏皇后，使賈詡、左靈監(jiān)押車駕。”系據(jù)《三國志·董卓傳》注引《獻帝起居注》：“傕使兄子暹……以車三乘迎天子。……于是天子一乘，貴人伏氏一乘，賈詡、左靈一乘，其余皆步從。” 《后漢書·董卓傳》：“傕……即使兄子暹……以車三乘迎天子、皇后。”未及賈詡、左靈。 據(jù)《后漢書》。 依據(jù)《三國志》。
第17回：借頭欺眾 《魏書·武帝紀》注引《曹瞞傳》：“常（嘗）討賊，廩谷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后軍中言太祖欺眾，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眾，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谷，斬之軍門。’” 未涉此事。 未及此事。 依據(jù)《三國志》而有所 增飾。
第17回：割發(fā)代首 《魏書·武帝紀》注引《曹瞞傳》：“常（嘗）出軍，行經(jīng)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付麥以相持。于是太祖馬騰入麥中，敕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于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援劍割發(fā)以置地。” 未涉此事。 未及此事。 依據(jù)《三國志》而有所 增飾。
第18回：拔矢啖睛 《魏書·呂布傳》：“建安三年，布復(fù)叛為術(shù)，遣高順攻劉備于沛，破之。太祖遣夏侯惇救備，為順所敗。”《夏侯惇傳》：“惇從征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裴注引《魏略》：“軍中號惇為盲夏侯。” 《呂布傳》：“建安三年，布遂復(fù)從袁術(shù)，遣（高）順攻劉備于沛，破之。曹操遣夏侯惇救備，為順所敗。” 建安三年：“呂布復(fù)與袁術(shù)通，遣其中郎將高順及北地太守雁門張遼攻劉備；曹操遣將軍夏侯惇救之，為順等所敗。” 依據(jù)《三國志》而略有增飾。
第19回：白門樓斬呂布 《魏書·呂布傳》：“布與其麾下登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布曰：‘縛太急，小緩之。’太祖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請曰：‘明公所患不過于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憂。明公將步，令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色。劉備進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及董太師乎！’太祖頷之。布因指備曰：‘是兒最叵信者。’于是縊殺布。” 《呂布傳》：“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兵圍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于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為坐上客，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布及宮、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 據(jù)《后漢書·呂布傳》。 依據(jù)《三國志》而有所增飾。
第20回：許田打圍，關(guān)羽欲誅曹操 《蜀書·關(guān)羽傳》注引《蜀記》：“初，劉備在許，與曹公共獵。獵中，眾散，羽勸備殺公，備不從。”裴松之曰：“羽若果有此勸而備不肯從者，將以曹公腹心親戚，實繁有徒，事不宿構(gòu)，非造次所行；曹雖可殺，身必不免，故以計而止。” 未涉此事。 未及此事。 依據(jù)《三國志》而有所增飾。
第23回：裸衣罵曹 未及此事。 《禰衡傳》：“（孔）融既愛衡才，數(shù)稱述于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shù)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jié)。……衡……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畢，復(fù)叁撾而去，顏色不怍。……衡乃著布單衣、疏巾，手持三尺棁杖，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于是遣人騎送之。” 依據(jù)《后漢書》而有所 增飾。
