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zhàn)國伊始，各國紛紛掀起了變法自強的序幕，楚國當然也不例外。

但變法在其他國家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而唯獨在楚國，變法成了兩個徹底：改革最徹底，失敗最徹底。

為什么軍政天才吳起也不能在楚國發(fā)動一場堪稱革命的變革？

這些都要從楚國八百年的文化源頭說起。

楚國的起源：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楚國的歷史就是一條渴求被中原文明認同的歷史，也是一條艱難曲折的文明融合之路。

楚，在古代文獻中也被稱為荊，“荊楚”為同義詞，都是叢木的意思。

從國名我們就不難看出，楚人就是一群在叢林荊棘當中發(fā)展起來的一個族群部落。

據(jù)文獻記載，楚國大約在殷商末期與中原王朝開始接觸、融合。

直到了周成王時期，楚部落領(lǐng)袖被正式冊封在楚地。

這表明楚部落已經(jīng)開始正式進入中原文化圈，雖如此楚國仍免不了被中原老牌諸侯國欺壓和嘲諷。

因為周王室在冊封楚部落領(lǐng)袖之時，并沒有給予爵位，楚部落領(lǐng)袖的爵位仍然是商朝冊封的子爵。

這與當時的魯國國君公爵的爵位相比簡直云泥之別。

楚文化保守封閉的來源

歷史進程給了楚人一個機會。

公元前770年周室衰微，周平王在鄭、秦、晉等諸侯的護衛(wèi)下東遷洛邑（洛陽）。

此時的楚人首領(lǐng)是熊通，此人通過政變上位。

上位后的他用政變余威以雷霆之勢聚合了楚地各部落散落的勢力，并將他們擰成一股繩。

熊通在位第35年，楚人政權(quán)已成為南方最大的邦國，國力日漸強盛，楚領(lǐng)袖難免想向中原撈到一些名分。

恰好周王室東遷不久，處于衰微期。

熊通于是率軍北上攻伐姬姓隨國，隨國派出特使斥責(zé)楚國隨意攻打無罪之國，沒想到楚國立即回復(fù)：“我蠻夷也”。

果然，光腳的不怕穿鞋的，長年被中原文化排斥在外的楚國，早不管中原王朝那一套禮儀道德。

就這樣，楚國一路高歌猛進俘獲了隨軍主帥，隨國上下震恐，一改之前的桀驁之色，轉(zhuǎn)而低頭向楚國求和。

正當隨國打算準備一大筆賠款時，楚國只提出一個令人詫異的條件，那就是請求隨國上書周王把楚國的爵位提高到“王”的地位，這幾乎與周王室同尊。

盡管周室衰微，但是面對如此僭越之舉，斷然拒絕了楚國的無理要求。

聽完隨國特使的轉(zhuǎn)告，熊同怒火難抑，憤然班師。

“王不加位，我自尊耳！”兩年后的熊通向中原各國咆哮著喊出這句話，這也代表著楚國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

僭越禮制，自我尊王

楚國自行稱王，在那時代是一個開天辟地的大事，在此之前從來沒有人想過娶挑戰(zhàn)周天子的權(quán)威。

而楚國這一像是賭氣般的宣告，對其產(chǎn)生了極其深淵的影響。

一、楚國自行稱王，極大的破壞了周朝以來根深蒂固的禮法觀念，由此也開始了中原王朝長期歧視楚國的歷史。

二、楚國要求融入中原王朝的請求被周王室斷然拒絕，這令楚人之心皆破碎，大大淡化了楚人對中原文化的遵奉，于是他們不在喧嚷著融入中原文明，轉(zhuǎn)而開創(chuàng)屬于自己的楚文化。

楚文化的代表屈原

另外還值得提出的是，作為同樣被中原王朝稱為蠻夷的秦國，對待這種歧視有著一種截然不同的心態(tài)。

秦人始終認為中原王朝之所以會歧視秦，那就是秦國地處西垂，國力孱弱。

這是一種強者對弱者的瞧不起，故中原王朝對秦國多咒罵秦國野蠻愚昧。

而楚國不同，中原王朝對于楚國始終抱著一種“非我族類”的根本性對立態(tài)度，他們的鄙夷是一種排外的心理，類似于美國白人對黑人種族歧視的那種態(tài)度。

在此基礎(chǔ)上，楚國也衍生出了一種因被鄙視而鄙視中原王朝的逆反心理，這兩種心理相互交織，互相作用，使楚國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國家性格——保守、孤立。