第29回：孫策之死 《吳書·孫討逆?zhèn)鳌罚?#8220;先是，策殺（許）貢，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策單騎出，卒與客遇，客擊傷策。創(chuàng)甚……至夜卒。”裴注引《江表傳》：“策性好獵，將步騎數(shù)出。策驅(qū)馳逐鹿，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初，吳郡太守許貢上表于漢帝曰：‘孫策驍雄，與項籍相似，宜加貴寵，召還京邑。若被詔不得不還，若放于外，必作世患。’策候吏得貢表，以示策……策即令武士絞殺之。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仇。獵日，卒有三人即貢客也。策問：‘爾等何人？’答云：‘是韓當兵，在此射鹿耳。’策曰：‘當兵吾皆識之，未嘗見汝等。’因射一人，應(yīng)弦而倒。余二人怖急，便舉弓射策，中頰。后騎尋至，皆刺殺之。” 未涉此事。 卷六十三，建安五年：“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仇。策性好獵，數(shù)出驅(qū)馳，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后騎尋至，皆刺殺之。策創(chuàng)甚……丙午，策卒。”（據(jù)《三國志·吳書·孫討逆?zhèn)鳌纷⒁督韨鳌罚?依據(jù)《三國志》。
第34回：馬躍檀溪 《蜀書·先主傳》注引《世語》。 未涉此事。 未及此事。 依據(jù)《三國志》。
通過上述具體情節(jié)的對照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這些史書中，《三國志》（包括裴注）乃是《三國演義》最重要的史料來源。
（二）《三國志》并未為《三國演義》提供敘事結(jié)構(gòu)框架
盡管《三國志》（包括裴注）為《三國演義》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但作為一部紀傳體的史書，它以人物傳記為主，重在記敘各種有代表性的人物的生平業(yè)績，而表現(xiàn)歷史的總體面貌和各個局部的互動關(guān)系則非其所長，同一事件往往分散記于多篇紀傳中，其前因后果往往不夠明晰，有時甚至互相抵牾。因此，它沒有也不可能為小說《三國演義》提供一個比較完整的敘事框架。承擔這一任務(wù)的，主要是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鑒》。
試以《三國演義》中最精彩的情節(jié)單元“赤壁大戰(zhàn)”為例?！度龂尽酚嘘P(guān)赤壁大戰(zhàn)的記載顯得很零亂，有關(guān)材料分散于《魏書·武帝紀》、《蜀書·先主傳》、《諸葛亮傳》、《吳書·吳主傳》、《周瑜傳》、《魯肅傳》、《黃蓋傳》等不同人物的《紀》、《傳》中，不僅頭緒不夠清晰，而且某些關(guān)鍵之處還彼此矛盾。先看《魏書·武帝紀》：
（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十二月……公自江陵征（劉）備，至巴丘……公至赤壁，與備戰(zhàn)，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
據(jù)此記載，曹操在赤壁大戰(zhàn)中的主要對手是劉備；雖然初戰(zhàn)“不利”，但主要還是因為遇到大疫，“吏士多死者”，才主動地“引軍還”，根本看不到遭火攻而慘敗的跡象。裴注引《山陽公載記》云：
公船艦為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眾。
這里寫明了曹操因被火燒戰(zhàn)船而戰(zhàn)敗，描寫了曹軍敗退途中的狼狽狀況；而發(fā)動火攻的，則是劉備方面，根本看不到東吳方面的作用?！妒駮?#183;先主傳》所記，與之有明顯差異：
先主遣諸葛亮自結(jié)于孫權(quán)，權(quán)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shù)萬，與先主并力，與曹公戰(zhàn)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并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
這里寫明了是孫劉聯(lián)軍共同大破曹軍，焚其舟船，曹軍遇疾疫只不過是其敗退的次要原因；然而，孫劉兩家，誰主誰次，卻不清楚?！妒駮?#183;諸葛亮傳》著重寫了諸葛亮說服孫權(quán)聯(lián)劉抗曹的過程，然后交代結(jié)果：“權(quán)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不清楚的地方還是不清楚。而《吳書·周瑜傳》所記則又有區(qū)別：
權(quán)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時曹公軍眾已有疾病，初一交戰(zhàn)，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沖斗艦數(shù)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又預(yù)備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fā)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zhí)?，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遂敗退，還保南郡。備與瑜等復(fù)共追。
裴注引《江表傳》對火燒赤壁的情景，敘述更為生動。這些記載，突出了吳軍在孫劉聯(lián)盟中和主導(dǎo)地位，突出了“火攻”的關(guān)鍵作用。