所以這兩種國家性格或民族特質(zhì)成為了楚國始終不愿與中原文化進行融合與進行自我改革的根本性因數(shù)。

大族分治下的楚國政體，難以聚集起變法實力

楚國難以像其他國家一樣繼續(xù)徹底的社會變革還有個及其重要的因數(shù)，那就是楚國的初期的擴張方式與其他國家不一樣！

楚國起源于江漢，以一域之地為始，到春秋中期已是占據(jù)南方半壁江山的龐然大物。

至戰(zhàn)國中期，楚國已滅掉四十余國。

在這段時期中的擴張戰(zhàn)爭中恰好構(gòu)建了楚國分治的政治框架與分治的權(quán)力傳統(tǒng)。

西周時期，中原王朝的任何一個國家，無論大小都必須得到周王室的冊封，疆域由王室劃定。

諸侯國的擴張不僅會受到道義上的譴責(zé)，還會受到其他強國的干涉。

所以在西周時期很少發(fā)生侵占性的戰(zhàn)爭，大多數(shù)是“君子義戰(zhàn)”,打完就完事。

而楚國所在的南方不同，整個南方被周天子所承認的諸侯國就是楚國一家，其他的都是以部落形式聚集在一起的“小諸侯”。

這些諸侯國在政治上并沒有存在的合法性，加上天高皇帝遠和江漢叢莽、消息閉塞，中原王朝并沒有多少功夫關(guān)注這些蠻夷之間的兼并戰(zhàn)爭。

所以這些地處南方的部落能以相互兼并的模式逐漸擴張。

春秋中期，地處中原的諸侯國也開始了對外的兼并戰(zhàn)爭，但由于中原的諸侯國都是由周天子親自冊封，政權(quán)意識強烈，有著守祖宗宗廟之責(zé)任。

故這些戰(zhàn)爭都只能顯于兵戎，戰(zhàn)敗國一般都會被保留一定的政治地位，和留下一些土地祭祀祖先，從此成為戰(zhàn)勝國治下的臣民，而不是以訂立盟約的形式加入。

南方的地形決定了楚國的擴張方式不同于北方

楚國的擴張的情形則與北方的兼并戰(zhàn)爭不同，南方地形以丘陵為主，兼有少量的盆地，而且地形通常被密集的河網(wǎng)切割開。

這就導(dǎo)致了南方的一些部落要么是住在山地密林之中以少量的耕地自給自足，要么居于大川湖畔之中以漁獵為生。

這些因生存而聚集在一起的部落，沒有政權(quán)形式，也沒有權(quán)力意識。

只要給口飯吃，給條活路，那么即使臣服于一個政權(quán)也不是什么難事，但是他們有著強烈的自治意愿，不想別人過多的干涉。

在楚國被冊封之前，可以說整個南中國都是這種以一個被割裂的宜居地帶而聚集在一起的部落形式，基本上處于自生自滅的狀態(tài)。

而自從楚國被冊封之后，楚國逐步建立起了政權(quán)形式、暴力機構(gòu)等，于是在這遼闊的湖泊江河與連綿不絕的高山之中，有了一個可以“聯(lián)合”其他部落的政權(quán)。

面對割裂的地形，楚國不可能像中原國家那樣以暴力機構(gòu)直接征服，這樣費時費力，而且也不一定有效果。

于是楚國采取了另一種方式，即對那些“化外之民“施行“王道”，即不以武力迫使他們屈服，而是向他們以定立盟約的形式是讓?他們?nèi)谌胱约何幕w系，成為“化內(nèi)之民”。

這種軟擴張即是一種整合也是一種兼并。

既然軟擴張是與部落首領(lǐng)和和氣氣的談，那么就一定有雙方相互妥協(xié)的部分。

對于臣服部落而言，楚國名義上是他們的國家，而他們原有的居住地變?yōu)槌o他們的封地，他們有為楚國出糧納貢和服徭役的義務(wù)。

對于楚國而言，這些臣服而來的部落所有的土地不能隨意的剝奪，他們可以擁有自己的獨立武裝，但是必要時必須聽從楚國國君調(diào)遣。

同時楚國對這些部落的生存承擔著一定的責(zé)任，當兩個部落之間產(chǎn)生矛盾時以國家意志從中斡旋。

為強化同盟關(guān)系，中央也要分權(quán)給世家大族

這種軟擴張要想推行下去，光有地方上的特權(quán)，這些部落他們的利益并沒有得到充分的保證。

所以因強化同盟的需要，加盟過來的部落可以根據(jù)自身實力大小在中央當大小不等的官。

所以說，這種擴張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楚國在短期內(nèi)實力大漲，但是在另一方面也為日后楚國的改革變法增加了無盡的阻力。

當然，當權(quán)者不會注意到這些。

軟擴張不行時只能來硬的

如果說軟擴張是靠嘴皮子和利益說動部落加盟的話，那么硬擴張就是以真刀真槍的干架。

但是這些也只是針對于那些有著良好生活環(huán)境但是又不愿意臣服楚國的部落。

這些被從原居住地上消滅的部落，沒有了與楚國討價的余地，自然這些土地歸楚國中央直轄。

隨著楚國中央直轄地越來越多，楚國中央的實力遠超于地方，這構(gòu)成了楚國王權(quán)穩(wěn)定的基礎(chǔ)。

楚國做大做強之后，必然會賞賜有功之臣一些土地，然而那些世家卿族的所有地不可能用來封賞功臣，于是在只能從直轄地中分割出一部分去賞賜。

而這些功臣封邑不同于前一種世族。

他們是王權(quán)波及之內(nèi)的世族，自治性與獨立性不可與老世族相比。

國王的意志對他們的土地產(chǎn)生決定性的影響。

所以軟擴張和硬擴張所帶來的分治基礎(chǔ)架構(gòu)了整個楚國政權(quán)的框架。

但是這種分治最大的弊端就是國政由王族與世家大族分割掌握，而那些出生底層的有志之士完全不可能有上升的渠道。

其次就是每當世族大家勢力尾大不掉之時，楚國就需要耗費巨大的國力去與他們斗爭，最常見的方式就是兵戎相見。

楚國在春秋時期就發(fā)生了多起世家大族的兵變，如若敖氏之亂，白公勝之亂等。

楚國八百年可以說成也分治，敗也分治。

當吳起來到楚國之時就面臨著如此龐大的世族勢力，就算他個人能力超群，但也無法與如此龐大的勢力斗爭，于是變法失敗也就是如同宿命一樣。