由此可見，僅憑《三國志》的記載，人們很難全面把握戰(zhàn)役的始末和決定勝負的根本因素，這些零散的史料確實無法構(gòu)成小說的敘事框架。而《資治通鑒》充分發(fā)揮編年體史書的優(yōu)勢，對這些史料加以排比、辨析和整理，第一次寫出了一場首尾完整、因果分明的赤壁大戰(zhàn)，戰(zhàn)役的各個環(huán)節(jié)清晰地呈現(xiàn)在人們面前：曹操南征――劉琮不戰(zhàn)而降――劉備敗走夏口――諸葛亮出使江東――孫權(quán)決計抗曹――曹軍初戰(zhàn)不利――黃蓋獻火攻之計――黃蓋詐降，火燒赤壁，曹軍慘敗――曹操敗走華容道。這一首尾完整的歷史記載，為《三國演義》寫赤壁大戰(zhàn)提供了基本的敘事框架?！堆萘x》中的赤壁大戰(zhàn)，從起因、決策、定計、決戰(zhàn)到結(jié)局，總體輪廓與《資治通鑒》大致同構(gòu)；盡管《演義》虛構(gòu)了“舌戰(zhàn)群儒”、“智激周瑜”、“蔣干盜書”、“草船借箭”、“苦肉計”、“闞澤密獻詐降書”、“龐統(tǒng)巧授連環(huán)計”、“橫槊賦詩”、“借東風”等精彩情節(jié)，但那主要是為了塑造人物形象，增加情節(jié)波瀾，卻沒有改變整個戰(zhàn)役的基本格局和發(fā)展進程。
同樣，考察《三國演義》中的其他重要的情節(jié)單元，如諸侯聯(lián)軍討伐董卓、官渡之戰(zhàn)、劉備取益州、呂蒙襲取荊州、夷陵之戰(zhàn)、孔明北伐等，其敘事結(jié)構(gòu)框架，主要也是由《資治通鑒》提供的（某些以虛構(gòu)為主的情節(jié)，如“過五關(guān)斬六將”、“七擒孟獲”等，不屬這里討論的范圍）。甚至可以說，《演義》全書的敘事結(jié)構(gòu)，從天下大亂到三分鼎立，再到三分歸晉，主要框架也是參照《資治通鑒》的。其次，《通鑒綱目》也起了重要的提示作用。
（三）不宜簡單地說《三國演義》是“演”《三國志》之“義”
由于《三國志》為《三國演義》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嘉靖元年（1522）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等部分明代《三國》版本又有“晉平陽侯（相）陳壽史傳，后學羅本貫中編次”的題署，有的學者便說：《三國演義》是“演”《三國志》之“義”。我認為，這一說法是不夠確切的。
首先，從成書過程來看?！度龂萘x》固然以史書《三國志》為主要的史料來源，但同時也大量承襲了民間三國故事和三國戲的內(nèi)容；就褒貶傾向、主線設(shè)置、敘事時空處理等方面而言，后者的影響可能更大。盡管羅貫中原作書名可能包含“三國志”三字，但這只是表明了作家對陳壽的敬重和借史書以提高小說地位的愿望，絕不意味著小說是在亦步亦趨地演繹史書《三國志》。綜觀整部小說，是在史傳文學與通俗文藝這兩大系統(tǒng)長期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的雙向建構(gòu)的基礎(chǔ)上，通過作家天才的創(chuàng)造，才成就了這部煌煌巨著。
其次，從思想內(nèi)涵來看。我曾經(jīng)指出：“《三國演義》是一部中國封建社會百科全書式的作品，具有極其博大而深厚的思想內(nèi)涵。羅貫中以三國歷史為題材，融匯自己的切身經(jīng)歷，進行了深刻的歷史反思。……總之，《三國演義》猶如一個巨大的多棱鏡，閃射著多方面的思想光彩，給不同時代、不同階層的人們以歷史的教益和人生的啟示。”“《三國演義》豐厚的思想內(nèi)涵，主要表現(xiàn)在四個方面：1．對國家統(tǒng)一的向往。……這是《三國演義》的政治理想，也是其人民性的突出表現(xiàn)。……2．對政治和政治家的選擇。……‘尊劉貶曹’的思想傾向，早在宋代就已成為有關(guān)三國的各種文藝作品的基調(diào)，羅貫中只是順應(yīng)廣大民眾的意愿，繼承了這種傾向……‘尊劉貶曹’主要反映了廣大民眾按照‘撫我則后，虐我則仇’的標準對封建政治和封建政治家的選擇，具有歷史的合理性……3．對歷史經(jīng)驗的總結(jié)。……突出強調(diào)了爭取人心、延攬人才、重視謀略這三大要素的極端重要性。4．對理想道德的追求。……在這里，他打起了‘忠義’的旗號，把它作為臧否人物、評判是非的主要道德標準。……就主導(dǎo)方面而言，它反映了中華民族傳統(tǒng)的價值觀、道德觀中積極的一面，值得后人批判地吸收。”①可以說，《三國演義》站在特定的歷史高度，博采傳統(tǒng)文化的多種養(yǎng)分，融會宋元以來的社會心理和道德觀念，“演”的是中華民族精神、中華民族文化之“義”，而不僅僅是史書《三國志》之“義”。
再次，從藝術(shù)成就來看。我曾經(jīng)指出：盡管羅貫中十分重視抓住歷史運動的基本軌跡，再現(xiàn)史實的基本框架和發(fā)展趨勢，“然而，在具體編織情節(jié)，塑造人物時，羅貫中卻主要繼承了民間通俗文藝的傳統(tǒng)，大膽發(fā)揮浪漫主義想象，大量進行藝術(shù)虛構(gòu)，運用夸張手法，表現(xiàn)出濃重的浪漫情調(diào)和傳奇色彩。”“這種粗看好象與歷史‘相似’，細看則處處有藝術(shù)虛構(gòu)、時時與史實相出入的情況，在整部作品中比比皆是。這種虛實結(jié)合，亦實亦虛的創(chuàng)作方法，乃是《三國演義》的基本創(chuàng)作方法，是其最重要的藝術(shù)特征。”②這種創(chuàng)作方法和美學風格，更不能說是“演”《三國志》之“義”。
總之，我們既要充分重視《三國志》對《三國演義》的影響，又不應(yīng)過分夸大這種影響。只有這種，才能對《三國演義》的成書過程及其思想藝術(shù)成就作出科學的評價。
注釋：
①參見拙著《羅貫中和〈三國演義〉》，第22－27頁，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②參見拙著《羅貫中和〈三國演義〉》，第64－6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